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苏竹人

武陵山区这个生态空间为苏竹人个性及其文化特征的形成和表达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当你从遥远的都市一路颠簸着走进苏竹的时候，你就走近了苏竹人，但如果你要实实在在地走进苏竹人的生活，读懂他们的个性和他们的文化知识，你就不得不走进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人文场域，即社会文化生态空间。人文生态空间是自然生态空间的内涵和价值的延伸，是一个充满人性的隐喻空间，只有在这里你才可能真正走进苏竹人的生活，从而认识和理解他们以及他们那富有鲜明个性的文化知识。

一、村庄布局

现在的苏竹村是由原苏竹村和原卡柯 村两村于 2006 年合并组建的一个行政村，共辖五个村民小组，六个自然村寨。据说，苏竹也是因过去这里竹子成片成林而得名的。

两村合并时，为了方便派出所户籍管理，原苏竹一组即泽土为现在的一组，二组的沙巴局、杨家寨为现在的二组，原来卡柯村的卡柯、辽洞、苏竹坝分别为现在的三、四、五组。村干部同时兼任各组组长。苏竹村所辖六个自然村寨分别是泽士、沙巴局、杨家寨、卡柯、辽洞、苏竹坝。从前面苏竹村布局图看，六个自然村寨布局本身并无多大特点可言，但是如果我们将之与各个村庄的主体族姓结合起来，其人文内涵就变得丰富了许多。苏竹村以彭、田、杨三大族姓为主体。三大姓又以彭姓人数最多，占全村总人口的 60％以上，集中分布于泽土、沙巴局、辽洞和苏竹坝四个自然村寨；人口次之者为田姓，集中分布于卡柯；杨姓人口居第三位，集中分布于以姓氏命名的杨家寨。其余小姓——向姓、陈姓、戴姓、曾姓、张姓等——分散居住于各自然村寨之中，与三大族姓杂居共处。这表明，苏竹自然村寨布局的特点是由姓氏族人的分布特点表达出来的。刘伦文博士在分析坡脚 居民分布特点时将之总结为三点，即聚寨而居、聚族而居、土家族大姓占明显优势 。从苏竹村土家族的分布格局来看，彭、田、杨三大族姓的土家族构成了苏竹人的主体，其人口总数约占全村总人数的 80％以上，而且三大姓氏呈现出明显的聚居性质，每一个自然村寨都以一个姓氏为主体，也就是说，几乎每一个自然村寨皆为一个姓氏族人所居，如泽土除两户为田姓外全为彭姓，杨家寨也几乎全为杨姓，其余小姓只是零星几户，人口数量极少，当然这样的划分显然是以男系为标准的。据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苏竹人的个性和文化特征可以通过三大姓氏的土家族及其文化得到最为基本的反映。刘伦文博士同时认为“杂姓多是晚近搬迁到村寨来的居民”，“且多是居住在主流姓氏为基础的自然村寨的边缘地带，各自然村寨的中心地带很少有交错居住者” 。从苏竹村六个自然村寨杂居的小姓居民来看，这样的结论显然有些武断。我们不妨举个相反的实例，比如现在彭氏族人的居所几乎全是张姓族人的地盘。这关系到村庄姓氏的关系，我将在接下来的“时空穿行”一节中加以详述。

从苏竹村彭、田、杨三个主体族姓“大聚居、小杂居”的近距离分布格局来看，这种空间布局为族际交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苏竹村三个主体族姓之间居住在同一个区域而又相对分离，本族居住相对集中，从而形成了居住地理范围彼此分离、界限清楚的各个族姓聚居区，这种隔离居住模式 的特点既保证了族内认同，又方便了族际交往和通婚，也为知识的传播传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空间。

