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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存繁衍的历史是人类社会同大自然相互作用、共同发展和进化的人地关系历史。人类社会在对人地关系的反思中评价并选择其发展模式以不断创造人类文明，推进社会进步。生存和发展始终是人类社会的目标，而选择什么样的生存与发展方式以及如何实现它，却一直是困扰着人类的命题。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中的关键部分始终围绕着人地关系这一主题，从对大自然的恐惧和顶礼膜拜，到对技术的迷信和人定胜天的执着，进一步到对协调发展的认知和可持续发展的着手实施，这是一个艰难的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并且仍在继续探索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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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透视
人类出现并进入文明至今，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文明阶段对应着不同的发展模式，反映出不同的对人地关系的认知。一般而言，人类文明的发展可分为采猎文明（史前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从不同文明阶段经历的时间看，有人将其描述为：“如果在 30 分钟内准确地按年代叙述人类文明的发展史，那么，需要 29 分 51 秒来讲述原始的采猎文明，然后用 8 秒多的时间来描述定居的农业文明，最后用不到 1 秒的时间提及现代的工业文明。”这一说法形象地说明了不同文明阶段所经历的时间及其完成速度，然而不同文明阶段所经历的时间长短及完成速度显然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反映了人地关系的演替和变更。
1.采猎文明阶段
采猎文明阶段，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类的生活完全依赖于自然环境的恩赐。人们根据季节变化为追逐食物在有限的生活空间内不断迁徙，聚居于气候适宜、水源丰富的地方，过着采集、狩猎或渔牧为主的原始生活方式，人类完全是自然界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被动地依靠自然生存，没有改造自然的能力，人们不得不十分敬畏赖以生存的山、水、风、雪等自然现象及为人类提供食物的动植物。原始的图腾文化就反映出当时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和崇拜心理。这一阶段，人类与自然界融为一体，不存在任何的对立化，自然界按其固有的自然规律发展变化，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微乎其微。
2.农业文明阶段
农业文明时期，生产力水平提高，人类能够用自身的力量去影响和改变局部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在农业文明阶段，人类由采集天然食物的生产方式转向垦殖生产方式，但这时，世界人口数量不多，生产规模不大，社会组织程度不高，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冲击力还较小，虽然局部地区因人类垦殖遭破坏导致生态系统平衡的失调也有发生，但从整体上讲，这时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远未能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环境问题。农业文明阶段，人类已经在意识上把自己与自然分离异化出来，但对许多自然现象还无法解释，也无能力去左右，认为在冥冥之中存在着主宰一切的“神”，反映在各种宗教思想中。
3.工业文明阶段
18 世纪，西方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创造出史无前例的高水平的生产力，化石能源代替了畜力，社会化大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人类生产、生活的足迹遍及地球生物圈的各个部位，并开始影响甚至改变地球表面物质和能量的循环流动。工业文明使人类改造自然摆脱自然束缚的能力大大增强，由此产生了“人定胜天”的人文优势主义，把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分离开来，人类社会试图完全征服自然世界。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人类为了使社会经济更加快速的发展，更加努力的开发和运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按照人类的意志，去征服每一寸土地、每一片空间，忽略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协同发展的客观要求；忽略了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反作用，更没有认识到这种反作用会随着人类向自然环境索取能力的提高和索取数量的增多而增加。由于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利用和超量索取，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日益严重，全球性的环境问题终于被作为人类面临的危及生存的重大问题之一被提出，并逐渐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和高度重视。
4.后工业文明阶段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对人地关系认识的完善和深化需要一个过程，环境问题的产生似乎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必然产物。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是人与环境协调的产物，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共同构成了文明的支持系统，文明的发展需要这种系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基础上持续下去，而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及由此对自然环境产生的破坏，必然使这种系统变得脆弱，难以支持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危及人类社会的进步甚至生存。这一阶段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
（二）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危机
人类文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加快了人类征服自然的步伐，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大提高。在过去的 100 年中，工业生产增长了 100 倍，工业生产能力的 4 ／5 以上是 20世纪 50 年代以后出现的。与此相对应，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较短的时间里，人类进入了高度工业化时代，并享受到了工业化为人们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物质生活的改善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使婴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而人均寿命大幅度增长，人们的文化教育水平大幅度提高，世界人口数量迅速增长，人口翻番所需时间越来越短。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会（UNFPA）发表的《2011 年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显示，至 2011 年 10 月 30 日世界人口已达到 70 亿，而且每年仍以 8600 万的速度增长。预测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世界人口将超过 90亿。人口爆炸性的增长造成对各种资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导致世界粮食短缺、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的日趋恶化，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1.人口与粮食
地球上能向人类提供的食物是有限的。陆地表面只有一半土地适于农耕和放牧。风沙侵蚀、水土流失等自然因素和人为破坏及占用农田都使耕地锐减，而可扩大耕地的后备资源极其有限，同时由于旱涝等自然灾害和生产力水平的影响，世界粮食形势十分严峻。目前，世界上营养不足的人，占工业不发达国家人口的 50％～ 60％，占世界人口的 1 ／3，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的人口约有 4 亿～ 5 亿人，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口增长快的发展中国家。
2.土地资源
人口的剧增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驱使人们无节制地对土地、矿产、森林、水源和能源等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使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由于过度开垦和植被的严重破坏，导致土壤侵蚀加剧，水土流失严重，土地沙漠化蔓延，土壤肥力下降。据估计，全世界约有 1 ／4 的可耕地，遭受着不同程度的水蚀和风蚀，由于水蚀、风蚀和水涝灾害而造成的土地损失，占土地各类损失的 30％左右。土壤侵蚀的最终结果导致农田沙漠化。撒哈拉沙漠历史上曾经是牛羊肥壮、骏马奔驰的草原，由于过度放牧和不合理开垦，成为世界最大的沙漠，而且沙漠面积仍在不断扩大。当今世界沙漠化的扩展，有 90％是人的非理性活动造成的。此外，土壤次生盐碱化和土壤污染以及城市建设和交通占地等，造成大片良田、森林、草原被毁，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全世界每年损失土地高达 500 万～ 700 万公顷。土地资源的破坏将会更加剧世界的粮食短缺状况。
