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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是在某一特定领域内互相联系的，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的公司和机构集合（波特，1998）。国内外对于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经济学家通过外部经济、专业化分工、交易成本、知识溢出等理论来分析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及创新竞争力；社会学家则从社会关系网络、社会文化环境的视角对产业集群组织进行研究；地理学家则强调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地理空间的集聚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以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本书主要按照大致的时间顺序，结合重要理论流派的代表人物来简述产业集群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国外对于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形成和发展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产业集群理论的形成阶段，始于 19 世纪，为产业集群理论的最初形态。第二阶段是产业集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产业集群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色，备受经济学者的关注，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对这一理论的深入研究。
（一）国外产业集群理论形成阶段
从“外部经济论”到“产业集群论”的确立，产业集群理论的形成阶段经历了100 多年，期间的代表性理论有：产业区理论、古典经济地理学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新产业区理论、竞争优势理论等。
1. 产业区理论
第一个较系统研究产业集聚现象的经济学家是马歇尔（Marshall）。由于 18世纪下半叶，英国社会的分工和专业化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与之相伴的产业集聚现象开始出现，马歇尔较早关注了产业集聚这一经济现象。他在《新经济地理》（1890）一书中提出了“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概念，通过研究工业组织这种生产要素，间接表明企业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而集聚，提出了产业集聚的内涵、外延，并探讨了产业集聚产生的基本原因。但他的研究是初步的、不完全的，对产业集聚的功能、度量、效应、外部连接、动态因素变化等问题均未能触及。
2. 古典经济地理学理论
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有韦伯（Weber）、胡佛（Hoover）等，主要从空间地理角度研究产业集聚。
韦伯是“工业区位论”的创立者，他在 20 世纪初就认识到集聚的重要性，首次提出了“聚集经济”的概念，并从技术设备、劳动力组织、市场化因素和经常性开支成本等方面探讨了促使工业在一定地区集聚的原因。韦伯认为，产业集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企业自身的规模扩张引起产业集中化，这是初级阶段；第二阶段是各个企业通过相互联系的组织而地方工业化，这是高级聚集阶段。韦伯的产业集聚理论有一定的创新性，他从微观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探讨了产业集群优势的因素。但是韦伯对集聚的研究脱离了一切制度、社会、文化、历史因素，单纯从资源、能源的角度加以考虑。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产业集聚的形成相当程度上决定于地区的社会文化因素。
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在 20 世纪 40 年代论证了产业集聚存在一个最佳的规模，如果集聚企业太少、规模太小，则达不到集聚所能产生的最佳效果，如果集聚企业太多，则也可能集聚区的整体效应反而下降。他认为，规模经济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就任何一种产业来说，都有：单个区位单位（工厂、商店等）的规模决定的经济；单个公司（即联合企业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该产业在某个区位的集聚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而这些经济各自得以达到最大值的规模，则可以分别看作是区位单位最佳规模、公司最佳规模和集聚体最佳规模。
3.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20 世纪 70 年代末，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发展起来，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是克鲁格曼（krugman），他是第一位把产业集群与国际贸易因素紧密联系起来研究的经济学家。他通过“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强调空间配置的重要性，证明了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阐明由于外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区集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并提出了形成产业聚集的三个主要原因：需求、外部经济和特殊历史事件。克鲁格曼的模型为人为的产业政策扶持提供了理论依据，但他的研究过于偏重数学模型，忽略具体的地理空间，缺乏经验研究的实证，忽视社会、文化等因素。
4. 新产业区理论
国外新产业区理论的研究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意大利、美国、德国等地区出现了一些由于中小企业聚集而发展快速的现象，引起了经济学家对产业区研究的关注。新产业区理论可以分为两个学派：“新产业区”学派和“新产业空间”学派。
