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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历史上的海洋开发最早开始于距今18000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而“宿沙氏煮海为盐”则始于距今43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期的文化。考古证明，早在公元前四五千年，我们的祖先就已经乘舟在海上进行捕捞航行了。尽管有专家认为，我国于商朝之前，就已经初步形成以渔盐之利、舟楫之便为核心的海洋价值观念。然而，数千年来从逐鹿中原以御天下，到成吉思汗的铁骑横扫欧亚大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人始终把土地看作国脉之本，一直至今为止，我国在海域防卫监控、维护海洋权益、海洋法制建设、海洋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以及海洋环境和生态保护，乃至中小学生有关海洋教育等诸多方面都显得比较薄弱。2l世纪作为海洋世纪，的确需要重新认识、检讨和树立我们新的海洋观。
历史上的中国，认识海洋较早，如管仲的“官山海”，桑弘羊的“盐铁论”，以及唐宋时期的“市舶司”和历朝历代颇为辉煌的远洋贸易等，中华古文明中包含有向海洋发展的传统，明代以前的封建王朝对于向海洋发展抱有相对宽容的态度。但在十五、六世纪之交的大航海时代，中国向海洋的发展却退缩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陆农业文明所固有的重农抑商思想，包括由此而来的重陆轻海的传统海洋观所造成的影响。
虽然历史上的中国较早走向海洋，但并不具有海洋民族应当具有的海洋观念、海洋意识和海权意识。从远古时代起，中国人的社会活动就一直以大陆农业经济为主，海洋经济从来没有摆在重要的地位。从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来看，以农为本必然导致重陆轻海的思想观念。中国从神农、黄帝起，尤其是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后，农本商末的思想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历代封建统治者都程度不同地实行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宋代时期的商品经济，尤其是沿海地区的海洋经济尽管日益活跃，但始终被限制在不危害封建经济基础稳定的范围之内。明代干脆厉行海禁。根据重农抑商的传统思维定式，封建统治者自然漠视向海洋的发展，特别是对民间海洋社会经济一再加以禁止、破坏和限制。在重农抑商、重陆轻海的传统思维方式得到强化的同时，中国人面向海洋，走向海洋的能力也与此同时被弱化。因此，宋代以来日趋发展的海洋社会经济不可避免地在东西方的海洋竞争中最终失去对抗的优势，中国的海洋事业也由此走向衰落。至晚清、民国之时，中国的万里海疆不保，海权丧失殆尽。直到今天，中国的海洋观念、海洋意识依然比较淡薄。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当局也曾一度对海洋高度重视，那就是举世瞩目的郑和下西洋。“国家欲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海上”。这是我国伟大的航海探险家郑和于600年前提出的警世名言。1405年到1433年的28年间，郑和率领规模庞大的船队，先后七次远渡重洋，经东南亚、印度洋到达红海和非洲，遍访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揭开了人类远洋航行的序幕。据史料记载，郑和下西洋主要出于政治动因，他给我们展现的是东方思维方式和航海样式。郑和下西洋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深厚的积淀之上的思维方式。明朝欲通过“怀远”航行来“示中国富强”，实现明朝“德抚四海”的天朝志向。郑和下西洋就是其对外政策的一个重大举措。它把明朝的稳定和发展与世界、尤其是与周边的环境结合起来，以便争取一个长治久安的和平局面。从这一点上看明朝政府的这一举动是我国古代大海权思想的充分证明。而在同一时代的稍晚的年代里，相对于郑和下西洋，西方航海则主要出于经济动因，以经济利益为目的，通过武力扩张来攫取财富。它代表着西方航海思维方式、航海样式。不管是达·伽马，还是麦哲伦的舰队，其首要任务都是贸易、获取最大利润，通过暴力手段征服、赤裸裸地抢劫、欺骗性贸易，甚至贩卖黑奴劫掠财富等手段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欧洲商品经济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郑和下西洋对世界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伴随郑和的一次次出航下西洋的船队将中国文化远播海外，在东亚乃至亚非建立起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厚底蕴的国际交往准则。凭借这些准则，对区域政治、经济秩序起到了整合的作用，在各国间建立了合法性的制约关系，形成了具有特定区域空间特征的国际关系和贸易网络。下西洋建立的东亚与南亚、西亚乃至非洲等地的贸易网络，整合形成了当时世界二大贸易区之一。