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学生理想信念的现代境遇

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科技信息化和文化多元化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状态，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当代中国人面对的主要境遇。

（一）经济市场化与物本取向

经济市场化是现代化的基本动力源。所谓市场化，是一种以市场为社会基轴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在农业社会，社会生产力处于人力和畜力为主要支撑的状态，生产的相对封闭导致了交换关系不发达，商品交换和流通在并不广泛的空间进行，人与人的关系也处于血缘和地缘的限制之内，从而形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发达状态。市场化是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日益发达基础上产生的，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也是资源调控的中枢，在市场的调控下，物质资源、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向最佳的领域配置。市场化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依附于农业小生产的小商品市场到以工业大生产为基础的现代商品市场；从几乎单一的产品市场到要素市场的出现与完善，以及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全面结合；从传统的、具有非规范半规范特征的、主要以伦理和习俗约束的市场到具有现代规范特征的、主要以法治约束的市场；从具有强烈的简单再生产色彩的原始市场到具有持续扩展与升级特征的超级市场；从生产决定消费的生产主导型市场到消费决定生产的消费主导型市场；政府与市场关系从含糊到清晰；市场中的产权关系从基本不受保护到通过法律和制度严格界定和明确保护；市场主体从依附于各种宗法关系、权力关系到走向建立在经济平等关系之上的独立自主。

市场首先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在其中商品、技术、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实现着交换和流通。市场如同是一架精巧的机器，通过一系列的价格和市场，无意识地协调着人们的经济活动。同时，市场也体现了不同生产者、经营者之间的经济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为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 市场综合地反映社会商品可供量和有支付能力的得求量之间、生产者同经营者以及与消费者之间、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新经济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思认为：“市场是现代西方经济最基本的制度，并且也构成以往经济活动的中枢神经。” 纵观人类经济史的演进过程，其实质就是市场化的过程。市场形成了竞争，竞争又促进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在当前，我国传统的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的主导形式。与之前的两种经济体制相比，其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使我国经济由封闭走向开放。开放不仅表现于人们突破血缘、姻缘、地缘及单位等限制，交往形式多样、活动范围扩大，更表现为融入了全球化相互依赖的进程。正如马克思所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其二，改变了过度统一走向市场多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破了地域的封闭性，使人们交往更多建立于业缘、趣缘、信缘，甚至网缘；打破了分配的统一性，鼓励个体合理的利益追求，使人们重视有形的物质追求，竞争激烈；随之也打破了利益的均衡性，使利益主体多样化，有形利益与无形利益失衡。其三，随着开放性、多元化的彰显，流动性也随之增大。人们不再只有单一的社会角色、不再仅限于固定的场域，当然人们也不再盲目地服从。“这些社会现象，催生了‘物本信仰’（金钱本位）、‘科本信仰’（科技本位）、‘宗教信仰’（神灵本位）的发生与扩展，对学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学生中也出现了注重功利、眼前、物质与工具价值取向，淡化人文、长远、内在精神价值取向的倾向。”

经济市场化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从利益关系上广泛地确证了个体的主体性地位，另一方面也强化了物本价值的影响。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实质上是利益关系的调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得到了确认和保护。个人利益的确立，使人与人的关系集中表现为物质利益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利益关系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在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整体关系，个体融合在整体之中，个人利益也融合在整体利益之中，因此，利益关系集中地表现为整体利益的关系。“在社会状态下，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以利益为基础的现实联结，从一个社会系统来看，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利益的多元性以及利益分化带来的矛盾和冲突都是不可避免的。” 社会状态包括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几个阶段，其上限可以延伸到自由王国。在不同社会状态下，利益关系的侧重点也是不同的。农业社会表现为政治关系统摄下的宗法关系；工业社会表现为经济关系统摄下的物质利益关系。在工业社会，社会领域分化以后的一个整合机制就是物质利益。行业分化后，通过物质利益把不同的生产部门整合在一起；职业分化后，个体间的物质利益需要把不同的人整合在一起。物质利益关系把原本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简单化了，这个简单化的过程使日常生活的目标也简单化了。人们可以通过比较单一的目标追求在有限的时间内达到一定的目的，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简单化的社会关系否定了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所不断积淀的传统负荷，否定了众多的不合理的价值观念，为个体张扬自我主体性提供了可能。