“新产业区”学派，是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和企业在一定自然地域上形成的地方生产体系（Bacattini，1978）。该学派代表学者有Banasco、Piore和Sabel。意大利的社会学家Banasco（1977）基于对意大利工业化进程的观察，独创性的提出了“第三意大利”概念。 Piore和Sabel强调了意大利式的信任和后福特制的生产系统，提出了合作与竞争、信任与制度以及网络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以柔性专业化为期初的产业集群，常包括三种类型，一是区域性产业集群，以意大利为典型。二是家族式的企业联合体，以日本为典型。三是核心企业以及受其支配的独立工厂，在美国和德国经常见到这种类型的集群。他们的研究虽然考虑了产业区的历史文化，但过于强调产业区本地化特点，没有足够重视学习创新的因素。
“新产业空间”学派是以交易成本思想为基础，提出在一个高度变动的市场环境下，本地化的生产协作网络存在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和保护合作的因素，因此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灵活适应性（Storper，1989）。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有：Scott、Stoper、Harrison和Waler等，他们认为市场和技术的不确定增加，使长距离的企业交易会承担许多成本与风险，为了使企业成本最小化，企业需要聚集。但该理论局限于以交易成本为出发点，忽视知识创造与空间扩散等要素。
5. 竞争优势理论
波特（Porter）在 1990 年论著的《国家的竞争优势》一书中，从战略管理的竞争优势角度研究产业聚集现象，并给出了一个新的称谓——产业集群，代替长久以来的产业区的称谓。他认为产业集群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提高企业持续创新能力，降低企业进入风险，进而有利于提高国家竞争力，并提出了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四个因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支撑产业、企业的战略与结构，即“钻石模型”。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引发了不少管理学家对产业集群以及合作竞争战略的关注，但他的研究忽视了跨国的贸易活动对“钻石模型”的影响，且缺乏对集群内部结构、集群内各个企业间的产业联系的研究。
（二）国外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外对产业集群的研究越来越丰富，研究领域主要从区位选择、演化机理、竞争合作网络、创新环境、实证研究、经济增长和社会资本等方面对产业集群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下面列举几位学者的代表性研究。
Venables（1996）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为基础，发展了跨区域贸易的产业集群理论。
Ahokangas和Rasanen（1999）运用演化理论分析了集群产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及其机制，揭示了产业集群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
Lynn mytelka和fulvia farinelli（2000）把产业集群分为非正式群、有组织群和创新群，探讨如何在传统产业中培育创新群，建立创新系统，从而使传统产业保持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Machiel van dijk和Order nomalor （2000）从需求角度解释了产业动力学。在假定消费者偏好多样性和相关技术兼容性不同的前提下，探讨新技术应用的时间和频率是如何影响产业动力的，验证了新技术应用模式和产业中企业数量的关系。
Suma s. athreyr（2001）通过对剑桥高科技群增长和变迁的实证研究，以经济组织和集群的关系为理论基础，探讨了剑桥高科技群是如何增长和变迁的、哪些微观经济要素可以解释这些现象、为什么剑桥高科技群没有达到硅谷的水平等问题。
Nicholas craft和Anthony j. venables（2001）利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探讨地理集聚对经济绩效、规模和区位的重要作用，从地理角度回顾了欧洲的衰落和美国的兴起，以及未来亚洲的复兴。
Khalid和Halder（2002）通过研究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集群，表明了价值链中竞争力的重要性和领导公司的作用，有助于解释价值链中的价值在哪里附加，如何附加及分配。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我国浙江、广东和福建等沿海省份首先出现了“产业集群”的萌芽并迅速发展。随后，这一有效的产业空间组织形式迅速发展到了环渤海地区、长三角地区以及内地发展较快的个别省份，同时取得了良好的发展绩效。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管理学界纷纷展开了对产业集群的研究。进入 21 世纪，学者们广泛结合国内产业集群发展的实际，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大量的实践总结和理论研究与创新，以期通过理论研究准确地把握产业集群的本质、形成机制、竞争优势以及风险等问题，从而能够为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适宜的对策建议。
国内较为系统地研究产业集群的学者为王辑慈。她在 1994 年出版的《现代工业地理学》一书中介绍了新产业区的概念，还结合国内各区域发展的实际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探讨。2001 年，她《创新的空间》中，系统地提出了产业集聚理论与新产业区理论，强化区域竞争优势是增强国力的关键。梳理国内学术界关于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产业集群本质与特征的研究
