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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与本书有关的概念之前，先要简述一下笔者之所以引出这一话题的原因。首先是笔者有感于近年来儒学在中国社会的变化，这种变化有着很大的积极方面。纵向言之，自民国众多文人学者批判儒学打倒“孔家店”以来，儒学及孔子成了“糟粕”、“封建”、“保守”的代名词，成为阻碍中国发展的一大障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而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这一批判达到顶峰，甚至成为人身攻击、批判批斗的冠冕堂皇的借口。20 世纪 80 年代，邓小平主政，带给中国社会的最大贡献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不仅在当时社会，对于即将进行的经济领域的改革或是社会范围内改革的推进是一种极大的进步，并且在人们的思想层面也是一种极大的进步，虽然这一思想解放的程度在一定时间内难以完成，但带给中国社会的是一种无尽的财富。因此，当中国社会随着改革的深入出现新问题、新矛盾时，中国人甚至中国的知识分子便将目光重新投向中国固有的儒学文化上来，可以说文化是继经济之后成为中国人“富起来”的又一内容。特别是进入 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及知识分子越来越关注儒学与中国社会的关系问题。其次，专业学习方向是笔者关注这一话题的另一原因。笔者硕士阶段所学专业便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从教育角度谈文化，或是从文化角度谈教育，都是与历史相关度极大的一种思维方式。笔者在三年的学习当中，深感中国在教育发展与改革取得成就的同时，还有着深层次的问题难以解决，大而言之是教育政策的导向，小而言之如大学课堂教学，但这类问题的解决能否从教育传统中追寻答案，是笔者一直思索的问题。出于这两个方面的考虑，笔者在工作之余，专心写了下面的内容。
本书涉及三个概念，即儒家知识分子、政教、政治文化。之所以要对政治文化进行一定的解释，原因就在于，虽然本书是关于知识分子政教态度的内容，但历史作为一种有价值的学科存在，最大的原因在于其资政、育人的功能，历史是过去的，是过去的事、人及其二者的关系，但现实是从历史中来的，现实社会运行规则的实施要进行一定的历史分析，基于此，本书的落脚点在于现实的儒家知识分子政治文化构建的可能性及现实性探讨。
政教其实就是“教化”，当然教化也有古义与今义之别。“教化”是古代中国较为常见的一个词汇，现今社会常常使用“教育”一词。那么教化与教育这两个概念有何区别呢？据《教育大辞典》“教育”条所注：“广义的教育，泛指影响人们知识、技能、身心健康、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的各种活动。狭义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即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的发展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以培养一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人的活动。”
对于“教育”一词，早在先秦的《孟子·尽心上》就已出现过：“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但在以后古代中国的文献中却很少能见到“教育”一词，反而“教化”一词频繁出现。“教化”最早见于先秦的《诗经》。《辞源》（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1343 页）“教化”条，云其有二义：其一为政教风化，其二是教育感化。教化有时又称风化、王化、德教、训导，是通过教育感化的方式去改变和转化民众的身心世界，在内容上强调符合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道德规范，突出的是政治性和伦理性。
显然，与现今所指的教育有着明显的区别。
金生鈜在其《规训与教化》中认为，教化是精神的引导和创造的结合，是启迪与自我建构的结合，教化所面对的是在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精神的自由创造。其主旨是以自然的方式，在尊重个人自由的基础上促使人的精神的成长、发展和自我形成，包含着精神培育和精神的自我创造相结合的意蕴。
李景林也认为，“教化”首先是要使人的精神气质发生转变。
这样看来，教育一词在古代运用较少，主要是因为教育主要是指狭义的教育即学校教育，往往不包括学校之外的教育，比如一些官员通过榜谕或告示及其他形式进行的教化活动，之外还有臣子通过上奏疏的方式对帝王或朝政进行劝化或监察活动。而在儒家文化中，更有以“成圣”为目标进行“修身”“养性”的自我教化形式。基于这一层面的分析，本书所用“教化”一词较“教育”一词更为贴切。综合前人对“教化”一词的研究可以得出，“教化”的含义古今有了一定的差别。
古代“教化”一词侧重于政治性，主要是指统治者通过行政或学校教育的方式，对全社会实施的普遍的道德灌输，以使全社会形成认可自己统治的道德认知，“即所谓训俗的措施和活动”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社会教化”。现在的“教化”更多地侧重于境界义，指受到某种思想文化或价值理念的熏陶并受之引导，个体心灵便会发生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个体的精神气质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自我教化”。本书的自我教化就是指个人对自身进行的陶冶感化，是一种从改变内心做起，通过个体人格的塑造，提升自身素养，以人的自主和自愿为前提的教化活动。
