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借一斑而窥全豹”的典型案例佐证反腐立法的必要性

俯首可拾的诸如此类社会腐败，以当年湖北省恩施自治州巴东县公安局 18日通报的所谓“5·10”案件为例，看看其中的一些细节和警方的处置所折射的社会现象（腐败）。目前，巴东县公安局已经以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对其立案侦查（《楚天都市报》5 月19 日）。不是正当防卫立案，不是防卫过当立案，不是过失杀（伤）人立案，甚至不是故意伤害致死立案，而是以我国刑法中性质最恶劣、判刑最严重的少数犯罪之一——涉嫌“故意杀人”立案！

如果说在三个大男人围堵一个小女子纠缠不清争执不休的情况下，过失杀（伤）人尚能勉强为人接受的话，这“涉嫌故意杀人”我实在想不明白——邓玉娇是如何“故意”的？这个“故意”依何而生？从当下任何管道所知的事件过程中，根本没有行为和语言可作为注解，根本没有道理可言可通。这个“涉嫌故意杀人”的定性因此而生出了几分警方故意的味道。不需要很细致地去分析警方公布的案情通报，我们很容易从中发现与过往知道的案情略有不同的两个字眼——以往新闻内容中的邓玉娇被要求“特殊服务”，如今在案情通报中被变换为被要求“异性洗浴服务”，而以往邓玉娇被“摁倒”在沙发上如今变换为被“推坐”在沙发上。

这两处字眼的变化传递了微妙的信息：不敢想，如果 21 岁的烈女邓玉娇“故意杀人”定性之后，并最终罪名成立获刑，在后邓玉娇时代，我们的妻女亲人，我们的女同胞们，在遭遇权贵猥亵欺辱邪行的时候，该做怎样的应对？是奋力反抗不惜杀伤恶徒自保清白却堕入“故意杀人”之嫌，还是默默承受以免刑责加身？这，真是个让人绝望的两难选择！

看来无论案情事实和定案结局如何，时年 21 岁的邓玉娇是弱势群体，她所面对的是地方官吏；无论该地方官吏的职务如何低，他们与巴东警方都是地方官吏，即都是强势群体。由于腐败，群众对地方官吏的印象不太好，于是不无贬义地称其为“小萝卜头”或“地头蛇”，可见其完全没有公信力；由于缺乏公信力，群众的服从还不如说屈从恰切。对于这类人，由于都是强势群体，基本上可归入广义的“既得利益者阶层”；当然，这里绝非将巴东警方等同于腐败，等同于“既得利益者阶层”；腐败也绝非巴东警方的专利。

【 拓展阅读 】“我们就是来消费的，你他妈的就必须要服务！”……邓玉娇恳求道：“我有没有戏弄你，你去问外面的领班，如果我真是在这里上班，我就是戏弄了你，那就是我的错。”另一在场服务员叫来领班，领班劝阻未果。邓贵大继续骂道：“什么上面下面的，不都是一样的吗？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又说，“你不就是要钱吗？你就是没见到过钱！你要好多钱，你开口，信不信我今天用钱砸死你！”遂拿出一沓人民币，向邓玉娇脸部扇击。每扇一下，邓玉娇便退一步，扇一下，退一步，一直退至身后沙发处，就说：“对，我就是没见过钱，有种你今天就砸死我。”邓贵大说：“我就是要用钱砸死你，就是要拉一车钱来砸死你。”又椐新华网武汉 5 月 31 日电由湖北省恩施州公安机关组织侦办的“邓玉娇案”已侦查终结，于 5 月 31 日依法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

邓玉娇还算不幸中的有幸者，该案经网上流传激起公愤，于是，公安机关认定邓玉娇在不法侵害的情况下，持刀将邓贵大刺死、黄德智刺伤，其致人死伤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

【 数据援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资料来源：新华网）。

然而，无独有偶，俯首可拾：中原某都市郊区一晚婚晚育的健康中年女子生育第一胎（有结婚证，相比同龄人少生了“一代人”）无疑是不会违背法律和政策的，可就是她（以下均简称“渔家女”），却遭遇了人生的悲剧。经省妇幼保健院检查为“未见异常”的 6 个月胎儿被暴力屠戮，孕妇遭暴力引产之后染上月子病且被致残（丧失生育能力，染上抑郁症），她长达 3 年半的多级多方投诉、控诉、救济、维权都无济于事；虽然不能说她是哭告无门（较之邓玉娇，她的遭遇没能得到网民呼应，也可能是网络设“防火墙”起了作用），但其“基层组织”确实在她上京信访的途中将她截获，使她处在一种恐怖与威压的氛围中，终于，她被迫“接受了”其强加的“廉价调处”，与其说“了结”，还不如说被“摆平”。