如何认识和看待“产业集群”，其本质和特征是什么，与传统的产业区或工业区有什么区别，以及如何对其进行分类并展开研究等问题，成了学术界应该首先回答的问题。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产业集群实践对产业集群的本质与特征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盖文启、朱华晟（2001）解释了“柔性”的内涵，即对市场变化的一种快速反应能力。同时也对产业集聚体的体现和特征做了较为系统的概括。魏守华（2002）的创新之处在于在分析集群特征时运用了动态的视角。他认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或生命周期阶段的集群在产业环境、动力机制、竞争优势以及经济绩效四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其中“动力机制”是不同发展阶段集群的根本差异。龙志和（2004）认为，企业集群与传统工业区的本质区别，在于组织结构方面和社会文化特征方面：企业集群拥有本地化网络的组织结构和根植性的文化特征。李小建、李二玲（2007）认为，产业集群的本质特征是集群内企业之间的网络联系，同时也是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之所在；同时根据集群网络的不同，将集群分类为“经典马歇尔式、进化后的马歇尔式以及融入全球式”。陈雪梅、张涌（2008）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制度的角度分析集群的本质和形成机理，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种制度性安排”，经济功能和安全功能诱使市场制度、企业制度向产业集群制度演进。最终，诱使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共同推动产业集群的形成。
（二）关于产业集群形成机制的研究
近十多年来，我国学者对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做了大量研究，主要论点有：
仇保兴（1999）从专业化分工的角度分析了企业集群的形成机制，小企业集群形成源于小企业为谋求改变自身的生存环境所结成的“联盟”，并强调了人文之网的重要性。安虎森（2001）认为，空间距离的接近在潜在收益和搜寻信息两方面都会产生积极影响，继而引致集聚的发生。金祥荣、叶建亮（2001）认为知识的溢出和外部性的产生是企业集群形成和集群规模报酬递增的重要原因。符正平（2002）认为“企业集群的产生有其特定的供给条件、需求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同时网络效应在企业集群形成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地方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集群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罗若愚（2002）在概括成熟期集群基本特征的基础上，从形成原因出发，结合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现实，将其分为三类，即“原生型”浙江企业集群、“嵌入型”广东企业集群以及“衍生型”天津企业集群。朱英明（2003）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集群不断涌现和发展壮大的关键在于产业集群拥有的创新优势，并指出这种创新优势的具体表现和实现形式。徐康宁、陈奇（2003）详细解释了集群产生的资本迁移模式，并利用协作关系和交易行为，解释了资本迁移模式发生的机制机理，以及FDI与产业集群的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刘世锦（2003）总结了浙江和广东的集群形成机制。在浙江，基本是产业与市场互动的方式，先在某个地方出现某个产品的集群生产，即“一村一品”，然后形成市场，市场的发展又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而在广东，产业集群有多重机制，主要有：加工贸易带动，内源品牌企业带动，OEM、ODM产品带动多种方式。戴卫明、陈晓红等（2005）认为产业集群的形成由产品运输成本、企业生产成本、市场需求函数、区域效应和集聚效应等共同决定。创新之处在于通过构建数学模型，“不但揭示了在区域效应和聚集效应的共同作用下产业的聚集倾向，还解释了为什么在缺乏区域效应的地区也会形成产业集聚的现象”。王珺（2005）的创新之处在于认为衍生型产业集群的生成是一个“从贸易聚集向产业集聚的转化过程”，而这种转化过程却是地区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惊险的一跳。罗若愚（2006）以天津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例，深入分析了外商投资和地方产业集群形成的相互关系。认为这种类型集群形成的直接动力为大量的外资进入，而其成长的根本动力是建立在供需机制上的跨国公司与当地国有企业之间产业链的融合，并最终促进“单核”向“多核”结构的发展。姜彩楼、徐康宁（2008）界定了创新集群的内涵，井指出创新集群形成的机制机理：创新集群是新企业的产生、内部参与者的网络创造以及集群战略三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指出，“自下而上的隐性形成路径”和“自上而下的显性形成路径”是创新集群最主要的两种形成路径。
纵观现有成果，国内主要是从专业化分工、知识溢出和外部性、空间成本和交易成本的节约以及聚集经济等经济因素和人文之网、社会文化和社会历史条件等非经济因素两个角度综合分析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
（三）关于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和风险规避的研究
在产业集群形成后，集群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构建持久的集群竞争力、持久的竞争力与哪些因素有关，以及集群特有的风险是什么，如何规避集群风险。研究发现，产业集群竞争力提升和可持续发展与众多因素有关，主要包括合理的经济开放度、制度创新、共享性资源构建、集群特有的社会资本网络、分工深化和知识的再创造等。