关于“政治”的释义，学界已有较多研究。中国古代“政治”与现代意义上的“政治”一词的使用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在中国古代，“政”的含义是制度和秩序，统治和施政的手段，符合礼仪的道德与修养等，“治”是一种社会状态，也有治理活动之义。而在20 世纪初，当“Politics”从日本传入中国时，在中国现有的词汇中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词与之相对应。孙中山认为汉语中的“政治”一词较为贴近，认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而有关“文化”，学界也有着多种释义，简言之，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即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是人类改造自然界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
“政治”与“文化”的组合就是“政治文化”，其内涵较为丰富，也很难给定一个恰当的概念。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余英时将之理解为：第一是政治思维方式和政治行动风格，第二是兼指政治与文化两个互相区别而又相关的活动领域。当然本书也很难给政治文化下个明确的定义，故而以儒家知识分子思想为主线，通过考察其关于儒学的论述与观点，探讨各时代知识分子对待政治所持的态度及其价值倾向。本书以“儒家知识分子政教态度的历史演进”为副标题，突出的是“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文化。知识分子就其本质来讲，应是掌握一定程度知识且以此具有学术话语权的人。“学术”用现代语解释就是系统专门的学问，因此儒学学术就应该是关于儒学理论及内涵发展演变的一门学问，这样看来，本书可以大致解释为儒家知识分子在阐释儒家义理时表现出的对待政治的态度及其行为倾向。
儒学自产生起就以积极的入世态度参与政治实践，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大一统思想的政治模式，“仁”“礼”思想的道德标准，以及天人合一支配下的“和”的社会模式，历经汉唐宋明，已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基因。政治文化自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学者提出之后，即为学术界广泛关注。就概念而言，政治文化属于政治社会的精神范畴，是某个社会政治主体关于政治体系及政治问题的态度、信念情绪和价值的总体倾向。
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分类，一类是分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一类是官方政治文化与民间政治文化，一类是村落型政治文化、臣属型政治文化与参与型政治文化。官方政治文化是由国家推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心理导向，通常与现行的国家政治体制、政策保持一致，其目的在于引导大众接受国家的意识形态，服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基本规范，拥护现行的政府与政策。民间政治文化也称非官方政治文化，与大众文化、非统治文化基本保持一致，往往与官方文化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中国政治自汉以来就有遵从某一思想为指导的传统，汉独尊儒术，唐儒释道并重，宋明清概莫能外，而这一指导思想却有着一定的学术代表“士”的阐述与解释，因此，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就有儒家知识分子政治文化的生存空间，其间渗透着知识分子政治教化态度的因素，因而介于政治文化与民间政治文化之间。从这一角度讲，本书所指的儒家知识分子政教态度，是儒家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社会政治时所表现出的政教思想、价值观及其态度。
本书以先秦时期儒家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倾向作为第一部分，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一时期是儒学思想的形成产生时期，更是后来儒学思想发展繁荣的奠基时期。创始人孔子及其弟子以积极的姿态参与政治实践活动，并且发展出影响深远的政治教化思想，这就是以“仁”为核心、以“礼”为最高规范的儒家学说。“仁”是关涉人本性的一种情感的高度抽象概括，因此，儒家重视人，就是重视人的情感，重视情感就意味着这种学说是温情的。《论语》云：“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是一种多么其乐融融的祥和景象。其“性相近，习相远”更是对人的发展的一种信念上的激励，肯定了人都有发展的前提，不存在根本性的先天差异。因而，这一时期的儒学思想有着人文主义特质。汉代的董仲舒应政治的需要，发展出了“天人感应”学说，并建议汉武帝设太学，独尊儒术，体现的是和平时期儒学德教思想治国理政的重要性。知识分子此时关注政治、参与政治实践活动时，积极建言献策，依据儒家学说为最高统治者提出并制定了得以运行的政治制度体系，如察举制及设太学以养士。魏晋时期，知识分子出于对曹魏及司马氏家族统治的合法性的质疑，开始趋于清议玄谈，在政治行为上表现出逃避的态度，如嵇康就是显著的一例，在对政治感觉失望之时，便回归老庄，当然此时也有不少知识分子还是采用了与政治合作的方式。大唐时期的韩愈生活在唐朝社会政治混乱时期，藩镇割据、朋党之争都严重威胁着中央统治，而其背后的重要原因就是思想世界的混乱。韩愈出于清理思想世界混乱的目的，提出了“文以载道”，因而他及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以排佛为突破口，开始了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的努力。宋代知识分子在儒学思想的发展上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为应对儒学的挑战，从周敦颐到朱熹，逐步建立起一个“理”的世界，为宋代社会政治的合法性提供了学术依据，体现了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政治实践的主体意识。明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表现出儒学经制度的选择后的教条化倾向，导致的结果就是知识的僵化与教条，所以本书以李贽与黄宗羲为个案进行了分析，二人有一个共性就是挑战时代，但李贽以自杀方式结束了他的理想，黄宗羲却以他的乌托邦式的政治学说寄托了知识分子变革社会的理想。