3.水资源
淡水资源是人类生产与生活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但地球上人类可直接利用的淡水资源，仅占地球总水量的约万分之一，并且这些水资源在地表的分布极为不均。随着人口的剧增和经济的发展，需水量急剧增加，导致对水资源的掠夺性开采，造成世界性的水资源危机，致使目前全世界 60％的地区面临供水不足。水资源不足已成为许多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与此同时，宝贵的淡水资源正在遭受严重污染，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不足的矛盾，导致世界性“水荒”。目前世界上有 100 多个国家缺水，我国的城市中，目前约有 180 多个不同程度的缺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耕地受旱面积占耕地总数约 1 ／5；全国约 4000 万人次、3000 万头牲畜饮水困难。如果人类不及早采取节水和净化重复利用的措施，到 2100 年，所有的河水可能会消耗殆尽，或因严重污染而不能使用；到 2230年，人类甚至可能耗尽岩石圈所有的淡水贮量。
4.生物多样性
生态学家认为，物种的丰富程度取决于生物的多样性。人类作为生物圈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生存与发展和整个生物圈的存在与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生物圈生物的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不仅为人类提供丰富的食物、药物和工业原料，而且在改善自然环境、维持生物圈生态平衡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是，长期以来，人类对生物资源掠夺式利用，给生物多样性构成极大威胁。自从人类开始种植植物和驯养畜禽出现种植业和畜牧业以来，人类的生存就越来越依赖少数几种作物和畜禽，使其成为自然史上空前的优势物种。森林被大量砍伐开垦成农田，或天然森林被人工林或农作物代替；草原被滥垦或过度放牧、造成草场退化沙化；野生动物被大肆滥捕滥猎，使许多野生动物已灭绝或濒临灭绝，臭氧层的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加剧等等都使生物多样性在各个方面受到极大伤害。在强烈的人类活动干扰下，物种灭绝的数量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当代物种灭绝速度至少是物种自然进化过程中灭绝速的一千倍。如果人类消费方式和破坏作用仍不改变，到 2050 年，1 ／4 的物种将陷于绝境。
5.矿产资源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不断提高，人类正在迅速消耗着经漫长地质年代得以富集和储藏起来的矿产资源。矿产资源的不可再生性与人类对矿产资源的巨大需求和急剧消耗，使人类面临资源匮乏与枯竭的威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消费需求，使矿物能源的生产一直保持着指数增长的速度。据联合国统计，最近 25 年里，已耗掉的各种燃料相当于人类在整个生存历史中所耗燃料的一半。而矿物能源作为非可再生能源，储量是极为有限的，即使将已知储量扩大几倍，也仅够开采几十年或上百年，资源枯竭只是迟早的问题，世界性的能源危机日益严重。其他一些重要矿产资源也有可能在一、二百年之内达到枯竭。这是人类在不远的将来必须面对的发展带来的危机之一。
6.大气污染与气候变化
随着现代化大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工业生产消耗的各种原料、燃料越来越多。同时生产过程中排放的废渣、废水、废气也越来越多。农业生产大量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农用薄膜等，也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城市人口和工业基地的加速集中，向自然环境排放出越来越多的废弃物和有毒有害物质，严重污染了大气、水体、土壤等人类生存环境。严重的大气污染使工业城市空气污浊、烟雾弥漫，形成酸雨、光化学烟雾，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并导致成百上千人死亡。酸雨危害着森林、河川、湖泊、农作物乃至建筑物，造成森林及农作物被毁，河湖水生生物大量死亡。大量燃烧化石燃料导致大气中CO2 浓度升高，造成全球性的“温室效应”。其结果是不仅诱发洪水泛滥、气候干旱、尘暴肆虐、植物群落大面积毁灭和沙漠化加剧，还将导致极地冰川部分融化，使海平面上升，给沿海国家或城市带来灾难。由于工业生产上大量使用氯氟烃作制冷剂，地球上空的臭氧层正在遭受严重破坏。其结果不仅使人类多种疾病的发病率上升，也严重危胁地球上许多动植物的生存。并且由于到达地面的紫外线增多及氯氟烃对红外线辐射具有吸收作用，可加剧地球的“温室效应”。
7.环境污染
人口的增长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排放出越来越多的污水，使河流、湖泊、海洋及地下水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在美国 50 个州中有 47 个州的地下水遭到污染、污染率高达 94％，在我国 44 个主要城市的 48 条河流均有程度不同的污染，全国有地下水源的 47 个主要城市，被污染的有 43 个。我国近年来由于水污染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377 亿元。水污染造成了渔业和农业减产甚至绝收，使水质变坏，直接危害人体健康。海洋污染也日益严重，海洋运输中的污染物排放和油轮泄漏及陆地排入海洋中的各种污染物，使海洋生物大量死亡，鱼类产量下降。特别是靠近大陆的浅海和近海，因污染导致鱼类资源日益枯竭。
人类不合理地或过量地施用化肥、农药等污染了土壤，造成土壤酸化或板结；人类将各种垃圾、废渣、污水大量排入土壤，大气污染物经迁移转化进入土壤，都使土壤遭受严重污染。在污染物中，以重金属元素和化学农药的污染最为严重，它们可以在土壤中积累并被生物所富集，并通过食物链在人体内蓄积，达到危害人体健康的程度。
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环境污染的加剧，使地球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环境承载量受到的压力过大，使整个地球生态系统遭受破坏，存在失去平衡、导致恶性循环的危险、森林资源的破坏，不仅使木材蓄积量减少，更重要的是引起生态环境的改变。失去森林覆盖的土地水土流失加剧，土壤肥力下降；河流含沙量增加，河道淤积，影响防洪、发电、航运、灌溉；使气候变干燥、风沙增大、温差变大、旱涝频繁；也使CO2 浓度升高，促使气候变暖。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某一方面的破坏，会引起自然界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并反过来使人类遭受大自然的惩罚。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利用越多，向环境中排放的各种污染物质相对越多，对环境的污染越严重，也就越难以使植被、水、土壤等资源得到恢复。这种长期积累的结果，形成恶性循环，使地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受到了严重威胁。事实表明，近 200 年来，人类造成的地球自然环境的变化是如此之强烈和迅速。人们不得不担心，如此下去，当地球生物圈的基本平衡被彻底破坏，将使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全部生物彻底灭绝。
由此可见，环境问题自人类开始利用和改造自然时就产生了，并随着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而更加严重和普遍。然而，对自然认识的有限性，使人类对自然环境因人为的强烈干扰所造成的反馈后果还缺乏足够的了解。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对高质量生活的不懈追求及人口的不断膨胀，决定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压力将是长期的，而且，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渐进和积累又会不断产生新的形式和内容。进行《环境可持续发展历史研究》这一课题的研究，试图揭示我国古代人民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和保护自然过程中改善环境和保护环境的经验和教训，探讨其利用环境和改造环境的科学的合理性、地区的适应性、历史的局限性，为当今我国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借鉴。
人类社会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对自己所赖以生存的地球忧心忡忡、惴惴不安。科学家认为，生态环境问题将是未来人类生存最大的挑战之一。今天的地球在生态方面已经超负荷了。保护和改善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人民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梳理最近三十年来学术界对于中国历史上的资源与环境改善和保护问题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环境保护思想和环境保护意识研究、环境保护行为研究、环境保护政策和环境保护法令研究、环境保护综合性研究等。
（一）环境保护思想和环境保护意识研究
刘志松《中国古代生态伦理及可持续发展思想探析》一文认为，追溯历史的发展进程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中早已蕴涵着丰富的环境保护的立法与理念，从儒家的“仁民而爱物”、道家的“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思想中，可以追寻到许多生态伦理及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根源
。张建民《论传统农业时期的自然保护思想》一文认为，先秦至两汉的自然环境保护思想的核心是“以时禁发”，同时往往与宣扬社会伦理道德联系一起，到了魏晋以后更多地注重于资源破坏的影响，森林植被、水、土地资源的相互关系，特别是认识到森林在维持生态系统平衡中的作用
。刘翠溶《中国历史上关于山林川泽的观念和制度》一文初步探讨了中国历史上山林川泽的观念和制度