经济市场化也产生了物质财富对精神生活的异化。这种异化也被称之为物化，通常以金钱拜物教的形式出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钱是以色列人的嫉妒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钱蔑视人所崇拜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类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 “因此，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 “物化”一词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著名思想家卢卡奇。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最重要、最基本的现象是“物化”。他认为，“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产物，必然隶属于它的创造者的生存模式。这一生存模式就是非人性和物化。” 卢卡奇的“物化”（Verdinglichung）是指人的活动、他自己的劳动成了对他说来是客观的和对立的东西。卢卡奇认为，“我们的目的是把物化理解为构成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整体的一个普遍的现象。”“物化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必然的、直接的现象。” 其实，在卢卡奇之前，德国古典哲学家和马克思就论述过“异化”现象。物化和异化对人的主观世界的影响导致了物本信仰的出现和泛化。

物本取向的主要表现是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商品拜物教是马克思根据商品的二重性理论提出的。“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的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 由于劳动需要通过商品这种物的形式实现自身的价值，人和人的劳动关系也就变成了市场中的商品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却放大成为了人和人的关系，并独立于人存在，成为一种统治力量。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他指出：“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一个存在于个人之外的物，这些个人在社会生活的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定关系表现为一个物品的特殊属性，这种颠倒，这种不是想象的而是平凡实在的神秘化，是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的一切社会形式的特点。在货币上，它不过比在商品上表现得更加夺目而已。” 比起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资本形式具有更大的神秘性，在那里，人的社会关系变成物本身的这种颠倒更加发展了。资本本来是属于一定社会历史形态的生产关系，但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在资本关系中，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统治颠倒地表现为物对人的统治，物化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工人制造的产品对工人本身的统治。马克思把这种“物的人格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比喻为“日常生活中的宗教” 。随着资本关系的发展，资本的拜物教性质也进一步深化。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在生息资本的运动（G－G′）中，运动的主体成了自行增殖的价值，会生出货币的货币，“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 。

马克思从拜物教视角分析了物本取向的主要表现，确立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一个主要向度。此后的卢卡奇和弗洛姆等人则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这一思想。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之中。” 所谓的“物化意识”或“物化思想”（ reified thought）。这种物化意识表现为人对事物和自身的认识停留在局部，失去了对整体的联系的把握。“这种合理化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体化，以便能够被结合到合理的专门系统里去，并在这里归入计算的概念。”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分工像在实行泰罗制时侵入‘心灵领域’一样，这里侵入了‘伦理领域’。但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并没有削弱作为基本范畴的物化意识结构，而是加强了它。因为只要工人的命运还表现为完全不同的形式。” 一句话，在物化意识支配下，人们丧失了革命的主体性和反抗精神。此后，弗洛姆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列斐伏尔从日常生活角度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物本信仰已经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等领域，成为我国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大问题。

第一，在经济领域，物本取向主要表现为GDP崇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要务。经过 30多年的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同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对GDP的崇拜。所谓GDP崇拜就是片面追求GDP绝对值的增长，忽略了其他因素，比如经济结构的平衡、环境成本、社会福利等等。这是世界上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或者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国家的“共发症”。 GDP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是人的劳动的创造物。可是，一旦变成一种超然的力量制约甚至统治了主体，就成为了异化的力量。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一些地方盲目追求GDP，热衷于基础设施、经济项目的大投入、大建设，甚至不惜牺牲环境保护、民生福祉为GDP让路，致使GDP成为了一种信仰。

