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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modern）一词至少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作为时间尺度，它泛指从中世纪结束以来一直延续到今天的一个长时程；一层是作为价值尺度，它指区别于中世纪的新时代精神与特征。”
在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对于“现代”的理解也可以套用西方的理解，不同的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在当代这个时空内进行的，作为时间尺度的现代和作为价值尺度的现代交错在一起，出现了对现代理解的复杂性。作为时间尺度，现代的起点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与近代化的内涵是一致的。作为价值尺度，可以以革命与建设的分界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界。因此，作为时间概念，现代“主要指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及向未来发展的时间，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和以和平发展时代为依据的划分。”
现代性是对现代性质的界定，是现代的价值指向的具体内容之所在。由于对于现代的认识存在分歧，产生对现代性的不同认识。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对现代性作出了一种制度性的分析。他指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这将现代性与一个时间段和一个最初的地理位置联系起来，但是到目前为止，它的那些主要特性却还仍然在暗箱之中藏而不露。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性时期，而是正在进入这样的一个阶段，在其中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剧烈化更加普遍化了。其出发点是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断裂论的解释。断裂是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在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既体现在外延上，也体现在内涵上；可以从时间、范围和特性上来识别。
大卫·格里芬在讨论“现代性”概念时，提出既有从社会学家的、政治哲学家的、经济和社会历史学家的观点出发来加以讨论的“现代性”概念，也有从个人的、心理学的、哲学家的、神学家的以及思想史学家们的观点出发来进行讨论的“现代性”概念。前者指称的是“现代社会”，它包括“社会生活的巨型结构与私人生活之间的二分化”、普遍的结构分化、机械化和实利主义等特征；后者则指称的是“现代精神”，它包括个人主义、二元论、世俗主义、未来主义等。“二分化、分离、机械化和实用主义——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我们所说的现代性这一极端复杂和独特的社会现象。尽管这些特征中的任何一个，甚至它们的每一个变种，都可以被上升为现代性的驱动力，而其他几个则从此得出来，然而在我看来，它们中的每一个特征都代表了现代性的一个中心方面。”
研究所使用的现代和现代性是基于现代化进程中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表现，对中国当代社会人的发展状态的分析。一方面，现代化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现代和现代性的分析就离不开人类现代化的共性关照，特别是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及其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当代社会的现代化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具有自身的特征，所以对中国现代化的分析也离不开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