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国以来大学生理想信念的发展

实践是理想信念发展的现实动因，也是根本动力。但是“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发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 。因此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实践背景，而不同的实践背景形成相对不一致的理想信念体系；同样，不同的社会实践下，个体生成的理想信念也是不同的。那么，当代大学生所处的时空坐标又是怎么样的呢？下文将着眼于现时代大学生理想信念发展的分析。

（一）大学生理想信念发展的实践背景

从人类发展史来看，人类理想信念经历了或将经历人的依赖的发展阶段、物的依赖的发展阶段和人与人自由发展的阶段。在纵向上，表现为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影响到主体理想和信念发展的不同状态。在人对人的依赖的阶段，人通过人的自然力作用于物的自然力，宗法制度和人伦关系成为维系秩序的主轴；因此，权本、宗教理想及信念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理想、信念内容；在人对物的依赖阶段，人以人的创造力作用于自然力，经济和技术成为政治权力以外的又一权力中心；这样物本、器本、权本理想及信念和宗教理想信念构成了这个时代的主题；在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阶段，人的作用对象将越来越回归到人的本身，这时人的理想、信念自觉将告别异化与物化而走向自觉中的创造。在横向上，则表现为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也可能形成不同的理想信念状态。不同国家理想信念思维原则不同，例如，古代中国传统理想及信念的基本特征，是把个体的存在、利益和自由归结为类的存在、利益和自由；西方传统理想及信念的基本特征，是把类的存在、利益和自由归结为个体的存在、利益和自由。同样，作为理想信念的深层结构的思维方式也不同，回顾迄今为止的人类文化史，主要有三种：西方的对立二分的思维方式，中国的混沌一体的思维方式和印度的流动虚无的思维方式。 因此，如果以此为坐标，一方面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发展正处于以物的依赖为主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思维的总体状况以混沌一体为主，但同时在全球化的时代又受到世界不同区域思维方式的影响，从而形成复杂的思维景观。

从共和国发展史来看，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我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革命为主题的阶段和建设为主题的阶段，形成了非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同体制的发展阶段。与之对应就有革命信念和建设信念的不同主题。

首先，大学生理想信念需要之动力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改革开放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分水岭，由此中国现代性不断彰显。这一进程“不仅仅是一场社会文化的转变，环境、制度、艺术的基本概念及形式的转变，不仅是所有知识事务的转变，而根本上是人本身的转变，是人的身体、欲动、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不仅是人的实际生存的转变，更是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 当中国走上“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之路时，这种变化就已经开始；而当中国市场化、民主论、信息化、多元化成为时代生存境遇，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这种变化已经成为了时代主导性的话语体系。

其次，大学生理想信念发展的文化依据也产生了变化。如果说个体的先天遗传因素为人的理想信念发展提供了生理基础，社会实践因素则为人的理想信念提供了根本动力，那么，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个体的理想信念形成是一刻也离不开社会文化的。因为特定时代的个体总是浸润于一定的文化当中成长的。一方面，如前所述的，当代中国不再如同非市场经济时期，尤其是“文革”期间的被钳制状态，各种文化获得了合法性，形成了泥沙俱下的多样状态。另一方面，媒介环境是现代人的一种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大众传媒已成为当代大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改变的重要因素。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电视、网络（包括手机）先后主导着大学生的生活，当前我国电视、网络、手机都成为世界用户最多的国家。“大众传媒不仅控制社会舆论、引导受众态度，还可以渗透到一般的社会心理以及个体思维和行动过程中，首先，大众传统影响改变了人们的认知和思维方式。其次，大众传媒所具有的综合作用于人的感官的功能，为社会动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也为各种思潮、热潮的形成提供了可能。” 再一方面，当代大学生所受教育更加系统，家庭成长环境也出现变化，核心家庭成为主流。

（二）当代大学生理想信念的认同构建

1.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制度为主的同一性认同

新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毫无争议地成为社会的主导理想信念。有学者指出：“计划社会的理想是高度统一的，是‘党’和‘政府’统一制定的，并且迫使所有的个体都接受，个体没有、也不让你有自己的理想与生活目标。所以在“文革”时期，大家的理想都是当工农兵，尤其是当兵。你想当专家、当教授、当老板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成名成家思想甚至是反革命思想。” 除了社会理想信念的主旨相对同一外，在理想信念的传递形式上也有很大的同一性、同向性。