第二，在政治领域，物本取向主要表现为权力商品化。一般而言，权力是指某种影响力和支配力。政治权力要实现的主要目的是利益。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利益呈现出多样化特征。随着国家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和社会事业不断发展，各级行政管理部门的权力日益增大，权力商品化、以权谋私的问题也愈趋严重。在当前，权利商品化的主要形式是用政治权力换取经济利益和用经济力量购买政治权力。即所谓的权钱交易。党政干部代表广大人民行使公共权力、支配公共资源，这种资源是人民赋予的。然而，一旦这种权力失去监督，就会成为游离于人民利益之外的存在，成为满足物质欲求，谋取不义之财的工具。此外，市场经济主体的奋斗目标，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了实现最大的利润，不同的市场主体必然要展开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有的通过正当竞争求胜，有的则通过不正当竞争求胜。不正当竞争为了获胜并免遭惩罚，就尽力寻求权力的支持和保护。因此，如果拥有权力者敢于把权力出卖，权力商品化也就难以避免了。

第三，在社会生活领域，物本取向主要表现为把金钱作为人生价值和人际交往的主要标准。追求自我完善和重视人情交往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在滋生着以金钱为人生价值标准的倾向。一些人在职业选择过程中不重视自己能为社会贡献什么，而首先关心自己能获得多少报酬；一些人醉心于物质消费，追求消费的攀比、炫耀效应，显示财富、地位。少数“大款”、“公款”斗富摆阔的奢靡性消费，在相当范围和程度上存在，并呈蔓延加剧之势。在人际交往中，送礼成风等等。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传统越来越远离社会生活。

（二）科技信息化与器本取向

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技术、知识、信息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成为不同于货币资本的新型资本、新型财富，成为国家与国家、企业与企业、个人与个人竞争的主要指标。对于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的认识是伴随着工业文明的进步而被提出来的。马克思曾经指出：“生产力中包括科学”，“应当把科学称为生产力的另一个可变因素。” 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他认为，“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科学技术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什么关系呢？历史上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 科学技术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并在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结合中促进其增殖。这种增殖主要表现为物质财富的增加与人的智能素质的提高。科学技术与生产过程的结合成为财富的增殖器；科学技术与个人素质的结合，提高了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

在现代社会，信息技术是现代技术的主要标志。其一，电子信息媒介改变了传统的思维方式，现代人的思维开始由经验型向创造型转变。思维方式作为人类对自身和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的体现，总是同社会发展状况相联系，都具有时代的特征，都是历史的产物。信息化使思维的参照系和着眼点发生了改变。信息化营造的社会氛围，塑造着主体面向未来的思维方式。在信息社会，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信息的接受和运用占有越来越突出的地位，唯有创造才能带来知识的更新、信息的增殖，它使人们必须根据并选择面向未来的参照系，形成具有动态性、创造性的面向未来的思维方式。其二，电子信息媒介拓宽了人的思维空间。在社会信息化浪潮中，人们的实践活动将从过去以物质和能量为基础的活动平台扩展到以网络为基础的新平台，即从物理空间延伸到电子空间（cyberspace）。特别是“虚拟现实”的出现，使人们在这个空间里有亲临现场感并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操作；可以把想象的、模糊的东西具体化和形象化，使人产生有创意的想法。其三，思维信息材料获取方式的转换。以往人们习惯于以传统的线性思维方式获取信息材料，而电子空间大量超文本信息链接以多重路径提供了一个非线性的语义网络，从而突现出非线性、非等级、无疆界和客体指向的阅读与思维方式。它的产生不但极大地改变了人们获取客观世界信息的方式，而且改变着人们重构客观世界的模式。毫无疑问，这有助于在认识方式和实践方式的变革中增强主体意识。