。张梓太《中国古代立法中的环境意识浅析》一文认为，古代立法中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环境立法，但立法者注重对自然环境保护，强调立法时应当尊重自然规律，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尽可能做到“道法自然”；在处理环境与发展关系时，主张永续利用，对资源开发要“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与此同时，十分重视对生活环境的保护，以“礼”为标准，对生活环境划分出重点保护区域，进行重点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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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学者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环境思想和环境意识方面进行了研究。李金玉的《周代生态环保思想的历史文化渊源》一文认为，中国古代生态环境保护思想源起先秦，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对于后世生态保护法律法规的制定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重要影响；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古人逐渐确立了爱护自然和生命的行为准则，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生态的客观作用；“万物有灵观”长期地影响着人类社会，并成为后世生态环保思想形成的重要源头
。陈业新《秦汉时期生态思想探析》一文，认为秦汉时期的生态思想主要是关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间和谐与统一关系的思考，具有辩证法“合理的内核”
。邹逸麟在《我国古代的环境保护意识与环境行为——以先秦两汉时期为例》一文中认为，先秦两汉时期黄河流域的人们之所以具有强烈的环境意识，这是经过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逐渐形成的，而且与当时黄河流域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变化有关
。李根蟠《先秦时代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理论》一文认为，先秦保护利用野生植物资源的理念依据是处理“天、地、人”关系的“三才”论
。张全明《简论宋人的生态意识与生物资源保护》一文认为，宋人表现出较强烈而广泛的生态意识，提出了顺应自然，调节生态系统，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物资源的生态哲学观
。张全明的另一篇文章《简论宋代儒士的环境意识及其启示》则探讨了宋代儒士的环境思想，认为宋代儒士“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中庸”的处世道德观，使环境意识达到了一个较高的高度
。叶坦《宋代帝王的经济观：君主诏令所反映的保护生产与生态的思想》一文探讨了宋代君主诏令所反映的保护生产与生态的思想
。邓海伦《十八世纪中国官方对环境问题的看法与政府的角色》一文，分析了 18 世纪中国官方对环境问题的看法，认为虽然一些官员看法是合理的，但由于当时的人口压力使得他们主要致力于解决人口生计问题，对环境问题常常忽视
。杨昶《明代的生态观念和生态农业》一文认为，在人口骤增、土地开发相对受限的压力下，明代涌现出许多具有高度环境意识的思想家，并讨论了其中一些代表性人物的思想
。王社教《清代西北地区地方官员的环境意识——对清代陕甘两省地方志的考察》一文，通过考查陕甘两省地方志编纂者对当地环境问题直接记述和议论，以及各地方志“艺文志”有关论述环境问题文献的收录情况，指出当时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群体的环境意识，个别地方官员环境认识集中表现在对森林涵养水源和保持水土功能认识上，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保护森林植树造林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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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植物资源保护和水土保持意识方面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叶世昌《丘濬的造林主张》一文论述了《大学衍义补》中丘濬的造林主张
。倪根金《试论中国历史上对森林保护环境作用的认识》一文认为，古人已充分认识到森林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巨大作用，并把人们对森林作用的认识分为先秦、汉至元、明清、近代四个阶段进行了阐述
。关传友《论中国古代对林木保持水土作用的认识与实践》一文认为，从先秦至明清时期人们对森林保持水土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萌芽、初步、明确、普遍认识的变化过程
。邢湘臣的《我国古代鱼类资源的保护》
、周才武的《古代山东地区渔业发展和资源保护》
、景爱的《古人如何保护野生动物》
、董希的《浅谈我国古代对动物资源的保护》
等文章中较多地探讨了古人动物资源的保护意识，例如其中董希的《浅谈我国古代对动物资源的保护》一文，解析了清代郭尚品在《上白邑侯希李请禁毒药取鱼禀》中保护渔业资源思想。刘忠义《我国古代水土保持思想体系的形成》一文简述了我国古代水土保持思想体系形成过程
。宋源《我国古代水土资源管理思想述略》一文认为，我国古代管理水土资源的思想可溯源于先秦，汉唐时力求使有限的水资源取得较好社会经济效果，宋代以后把兴利和除害有机结合起来，注意到水土资源综合效益问题，明清出现了许多综合利用水土资源的建议和实例，这一过程反映了封建经济和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对水土资源管理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
。马宗申《我国历史上的水土保持》一文，着重论述了我国古代森林抑流固沙、沟洫治黄、治水先治源等有关水土保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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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保护行为研究
此类研究既有概述性的环境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的经验总结，也有植树造林、护林和水土保持行为的论述。彭世奖的《我国环境保护的历史经验值得总结》一文指出，我国古代环境保护经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郭文韬在《我国古代保护生物资源和合理利用资源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认为，我国古代在保护生物资源和合理利用资源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倪根金的《秦汉植树造林考述》
、《秦汉“种树”考析》
两篇文章，对秦汉时期的植树造林及其植树造林行为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考证论述。刘彦威的《我国古代对林木资源的保护》
、《中国古代的护林和造林》
两篇文章，主要论述了中国古代林木资源的保护与植树造林行为。翁俊雄的《唐代植树造林述略》一文认为，唐代在植树造林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人们对山林的保护还注意不够
。谢志诚的《黄公树——清代地方性生态农业工程》一文，考述了乾隆年间黄可润在直隶无极县的植树造林工程
。游修龄《槐柳与古代的行道树》一文，对古代保护路基的行道树的种植做了深入探讨，指出历史上行道树种的变化，秦时期以青松为主，汉代以后直到唐宋年间则以槐树为主，明清时期则以柳树为主
。孙东虎《元明清时期北京地区的林木保护》一文，探讨了元明清时期在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种植行道树与经济林，建设皇家苑囿与私家园林，实施禁止砍伐皇家陵寝与北京外围山岭森林的措施
。袁翔珠的《论清代对苗疆生态环境的保护》一文认为，清代在治理苗疆的过程中，注意融入生态保护的内容，在森林、矿产、土地、水利等资源的保护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措施，维护苗疆原有的自然生态环境。这些措施不仅有力地保护了苗疆丰富而脆弱的生态资源，对今天建立健全这一地区的生态法律机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传友的《论清代徽州社会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一文认为，清代徽州社会保护生态的组织包括宗族、乡约、会社、寺院、官方和个体等，保护生态的举措主要有封山育林、严厉禁止采矿及垦种和捕鱼、植树兴林和祭祀神灵，究其原因是与生态遭受严重破坏、生产和生活资源的大力需求、风水意识的盛行有关，在客观上培育了徽州保护生态的习惯，产生了很大的约束力量和社会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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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以后，森林保护行为和水土保持行为依然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所在。邱仲麟的《明代长城沿线的植树造林》一文，分析了明代出于军事目的而在长城区域的森林禁伐与植树行为，认为整体而言植树造林的成效不明显，并不能挽救森林日益减少的颓势
。暴鸿昌的《明代长城区域的森林采伐与禁伐》一文认为，人口的增长、城市的扩充等原因最终导致明代长城区域森林禁伐的失败
。钞晓鸿的《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的环境保护》一文，主要通过碑记来分析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的人们对森林等资源的保护行为，认为与大范围、持久性的环境破坏相比而言，保护只是局部、短期的
。何满红的《环境脆化中的保护——以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山西省为例》一文，探讨了明清至民国时期山西省林业等资源的保护行为，结论认为乡规民约对环境的保护作用很有限
。关传友的《论明清时期宗谱家法中植树护林的行为》一文，通过相关族谱的分析，指出风水意识是家族法规中提倡植树护林的动因，而家族经营则是护林行为的重要原因