第一，学校教育与政治导向的高度一致性。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迅速的变革相适应，高等教育当然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1950 年 6月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召开，这次会议对国民党遗留下来的 205 所高等学校和作为短期干部培训机构而建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大学作了概括和总结。人民大学成为新兴高等教育体系的核心和典型代表，担负起为社会科学界发展一种权威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准则的重任。在课程方面，明确规定了按照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新目标的过程中形成不同的学科领域，最为重要的是废除了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形成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教学计划。在学习生活方面，同一专业同一班级的学生生活在同样的宿舍，同一教研室的教员也经常生活在同样的校舍；同时在专业和教研室都有党的基层组织并配备政治辅导员。

之后，虽然有所调整，但总体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到“文革”期间这种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文化大革命’整个政治斗争背景来看，‘教育革命’和‘文艺革命’都不是真正的教育改革和文艺改革，而是一场政治斗争，又是另一场更大的政治斗争的工具或道具。” 因此，美好的乌托邦式的动机并没有给中国大学、青年学生带来福祉，同时也严重偏离了教育，而变成了制度的强制，进而形成了对革命领袖和导师理论的绝对化的信念。

第二，制度内不同力量在大学生理想信念发展中也同向推动。比如，偶像的塑造。20 世纪 50 年代主要偶像，包括董存瑞、罗盛教、邱少云、黄继光等，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在战火中浴血奋战为国捐躯的普通士兵英雄；60 年代代表性的如雷锋事迹的宣传。有人认为，这是“首次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是第一个被作为标准的毛泽东主义道德典范，并具有高尚的生活情趣而被大力宣扬的军人英雄。” 又如，在媒体的宣传上也是如此。一方面在当时主要的传播媒体是广播、报纸等，主要进行革命歌曲、革命书籍等流传；另一方面这些媒体往往更注重宣传效果，而非事件本身，比如黄继光的宣传中，经过记者几轮修改和“合理想象”。 在“文革”期间这种情况走向了极端化。这一时期，大众传媒几乎完全被林彪、江青集团等‘左’倾政治文化主体所掌握、利用。同时政治符号漫天飞，主要如：政治口号；文字类政治符号；带有特殊政治涵义的政治图像；体态型政治符号；“革命样板戏”；许多原本不具有政治意义的符号人为地革命化。 除此以外，还有社会评价体制、社会动员、社会管理等也通过不同方式产生推动作用。

第三，作为能动因素的主体也表现出同向性。一方面，表现为很少有主体性的反思，质疑或者解构方面的表现非常少见。大学生虽然有时不解，但总体上在狂热的年代中表现出了封建式的愚忠，以致到后来演化成为对一个偶像的个人崇拜。当时的个体在面对理想、信念时少有困惑和不解，完全不同于近年来不同身份个体对形形色色大学生的差异化建构。另一方面，表现为全民性的认同，同质性很强，不具有异质性。不同年龄、性别、民族的大学生都具有一致性的认同。再一方面，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高度同一，个人理想往往消融于社会理想当中。这从“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等言行就鲜明地体现出来。