科技信息化在提升人的主体性的同时，也产生了对人文价值的偏离，出现了器本信仰。

《易经》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其中的道，虽然众说纷纭，但是，归根到底是指天地人等万物如何生成。器则是人可见的物质的具体形态。《易传》说：“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欧洲语言中的“形而上学”来自希腊语，如英语的“metaphysics”。这一词原是古希腊罗德岛的哲学教师安德罗尼柯给亚里士多德的一部著作起的名称，意思是“物理学之后”。形而上学也叫“第一哲学”，如笛卡儿的《第一哲学沉思录》（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也称为《形而上学沉思录》。亚里士多德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三部分，用大树作比喻：第一部分，最基础的部分，也就是树根，是形而上学，它是一切知识的奠基；第二部分是物理学，好比树干；第三部分是其他自然科学，以树枝来比喻。无论是东西方，人们对器的理解是与道相对应的。道是内在于现象背后的本质与规律，器是具体的表象、工具等。从人的角度而言，目的与手段关系也就是道器关系在一定层面的展开。这就与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与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及其关系相对应了。价值理性关注的是目的的合理性，以道德理想和其他的绝对信念为准则，不计成败得失；工具理性注重有效的手段和途径，以功用、利益和效率为准则。19 世纪末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工具理性不断张扬，价值理性遭遇冷落。器本信仰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并不断被强化的。

器本信仰的第一个表现是重自然科学轻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观。知识是人类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积累的对整个世界（包括人类自身）的理性认识。由于人类认识领域的分化，知识被区分为自然知识和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科学则是人们对知识的规律性把握。由此，科学也分化为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但是，相当长时间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在大众心目中无法与自然科学享有同样高的学术地位。有人认为自然科学才是科学，而哲学社会科学则不是科学。认为自然科学是客观的、可实证的，因而是真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主观的、不可实证的，因而是伪的。认为自然科学是中性的，无价值预设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的，价值性的。

器本信仰的第二个表现是重应用技术轻基础学科的学科观。一般地说，现代自然科学是由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三大部分组成的科学总体。这三大部分各有研究的对象和目的，既是自然科学体系中的不同组成部分，又是三个密切联系的不同层次，互相影响，相互促进。基础科学以自然界某种特定的物质形态及其运动形式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探索和揭示自然界物质运动形式的基本规律。它的任务是探索新领域，发现新原理，并为技术科学、应用科学和社会生产提供理论指导和开拓美好的前景。基础科学是整个自然科学的基石，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前沿，也是技术发明的“思想发动机”。技术科学以基础科学的理论为指导，研究同类技术中共同性的理论问题，目的在于提示同类技术的一般规律。它是直接指导工程技术研究的理论基础。技术科学的研究都有明确的应用目的，是基础科学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桥梁，也是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主要生长点。因此，技术科学在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现代科学中最活跃、最富有生命力的研究领域。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子能科学、计算机科学、能源科学、航天科学等一系列新兴技术科学的迅猛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重要标志。应用科学是综合运用技术科学的理论成果，创造性地解决具体工程、生产中的技术问题，创造新技术、新工艺和新生产模型的科学，如农业工程学、水工程学、生物医药工程学等。应用科学是自然科学体系中的应用理论和应用方法。它直接作用于生产，针对性强，讲究经济效益，所包括的学科门类最多，社会对其投放的人力、物力、财力也最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就像根叶和果实的关系。根叶茂盛而不开花结果的树只有观赏价值而没有食用价值，但是果实的养分归根结底来自于根吸收的水分和养料，以及树叶光合而成的有机物。道理非常浅显，农民不会因为根叶没有食用价值而一味地求取果实。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人重视技术学科和应用学科，认为应用研究可以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提升经济效益，相反，基础学科不仅不能增加社会财富，反而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得不偿失。