清朝中期开始，西洋文化开始强有力地冲击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信仰世界，此时的知识分子心态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通过“求富”“自强”挽救没落的清朝政府。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虽然理论上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却表现出知识分子努力调和中西文化，以图改革发展的政治文化特质。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开始以理性的态度对待中西文化及中国的发展，认为学习西方，不是简单地对制度的学习，更在于深层次的中国国民性的改造，只有具备良好的国民性，才能有健康的国民，也才能有良好的制度。因此，可以看到，儒家知识分子群体在各个时期都有着鲜明的特质，而每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参与政治时也都表现出了独有的特征。
关于教化的研究
关于教化思想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近年来，教化思想的研究出现了新成果，主要有杨国枢《亲子关系与教化》、金生鈜《规训与教化》及《德性与教化》、王文东《心灵的教化》、刘铁芳《生命与教化》。《规训与教化》从现代性的文化处境出发，分析了教育中的规训结构与教化的困境，研究了规训与教化在现代性演变过程中的对抗与冲突，认为教化是精神的引导和创造的结合，是启迪与自我建构的结合，教化面对的是在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精神的自由创造。《德性与教化》则从哲学角度归纳并评论了西方哲学家从苏格拉底到尼采的道德教育思想及其与教化的关系。其他还有一些研究从应用角度分析了教化与现代政治、经济、教育的关系，如彭安玉、胡阿祥《政治与道德教化》，詹世友《道德教化与经济技术时代》。值得关注的是，有些学者一直注重儒家思想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如程兆熊《儒家教化与国际社会》，侧重于论述孔孟思想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李景林《教化的哲学》，用比较的方法阐述了儒家思想与西方哲学的区别，从“教化”的角度，对作为“哲学”的儒学思想作出了诠释，以凸显儒学思想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独特内涵。作者认为，儒学的“教化”首先使人的精神气质发生转变，从而引发人的内在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转变，这是“教化”的一个根本特征，这一特征也是区别于西方一些学者所理解的“教化”内涵的。
此外，还有不少关于“教化”的研究论文，在此不再详述。
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
自 1956 年阿尔蒙德提出“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后，学术界便广泛进行了发展与理论的探讨。近年来，国内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日益增多，在儒学政治文化方面也有丰富的成果。
一是理论层面的政治文化概念、特征及其功能的研究。国内学者在译介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此方面的相应研究。宋仕平在其文章《政治文化：概念、特征与功能》中，归纳总结了国内关于政治文化概念的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类观点以朱日耀、公丕祥等人为代表，认为政治文化是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心理三个方面内容的综合；第二类观点以戚珩、刘泽华、葛荃等人为代表，认为政治文化只应该包括政治理论与政治心理；第三类观点以孙西克、张浚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政治文化只研究政治心理活动的内容。宋仕平将政治文化定义为：生活在相对稳定的政治体系中的国民对政治现象和政治生活的某种情感表达及价值判断，它包括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两个层面。关于政治文化的特征研究方面，由于这一概念本身包含政治与文化两个方面，一类研究侧重于政治方面，如宋仕平认为有稳定性、结构性、模式性特征，相应地在功能方面，他认为对政治实践活动有指导作用，对政治体系正常运行起着支撑作用，影响政治发展走向等。一类研究侧重于文化方面，如张康之认为政治文化具有社会性、融合性、整体性特征，相应地在功能方面，将政治文化作为维系政治统治的重要原因。
二是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国度，传统也是现代的源头，因而研究现代政治文化，必然关注它的源头及其走向。杨建平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要特征探析》一文中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权威主义和等级制，道德和人格主义，均平、中庸观念和明哲保身意识的特征。伍俊斌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分析》一文中总结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人治，性善论，权力本位，全能政府。王丹亚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批判性分析及其现代化》一文中，从中西政治文化比较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整体主义政治文化与个体主义政治文化；等级制政治文化与权利平等政治文化；人治型政治文化与法治型政治文化。郭丽萍的《论春秋时期晋国政治文化的超前现象》，通过对春秋时期晋国文化的探究，强调中国历史上于战国时期整体崩溃的宗法制度，在晋地早在春秋时已走向崩溃。这一文化超前现象还在尚贤、尚法、和戎等政治文化现象中有所表现。总之，宗法制度的先期解体、尚贤唯功的用人之风、尚法的文化先例、和戎的民族融合先声，构成了晋国政治文化中一系列文化超前现象，成为晋国文化的一大特色。