总之，这一时期大学生的理想信念认同是以建立以制度为主导力量的，而主体的能动性因素几乎消融于无形。

总体上，前后大致可以分为“教化性认同”和“强制性认同”两个阶段。 所谓教化性认同和强制性认同都是一种没有选择的同一性的认同，所不同的是，前者诉诸的是隐性的强制力，这样发生的认同并非同意，又非横暴，而且是相当有效的。这可以从回忆的记录中看到这一点：“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学 校的教育比较正规 ， 到了初中以后我的社会政治观念逐步被培养了起来 ， 甚至 有了很高的热情 。…… 我想 ， 我爸 、 妈都是党员 ， 我当然也信仰共产主义 ， 我将 来一定要加入共产党组织 。” 而后者则诉诸显性的强制力，这样发生的认同主要不是同意，而是横暴，虽然有效，但极可能呈现形式上的认同而实质上不认同。对此，可从“文革”的经历者中看到诸多的诉说，例如：“ 面对 ‘ 文革 ’ 时期暴 露的一些巨大丑闻 ， 民间流传的一些有关领导干部的八卦 ， 斗争对象的不断变 换 ， 政治运动的起起伏伏 ， 一起起伪善的把戏被戳穿 ， 我们无疑有一种被欺骗 、 被愚弄 、 被出卖的感觉 ， 这些都导致了我们的理想信念危机 、 道德危机 。 尤其是 1971 年 9 月林彪事件败露后 ， 更是给我们 “ 发热 ” 的大脑当头一棒 ， 加速了我们 的理想信念危机 、 道德危机 。……。 整个社会都陷入了伦理危机 ， 说什么都不 灵了 ， 做什么事都没有顾虑了 。 当时确实有一些工农兵学员沉沦和堕落走向 歧途 。”

2.改革开放以后：制度内外竞争的统一性认同

1976 年 10 月，“四人帮”被推上历史的审判台，“文革”结束。随之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建设成为我国工作的重心，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中国社会繁荣昌盛。与此同时，在经济体制上我国也开始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大学生理想信念发展的情况怎么样呢？理想信念构建的影响因素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对此，历史的记录可以鲜明地体现，如：

“ 潘晓现象 ”。1984 年 4 月 ， 两个普通的青年潘炜和黄晓菊给 《 中国青年 》 杂 志社 ， 发出了 “ 人生的路呵 ， 怎么越走越窄 ……” 的信 。 信以 “ 潘晓 ” 的名义在 《 中国青年 》 发表以后 ， 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 。

“ 萨特热 ”。 改革开放以来 ， 以法国哲学家让 · 保罗 · 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 义思想被介绍到我国 ， 并在我国掀起了一股热潮 。

“ 港台流行风 ”。 在品味着 “ 伤痕文学 ”、“ 知青文学 ” 的悲凉的同时 ， 流行歌 曲 、 言情小说 、 武侠小说等港台流行风吹遍中国 。

……

如果作最简单的概括的话，《青年报》的一系列大讨论为这一系列变化描绘出了一个清晰的线索，即：80 年代《二十岁，你在想什么？》、《理想是怎样实现的》——90 年代《现代人要捧着灵魂行走吗？》——21 世纪后《新世纪，新青年，上海青年形象》、《今天，我们怎样成长》。显然，我国大学生理想信念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内部及其与能动性因素之间的关系都迥异于前。

第一，学校教育的改革。1978 年 4 月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这次大会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实现现代化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随之，全国统一高考制度恢复，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1985 年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给大学以建国以后从未有过的自治权，指出，大学将是教学与科研的中心，大学有权控制课程内容，有权选择使用什么课本。1986 开始，逐步取消国家对大学毕业生统一分配的制度，到 90 年初这一改革全面展开，大多数学生毕业后需要自己找工作。随后，大学开始了扩建、扩招、后勤社会化的实践。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与时俱进地发展。 这在外国学者的眼中也鲜明地体现出来，许美德就认为：“新一代政治课教员开始研制新教材，采用了一些社会科学工作者领域中出现的新思想和新观点，以此对历来一直是板着面孔说教的政治课本重新设计和改造。” 总之，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的制度一方面从制度层面保证了教育的发展，但另一方面这种改革也使学生不再完全依赖、从属于学校，淹没于学校教育当中。

第二，新兴结构性因素的出现。计划经济时期是一个权威、封闭的时代，政治意识、政治行为成为绝对的权威。“政治意识代替了经济意识，政治行为代替了经济行为，生产者的政治觉悟取代了生产觉悟、科技觉悟，于是形成了在黄土地上插花红旗，青石板上撒豆子的局面。” 但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单一的状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兴的结构性因素，其一，市场成为新的结构性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市场力量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与计划经济时代不同，这种力量的竞争目的不在于政治权力，而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遵循的也是市场竞争的规则。这一方面“使有形的、可指标化的因素，即物质的、科技的因素具有价值优位，而无形的、难指标化的因素，即思想、道德、政治等因素容易忽视而陷于物本倾向。” 另一方面对市场竞争而言，个体是需要争取的消费群体，多是欲望的“诱发”、需要的“迎合”，而不是对对象的“教育”或“育化”，因而“广告、包装”替代“宣传、学习”成为主导手段。其二，全球化也成为新的结构性因素。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地球正在变成一个“小村庄”。这样，改革开放也就意味着中国不再如同计划经济时代处于相对封闭、静止的社会，而是一个不断走向开放、日益流动化的社会。这样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等各种文化共存于同一时空，为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选择空间。