器本信仰的第三个表现是重技能素质轻人文修养的素质观。技能素养和人文素养都是人的发展所应具备的基本素养。技能素养是指一定主体所具备的可以完成一定技能工作的能力；人文修养即“人文科学的研究能力、知识水平，和人文科学体现出来的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的精神――人的内在品质”。技能素质指向外在的物质世界，人文修养指向人的内在的精神世界。人文修养其实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基本的“德性”、“价值观”和“人生哲学”，科学精神、艺术精神和道德精神均包含其中。它追求人生和社会的美好境界，推崇人的感性和情感，看重人的想象性和生活的多样化。主张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是它的鲜明标志，它以人的价值、人的感受、人的尊严为万物的尺度，以人来对抗神，对抗任何试图凌驾于人的教义、理论、观念，对抗所有屈人心身的任何神圣。对技能素质的重视一方面表现在教育内容的选择上，突出专业课和应用课程；忽视理论课和哲学社会科学课程；另一方面表现在自我发展的取向上，重视各种技能的学习，轻视理论修养。

（三）社会生活民主化与人本取向

政治民主化是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从广义上看，“政治民主化”是指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政治从少数人统治向多数人统治发展的全过程。从狭义上看，“政治民主化”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的形式和内容从非民主走向民主，特别是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程。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政治民主化是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实力增强的过程中向封建专制势力分割政治权力资源的必然结果。在资产阶级发展的最初阶段，虽然经过商品交换获得了一定的财富，但是怎么样在制度层面保护已经获得的财富和保障财富的不断增长成为新兴资产阶级面对的现实难题。由此，改变封建专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制约，以自由、民主、博爱等主张，争取政治的民主化，进行分权。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民主发展出了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等不同形态。两种形态民主的主体不同，但是通过政治民主分权的目标是一致的。

我国数千年农业为根的封建社会不是真正的民主化社会。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有了广泛的民主；但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社会系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主的落实，甚至由于“一言堂”、“个人崇拜”等影响而遭到破坏。随着我国经济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政治民主化成为社会发展的必须。邓小平曾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 在重申了“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后，我国政治民主化在党内民主、人民民主等方面都确确实实地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政治民主化不仅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手段，更是一种促进“人的解放”的目的，因而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人们不再排斥于社会关系之外，不再仅仅服从。

政治民主化是建立在对封建专制否定的基础上的。相对于神权和王权，政治民主化是建立在对人权的肯定基础上，是人本取向的确立过程。

第一，人本取向是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而不是以神为出发点，更不是以物为出发点。

人类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之初，就对天人关系、人我关系进行了思考。对自然力的不解和神秘化产生了超自然的客观精神——神。在这种语境下，人是神的创造物，神是人的主宰。辩证唯物主义对天人关系进行了唯物论的思考，提出了人是历史的起点也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归宿。马克思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这个结论至少包含了以下几层含义。其一，人是社会构成的基础。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存在的基础。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人类文明初期就已经开始思考了。但是，只有到了近代，生物进化论的发现为回答人类的起源和人类社会的构成前提提供了科学支撑。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构成前提的认识就是建立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基础上的。其二，人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归宿。以神为起点和以物为起点的社会价值观自然把社会的目标还原给神和物。还原给神的社会价值把人的幸福等同于神的幸福，人的不幸是神的安排，只要为了神，人的价值被神的价值所替代。依赖于物的价值从客观精神从向了精神之外，在人的创造物中定位人生的价值目标。马克思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了人的价值的社会意蕴。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异化、非人——消除异化、回归到全面的人”的角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从“人——分工（片面的人）——个人全面发展”的角度；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的依赖状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状态——个人全面发展状态”的角度，论述了个人主体性的实现方式与进程。而且，马克思提出，未来的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以现实社会的个人作为其政治思想的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因此，马克思十分强调个人和社会的一致性和统一性。马克思认为，在过去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社会的发展是靠牺牲个人发展为代价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探讨个人发展的途径，寻求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即人的个体主体性和人的群体主体性相统一的协调发展方法。对此，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 ，于是，人类主体化的最美好境界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到那时，人终于成为自然、社会的主人，因而也成为自身的主人，人的主体性全面实现，全人类终于得到解放。