。张祥稳、惠富平的《清代中晚期山地种植玉米引发的水土流失及其遏止措施》一文，通过清代不同地区官方和民间对开山种玉米利弊的不同认识的阐述，认为浙江、皖南和陕南等地政府和民间曾采取多种积极措施，遏止山地种植玉米引发的水土流失，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张芳的《清代南方山区的水土流失及其防治措施》一文认为，清代南方山区砍伐林木垦荒、陡坡种植是水土流失的主要原因，而且手工业、采矿业、樵采、军事等原因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并且进而总结了清代南方各地的水土保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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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保护政策和环境保护法令研究
尽管在我国古代没有系统的环境保护政策与法令，然而体现在中央和地方法规中的相关内容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学术界有关研究我国历史时期环境保护政策和环境保护法令方面的成果是比较丰富的。严足仁编著的《中国历代环境保护法制》一书，内容涉及夏商周、秦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民国、新中国各个时期的环境保护法制，其中古代部分简要列举了相关政书中有关环境保护政策与法令
。姜建设《古代中国的环境法：从朴素的法理到严格的实践》一文讨论了我国古代环境保护立法产生的过程，认为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环境恶化，有识之士呼吁采取保护措施，最终转化为政府行为，并以法的形式肯定下来
。陈业新《秦汉生态法律文化初探》一文探讨了秦汉时期对水利、植物、动物、森林资源保护法令，并认为当时环保法令内容广泛，承前启后，但是得不到真正、彻底、完整意义上的贯彻执行
。王永厚的《以法治林话古今》
、黄森木的《我国古代的以法治林》
两篇文章，分别论述了中国古代以法治林的历程。王子今《秦汉时期的护林造林育林制度》一文，探讨了秦汉时期护林、造林、育林等制度
。阿茹罕的《试论古代蒙古法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一文认为，自蒙元时代开始直至清代的历代蒙古族统治者，他们在继承古代蒙古族“约孙”（习惯法）的基础上，不断地对其增补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进一步的扩充，使环境保护的措施更加具体化、习俗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李广联的《北宋的林业政令》
、王希亮的《宋朝发展林业保护山林的几项措施》
、郭文佳的《简论宋代的林业发展与保护》
等文章，探讨了宋代鼓励植树、减免赋税、赏罚官吏、保护山林等一系列措施。樊宝敏、董源、李智勇等人的《试论清代前期的林业政策和法规》一文认为，清政府虽然颁发过一些与林业有关的护林植树诏令或条文，但是并没有全国统一的森林法规；尽管地方上有大量的乡规民约，不过其作用十分有限
。吴建新的《清代垦殖政策的两难选择——以珠江三角洲沙田的放垦与禁垦为例》一文认为，广东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发布禁令，阻止有碍水道的围垦活动，但在实际执行中存在各种利益集团与政府的博弈与互动，在两难选择之间，为了保护水环境和防止灾害的发生，清代仍在有限的时间和范围内实行了禁垦令
。安磊的《浅析明清时期河南沿黄土地沙碱化及生态保护法令》一文认为，明清时期黄河水患频繁，给沿岸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尤其是在河南地区引起了沙化和盐碱化等生态问题，其影响非常深远，因而，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明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来保护沿岸生态
。周启梁的《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法制通考——以土地制度变革为基本线索》一文认为，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法制经历了从西周时期相对完备到明清时期极度衰弱的演变过程，推动力则是土地所有制变革；秦汉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兴起，西周时期与土地原始国有制相适应的环保法制体系开始解体；隋唐时期新的功能被弱化的环保法制基本成型；明清时期与高度发达的封建土地私有制相适应，环保法制已经被极度“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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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有不少护林碑刻传世，所以也涌现出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倪根金的《新见江西遂川两通清嘉庆时护林碑述论》
、《明清护林碑研究》
、《中国传统护林碑刻的演进及在环境史研究上的价值》
、《明清护林碑知见录》
等文章，通过对明清时期的护林碑刻的分析研究，认为人们对林业作用认识的加深、风水意识盛行以及毁林（尤其盗伐）现象严重是明清护林碑刻大量出现的三大原因，进而还对护林碑刻进行了分类，即官方型（中央、地方）、民间型（个人、家族、村寨、联村、寺庙）、混合型（官民、僧俗）三大类，同时又对现存护林碑刻的分布进行了列表。同类研究还有何满红的《明清山西护林碑初探》
、卞利的《明清时期徽州森林保护碑刻初探》
、古开弼的《广东现存明清时期涉林碑刻的历史启示》
等文章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明清时期的护林碑刻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
除此之外，有的学者对中国古代保护动物的法令进行了有关研究，如王希亮的《北宋保护野生类的法令》
、《我国古代野生动物管理法》
。还有的学者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民间规约作了探讨，如古开弼的《我国历代保护自然生态与资源的民间规约及其形成机制——以南方各少数民族的民间规约为例》
。
（四）环境保护综合性研究
罗桂环、王耀先、杨朝飞等的《中国环境保护史稿》一书，介绍了我国古代环境保护思想、环境保护法制的产生与发展，探讨了生物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物种保护、森林保护和植树造林、注重产出和自然循环的农业模式、水旱灾害防治与水资源开发利用、水土保持实践经验积累、土地盐碱化与沙漠化治理、传统手工业生产的环境问题、对环境与健康关系的认识、古代都市规划和环境建设、人口土地开发与环境等主题的古代环境保护实践，认为我国历史上的环境保护特点是注重防灾抗灾、强调森林生物资源合理利用保护和农业生产中的综合平衡以及关注人地协调等
。李丙寅的《中国古代环境保护》一书，论述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时期的环境保护思想、法令及其环境保护实践
。罗桂环、舒俭民的《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冶金工业出版社 1995 年版），突出了人口对环境变迁的影响，诸多内容与《中国环境保护史稿》相同
。余文涛、袁清林、毛文永的《中国的环境保护》一书，其中第一章是“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介绍了我国古代环境保护的思想、机构、法令，以及对森林、苑囿和园池的保护和国土与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内容
。陈登林、马建章的《中国自然保护史纲》一书，按原始社会、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的历史分期，简述了我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关于水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的思想、政策、机构等
。
除了以上所述通论性的研究以外，还有为数不少的针对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环境保护的综合性研究成果。探讨秦汉以前时期环境保护综合性问题的论文如：李丙寅的《略论先秦时期的环境保护》
、袁清林的《先秦环境保护的若干问题》
、郭仁成的《先秦时期的生态环境保护》
、倪根金的《秦汉环境保护初探》
。探讨唐宋时期环境保护综合性问题的论文如：刘华《我国唐代环境保护情况述论》
、张全明的《论宋代生物资源保护》
。探讨元明时期环境保护综合性问题的论文如：刘华的《元代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探幽》
、杨昶的《明代在资源环境领域的理论与实践》
等。
综上所述，最近三十年来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资源与环境改善和保护问题研究，在环境保护思想和环境保护意识研究、环境保护行为研究、环境保护政策和环境保护法令研究、环境保护综合性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但是系统研究成果不多，以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研究该领域问题还很少见。因而开展本课题研究既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课题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前时期至明清时期的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其主要内容是在分析学术史概况、案例研究区域地理背景、现代可持续发展的由来及其内涵、中国古代环境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和演进、中国古代环境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机构和法令的基础上，探讨中国古代土地资源开发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中国古代动植物资源开发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古代水利资源开发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以钱塘江流域为例）等方面问题。通过研究，试图揭示中国古代环境可持续发展历史的表现形态与演变规律，概括总结其历史经验与教训，建构中国古代环境可持续发展历史研究的学术体系，推进环境可持续发展历史研究的学术创新之目的。
