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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木生在他的《布衣孔子》中这样评价孔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薪火相传的伟大思想者与科学家，这个国家与民族将是一个苍白的国家与民族，一如没有山岳江河的大地、没有日月星辰的天空，平庸而又黑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它的人民不能独立思考与自由地发声，那么这个国家与民族便会因为创造力的枯竭而成为死寂的沙漠与坟墓。当我们仰望天上与心中的太阳的时候，我们不是应该记起那个独立思想着并且勇敢发声的孔子吗？不是应当感谢那个为中国立起了第一座杏坛的孔子吗？”
关于孔子的研究已经很丰富，但丰富的背后是我们研究的平庸与对司空见惯的麻木。但如金色光芒般的思想，即使尘封与抚摸多少遍，都不会使人觉得厌倦，反而更激起了人们对它的思考。关于孔子文化情结的思考便是如此。孔子对于中国文化之影响，特别是其对“仁”“礼”思想的创造性阐释及对后世思想的影响，都是公认的。但如果从其产生的根由解析其文化的本体根由，或许更能为现代人接受，理解为我们所批判的儒家文化。
孔子的生活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特征，也有着思想家孤傲的一面，还有着同样与现实政治若即若离的一面。孔子是鲁国人，祖先是宋国人，生于一个业已破落的贵族家庭，这是理解孔子生活及生长的起点。三岁丧父，使孔子幼年时期就失去父爱，与母亲相依为命。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里，家庭主要劳动力的离去，意味着社会地位的失落，同时也导致家庭生计陷入绝境。孔子的母亲颜氏一是为了维持生计的考虑，更是为儿子以后有个不错的选择，将当时贵族阶层才学习的“礼、乐、射、御、书、数”等作为儿子学习的首要内容，住地也迁往国都曲阜。幼时学习的内容造就了孔子之后的人生历程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或许母亲颜氏当初的出发点并非让儿子成为影响历史的人物，只是要学习一种技能，赖以维持生计养家糊口的技术，“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礼仪是一种在当时贵族阶层中较为流行的仪式，婚丧嫁娶、国宴外交都需要礼仪，特别是西周以来的“曲礼三千”，是贵族的身份象征，也成为国与国之间外交事务合法性的重要根据。孔子以后的生活中有许多重要的外交情结，可以证明。
曾经的贵族身份给了母亲带孔子学习的机会。鲁国是周公姬旦的封地，到春秋时，尽管由于天子失权，典章文物散失几近，但鲁国还保留有较完整的典章文物。母亲颜氏借助于贵族这一特殊身份，带着孔子观看许多重要的国宾执行礼仪，加之颜氏本是贵族出身，懂得些许礼仪，常以一些实物礼器作为孔子学习的模具，“豫市礼器，以供嬉戏”。母亲的早逝给了孔子雪上加霜的打击，17 岁的孔子只好独自生活，依靠学习的礼仪，以帮助别人做“司仪”维持生计。为了学习更多的内容，孔子不惜遭受来自贵族及其家人的冷眼及嘲笑。这种以维持生计为目的的学习，客观上成就了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辛酸是孔子生活的一面，因与政治的若即若离而四处浪迹是孔子生活的另一面。也正是这种生活经历，使得他有机会接触不同地域的民众，更有理由思考“人”的问题，因而“仁”就成为现代公认的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人往往在困境中才会思考人生，也往往是在对人生的思考中，才会有生命感悟的升华。孔子在鲁国的司仪做得不错，也有不少新做法，自然是对以往礼制的一种改变，这种不落套俗的改变更易为大众所接受，因而引起鲁国三大家族的注意也是情理之中。在春秋时期，离西周不太遥远的时间内，“礼”还是一种现实生活中政权或行动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季氏首先将孔子招在自己门下，孔子在这里有了较为稳定的生活，同时季氏家族的权势为孔子进一步学习提供了便利。但随着鲁国内斗，公元前 517 年，孔子不得不前往齐国，这时孔子的想法已不再仅仅是养家糊口，更有了进一步施展自己才能的打算，即借助于大国实现自己的抱负。但齐国未能实现他的理想，他仅仅说出了一点治国想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因种种原因无奈离去，又返回鲁国。