第二，人本取向中的人是现实的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

以人为本中的人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是抽象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经历了道德人、政治人、经济人、自然人、技术人和全面发展的人的界定。在人类文明初期，道德人和政治人是对人的主要的内涵规定。中国孔子所倡导的道德人格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政治人都是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经济人是近代商品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在市场化进程中对人的内涵的界定。这种界定假定人思考和行为都是目标理性的，唯一试图获得的经济好处就是物质性补偿的最大化。“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我们自己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好处。” 经济人假设把人的利己性和自私欲望作为行为的动力，并在该动力的驱动下参与市场竞争，获得利益的最大化。自然人是对极度强调人的理性的反叛的结果，该观点把人的自然属性作为人的本质，认为人的目的和行为都受到人的本能欲望的驱动，不管这种欲望的形式表现如何，都是本源性的力量。技术人是现代社会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中设定的人的假设。这种观点把人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结合起来，突出人的技术性、符号性，强调人在技术面前的工具理性的价值。全面发展的人是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人的发展目标。这种目标把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统一起来，重视人的需要的全面发展、人的关系的全面发展等等。并提出了在不同历史时期，人的发展的阶段性。从而把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把个体的自我发展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

第三，人本取向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动力之一，重视人的精神动力的发展价值。

社会动力经历了从自然力、资本力到技术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力量一直融入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自然力主导的时代，人力附属于自然力并通过自然力表现出来；在资本主导的时代，劳动力成为资本，劳动力和生产过程的其他要素一起成为生产力的一部分。在信息时代，人的智能因素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创造性和影响创造性的创新精神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显突出，人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在这个背景下，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的现代化并行。

美国心理学家阿历克斯·英克尔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出版的《走向现代》一书中曾提出过著名的现代人理论。他指出，在现代化的研究中，经济学家只重视如何用国民收入来衡量现代化的水平，政治学家忙于从政治机构和组织的功能结构来解释社会的现代性。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去研究现代化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忽视了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那种类型的人，不去讨论他们的心理特征是否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是否跟得上现代社会的节奏，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就是严重的错误，因而也就不可能对现代化的各种问题作出满意的解答。今天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从西方先进国家引进科学技术、企业管理方法、政治制度和形式、教育体制甚至全部课程，希望这样能够使它们尽快地跻身于先进国家之林，但结果往往是失败和沮丧。这些沉痛的教训使人们认识到，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能够赋予先进制度以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的心理基础，如果掌握和运用先进制度的人本身在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上还没有经历一场向现代性的转变，那么失败和畸形发展就是不可避免的。英克尔斯强调，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人都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基本的因素。只有国民在心理和行为上都发生了转变，形成了现代的人格，现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中的行政人员都获得了人格的现代性，这个社会才能称作是真正的现代社会。否则，即使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制度和观念，即使发动了经济腾飞和政治变革，也不会有持续稳定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他还根据六个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调查所收集的资料，归纳出现代人的四个最主要的心理特征：他是参与型的公民，并有丰富的知识；他对个人的效能抱有充分的信心；他在受到传统势力的影响的时候，特别是在处理个人事务的决策方面，有高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他愿意接受新的经验和新的思想，是头脑开放的人。英克尔斯把现代人的这种心理特征称作为“现代性精神”。现代性精神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因此，不发达和落后说到底是一种心理状态。精神障碍和心理因素是阻碍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发展的重要原因。所以，培养现代人的心理、态度和行为是建立现代社会秩序的各种战略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四）风险社会与神本取向

当今，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开放性的增强，使现代社会的风险性增强。所谓风险，即对某一问题的有害影响进行衡量、评估和告知某一特定过程所带来的益处和伴随的危险的对比关系。在人类历史上，风险的产生与人类实践紧密关联。人类实现自身生存与发展，必然要对自然进行改造，但由于人类的主观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其对自然及社会规律的把握常常欠缺准确，结果导致一系列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风险问题的产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风险本质上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人类在实现自然人化过程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只要有人类实践，人类发展就必然要面临一定的风险。

