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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以前，中国饱受外族侵略和内战的蹂躏，经济萧条、社会危机重重、科学文化卫生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民众中传染病、寄生虫病、和地方病十分流行。鼠疫、霍乱、天花、血吸虫病、黑热病、痢疾、结核病、性病麻风病、克山病，营养不良疾病肆虐。在这种十分恶劣的环境下，而整个国家则缺医少药，国民的健康状况十分糟糕。
当时，全国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 1400 万人，死亡率在 20‰以上，其中半致以上死于可预防的传染病。据不完全统计，从抗日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患霍乱而死亡的人数达 10 万以上，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上海市在建国前 50 年间，曾有 12 次霍乱大流行，其中 1938 年死亡 2400 人；1945 ～ 1948年霍乱波及 15 个省，患病、死亡人数不计其数。人间鼠疫在 20 个省、自治区的549 个县（市、旗）发生或流行，1900 ～ 1949 年的 50 年间，人间鼠疫连年不断，每年发病人数在 1 ～ 4 万以上，全国发病人数累计达 1155884 人，死亡 1028808 人，即 89. 0％的病人死亡。仅 1910、1920、1947 年三次在东北流行死亡人数达 10万。据东三省督抚锡良奏陈疫情电文所述，1910 年冬，东三省鼠疫流行蔓延所及达 66 处，死亡人口 4 万余人；哈尔滨市人口不足 2 万，死亡在 6000 人以上，经外务部派医官伍连德等前往防治，才使疫势缓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在东北设立细菌制造所，用飞机散布疫源。1945 年东北解放前夕，日本帝国主义为销毁罪证将该所炸毁，使带菌生物流窜，再次发生鼠疫流行。天花在不少地区也猖獗流行，1939 ～ 1949 年间，全国各地天花患者约有 38 万人。天花每隔几年就大流行一次，每年数以万计的人死于此病。据 1950 年在湖南省岳阳地区所作的调查，居民患天花者占 13. 6％。云南省有的县，在解放前出生的居民中，半致以上的人患过天花。在天花危害严重的地区，流传着“生儿只算生一半，出了天花才算全”的谚语。黑热病建国前最初在山东、河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六省流行，后来蔓延到长江以北的广大农村，全国有 1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不同程度的流行，遍及 665 个县市。1935 年初，江苏省政府曾组织“苏北黑热病调查团”，对准阴、涟水、泗水、宿迁等县作初步调查，患者约在 10 万人以上，死亡率占 5％。到建国初期，全国仍有患者 53 万人，其中半数集中在山东、苏北和皖北。
血吸虫病在我国有漫长的流行史，据解放后调查，流行范围有13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348 个县市，全国累计查出患者 1130 多万人，1 亿多人口受威胁。在广大疫区，血吸虫病成为危及人群生命、中断生育、遏止生长发育、阻碍生产的一大“瘟神”，有的疫区人死户绝、田园荒芜，呈现“千村薛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景象。解放初期，有几十万晚期病人和大批急性感染病人在死亡线上挣扎。疟疾在我国南部各省、自治区及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和山区危害严重，而且由南到北，分布广泛。由于经常有暴发流行，华南不少地区是“瘴厉”之区。据估算，解放前每年患者达 3000 万人以上，病死率约1％。解放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等省、自治区疟疾广泛流行，湖南、河南、安徽以及辽宁等省的一些县区也曾有暴发流行，危害严重。结核病在解放前也是严重疾病之一，患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
解放初期，全国结核病患病率高至 4％左右，死亡率高达 250 ／10 万，居人口十大死因之首，全国每年死于结核病者约 100 万。此外，还有不少其它传染病在全国各地流行，如伤寒、白喉、猩红热、性病、麻风病、克山病等传染病的发病率也很高。性病在旧社会以梅毒的危害最大，流行最广泛，医学界曾将性病、结核病、麻风列为全世界三大慢性传染病。据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的调查，性病患者约有 1800 ～ 2000 万人。
一些大城市梅毒患病率为 4. 5％～ 10. 10％，农村为 0. 85％～ 3. 8％，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患病率竞高达 21. 7％～ 48. 0％，性病流行成为这些地区人口下降的重要因素之一。麻风的流行区在东南沿海及长江流域各省，黄河流域及东北、西北各地也有少量流行。据解放初期估计，全国患麻风病患者约 50 万人。
全国还有 80％的地区有地方病，涉及人口高达 4 亿多人。地方性甲状腺肿流行于 28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 464 个县（旗、市），患者在 1300 万人以上，受威胁的人口达 2. 7 亿之多。克山病流行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内蒙占、陕西、甘肃、西藏、云南、四川、贵州、湖北等 15 个省、自治区的309 个县（旗）。急性克山病死亡率极高，对病区人民是一大威胁。
在旧法接生等因素的影响下，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也很高，据国民党政府公开的材料记载，当时大城市的产妇平均死亡率为 15‰，小儿死亡率城市平均为 130‰，农村为 170‰，全国每年有 20 余万妇女和 100 多万新生儿被夺去生命，婴儿死亡率竟然达 200‰。
根据 20 世纪 30 年代的调查，出生婴儿能够活满 1 岁的只有84％左右，能够满 15 岁者男性为 56. 2％，女性为 57％，表明近一半婴儿在 15 岁前死亡。我国人均平均寿命在 35 岁左右，是当时世界上平均寿命最低的国家之一。
真可谓是疾病猛于虎。