本课题研究的理路是，在力求搜集中国古代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相关的大量文献史料（包括考古史料、籍载原始史料及野外考察成果等）的基础上，吸收学术界已有相关研究成果，重视考古学相关研究成果的解读，通过文献资料爬梳收集、分析整理、总结归纳，对中国古代环境可持续发展历史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地系统研究。该课题采取的研究方法主要有：①多学科即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水利学、环境学、资源学等相结合的方法；②整体性与区域性相结合的方法；③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④野外考察调研法。
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钱塘江古称浙江。“浙”是越语汉译，《山海经》、《越绝书》、《史记》、《水经注》等多数古籍均作浙江，《庄子·外物篇》称为制河，《汉书·地理志》、《说文解字》、《水经》均作渐江，《说文解字》中既有渐江又有浙江。钱塘江源出于安徽省休宁县西南，皖、赣两省交界怀玉山脉中的六股尖东坡，六股尖海拔 1629. 8 米，源头海拔约 1350 米，干流流经皖、浙两省，在海盐县澉浦长山东南嘴至余姚市和慈溪市边境的西三闸的连线入杭州湾。钱塘江全长 605千米，流域面积 4. 88 万余平方千米。流域介于北纬 28°04′～ 30°24′，东经 117°39′～ 121°14′。流域气温适中，雨量充沛，光热丰富，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3 ～6 月或 4 ～ 7 月为春雨、梅雨季。由于 7 ～ 10 月受台风影响，富春江及以下支流，出现第二个雨季。流域水资源总量 444. 0 亿立方米，约为黄河的四分之三。从全国河流的地域分类和属性来说，钱塘江和我国的主要大河如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等不同，它和瓯江、闽江、九龙江、韩江等属于同一类型，都属于是东南丘陵地区独流入海的河流，这些河流的河性特点表现为源短流急，径流量较大，含沙量和输沙量极小，无冰期，水能蕴藏丰富等。
钱塘江流域地势从西南向东北倾斜。水系发育于走向北东和走向北西两组主要断裂线间的构造盆地上，河流多沿两组断裂线形成的格子状水系。它形成之初并无出海通道，属于向斜盆地中的湖沼。第三纪中新世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之后，滨海山地下沉，湖水才沿向斜带及断层带向东北流注入海。第三纪末期，山区的河谷形态已基本定型。第四纪以来，由于河口平原地区受多次海侵、海退等影响，河道变化频繁。在距今大约六七千年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海侵时，海水直拍江北岸临安、富阳和南岸绍兴、余姚一带山麓。在这以后由于长江、钱塘江、浙东山岭和东海浅海区泥沙随山水、潮流挟运沉积，形成钱塘江河口南、北两片广阔的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流域内部为呈现北东走向的山脉分隔，形成水系干、支流的分水岭。
（一）现代可持续发展的提出
1.背景
由于对经济快速增长的片面追求，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技术革命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这股增长热很快产生了严重的后果。20 世纪 60 ～ 70 年代生态环境问题恶性爆发，生态危机、经济危机与结构危机交织，人类的发展出现了不和谐的一面，社会前景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中。严峻的现实引起了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关于世界未来和人类前途问题的全球性大论战
。
2. 《增长的极限》
1972 年，罗马俱乐部提出了关于世界趋势研究的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该报告认为，如果目前人口和资本的快速增长模式继续下去，世界就会面临一场“灾难性的崩溃”，而避免这种前景的最好办法是限制增长，即使之成为“零增长”。对此观点有许多人赞同支持，1980 年美国发表的《公元 2000年的地球》报告也支持其观点，认为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2000 年的世界将比现在更为拥挤，污染更加严重，生态更不稳定，尽管物质产量会更多，但人们在许多方面将比今天更贫困。然而，与悲观观点相反的乐观派则走向另一极端，1976 年卡恩的《今后二百年》、1981 年西蒙的《没有极限的增长》及西蒙 1984 年的《资源丰富的地球》等认为：生产的不断增长能为更多的生产进一步提供潜力，地球上有足够的土地及其他资源供经济不断发展之需；虽然人类面临着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问题，但人类的能力是无限的，这些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世界发展的趋势是在不断改善而不是逐渐变坏；世界人口在持续增长，而世界经济增长更快，人们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得到了改善；当今世界的贫困和饥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全球不合理的经济秩序以及政治和军事等原因所造成的，并非因为土地及其它资源的限制，世界剩余粮食的存在便是明证。
《增长的极限》用词偏激，过分夸大了人口增长、粮食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的严重性。自然环境与人类构成的系统不是简单的线性系统，而是非线性的复杂系统，不能用线性思维去认识，《增长的极限》中的预测模型过于简单，远不能精确预测未来。同时，《增长的极限》所提出的用以解决问题的“零增长方案”在现实中也难以推行和实现。尽管如此，《增长的极限》等报告起到了对人类敲响警钟的作用，在国际社会产生了极大反响，引起了世界各国对全球未来趋势的关注，并引发了全球范围的一场关于“停止增长”还是“继续发展”的广泛讨论。
3. 《我们共同的未来》
早在 1972 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就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尽管现代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尚未提出，但它却是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前奏和基础。这一事件与 1992 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被认为是在可持续发展概念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80 年首次出现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中，布朗也于 1981 年提出了“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然而，这些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直到 1987 年，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为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公布了著名的《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的报告之后，才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重视。其后，1991 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及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发展了贯穿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保护地球》的报告。1992 年 6 月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全球《21 世纪议程》，为在全球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提供了行动准则，反映了环境与发展领域国际合作的全球共识和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
4.全球《21 世纪议程》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1972 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之后，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逐步加深，到 1992 年，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已由单纯的重视环境保护转变为环境与发展。这是人类对人地关系认识上的质的飞跃，是人类社会进步和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内在需求。人们认识到，只有将环境问题置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框架内统筹考虑，才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1992 年 6 月，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183 个国家的代表团和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等 70 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102 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到会讲话。在这次会议上，否定了工业革命以来那种“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及“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获得普遍接受。会议认为环境与发展不可分割，并提出了要为保护地球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建立“新的全球伙伴关系”的主张。会议签署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和全球《21 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是开展全球环发领域合作的框架文件，也是为实施宣言提出的主张所确定的指导原则。该文件提出了对环境与发展进行综合决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27 条基本原则