在区域间突出了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因此，它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深远的。这一深远意义的组合形成，一直持续到欧洲人东来，这是西方航海不具备的作用。郑和七下西洋对明朝之后的东西方航海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海上线路的开通，一方面使西方的航海家兴起环球航行之风，促使人类绕地球航行的梦想终于实现；另一方面西方宗教、文化不断沿郑和航线传入中国，使当时的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层面由于文化之交流而渐渐发生质的变化。尽管几百年后中国深受帝国主义者欺压之苦，但却为现代中国铺就了民主与科学的基础。
自郑和下西洋以后，明清政府逐渐实行海禁政策，其在明初萌发的海权思想已经完全倒退，这应该归属于海洋观念的落后。
清政府奉行的严厉海禁政策，甚至把建造双桅帆船的人枭首示众，以为如此便可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然而，来自英伦的多桅炮舰却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看来，海禁只是束缚了中国人自己，别人才不理会这一套。观念不变，海权意识不确立，即使有先进的技术装备也不能打胜仗，甲午之战最能说明这一点。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海军，其实力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优于日本。然而支配这支海军的观念却是保疆守土的落伍思想，完全没有控制与利用海洋、争夺制海权的远见和准备，故只能消极防守、被动挨打。而日本海军却站在争夺制海权的高度，周密策划，精心布置，主动出击，在实力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一举击败中国北洋海军。这一战给中国人留下了沉重的思考：战争之胜负，不完全取决于技术装备，它首先是战略指导思想的较量。
历史进入20世纪初，沉痛的教训迫使人们作更深层次的思考，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第一个剖析了其中的奥秘。他第一个意识到中国海权观与世界海权观之间产生的大断层所导致的历史悲哀，他第一个向国人提出了耳目一新的海权概念。孙中山先生敏锐地认识到加强中国海权的战略意义，他深刻指出：“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兴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观诸国之海军表，其国力竞争之消息，可以默喻矣。”孙中山认为，国家生存要素为土地、人民、主权，三者缺一不可。而其中的土地，不单指陆地，也包括领海，因为海才是国的境界。所以，从捍卫国土、争取国家独立的角度而言海权不可不争。海上力量是海权的重要象征，为了捍卫海权，孙中山呼吁建立强大的中国海军。他深感中国近代海军的落后，因此对海权的维护忧虑重重。他说：“中国之海军，合全国之大小战舰不能过百只，设不幸有外侮，则中国危矣！”更为可贵的是，孙中山在维护海权，拓展海疆的宣传中，更注重对时局的分析。当“一战”刚刚结束，帝国主义正忙于分赃，日本也正在为攫取德国在太平洋代管岛之权与列强争吵不休时，孙中山高瞻远瞩，他尖锐地向国人敲起警钟，大声疾呼：最先可以灭亡中国的是日本。为此，他在捍卫海权的宣传中，常以日本帝国主义为未来的假想敌，从国家战略上唤起人们的警觉。然而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孙中山的海权思想未能付诸实践，中国人经略海洋的“舰船”再度搁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即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建国初期，由于帝国主义的海上封锁，给新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影响，但中国的海上航运业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78年党中央决定把工作重点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到1988年又提出沿海地带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国民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轨。应该说，中国对外开放是以沿海地区为重点逐步推进的，形成了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对外开放港口城市按部署依次发展态势，充分利用沿海地带靠近世界贸易主航线的区位优势和原有基础较好的条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加快发展沿海地带的经济。通过沿海地带的外向型经济的起步发展，梯次带动内陆地区，加快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三步战略目标。尤其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更是从国家战略层面发展和开发海洋、维护海洋权益，彰显党和国家在推进海洋发展上的观念转变。