二、时空穿行

苏竹地域在历史上先属保靖辖地，后为龙山所属，有史可稽。“坡脚在明代处永顺宣慰司和保靖宣慰司交接地带，主要应属保靖宣慰司下属的两江口长官司地，后属大喇司地。”“1727 年（雍正五年），永顺土司彭肇槐迫于形势纳土归流。1729 年（雍正七年），改永顺司为府，其地设永顺、龙山二县，属湖南省辰沅永清永顺府。龙山全县划分为 15 里，里名为：本城、洗落、白崖、马罗、明溪、二梭、他砂、三甲、四甲、捞车、坡脚、辰旗、董补、五寨、落塔。1735 年（雍正十年），又将大喇司部分地划归龙山县，增设大喇里，龙山县十六里。坡脚属龙山十六里之一，其管辖范围比今天大得多，包括现在的靛房乡全境和他砂乡的半南村、去峰村等地。” 我们赞同刘伦文博士根据相关资料所做的结论。需要说明的是，永顺土司彭肇槐纳土归流的时间实为雍正六年，曰雍正五年者，其考证之史料当源于乾隆《永顺府志》卷 9 土司志所载。这一史实与该志卷首“上谕”所述不符。“上谕”载曰：“永顺土司彭肇槐，恪慎小心，恭顺素著……据湖广督抚等奏称，彭肇槐情愿改土归流，使土人同沾王化。朕意本不欲从其所请，又据辰沅靖道王柔面奏，彭肇槐实愿改土归流，情词恳切，朕念该土司既具向化诚心，不忍拒却，特沛殊恩，以示优眷。”遂革彭肇槐土司之职，授为苗疆参将，又赐拖沙喇哈番之职，赏银万两，安插江西祖籍。旋因其“才具平庸、性耽安逸，且不谙兵法纪律”，而令其带职闲居 。田敏教授据史对永顺、保靖、桑植三土司改流时间进行了厘清，认为“其改流也当随六年” 。这与雍正六年（1728）二月上谕相符。《土家族彭氏源流考》所载“六年改土归流后，请归江西原籍。奉旨授拖沙喇哈番，世袭罔替 ”也可为旁证。遗憾的是，对于苏竹人的文史至今几无人进行专门考稽，我们只能根据当地老巴式 的回忆和古墓志、姓氏谱牒并结合相关史料进行大致推论。

从相关野史资料来看，苏竹彭氏土家族与五代时的溪州刺史彭士愁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但他们入主苏竹的历史并不太长，约 350 年。《土家族彭氏源流考》（第一卷）记曰：“自师皓公分领保靖司，子孙历代承袭，传至第十八世孙世雄公，生二子，万里、万金。万里第三子莫古送，以征讨功授两江口长官职，即龙山隆头大喇司。后代子孙承继世袭，传至雍正七年御椿献土。朝廷敕封世袭把总，其后裔华鉴、华山、华宣。诸公子孙至今仍居大喇司，人户昌盛。有由大喇司迁往坡脚、朵谷、苏州坪、桃坪、凸土坪、贾家寨、五官庄、禾坝、凤溪寨、里耶半坡、岩冲、梭把树、来凤河东、舍米湖、宣恩龙潭等地者甚多。彭相林由苏州坪迁内溪栅坡松，生四子，御贵、富、斌、耀。自相林公至今已传十世。”“大喇司的旧派名为：兆泽御荣华，肇美祖昌大。 ”这段文字给我们提供了三条线索，其一，从大喇司徙居苏州坪的彭姓族人是师皓公的裔孙；其二，其世袭领地传至雍正七年，由御椿献土；其三，其裔孙徙苏州坪的时间大致在改土归流前后。对这些线索的可靠度我们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考量。从地域名考证开始。“苏州坪”与苏竹是否为同一个地域呢？现在的苏竹是泽土、苏竹坝、卡柯、辽洞、杨家寨、沙巴局的泛称，亦是一个行政区域名称，同时也是泽土的代称，也就是说同一个地名具有不同的称谓。因此，现在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厘清“苏竹坪”与“苏州坪”为同地异名关系。我在描述苏竹村的地理位置时有这样一段话，其“东邻保靖县谱蓉镇三山村，西壤靛房镇多谷村，南毗保靖县万明坡镇不愁村，北连靛房镇联兴村”。再结合谱牒中这句话“有由大喇司迁往坡脚、朵谷、苏州坪、桃坪、凸土坪、贾家寨、五官庄、禾坝、凤溪寨、里耶半坡、岩冲、梭把树、来凤河东、舍米湖、宣恩龙潭等地者甚多”进行判断，“朵谷”显然是“多谷”，“苏州坪”为“苏竹坪”，可能是因为发音习惯所致。

我们继续沿着两条线索厘清彭氏族姓的源流。还是按照民族学的传统制作一个世系图进行分析吧。根据谱牒第三章《土司简略及区域沿革》的相关记载，彭氏族人世系可用图式描述如列：