。
《21 世纪议程》的基本思想是：人类正处于历史的抉择关头，如果我们继续实施现行的发展政策，保持国家之间的差距，在全世界各地将增加贫困、饥荒、疾病和文盲，将继续使我们赖以维持生命的地球的生态系统恶化；我们应当改变发展政策，改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从国家、区域、国际水平上更好地保护和管理生态系统，争取一个更安全、更繁荣的未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而联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成功。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许多国家相继制定了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本国的《21 世纪议程》，设立了专门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都对《21 世纪议程》做出了反应，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专门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自 1992 年以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每年都举行会议，审议和评估全球《21 世纪议程》的执行情况。联合国的各种组织和机构，也将各自主管的领域与环境挂钩，在开展项目活动提供援助时向环境领域倾斜，表明环境问题正日益受到重视并向各个领域渗透。新的全球性、区域性和双边环保条约、公约和议定书不断出台，领域不断扩大，全球环境问题“法律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然而，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不肯履行 1992 年环发大会上关于资金援助的承诺，在技术转让方面，发达国家也没有提供非市场机制的优惠条件，因而，使发展中国家难以得到足够的环境无害化技术。更有甚者，发达国家把环保作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新的贸易壁垒，制定种种严格的“环境标准”，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环境因素也越来越成为多边、双边援助的附加条件，要求受援国对有关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失去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导致既无经济实力又无技术条件来解决本国的环境问题，更难以突破“环保”的贸易壁垒和附加条件。面对这种现实，发展中国家呼吁，尽快建立各国公平、合理、互惠、没有歧视的国际经济环境，使各国有平等机会参与发展。
（二）现代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与内涵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人类社会对人地关系认识深化的体现，是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变革，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可持续发展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要与人口、资源、环境等诸多因素相协调，从更高层次和更广泛的意义上阐释人地关系
。现代“可持续发展”一词，早期出现在20 世纪80 年代初一些发达国家发表的文章和文件中。“布伦特兰报告”以及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一些出版物较早地使用过这一词汇
。到目前为止，现代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尚处在形成之中，而且，对于其概念及其含义在全球范围内也仍存在着广泛的讨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
1.现代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1）从社会属性角度定义的可持续发展
1991 年，由世界自然保护同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共同发表了《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其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生存不超出支持它的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情况下，改善人类生活质量。该报告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人类社会，人们需要建立可持续的社会，不能再过目前这种只顾眼前的生活，必须采取一种新的发展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和行为必须做出重大改变，使其符合可持续发展这一新的准则，否则人类无异于以其生存和文明赌博
。
（2）从自然属性角度定义的可持续发展
较早的时候，持续能力这一概念首先由生态学家提出。最初主要针对单项资源尤其是可更新资源，强调资源的使用量不能超过资源的自然增长量，旨在说明自然资源及其开发利用之间的平衡。其后，这一概念被进一步扩展，应用于更加广泛的资源系统——生态环境系统。1991 年 11 月，国际生态学联合会和国际生物学联合会联合举行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专题研讨会，该研讨会不仅发展而且深化了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自然属性，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保护和加强环境系统的生产和更新能力。”
侧重从自然属性阐释可持续发展定义的，还有从生物圈定义出发给出的概念，认为可持续发展是寻求一种最佳的生态系统，以支持生态的完整性和人类愿望的实现，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得以持续。该观点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首先取决于自然生态系统基础，发展是利用地球上的资源来不断满足人类需求和愿望的进化过程，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环境容量的限制性制约着这种进化过程及其方向和速度
。
（3）从经济属性角度定义的可持续发展
此类定义有不少表达方式，不管哪一种表达方式，都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经济发展，但人类需要重新审视如何推动和实现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而应以不降低环境质量和不破坏自然资源为基础。皮尔斯和沃福德在 1993 年所著的《世界无末日》一书中认为，可持续发展即是“当发展能够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时，也不应使后代人的福利减少。”也有学者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今天的资源使用不应减少未来的实际收入”。
（4）从科技属性角度定义的可持续发展
世界资源研究所在 1992 年提出：“可持续发展就是建立极少生产废料和污染物的工艺或技术系统。”还有的学者提出，可持续发展就是转向更清洁、更有效的技术，尽可能接近“零排放”或“密闭式”的工艺方法，尽可能减少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他们认为，仅仅采取减少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仍难以消除污染，污染不是工业生产活动不可避免的结果，而是技术差的表现。在可持续发展的实施中，科技进步起着重大作用，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便无从谈起。
（5）国际社会比较接受的现代可持续发展概念
1987 年，布伦特兰夫人主持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在对世界重大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进行系统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专题报告，对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这样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需要的能力的发展。该报告所追求的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其核心思想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可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该报告特别关注的是各种经济活动的生态合理性，强调对资源、环境有利的经济活动应给予鼓励，反之则应摈弃。在发展指标上，不单纯用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指标，而是用社会、经济、文化及环境等多项指标来衡量发展。