仇保兴（1999）认为，中小企业集群发展过程中的“柠檬市场”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产品质量信息、分布的不对称性，而不是产品同构、技术档次低和个体私营企业主“赚一票”的短视行为。因此，产品质量信息对称性是促进集群发展的必要条件。徐康宁（2001）认为，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与经济的开放程度呈正向关系。如果中国的产业集群在开放的条件下“合理运用产业要素变动和经济地理变迁的有利因素”，可以加快产业集群的发展。李新春、代吉林（2004）认为，多方面的因素使得集群化成长形成“路径依赖”和“锁定”在廉价品制造上，而制度创新才是提升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汪少华、吴群英（2006）认为，产业群的生态化转型是集群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初步探讨了产业集群生态或模式的具体构建路径。张荣刚、梁琦（2007）认为，产业集群所特有的社会资本网络可以部分解决集群内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从而缓解集群企业的资金压力。苗长虹（2009）认为，产业集群的成长是在分工深化与知识创造的动态交互作用下实现的。市场需求扩大、分工深化、知识创造与扩散之间互动引致的收益递增和集群租金共同构成集群成长的关键机制。符正平、彭伟（2011）的创新之处是实证分析了集群的社会网络特征对集群企业流程升级和产品升级的影响，得出集群企业在其网络中占据的中心性位置对产品升级、流程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学研合作网络以及产业内部合作网络的关系强度对集群企业产品升级、流程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服务中介网络的关系强度对集群企业产品升级、流程升级并没有显著影响的结论。黄纯、蔡宁（2012）认为，在外部风险的作用下，率先进行创业的企业会成为集群内的焦点企业，并且促使其他企业选择跟随战略与集群层面的结构转型，并以此揭示了集群的转型升级问题。
可以看出，学术界目前对集群风险的存在性和风险防范的研究还比较少。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目前中国的产业集群大多处在萌芽期和成长期，尚未出现大范围的明显的集群衰退现象。但在产业生命周期规律的作用下，衰退的风险是存在的。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导致集群风险的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对集群影响的机制机理以及如何防范，都是学者们在不久的将来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四）关于产业集群其他方面的研究
学界对政府与产业集群关系、产业集群竞争优势来源、集群规模、集群识别等方面也进行了探讨。促进集群内部各行为主体的合作、区域软硬环境的构建以及集群创新网络的构建是众学者普遍认可的政策应涉及的内容。
魏守华（2001）认为，企业集群中的公共政策不同于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应该包括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区域营销、公共和私营企业合作发展、区域产业组织有关问题和加强区域创新系统建设五个方面。王珺、姚海琳（2003）的创新之处在于运用动态的视角分析地方政府在企业集群中的作用：在集群发展的初期，政府应该通过构建公共服务平台来促进集群发展，但随着集群实力的不断增强，政府的服务作用应不断弱化。陈剑锋（2005）认为不应只从知识网络或国家创新系统方面进行集群政策的设计，生产网络和社会网络方面也应是政策设计应该考虑的范围。邬爱其、张学华（2006）的贡献在于在政府 3C行为原则的基础上，加入了“区域环境建设”的内容，并实证发现地方政府在帮助集群企业与顾客联结、推动集群企业协同升级、促成集群企业之间结网、区域环境建设方面可以大有作为。
产业集群通过集群共享性资源、基于分工和本地化网络的高效竞争与合作以及根植性而获得了成本优势、差异化优势、创新优势以及对“柠檬问题”的规避能力。魏守华、石碧华（2002）认为，集群的竞争优势来自于直接经济要素和间接经济要素两个方面，前者包括生产成本优势、基于质量基础的产品差异化优势、区域营销优势、市场竞争优势 4 个方面；后者体现在区域创新能力上。而两方面竞争优势的来源就是基于社会资本的地域分工、外部经济、合作效率、技术创新与扩散。张辉（2003）认为，集群竞争力的根源是集群所具有的正面经济效应和对负面效应的规避能力，其中正面效应包括“集群”学习效应和对区域资源的组织能力，对负面效应的规避能力包括对“柠檬问题”的规避和对“负的外部性和无效率”的规避。吴晓波、耿帅等（2004，2006）引入了传统资源观二分法模式下的第四种资源—“集群企业的共享性资源”，阐明了基于集群的共享性资源的形成机理，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基于共享性资源的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理论和模型以说明共享性资源对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作用机制。陈雪梅、张敬川（2007）从网络维度或企业间关系的角度解释了集群化企业的创新优势、成本优势以及差异化优势。
另外，王珺、王峥（2004）提出了一个分析集群内企业规模大小的理论框架，认为集群内企业的规模取决于集群和市场两方面的因素。朱英明（2006）从产业关联的角度，识别出中国经济的 11 个行业集群，并指出了每个行业集群中的推动型行业、带动行业、中枢行业以及节点行业。石亿邵、陈永鉴（2012）提出了从优势产业辨识到优势产业集群辨识的“两步法”思路、指标体系、方法与结果，为发展产业集群与创新能力提升的互动研究提供了基础依据。
综上所述，在我国产业集群萌芽的 20 世纪 90 年代初，学者们首先借鉴国外产业集群理论并试图对我国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竞争优势等进行初步探讨。伴随着我国产业集群在数量、发展程度上的不断递进以及学者们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不断多样化，更多的学者开始结合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实际，从动态演化的角度分析集群的形成机制。同时，学界也展开了对非经济因索在集群形成作用的机制机理的分析。然而。由于我国产业集群到目前为止仅有 20 多年的发展历史，多数集群还处于萌芽和成长期，国内对于集群在成熟期和衰退期将要面临的创新升级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集群发展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集群风险类型与规避等问题的研究还比较少。随着产业集群发展日臻成熟，这些问题将会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1. 李二玲，李小建：论产业集群的网络本质［J］. 经济经纬，2007，（1）.
2. 张涌，陈雪梅：基于制度视角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分析［J］. 暨南学报，2008，（2）.
3. 戴卫明，陈晓红等：产业集群的起源：基于区域效应和聚集效应的博弈分析［J］. 财经理论与实践，2005，（1）.
4. 王珺：珠江三角洲西岸地区产业集群生成机制研究［J］. 管理世界，2005，（8）.
5. 徐康宁：开放经济中的产业集群与竞争力［J］. 中国工业经济，20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