之后，鲁国给了孔子展示才能的舞台，但几年后因鲁国国君接受齐国所送乐女，孔子愤然离开。之后，孔子及其弟子开始了流浪生活，先是卫国，后是陈、蔡等国，流亡 14 年，直至其弟子冉求奉季康子之命重新邀孔子返鲁。认识孔子先是了解其人生经历，14 年的流亡他乡，留给孔子的可能是辛酸与苦辣，但这些带给他更多的是对生活的理解与体悟，所以孔子经常赞美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孔颜乐处也成为历代儒家文人追求的生活境界。生活给了孔子生存的能力，也给了他思考的空间。这种生存能力起初仅仅是养家糊口的“襦”士所兼做的事，但这恰恰带给了他对西周以来“礼”的发挥与改造，事实上，正是“礼”文化让孔子一直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反思社会问题。
“礼”在西周的功能发挥及其产生的实际效用，或许是孔子关于“礼”思想阐释的重要起因，这也承载着孔子试图以“礼”达到从“乱”到“治”的理想。而国与国之间的攻伐、人与人之间的纷争始终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人与人不安其分，国家没有了疆界的概念，更有甚者，西周以来的诸侯小国欲望不断膨胀，其所用之“礼”远超周制，“季氏八佾舞于庭”，这与孔子想象的周“礼”是截然不同的对照，最后这种对现实的理想化改造为流亡的生活或四处逃离所取代。现代心理学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这样解释的范式，即挫折，是指人们为实现预定目标采取的行动受到阻碍而不能克服时，所产生的一种紧张心理和情绪反应，应该说是一种消极的反应，但“多难兴才”、“人激则奋”则是人之为人的一种特殊反应，“人所娴熟而信守的东西，往往成为自我的一部分”
。从这个角度讲，一种思想的形成必定有着深厚的生活实践背景及其产生的心理作用，孔子对于儒学思想的阐发也不例外，这或许也造就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观照社会现实的品质。因此，从知识分子的应然性本质来讲，其追求真理、敢说真话、敢为天下先的品质是知识分子天性使然，而从中国先秦以来的知识分子实然性表现观照之，似乎这一品质与对于政治威势的亦步亦趋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两大特征。
不过，作为儒家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现实的思考与救世的情结一直是其不贰的选择，而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现实中，这一选择是以敢说真话与敢为天下先为表征的。从这点上讲，孔子作为儒学思想的开创者与阐述者，其思想从一开始就有着对于自身所处历史现实进行思考的特征，就有着关注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情结，更有着关注“人”究竟为何物的情怀，这三个方面其实就是孔子儒学思想阐发的起点与终点。起点是对于社会现实的观点，终点当然是对社会现实的“治”的达到。孔子的这一思想阐述起点有着开创性的意义，因为不论是夏、商或是西周社会，人们所关注的是与现实社会关系不大的“鬼”或“神”，徐复观先生认为夏祀“鬼”，商祀“神”，西周崇“礼”。不过西周的“礼”由于地域的局限性，还仅仅是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称为的熟人社会之礼。这一熟人社会当然是小范围的，即以血缘为纽带，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社会。也就是说，这种小社会之“礼”对于当时社会的功能发挥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孔子时代的春秋，却是整个社会秩序完全破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渠道及途径较西周大大扩大，小社会正向大社会转变的时期，因此，“礼”的功能不一定会像西周时那样发挥自如。因此，正是孔子的这种对于“礼”的挖掘与发挥，对于社会现实秩序的整合有着很大的意义。但孤立地突出“礼”的作用，显然对于社会民众而言没有说服力，即“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要尊崇“礼”，这当然就涉及对于“人”的理解，孔子思想中“仁”是人的根本性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