三是关于现代政治文化的研究。张旺、卞凤玲的《论民主的政治文化含义》一文，从民主的角度论述了现代政治文化，认为民主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作为政治文化的民主和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民主是制度与文化的统一。作为政治文化的民主包含价值观和基本原则两个部分，民主的政治文化含义对民主制度的产生和保持具有重要的作用。罗峰的《转型期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文化的构建》一文，通过对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这两个概念进行理论上的梳理，认为政治文化在政治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地位，还提出了构建我国新型政治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即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增强，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法律契约观念的养成，独立政治人格的形成，理性价值观念的树立及工作实绩的强调。
四是政治文化与其他社会政治体系之间关系的研究。张永刚、方振邦的《中国政治文化对政府组织人员选拔的影响研究》一文，通过分析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揭示了这一特征对政府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王绍光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一文，分析了中国古代阶级社会、民国、1949—1977 年、1978—1990 年等四个不同阶段民众政治参与的态度、方式以及不同群体在参与影响力上的差别，以古观今，全面分析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引起的参与危机。
关于儒学政治文化的研究
儒学是中国传统社会维系社会政治体系正常运行的思想体系，研究中国的政治文化，不能忽视儒学的因素，但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集中于传统的古代社会政治文化研究，其中间接提到有儒学的影响，即侧重于社会政治层面的研究颇多，而儒学与政治文化之间或儒学发展脉络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很少能够引起学界的关注。
一是关于儒学文化发展与政治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这类研究多关注社会政治体系运行，以此作为探讨政治文化的切入点。如王荣科的《北宋政治得失与政治文化》，认为北宋繁荣的学术文化与文学艺术促进了政治文化的发展与成熟。文章对北宋知识分子如欧阳修、王安石等的政治态度及主张进行了分析，揭示了北宋独特的政治文化。
二是关于儒学著作与政治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在为数不多的这类研究中，通过对儒家学术著作的解读，探讨某一时期的政治文化。如仝晰纲的《公羊学与汉代政治文化》，探讨了公羊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及其与汉武帝时期形成的文化特质的关系，特别是对公羊学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与意义进行了分析。
通过这种简要的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明显感受到，学界给予政治文化以广泛的研究与关注，并且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儒学的研究，甚至是儒学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关系的研究，其成果也是相当丰富的。但儒学既是一种实践指导的统治思想，有着很大的实践性，同时更是一种理论观照领域的学术思想体系，有着很强的思辨性。结合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政治与儒学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就可以感觉到，学界研究过多地关注儒学本身的理论内核及儒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其实并不是坏事，但如果在阐述儒学理论本身时，忽视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这一独特性，就会导致儒学思想的空洞无用性，更会让人产生儒学与我们存在着遥远距离的感觉。事实上，儒学是一种有着很强实用性的学说理论，其主要表征就是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持，而主要手段就是借助知识分子的教化及其价值的传播。从这点上讲，现有的研究成果更多地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进行探讨，或以儒家学说探讨政治文化，缺少儒学本身所表征的特有的政治文化，即介于官民之间的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及政治操守。可以说，没有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对于儒家学说理论的发展、传播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价值体系，就不会有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出于这种考虑，本书在大致分析了当下儒学的研究成果之后，以知识分子为例，探讨各个时期的政治文化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