100多年来，海权思想在世界的发展是迅速的，海权论唤醒了世界，它已经成为海洋时代的战略指导思想。然而在中国，海洋观念的转变却是艰难的，甚至仍有一部分人对之不以为然，甚至还有人认为那是帝国主义理论，实在令人费解。海权，它是海洋意识的核心，确立海洋意识和海权思想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是哪个人愿意接受或不愿接受的事。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世界上的陆地已基本瓜分完毕，陆上边界基本确定。除了漫天冰雪覆盖的南极大陆外，世界上已无“无主土地”可言，激烈争夺海洋便成为各国扩大其生存空间的必然趋势和基本发展战略。有条件的国家纷纷推行由陆向海的经济发展战略，以抢夺这21世纪的战略制高点。当然，各国争夺海洋国土的最终目的在于抢占丰富的海上自然资源。对于那些经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外贸易的经济外向型国家来说，也是为了争夺世界贸易和石油通道的需要。而从条件和前提来说，人类开发海洋资源的应用技术在不断提高。在人类历史上这一轮大瓜分中，各国均采取同以前的大瓜分相似的战略，即先争得最大的海域面积，而暂且不管其所要求的海域具有多大的经济价值（实际上要对后者进行精确估算也是不可能的）。这次大瓜分必然导致国际海洋事务出现复杂而艰巨的斗争新形势。
21世纪是海洋开发的世纪。因此，1989年第45届联合国大会作出决议，敦促世界各国把海洋的开发利用列入国家的发展战略。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指出：海洋是全球生命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保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财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很多国家开发海洋的活动日益高涨。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各国的国家管辖范围基本不变，整个世界处于相对平稳状态，海洋资源的开发亦不见有大的波澜。但从70年代开始，世界海洋资源开发波澜迭起，尤其是围绕侵夺别人或维护自己海洋权益的激烈斗争时有发生。不管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还是发展中国家以及两者之间的海洋权益争夺日趋激烈，其主要原因是各国对海洋权益的认识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这一改变同样发生在中国的周边海域国家，这对我国而言也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逐渐摆脱经济的贫困，追求民生幸福之际，对海洋的关注已经引起全国上下的共同呼声，国家既要维护近海海洋及岛礁的合法权益，又逐渐以近海走向远海，如在索马里海域的护航、针对马航MH370事件在南印度洋的大规模搜寻等海洋行为，不只是对某一类海上事件的简单反应，更应理解为国家海洋战略从“浅蓝”走向“深蓝”的真实意图写照。虽然这份关注比较西方海洋强国来讲落后了很多，但毕竟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提出来，已经是国家长期发展中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措。
近邻的海洋国家的海洋活动对中国的近海权益已经构成了巨大冲击，在权益威胁的背后主要原因是为油气资源，而分析其中的内在原因可以发现，他国的海洋权益意识已经远远早于中国，并以先下手为强的方式取得了部分海洋权益的先占。众所周知，资源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概念，就人们所关注的南海的资源而言，主要包括矿物资源和生物资源。但不管是哪一类资源，在当今许多沿海国家的陆地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减少，乃至走向枯竭。这些国家也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危机。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眼睛转向海洋。当然，转向海洋、加速海洋资源开发，也是当今一股国际性大趋势。早在1968年，当联合国在一份报告中说中国的近海可能有丰富的油气储藏的时候，所有中国的海上邻国都纷纷向中国方面宣布和确定自己的海域划界主张。越南和菲律宾最为积极，立即把中国南沙群岛的大部分岛礁及临近海域划入版图。其中越南已在南中国海建立了大面积的油气开发区，从而由历来的石油进口国一跃而成为“石油输出国”。
在我国周边的海洋国家中，日本、韩国和印度的海洋观最为超前，海洋意识从政府到国民一致地强烈，尤其是日本更是如此。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和市场都较小的岛国，清醒的生存危机感时刻引导着该国的国家或者战略方向，近几年发生的与中国的钓鱼岛争端、冲之鸟岛（实际上是礁）上的强硬态度都证明了日本对海权的强烈欲望。韩国与日本的民族心理也比较相近，其海权意识同样强烈。印度作为地区大国，其本身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目的必然使其在区域的海权主张方面更有发言权。印度在近几年向俄罗斯购买航空母舰，并意图向南海扩张的动向体现出该国强烈的海权意识。近几年，中国海军赴索马里海域护航以及中国海军“辽宁号”航空母舰的改装成果等举措大大振奋了国人开拓海疆、维护海洋权益的决心，应该被视为我们对传统海洋观的一种实质性突破。