从我梳理的彭氏族人世系图可以看出，谱牒所载世雄为师皓公十八世孙有误，其实属师裕公之十四世孙。由此我们可以否定谱牒提供的第一条线索。其正确描述应为：“自师裕公分领保靖司，子孙历代承袭，传至第十八世孙世雄公，生二子，万里、万金。”世雄之后直至华鉴、华山、华宣的记载与世系图基本一致。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后代子孙承继世袭，传至雍正七年御椿献土”这一记载与《清史稿·湖广土司传》所述大有出入。从其所述可知，原属保靖宣慰司的两江口长官司，早于明代正德十五年即因内争而改设大喇巡检司。但土司彭惠并未废除，允其协理司事并世代承袭。传至彭御佶，雍正十三年（1735 ），纳土归流 ，改其地为大喇里，入于龙山县。在这里我们采纳正史所述，由此，我们可以否定谱牒提供的第二条线索，其准确描述应为：后代子孙承继世袭，传至雍正十三年御佶（桔）献土。凭借以上资料对于彭氏族人入主苏竹的时间我们仍然不可妄下结论，还得结合当地老巴式的回忆和古墓志进行综合分析。

当地老巴式普遍认为苏竹历史乃至整个坡脚历史并不太长，其理由是境内很少古墓，这虽然有些勉强，但在无史可稽的情景下也不失为一证据。在苏竹域内，我们根据老巴式提供的线索抄录了数个古墓志，据铭文所述，墓主殁时最为久远者为康熙年间，彭自清墓志记曰：“殁于康熙吉年吉日吉时吉旦。”这表明彭氏族人至少于清康熙年间已入主苏竹，但自清并非始祖，因为其父辈已经来到苏竹。关于这一点，下列 4 个附件中的相关墓志可以为证。

四个墓志大致反映了八代人的承继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彭富墓志和谱牒都述及了几个关键词，诸如“大喇土司苗裔”、“迁徙”、“坡松”等，由此苏竹彭氏族人的世系开始显得明朗。我们不妨据墓志所述制作一个苏竹彭氏族人世系图。

附件 1-1 彭富墓志

附件 1-2 彭自清墓志

附件 1-3彭绍明墓志

附件 1-4 彭美仁墓志

必须加以说明的是：一、据美仁墓志可知文正之父为志虎，似乎志虎与志清同为一人，但志清墓文又说正文为其孙，所以我们认为志虎可能是志清之子；二、志明之后世系甚为不明，无法进行图示，就如无法断绍明侄子美伦之父一样，故只能留下遗憾。不过志明之后“华金”这一信息却十分重要，与谱牒所载“朝廷敕封世袭把总，其后裔华鉴、华山、华宣”中述及的“华鉴”似乎存在着某种关联，二者很可能就是同一个人。又以“公系大喇土司苗裔也”为据，彭富可能就是大喇司土司彭惠之后。将墓志和谱牒中述及的事件结合起来分析，我们有理由认为彭相林即是明公后人，从苏竹徙居坡松。据当地彭氏老巴式回忆，他们的祖先有一支迁到了湖北的舍米湖，如果这一事实存在的话，那么，坡松可能就是舍米湖。当然这个话题与我的研究没有太大关系，姑且放置一边。从墓志可知，绍明生于嘉庆四年（1799），如果按 25 年为一代上推的话，那么，彭富大致生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前后。尽管其墓志上有“自先世卜居此地数传至公”云云，但在没有找到确切正据之前，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彭富乃徙居苏竹之始祖，彭氏族人大致在康熙年间入主苏竹，其在苏竹的文化史大约三百余年。

据传，田氏族人先祖是为了逃避追杀而躲到苏竹来的。他们逃到苏竹时并不受彭氏族人的欢迎，因为他们在彭氏族人心目的形象就是“爱惹事生非”。这一方面暗示出彭氏族人当时在苏竹的强大，另一方面也暗示出彭氏族人对田氏家族强大之后可能强占自己的地盘的潜在担忧。出于这样一种考虑，若非田氏先祖苦苦哀求，彭氏族人是不会留其避难的。对田氏先祖这段不太光彩的历史，当地是这样传说的：