1988 年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理事会全体委员会的磋商会期间，围绕着可持续发展的含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经磋商达成一个协议，请联合国环境理事会讨论，并对“可持续发展”一词的含义草拟出可以被大家接受的说明。1989 年 5 月举行的 15 届联合国环境理事会期间，经过反复磋商，通过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主要内容是：“可持续发展，系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而且绝不能包含侵犯国家主权的含义。环境署理事会认为，要达到可持续的发展，涉及国内合作和国际的均等，包括按照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发展计划的轻重缓急及发展目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此外，可持续发展意味着要有一种支援性的国际经济环境，从而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与发展，这对于环境的良好管理也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可持续的发展还意味着维护、合理使用并提高自然资源的基础，这种基础支撑着生态抗压力及经济增长。再者，可持续发展还意味着在发展计划和政策中纳入对环境的关注与考虑，而不代表在援助或发展资助方面的一种新形式的附加条件。”
布伦特兰夫人报告中定义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在《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中，在最概括的意义上到了广泛的接受和认可，并在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达成全球范围的共识。
2.现代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1）关于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可持续发展含义的争议
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解释，在 1992 年最终得到环境理事会成员国的同意后，在全世界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同，但是，对于其含义的讨论与争议至今仍然没有平息。有人批评这一术语含糊不清，怎样解释都行，其中有许多是互相矛盾的。之所以出现混乱，是因为混用“持续增长”、“持续发展”、“持续利用”这些术语的结果，好像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
。也有学者认为联合国环发大会的可持续发展定义，即布氏定义，内涵比较丰富，但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缺陷，他只明确提出了“代际”之间的公平要求，而没有提出或至少没有明确提出“区际”之间公平的要求。从理论上说，这一概念只从时间角度而未从空间角度要求公平性。事实上，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公平性同等重要而不可偏废，从某种意义上空间上的公平性在当今甚至更为重要。从字面上来看，这一概念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和伦理色彩，必须辅以明确的界定，才能够成为科学定义。他至少应包括以下几点内容：首先，定义文字中的“当代人”与“后代人”指的均应是全人类，包括各个地区、国家、种族、性别、年龄和各种文化信仰的人群；其次，定义文字中的需求指的是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在内的生存需求和发展需求；最后，定义文字中的“又不损害后代人的需要”指的应是当代人的发展活动必须与地球系统的环境承载力相适配，要求当代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的保护，使环境承载力得以提高，这与我国一贯主张和提倡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大效益统一的方针是一致的。
（2）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可持续发展”从字面上理解是指促进发展并保证其成为可持续性。很明显，它包括了两个概念，即：可持续性和发展。综合长期以来人们关于可持续发展含义讨论的情况，概括起来，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可持续发展既包括经济增长，也包括社会发展以及保持与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单纯追求产值的经济增长不能体现发展的内涵。经济发展的概念远比经济增长的含义更广泛，意义更深远。经济增长一般被定义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而单纯使人均收入得到提高并不能使社会和经济结构发生进化，不能使一系列社会发展目标得以实现，就不能称其为发展。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逐步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
第二，可持续发展模式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可持续发展主要依赖于可再生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的永续性。经济发展必须改变使用能源和原料的方式，减少损耗，杜绝浪费，从粗放型转为集约型。必须全力防止地球生物资源的衰竭和灭绝，将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速度限制在其再生速率限度之内。可再生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寓存于生态系统之内，必须努力维护地球的生命支持体系，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第三，可持续发展必须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社会经济发展必须将环境影响全面系统的考虑进去，把环境保护工作作为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追求实现的最基本目标之一，也作为衡量发展质量、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的宏观标准之一，以降低和消除巨大的环境退化成本，谋求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和维持新的平衡。就现实而言，解决目前出现的全球性生态恶化和环境污染，控制由环境污染导致的一系列重大灾害，是全世界今后相当长历史时期的重要任务。
第四，可持续发展承认并要求体现出环境资源的价值。环境资源价值不仅体现在环境对经济系统的支持和服务价值上，也体现在环境对生命保障系统的不可缺少的存在价值上。应当把生产中环境资源的投入和服务计入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之中。
第五，可持续发展的实施以适宜的政策和法律体系为条件。可持续发展的实施强调“综合决策”，和“公众参与”，必须改变过去各部门封闭地、分隔地、单打一地分别制定和实施经济、社会、环境政策的做法，提倡根据科学原则、全面的信息和综合的要求来制定社会、经济、环境政策并予以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原则需纳入经济发展、人口、资源、环境、社会保障等各项立法及重大决策之中。
（三）《中国 21 世纪议程》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要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须毫不动摇地把发展国民经济放在第一位，各项工作都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开展。中国是在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资源消耗量大、污染严重、生态基础薄弱、经济和科技水平都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使本来就已经短缺的资源和脆弱的环境面临更大的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只有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路，从国家整体的高度上协调和组织各部门、各地方、各社会阶层和全体人民的行动，才能顺利完成已确定的战略目标，同时保护自然资源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长期稳定发展。我国的社会经济基本特征和资源环境约束状况表明，如果不把合理使用资源、保护环境纳入经济发展之中统筹考虑，经济增长就难以持续，也难以为后代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条件。我国现有的发展战略、政策、计划和管理机制也难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需要在制定总体发展战略、目标和采取重大行动中，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实现人口、经济、社会、生态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为此，根据国务院环境委员会的部署 1992 年开始由当时的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组织领导，由 52 个部门 300 多名专家参加，完成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并于 1994 年 3 月国务院第 16 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为了顺利实施《中国21 世纪议程》，同时还制定了《中国 21 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中国 21 世纪议程》与全球《21 世纪议程》相呼应，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支持和帮助。
《中国 21 世纪议程》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人口、环境与发展的总体联系出发，提出了促进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和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和行动方案，是制定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计划的指导性文件，也是我国政府认真履行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事件的原则立场和实际行动。