但是，中国在海洋上毕竟仍是一个弱国。与上述周边邻国的观念和认识相比，我们的海洋观念转变得太慢了。中国正在走向开放，但缺乏海洋意识将不能达到完全的开放。开放是强国之路，这已没有人怀疑了，强化海洋意识教育是走强国之路的着力点，这需要人们进行深入的再思考。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制定和生效，是“海洋国土”概念产生、问世最直接的催生婆。“国土”概念与“海洋国土”概念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后者是前者的延伸，前者是后者产生、发展的起点和基础。
随着世界人口的日益增长和陆地资源的日益减少，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制定和生效，世界海洋秩序、利益大调整，各国更加关注海洋，关注自己的海洋利益，纷纷把这些权益纳入国家主权管辖范围。如日本本土只有37. 7万平方千米，可今天的日本人却说，他们的国土面积是“470万”，何故？他们是把他们认为属于他们管辖的海洋面积加进去了。根据资料记载，我国的“海洋国土”概念最早是国家海洋局前局长罗任如先生提出来的。罗老为此作了大量的调查，写了很多有说服力的文章，由此逐渐宣传开来并被大家所接受。国家海洋局其他领导及全国许多海洋专家、学者为此概念和观念的建立和宣传，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纷纷出台了一些明确海洋权属、规范海洋管理的法律法规，如1992年的《领海及毗连区法》、1998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等，海洋行政管理部门也开展了多项重大海洋管理活动，如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全国海洋功能区规划工作等。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由于受长期形成的传统的“重陆轻海”观念的影响，我国就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而言，海洋观念、尤其是海洋国土观念，仍然比较淡漠。自建设海洋强国被列为国家战略以来，我国在海洋维权、海军建设等方面做了重大推进，取得了较多成效。下一步，国家范围内的国家海洋立法、海洋意识教育将要进一步深入。
海防意识、海权思想、海洋经略和海上军事力量的发展，在近500年来对许多大国的兴衰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还依然存在。我们对海洋大国的海上殖民活动要有正确的认识。同时，又必须从海防、海权、海洋经略和海上军事力量的发展对国家、民族的意义上来考虑问题。这一点，在海权争夺和海上军事力量角逐日益激烈的今天，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正在崛起的今天，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海权”在当代具有普遍价值和全球意义。海洋对于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进程中，“海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如果中国不能成为一个海洋大国，在世界格局中就很难成为真正强大的一极；在人类向海洋进军的新浪潮中，濒海国家都把开发和利用海洋作为基本的国策，如果把握不住向海洋发展的历史机遇，中国就很难进入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由于海洋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争夺的对象和场所，如果中国没有强大的海军，就难以捍卫自身的海洋权益和海上安全。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需要与时代相适应的观念与时俱进。没有观念上的进步，就不可能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回顾历史，世界上强国的发展，都与其经略海洋、利用海洋的浓厚的海洋观念和强烈的海权意识密切相关。当今世界人类正面临着资源短缺、人口膨胀等重大难题，世界沿海国家纷纷把目光投向海洋，制定海洋战略，以迎接未来重大挑战，世界海洋斗争已由传统的争夺制海权为中心，逐渐向以争夺海洋资源和海洋权益为中心转变。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海洋观念意识的强弱。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在海洋强国战略确定为国家战略的同时，如何提高全民族的海洋观念，强化海洋意识，已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另一项战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