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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灶，就会想到灶台、灶火、灶屋，离不开支锅煮饭的地方，提起灶，就想到灶神，灶王爷，想到腊月二十三祭祀灶神，摆上麻糖瓜果，美酒佳肴，让灶神吃个酒足饭饱，一直吃到腊月三十“上天言好事”，主人还要用扇子在灶前扇风，以示灶神一路顺风，初一清晨再向门前洒几滴水迎接灶神回家，因为“送神风，迎神雨”，这时灶台墙上的灶神已换成新的，从此，灶神归来降吉祥，一年平安。但如何也不会想到有灶户一事，让人听着耳生，查遍字典，没有关于灶户的解释，但唐山大地却有灶户为称的地名 14 处之多。
灶户就是煮海取盐的人家，那么，唐山一带是从什么时候有人支灶煮盐的？灶户之称又始于何时呢？
提起煮盐，说来话长。盐虽多种，但分两类，天生的曰卤，人造的称盐，又因其产地不同，分为海盐、池盐、井盐和岩盐四种。
相传黄帝之臣宿沙氏最初煮海水为盐，可见煮盐的由来已久。到了商朝，盐已成为调味之首，《尚书·说命》载：“若作和羹，尔唯盐梅”。盐在醋之前，梅子含酸可制醋，到了周朝，渤海湾已成为煮盐之地，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古属燕地，又称幽州，《周礼·职方》载：“东北曰幽州，其利鱼盐。”《管子》又载：“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可以说从山东至河北到辽宁，在周朝之时已成煮盐之地。而且《周礼》记载已有掌管盐政之官，称之“盐人”。
至西汉初年，为发展盐业在渤海西岸京东一带设了雍奴、文安、东平舒、泉州、章武 5 个县，即今从天津至曹妃甸一带。从此，这里的煮盐业迅速发展起来，但获得的厚利却落入民间豪强手中，一些盐商富有千万金，朝廷却未从盐商手中得到任何利益。至汉武帝时，开始将盐铁专营，收归朝廷所管辖，就是由朝廷派官员给予煮盐之锅，煮盐人自费煮盐，不许私卖，由官家定价收购和专卖。同时汉武帝利用大盐商桑弘羊为理财官，用刑罚和没收器物的手段禁止私人煮盐铸铁，在产盐产铁的地方设盐官和铁官，全国共设盐官 32 处。此后盐铁专营成为定制，各朝沿袭，至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即公元 1173 年，开始在京东，今天津宝坻县设立盐使司和在沧州设立盐使司，分管渤海沿岸，南北两段的盐务，使渤海一带的盐业有了较大发展。
至元初，渤海一带的盐业曾一度萎缩，蒙古人以武功建国，游牧民族的意识占主导，所以采取了“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极端政策，所以在元史诸将列传中无处不有“杀戮强尽，骸骨遍野”的记述，以至十室九空，千里荒野不见人迹，只有野狗野狼叼食残骨，或飞鸟停在尸边蚕食腐肉，大量盐民南逃，偶尔被抓不死者便沦为奴隶。元太祖准备南下灭宋，耶律楚材向他建议：“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为定中原地税、盐酒、冶铁、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元太祖听从其建议，改变了“悉空其人”的杀戮政策，从此将战争中掠来的汉人称作新降户，交拨主管，充当苦役，有的集中到山里种茶采茶，有的集中到海边煮盐，种茶者称之园户或茶户，煮盐的称之灶户或灶丁。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灶户一词始于元代初期。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即公元 1285 年，在渤海西设盐场 22 处，即今汉沽盐场的前身，因水边多长芦苇，又称长芦盐场，其后的芦台盐场也是因此得名。被迫迁来的“新降户”便成了整日劳作煮盐的灶户，日常劳作极为繁重，所给工钱却少得可怜，不足以维持生活，实际处于半奴隶状态。因此，灶户举家逃走或反抗的事情时有发生，但都被镇压下去，被抓回毒打或致死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在南方，蒙古人的军队较少，统治基础薄弱，江南一带的盐民成为反元的重要力量，盐夫张士诚兄弟三人聚集灶丁反元，曾一度占领苏北广大富庶地带，其后为朱元璋所败。
至明朝，对渤海一带的盐业加强了管理，明洪武二年，设河北长芦都转运盐使司，下设沧州分司和青州分司，汉沽盐场为青州分司管辖。至明永乐二年，又从山东枣林一带移民至此成为灶户，煮盐为生。如唐海县的李八廒，相传为永乐年间的李文举一家从山东枣林迁此，建庄居住为李家沙坨，后又迁于今李八廒处建灶煮盐，同时李家又管辖着另外七面灶，因此，合到一起称李八廒。但灶户煮盐依然劳作繁重，明朝文人吴嘉纪留诗一首：“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至明世宗嘉靖年间，长芦盐场逐渐采用了作盐田放海水，日晒取盐的方法，这是煮盐史上的一大进步，不仅解除了灶户的繁重劳作，而且使煮盐的产量大为增加，至明朝末年，长芦盐场的运销量已达到 23 万多“引”，每“引”为 650 斤。
明朝时，对盐业管理的制度是非常完善的，制定了“正盐”和“余盐”制度。“正盐”即必须交付朝廷的数量，“余盐”是灶户在完成“正盐”的数量后，又多生产出来的盐，“余盐”可以民间私售，这本是朝廷鼓励灶户多产盐的好政策，由于宦官和盐商勾结，使“正盐”和“余盐”制度形同虚设，一些盐商通过监管盐业的宦官购买“正盐”数量，而宦官中饱私囊，大量的正盐便成了私盐，同时，盐商又以低价向灶户预定“余盐”，因此，盐业被少数盐商所垄断，盐商和宦官双获暴利，而朝廷的税收则大为减少，如万历年间，京东的大盐商钱似玉勾结税监宦官马堂，向皇帝献银两万六千两，得到了查缉私盐的大权，可见宦官执政，万历昏庸至极，从此，钱似玉垄断了盐业的产销运营，由此也可见盐业利润之巨。
至清朝初期，京东盐业再度萧条，因为清廷为防止明朝残余力量反清北上，一度禁止河海橹运，影响了盐业的发展，至康熙时逐渐开放海禁，至康熙二十三年，下令全国开放海禁，京东盐业再次繁荣起来，也带动了商业繁荣，许多商贾从南方经登州至汉沽到奉天，将南方的丝绸、茶叶、瓷器带到北方，出现了万商穿行于京东大地，陆上车马和橹运日夜不停的景象，至康熙中期，长芦盐场的产量已达六百余万石，行销于京津鲁豫之间。盐业的历史和灶户的来历就这样风风雨雨地走了过来，灶户们的辛苦艰难，化作盐业的繁荣。
解放后，沿海一带的盐场划归柏各庄农场，之后为唐海县，如今已为曹妃甸区。大多集中在李家灶乡，不仅出盐，而且农渔并举，再也没有历史上的阴云，已是家家有存款，户户有余粮，村民和谐相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富裕之乡。如今留存下来的灶户村有唐海县二农场的小廒上和常灶村，有十农场的李八廒，有十一农场的李家灶、沽南灶、小东灶、大东灶、大灶、小西北灶、大西北灶、大村灶、二面灶、三面灶、孙家灶、孙家东灶和孙家北灶，共 14 处以灶为称的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