这位在娘家生活 42 年不出门的大龄姑娘，她高中毕业后随即在娘家村旁的小学当民办教师。因聪颖、本分，以及对教育事业的执著，在 20 世纪 90年代末转为公办教师。由于纯朴、忠厚，以及对教育事业的热爱而无暇于青春年华，无暇于恋爱婚姻，也无暇于社交与人生享受。光阴荏苒，转眼已是42 个春秋，在人们的建议下，基于对人之常情的“老有所靠”的考虑，她与一位年龄相差不大的教师结婚。然而在其怀孕的第 3 个月时，其“计生是国策”成了上司对其停发工资的理由。他盯准了这个下属想生孩子的当口索要30 万元的“征收社会抚养费”。

既然是“在娘家生活 42 年不出门的大龄姑娘”，又是在娘家旁乡村小学教书，在领“准生证”问题上应当不存在问题，或者虽遇到麻烦但也会有一个同事或者旁人给予帮助或劝导一句；然而，同事们几乎是用钱买而得到教师职位的 ，旁人也几乎都坚信她拿不到“准生证”，或者不应当拿“准生证”，也就是不能生。

上司阻挠一个下属生孩子的事似乎天经地义，那腹中的胎儿便成了官员的眼中钉，肉中刺，摇钱树。 B超完时随即女医生要打针，口说打消毒针就一支不知品牌不知药性的针剂扎进腹腔，当然，这在国际上都叫一针下手“夺命”（有的国家法律会将此视为故意杀人罪，有的国家法律会将此定为故意杀人罪）。

借这一案例可窥见贪欲腐败猖獗而剥离民心之一斑。现仍以这类情形为例，尚且不谈诸如“司法腐败呈现出规模增大、层级变高的现象”（这首先体现在法院的“集体性腐败”上）。武汉腐败出现“窝案”、“人情案”、“边反腐边违法乱纪案”。如“武汉中院，前倒后继；后继者违法更劣”之现实。 也不谈诸如“前些年中原某都市的几家大型国有企业党政一把手都是一路高歌‘为人民服务’，一边践行‘改制转型’，一边‘洗钱’国外（参下文“核心提示”）。”

【 核心提示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一边是“洗钱”向国外，一边是“洗钱”向国内，确实微妙！

日前，西班牙警方以涉嫌组织犯罪、走私、洗钱、偷税漏税、贩卖军火、毒品、组织卖淫等 13 条罪状逮捕 58 名中国人。浙江省政协委员、知名华商高平 10 月 21 日在西班牙被捕。西班牙当局指控以高平为首的这个集团 4 年内共洗黑钱 12 亿欧元。高平本人被指控为“黑帮头目”。

西班牙当局指控以高平为首的这个集团涉嫌走私中国货物，再洗黑钱转回中国，4 年内共洗黑钱 12 亿欧元。

对于这一传说，记者未能联系上高平的家属加以求证。但在高平案发后，西班牙华商团体在当地华文媒体上发布倡议书，其中一条就是要华人老板们“保持低调，不要炫富”。

“倡议所有华人自觉停止任何形式的炫富行为，特别是在西班牙主流电视台、报纸的炫富”。

这份倡议书说，“在当前西班牙失业率居高、经济持续低迷、民众诸多不满的情况下，华人任何形式的炫富都是不合时宜的、刺激西班牙人的、加剧西班牙民众对华人不满的行为。”倡议书甚至具体建议华商们“购置好车尽量止于宝马与奔驰等常见品牌”。

2012 －10 －2308：36：14 来源：重庆晨报（重庆）

由此看来，贪官污吏与地痞流氓合流之后使党和政府领导的自上而下的这种基层组织（腐败所导致的“小团体”、“党八股”、“地方保护主义”），很有可能不谋而合地干出与中央核心层意志悖逆的事来，干出与本职工作悖逆的事来，干出与天理良心悖逆的事来，不仅伤天害理戕害了弱势群体，而且盛气凌人制造了腐败世风，破坏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严重削弱了综合国力，最后致使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严重破坏甚至有可能造成严重断裂，从而变相阻碍法律法规实施，以及中央政令传达施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请参见上下文相关部分的内容）。

倘若整个社会人人都视腐败为耻辱，官员平民化，政府也不给官员提供任何容易产生特权的便利，官员就不会把官职当特权、当商品、当谋私的工具，更不会产生“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奇谈怪论，官场风气自然要文明净化得多；世风也畅爽雅致得多；政府形象也美好高大得多；社会也安定团结（社会稳定）得多。何乐不为？而要去当李自成！

【 拓展阅读 】“2009 年 4 月 23 日，中原某省妇幼保健院门前发生一起流血事件：医院门前的保安与患者家属发生群体冲突，用‘甩钢鞭’造成多人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