与传统社会中小规模实践带来简单的可计算量化的风险不同的是，人类进入后工业时代以来，其面临的风险却具有了更加强烈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众多风险景象接踵而至，联袂冲击、协同冲刺，引发了更加强烈的破坏性，一旦风险产生，便有可能产生巨大的灾难。加上现代科技的演进，其在给人们带来巨大自由的同时，也使得风险本身具有了更大的未知性和扩散性，有时一个本属于地区性的风险也极易扩大为全球性风暴。

1986 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发表了著名的《风险社会》一书，首次从学理的深度对“风险社会”的概念进行了科学论证。在贝克看来，风险是“一种应对现代化本身诱致和带来的灾难与不安全的系统方法。与以前的危险不同的是，风险是具有威胁性的现代化力量以及现代化造成的怀疑全球化所引发的结果，它们在政治上具有反思性。” ^[1] 此后，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及斯科特·拉什等对此进行了充实和拓展，吉登斯认为，风险分为“外部风险”和“人造风险”两类，其中前者主要由外部的传统和自然因素引起，而后者则是由于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其指出，当今风险社会发轫的标志就是“人造风险”的加大，“人造风险无法精确计算，也谈不上对风险结果的预测，这就使人们陷入前所未有的风险困境之中”。

人造风险包括经济领域的经济危机、政治领域的恐怖危害、道德领域的道德风险、社会生活领域的突发事件等等。在现代化进程的早期和中期，风险被视为偶然发生的概率性事件，在巨大现实利益的对照下，其造成的损失往往被忽略，因而长期处于社会发展副产品的地位。然而，当现代化进入当前阶段，风险已从副产品逐渐转为次产品，甚至已成为主产品，我们已不可能只见益处而无视风险，因为其造成的损失往往将超出承受的极限。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进行转变，这期间社会形态既不是纯粹传统的，也不是纯粹现代的，而是一种混合的社会形态。制度断裂、利益冲突等带来的社会风险不可回避。因此，风险社会已成为当下中国发展不可忽视的议题。近年来，我国的SARS危机、汶川地震、群体性事件等自然和社会领域的风险频频发生，已促使国内有识之士体会到了风险社会研究的紧迫性。贝克本人也曾指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变迁正进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

有人把我国转型期面临的风险性问题概括为：贫富差距拉大，易导致社会纠纷和冲突的产生；就业压力剧增，带来不稳定风险；社会不正之风恶化，对社会风气和秩序破坏极大；生态风险递增，使得自然资源和环境承受了巨大压力；全球化在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如核扩散恐怖主义等负面效应。

面对风险，如何获得保障成为现代人的重要选择之一。这里所说的保障主要包括：物质保障、政治保障和精神保障等几个方面。物质保障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财富基础上的保障。对于国家而言，物质保障就是国家政府的财政保障；对于个人而言，物质保障就是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的可支付性保障。经济发展状况、通货膨胀率、消费指数变化等都是影响物质保障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处于相对稳定的快速增长期，国富民强；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行业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经济危机的影响改变了经济发展的常态，也增加了财富的不稳定性，人们对物质保障的期望值更高了。政治保障是经济保障的延伸物，受着经济利益的决定。人的权利和意见表达主要是通过政治保障来实现的。政治保障也是人的各种利益合法化获得的基础，也是合法化维系的条件。政权的不稳定、政治制度不断变化、利益矛盾出现冲突等都可以影响人们的政治保障。精神保障是人的尊严、安全感和意义感获得维系的基础。人们生活中能够得到他人的尊重，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可以获得意义感等等，都是精神保障得以实现的标志。所有的风险最终都可以通过精神保障的不确定性表现出来。

面对风险，如何建立新的信任关系成为现代人选择的另一个重要问题。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对信任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信任关系表现为不同的方式：农业社会是人格信任主导，工业社会是货币信任主导，信息社会是专家信任主导。吉登斯的这个分析在中国社会并不能简单地对应。中国社会的现实是各种经济形式并存、各种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的复合型社会。货币信任在继续发挥作用的同时，人格信任依然存在；专家信任不断受到重视，但是其他信任关系并没有减弱。