第三，主体能动因素觉醒。“80 年代以来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从政治化的总体性逻辑中解放自我或主体性。”“不是抽象的总体性来安排人的精神生活，而是在个人的独特生活经历中，打开自己的精神天空，这成为 80年代以来一个逐渐在深化、扩展的精神生活新景观，这意味着自我的发现：个人不再是国家、民族与世界历史实现自己目的的一个工具，而是有其不可化约的独立存在。” 这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一波又一波的讨论得到了鲜明的体现。1980 年“潘晓现象”之后，1981 年关于电影《沙鸥》的讨论、1982 年关于美国影片《冰峰抢险队》的讨论、1983 年关于学习张海迪的讨论、1984 年关于故事片《人生》的讨论……1888 年关于大学生毕业分配问题的讨论、大学生“郎郎”寻找丢失的“草帽”的讨论…… 这些讨论说明了青年，尤其是大学生作为中国的最具先锋性的人群，其主体性不断觉醒，进而宣告了自我或主体性的发现，并成为当代个人主义潮流的先导。

以主体性觉醒为中心考察的话，主体性的觉醒与结构性的因素是密切关联的。一方面正是以由“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为根基，以大学教育体制、管理、学习生活的转型为直接的依托。正是这种制度性的改变为大学生主体性觉醒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和前提。另一方面则是市场竞争的推动。“显然，市场经济则不是浪漫主义、英雄主义的经济。市场的运行比较公开，它无法隐瞒自己的种种弱点乃至在自由贸易下面的人们的缺点与罪恶。但是它比较符合经济生活自身的规律，也就是说比较符合人的实际的行为动机与行为制约。因此，是市场而不是计划更承认人的作用，人的主动性。” 其实市场不仅更承认人的主动性，而且市场规则也把一切可能的社会问题都化约为“个人能力”，这样迫使个体不得不在迷茫、压力现代社会中激发出主体能动性。再一方面电视、网络和博客的兴起为主体性张扬提供了空间，也成为主体性发展的催化途径。这些渠道与传统的媒介最大的不同在于，个体行动者不再是被传播的对象，相反，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在互动式交流中得到了释放。这些渠道也不再是垂直的单一主体，而完全相反，是扁平的多主体的空间，这样具有了多样、多维的信息选择。

这样一来，如果考察大学生理想、信念发展的话，结构性因素和能动性因素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首先，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对生产力的释放以及对外开放的扩展，使得市场、多元文化成为制度之外的另一种结构性力量。这样，原来的制度性因素在更新既有习俗和习惯性思维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继续占领社会的主导地位，但是由于新兴力量的涌入又使这种主导性不再处于独尊地位，一方面作为“噪音”对主导理想信念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有物本倾向的信仰、神本倾向的信仰等争夺生存空间。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理想信念发展不再可能如同计划经济时代的“同一性认同”，而只可能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统一性认同”。

其次，主体能动性因素成为大学生理想信念发展的关键性的、起决定作用的因子。经历了运动的洗礼后，在制度力量内部分化以及市场力量的竞争之后，个体力量得到了萌芽和发展的机会。这样，理想信念发展只依靠制度、市场和个体三者中的一方显然是不行的；相反，理想信念发展需要获得最广泛的社会认同，需要三种主体之间以尽可能多的合作来取代竞争。如果从大学生理想信念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和能动性因素之间的力量对比来看，经历了由计划经济时代唯一的结构性因素为主，到结构性因素分化和主体能动性觉醒的过程。因此，相比较“强制性认同”或“教化性认同”，改革开放以来大学生理想信念发展的认同机制可以认为是“生成性认同”。 Gm65pIDX87Sj7OvWKUT3WTEaQ5DcA0RezvoFMYCNQtLgA1fInf9g7Y8XJZ9ixPk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