田姓是从远处逃来的。苏竹原来叫苏竹坪。因为那里到处都是竹子。“卡柯”就是禁山多。

彭田二姓不仅住在同一个村庄里，还称兄道弟，这是为什么呢？

据说是田姓祖先在远处犯事了，别人见田姓就杀，要把姓田的赶尽杀绝。他们逃到苏竹就和彭姓老祖宗商量，希望能在苏竹旁边的卡柯躲一下身，因为他们实在是没地方可逃了。

彭姓老祖宗开始并不同意，直言不讳地说：“你们姓田的又爱惹事，人又发得快。”任由田氏先祖好说歹说，都只有两个字：不行！没办法，田姓祖宗只好对天起誓：如果我们姓田的欺负你们彭姓，我们从宋字辈以后就不再发人了。

彭姓老祖宗只好勉强同意下来。现在彭田两姓都还以叔伯相称。

这段传说表明：田姓族人入主苏竹当在彭姓族人之后。从调查资料来看，彭氏族人初到苏竹的时候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张氏族人，他们的生活之地也悉数是张姓的地盘，其势力坐大当为清咸同年间之事，而且与当时镇压咸同苗民大起义密切相关。关于这一事实，五品同知彭美仁墓志铭有所述及。铭文曰：君讳美仁，字德化，彭氏龙山喇里人也。曾祖讳志虎，祖讳文正，父讳绍明，皆不仕。君性纯谨，为人处世，务以忠厚为本，且好善乐施。凡里党中桥梁道路有不便于人者，无不修；年岁饥疫有活人之事，无不为。粟米钱帛衣褂药物可以给人之物，无不蓄。少年读书，屡试未第。同治六年，贵州苗贼大起，君投笔事戎，慷慨为国，破古州苗，定黎平贼，都督府刘公元熊，嘉其功，保举五品同知衔，赏戴蓝翎，分发湖北，以知州用。时，亲姻僚友谓：“大业可期于旦夕。”君以父母年老，怀归乡里，陈情终养。后人为之铭文，多有溢美之词。我们不妨再引述一段村中后人的回忆。据退休教师彭昌松回忆：

太公 带着二十来人像逃难一样来到铜仁某县。此时，正值苗民暴动，经常夜袭县衙。

太公等人被安排在城墙上守夜。其中一人由于水土不服，肚子拉浠 ，半夜用铁杉照明解手，不小心点着了火炮，轰隆一声巨响，那人吓得浠都没敢拉就又去守夜了。心里七上八下，害怕得不得了。哪承想他这一炮正好击中了来攻城的苗民，苗民被打死了一大片，剩余的人就都跑了。

第二天早上，官府来人询问：“昨晚是谁点的火炮？”拉浠的人胆小，不敢承认，以为犯了事要被处罚。“是我。”太公挺身而出。就这样，太公得到了嘉奖，做了知县。回乡后，就花钱买了张家的土地，成了卡柯的三大户之一。

据说，彭美仁从贵州回乡后，为了购买张家土地，每天给姓张的做糯米醪糟，卤猪蹄，张家就天天卖土地给他。后来，姓张的地卖完了，吃的也没了，房屋也卖了。张氏族人由于失去了生存的资源，大部分人不得不迁回江西原籍，小部分继续留住原地。张家留住的地方有一家姓赊，赊家与张家素来不和。今天你呔 我，明天我呔你，后天你杀我，大后天我杀你。日复一日，赊家待不下去了，就搬走了。张家也仅剩一家了。

彭氏家族势力坐大，其控制的土地不仅限于苏竹，还包括坡脚的部分地方，保靖也有几个庄户，专门负责对当地土地的管理。年越花甲的彭大平给我们讲了这样一则故事，以证明其家族当年的地盘。

据老人说，有几个叫花子，在我家吃了几天几夜，也没付钱，走的时候，我太公说：“你们走了以后，解大手 一定要解到我的地盘上。”叫花子想，我们一天还走不出你这个地盘？

官居府台大人的彭美仁，不仅占有广阔的地盘，而且在当地影响也很大。据彭大平回忆，他有一次沿河回家就遇到了这样一件事。

隆头镇有个姓瑶的大地主，太公沿河道下来的时候，那个大地主就派了几个兵，把太公的船给扣住了。他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府台大人的船只，他都差点吓死了。瑶家大地主就赶紧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他。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苏竹村各族姓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他们之间关系的协调实践了现代社会最为流行的强权话语理论，尽管彭、田、杨、向、张、赊等族姓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通婚的婚姻圈，彼此具有姻亲关系。随着张氏家族的衰落，苏竹村逐渐形成了以彭、田、杨为强势的三足鼎立的格局，这种民间的强权话语理论在现代村庄政治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实践。2006 年，原苏竹村和原卡柯村合并组建苏竹村时，村支两委班子 的组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不妨将这一过程叙述如下：