尽管传染病这样广泛流行，人民死亡如此惨重，但当时的卫生服务能力十分低下，卫生设施严重缺乏。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了来遏制这种状况的延续，并且对医药卫生工作也不很重视，全国卫生行政的领导甚至还曾由内务部警政司兼管。各省、市的卫生机构也是残缺不全，到 1945 年止全国22 省中仅有16 省设立了卫生处，重庆等7 市设立了卫生局或卫生事务所。至于医疗机构，据不完全统计，在 1947 年全国约有大小医院 2000 多所，卫生技术人员 23000 多人，病床 9 万张左右，其中属公立者只占三分之二。一般医院设备简陋，诊费昂贵，而且集中在大城市，只为城市的少数人服务，广大劳动人民根本无条件进院治疗。卫生事业经费很少，加上官员的层层贪行，真正用于卫生事业的经费更是微乎其微。到 1949 年，全国中西医药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也才 505040 人。而当时全国总人口已经达到 54167 万人，卫生技术人员在人口中的密度仅为0. 92‰。其中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的高级卫生技术人员仅有38875人，每千人口仅有高级卫生技术人员 0. 07 人。全国的医院也只增加到 2600所，病床 80000 张（每千人口 0. 15 张）。农村地区医疗机构更是缺乏，据 1947年统计，占全国人口 85％以上的农村仅有病床 20133 张。只有县医院 1437 所，且条件都非常简陋，每所医院平均只有 10 余张病床，医疗设备甚少。至于村、镇的卫生医疗机构少到屈指可数。
药品供应更是不足，绝大部分化学药品不能自制，最简单的医疗器械也要依靠进口。据统计仅 1946 ～ 1947 生就进口原料药品 7650 余吨。而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把大批西药成药在我国倾销，造成我国许多药厂关门倒闭。到解放前夕，如上海 200 多家药厂仅残存 95 家，充分反映了半殖民地的特点。可以看出，当时的医药卫生工作是多么的落后。
至于卫生教育方面，国民党政府开办了一些医学院校，据统计到 1949 年解放时全国共有公、私立医科院校38 所，药科校系12 处，牙科校系6 处，在校学生约 14000 人。1928 ～ 1947 年 20 年中仅有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 9000 人，在 40年里仅培养出 2 万名正式医生，300 名牙科医生，2000 名药剂师，13000 多名护士和 1 万多名助产士。大多数医务人员也是集中在城市，广大农村除有少数中医外，医务技术人员是很少的。医疗卫生从业人员如此稀缺，无力解决当时人民群众大量的健康问题。从事医疗服务的主体是传统中医和草药医生，许多都缺乏必要的培训和锻炼，无法应对和处理流行疾病和疫情。在当时，全国性的预防计划和体系是不存在的。
面对这种卫生状况十分恶劣，医疗机构残缺不全，广大城乡缺医少药，疾病广泛流行的局面，当时的各届政府没有很好的对策，反而出现欲遏制和消灭中国传统医学——中医的愚蠢举措。
北洋政府时期，统治者为了依靠外力维持其统治，采取媚外政策，对中医药大加排斥，企图消灭中医药。1914 年，当时的教育总长汪大燮主张废除中医中药，遭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对，各地中医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进行斗争，北洋政府的这样反动政策被胎死腹中，但这种民族虚无主义的错误主张却没有改变。1925 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申请把中医课程列入学校规程，建议在医学院校设立中医学科或设中医学校，也遭到拒绝。
1929 年 2 月，国民党政府召开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该案提出了限制中医的六项办法：
1.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许其营业，登记期限为一年。
2.限五年为期训练旧医，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无此项证书者停止营业。
3.自民国十八年（1929）为止，旧医满 50 岁以上、在国内营业 20 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此项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为 15 年，期满即不能使用。
4.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5.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之宣传。
6.禁卫成立旧医学校。
这项遏制中医发展的反动提案通过后，立即引起了全国中医药界的极大愤怒和强烈反对，全国各地中医团体代表聚集上海，于同年 3 月 17 日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会场上悬挂着“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等标语，并组织 130 多个团体联合赴京请愿团，要求国民党政府取消这个决议，上海中医中药从业人员并以罢工半日表示抗议。社会上的公众舆论也支持中医药界，提出：“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于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这项由少数西医生发起的取缔传统医学的闹剧，其结果反而增加了公众对传统医学的支持。国民党政府也迫于社会各界压力和西医的极不发展，这个“废止旧医案”未能核准执行，而且国民党政府还于第二年成立了中央国医馆，有些地区设立分馆、支馆。但在不到半年之内，国民党政府有关机构却又连续发布有关中医药的政令，例如，教育部下令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中医传习所，卫生部下令将中医医院改为医室并禁止参用西医药器械。这些均再次遭到“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临时代表大会的抵制和反对。为了缓和中医界的抗争，1933年，国民党政府拟订《国医条例》（草案），但是直到 1936 年才公布，其中仍然充满歧视中医的内容。在全国人民和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下，国民党政府虽未能达到消灭中医的目的，却使传统医学受到严重摧残。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散在各地的中医仅有 50 万人，而且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对中医进行严格的考试、审查制度，使很大部分中医无法继续执业。
尽管如此，广大中医仍然在城乡广大地区，努力为民众解除疾病痛苦，深受群众的信任和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