现代社会从相对封闭走向开放，人们的交往方式、人格类型、生活方式、社会价值体系与规范内容有力地冲击着传统，人们的行为活动自觉不自觉地披上了虚假的外衣，偶然性支配着一切。传统日常生活世界中形成的交往方式与行为规范已失却其现实有效性，人们在一种苦恼与痛楚的疑惑之下，逐渐对既有的日常生活失却其信心与信任。这种漂泊的不安全感与对事物的不确定性感受，渐渐孕生出人们的信任危机。

吉登斯认为：“信任就是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技术性知识的正确性的信念”。 在他看来，信任既包括“人对物的信任”，也包括“人对人的信任”。对货币和技术理性的信任是对物的信任，人格信任和专家信任是对人的信任。在现代社会，技术理性催生了抽象系统的发育和发达，人与人的信任关系扩展到人与抽象系统的信任关系，人格信任受到了挑战，交往的风险性增大了。在吉登斯看来，信任在个性发展过程中很重要，集中表现于信任同本体性安全之间的种种关联。“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

风险社会一方面改变了人们对传统信任的依赖，另一方面对构建新的信任关系提出了新要求。

从社会层面来看，人们对社会公共信任的依赖性增强。伴随着人们关系链条不断拉长，时空断裂的可能性加大，化解这种危机要靠制度化的横向信任关系和让公众普遍参与的信任结构。因为一方面风险社会时代各种风险造成的损失巨大且影响范围广泛而深远；另一方面由于知识的分立，每个人拥有的知识是有限的，所以应让公众普遍参与重大的决策，发挥公众在某一个方面的信息优势，这样有利于降低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最坏结果发生，大家都有一定的思想准备，就不会有太多怨言，因此也不会带来太大的社会震荡。

从个人层面而言，对理想信念的要求程度增加。风险的增强和信任内涵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人的心理状态。烦躁、焦虑、无意义感等困扰着一些人。为了寻求心理平衡，新的迷信出现，并与传统迷信一起成为一些人的信仰选择。

目前，无论是正式的宗教（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还是非正式宗教（如世俗佛教、世俗道教、秘密宗教等）在我国都广泛存在，并产生深刻的影响。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共有宗教活动场所 7 万处，宗教教职人员20 多万人，全国性宗教团体 8 个和地方性宗教团体 2000 多个，宗教院校 48 所，参加宗教活动的信教人数 300 多万人。而到 2005 年据华东师范大学一项调查统计，中国信仰宗教的实际人数竟达约 3 亿，其中大约 2 亿人信仰佛教、道教或是崇拜龙王和财神等民间传说中的神；信仰基督教的信徒人数大约有 4000 万，比 1997 年增长了约 4 倍，而 1949 年我国基督教教徒才不过 70 万人。而且宗教信仰在当代大学生中同样也比较广泛地存在，据 2005 年对全国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面向 60 多所高校的学生进行的调查显示：有占被调查10％左右的学生参加了宗教组织，20％左右的学生参加过宗教活动。 其实，我国真正有多少出家的僧侣，有多少居家守戒的信徒，有多少世俗的信徒，没有非常权威的可靠的统计，也不很难甚至不可能作完全统计。除此之外，对于星相、手相、星座等迷信也在青少年中颇具市场。

这种状况如同詹姆士用来强调实用主义的一个比喻所呈现的：“在一个房间里，你可能发现一个人在写一本无神论的书；在另一个房间里，有人跪着祈祷，希望得到信心和力量；在第三个房间里，一位化学家在研究某一物体的特性；在第四个房间里，有人在思索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体系；在第五个房间里，有人在证明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 那么，在当代中国是不是也有一条共同的走廊，以走进各自的房间呢？这不同的房间之间呈现出一种怎样的结构组合呢？

[1]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1992，p. 21. DbA/3YJC2gW8XheD1XB/XAK+4CuEBKWKGvs3WYfF8hElIzD3YzAL3HIQzYN+BP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