1. 《中国 21 世纪议程》的主要内容
《中国 21 世纪议程》共 20 章，78 个方案领域，可归纳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由若干章论述，每章均有导言和方案领域。导言重点阐明该章的目的、意义、工作基础及存在的主要难点，方案领域则说明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拟采取的行动。
（1）可持续发展总体战略
该部分包括序言、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对策、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立法与实施、费用与资源机制、教育与可持续能力建设等内容。共设 18 个方案领域。本部分从总体上论述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背景、必要性、战略与对策，提出了社会发展目标、各主要产业发展的目标及与此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对策。对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立法和实施途径做出宏观安排，并拟定了落实可持续发展领域立法和实施的主要途径，以建立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体系，通过立法保障妇女、青少年、少数民族、工人、科技界等社会各阶层参与可持续发展以及相应的决策过程。制定和推进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政策、技术政策和税收政策，包括考虑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经济核算体系。逐步建立《中国 21 世纪议程》发展基金，建立可持续发展信息系统，注重对各级领导和管理人员实施能力培训，健全可持续发展的管理体系，注意进行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开发和提高科技能力，促进向可持续发展转变。强调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保护生命保障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解决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等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资源的可持续供给能力，避免侵害脆弱的生态系统，预防和控制环境破坏和污染。
（2）社会可持续发展
该部分包括人口和居民消费及社会服务、消费贫困、卫生与健康、人类居住区可持续发展、防灾减灾等内容。共设 19 个方案领域。本部分论述了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鼓励并引导合理的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形成及推广，发展第三产业和相应的社会服务体系。加强贫困地区人民的能力建设，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努力消除贫困。发展卫生事业，使全体人民都获得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完善人类住区基础设施和功能，改善人类住区环境，发展社区经济，扩大就业容量，加强城乡建设规划和合理使用土地。
（3）经济可持续发展
该部分包括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政策、农业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工业与交通及通信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等内容。共设 20 个方案领域。本部分论述的主要内容有：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迅速扭转目前还在沿袭的传统的非持续性发展模式。资源、环境和经济政策必须相辅相成，建立综合的经济与环境核算体系。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治理，保障农业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发展可持续性农业科学技术。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加强和改善行业管理，使各行业自觉注意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在工业生产中积极推广清洁生产，尽快发展环保产业，加强交通、通信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开发和推广先进的对环境无害的能源生产和利用技术，提高能源效率，推广少污染的煤炭开采技术和清洁煤技术，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4）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
该部分包括自然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荒漠化防治、保护大气层、固体废物的无害化管理等内容。共设 21 个方案领域。本部分主要论述了水、土地、森林、海洋、矿产和草地等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模式及途径，如建立基于市场机制与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自然资源管理体系。在资源管理决策中推行可持续发展影响评价制度。建设生物多样保护的监测和信息系统，寻求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物资源持续利用相协调的途径，建立和扩大国家自然保护区网络，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体系。建立防、治、用有机结合的荒漠化防治体系，加强水土保持管理工作，合理开发利用荒漠化地区的资源。
2. 《中国 21 世纪议程》的特点
《中国 21 世纪议程》是根据中国国情制定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主要体现了以下特点：
（1）把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视为密不可分的整体
系统论述了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将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不开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制定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环境基础的主要目标，并提出了 10 条主要对策。
（2）体现了新的发展观
《中国 21 世纪议程》明确指出：“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发展，为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要求和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必须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并逐步改善发展的质量。”“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必须做到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相协调，逐步走上可持续的轨道上来。”《中国 21 世纪议程》体现了不同于传统发展思想的新的发展观，力求有计划、有重点、分区域、分阶段地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3）重视解决好人口与发展的关系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 21 世纪议程》提出要继续采取积极有效的人口控制政策和各项计划生育服务，妥善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把控制人口出生率、提高人口素质和解决人口过度老龄化问题通盘加以考虑。
（4）突出了保护资源与改善环境的战略
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的国家，从长远看，资源短缺和人口剧增两个因素的叠加，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制约力，《中国 21 世纪议程》要求人们从现在起就要有资源危机感，建立资源节约型经济体系，将资源管理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建立资源核算体系。将环境外部化转向环境的内在化，环境保护是发展自身的重要组成部分。
（5）充分注意到中国环境发展战略与全球环境发展战略的协调
《中国 21 世纪议程》指出：“可持续发展是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需要超越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采取协调合作的行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球性环境问题诸如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臭氧损耗问题等，都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行动方案。
（6）重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中国 21 世纪议程》从机制、立法、教育和公众参与等诸多方面提出了能力建设的重大举措，并为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另外，优先项目计划与《中国 21 世纪议程》同时出台，为其实施和将其纳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供了机会和开拓了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