彭继龙是两村合并时担任苏竹村党支部书记的。据说，两村合并组建村支两委班子时镇领导颇费了一番周折。因为他们在决定人选时除了考虑个人素质、家庭条件和年龄结构外，还不得不特别考虑当地三大族姓之间的强势关系。

支部书记的人选首先锁定为三个人：彭继龙、杨昌和、彭信煌。彭继龙、杨昌和分别担任原苏竹村村委会主任、村党支部书记，彭信煌任原卡柯村党支部书记。应该说，无论是年龄、家庭，还是个人素质，三个人都相差不大，彭信煌、杨昌和二人年龄刚 50 出头，比 46 岁的彭继龙大不了多少，而且他们都有过村支部书记任职的经历。在文化程度上，杨昌和虽然初中未毕业，不如高中毕业的二彭，但他是多年的村支部书记，工作经验丰富。彭继龙之所以能够最终成为村党支部书记的唯一人选，除了他打过工眼界开阔外，显然还得益于他与田、杨二姓的姻亲关系。

“亲戚关系很重要，我爱人是杨家寨的，我姑婆又嫁到卡柯的，这样搞来搞去，只我合适一些了嘛。你让杨家寨的人搞，这边他恐怕管不了。叫信煌搞，苏竹这边他恐怕也搞不下来。我呢，坐在中间，两边都是亲戚关系嘛，这些他们必须考虑嘛，这是群众基础啊。再说我的家庭环境也好一点，我的爸爸妈妈都是老党员嘛，那时候我爸爸都还健在，他又是老书记。”彭继龙坦言，“所以，镇里领导说，你卡柯那边也有亲戚，这个家还是要你来当，一定要下定决心把它担下来。”

继龙答应下来后，镇领导又把彭信煌叫过来做必要的思想工作。信煌开始找各种理由一再推辞，不想担任村委会主任这个职务。他说：“我现在爱人都没娶，领导下来饭都没人煮。”他表示让继龙找个年轻一点的人担任村委会主任一职。镇里书记和镇长就说了：“你自己也不要推脱。你们都是兄弟嘛，一家人，谁搞书记都是一样的，那边的配角一定要你搞。”

这个例子表明，村庄传统势力足以使行政权力妥协。如果行政官员处理村庄族姓关系时，能够充分考虑并有效利用传统势力的影响作用，也不失为平衡村庄族姓关系的一个良好的策略。

三、苏竹人的生产生活

苏竹村是一个典型的山地农业村，农耕生计在苏竹人 350 余年的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全村耕地面积 1 250 亩，人均耕地约 1.2 亩，其中人均耕田约0.5 亩。苏竹人利用极为有限的土地积极种植水稻、玉米、土豆、红薯、油菜、烤烟等作物，艰难地维持生活。由于耕地有限，加上严重缺水，种植的粮食常常青黄不接，村民的生活十分困难，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据老巴式回忆，民国时期村民普遍种植桐树和鸦片，改善了贫穷的生活，少数农户经营桐油和鸦片买卖发家致富，出现了富极一时的四大户，修起了豪华的宅院，残存的大石料砌成的“八字朝门”和高高的石院墙以及石院坝仍依稀可见当年的气派（见图 1-4）。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严禁鸦片种植，加上 20 世纪 70 年代后桐油价格猛跌，桐树被砍了当柴烧，村民的生活再度陷入贫困，尽管后来政府把烤烟作为支柱产业来抓，但是由于烤烟种植工序复杂，技术含量高，投入相对较大，群众种植的积极性并不高，因此，群众的经济收入依然处于低水平，直到打工经济的兴起，年轻一代人纷纷加入打工的行列，村民的经济收入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生活状况才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正是有着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苏竹人至今依然怀念那段畸形富裕的日子。龙山县一位政协副主席就这样告诉我们：

过去，这里种植鸦片，群众都富，现在没有以前富了，群众还怀念那段日子呢。

群体赶肉 作为一种寻食方式，当地老巴式并不陌生。从我们对田齐根老人的采访来看，赶肉是男人从事的工作，因为一场成功的赶肉不仅需要范围广泛的快速的机动性，还必须具备能够迅速使能量强烈爆发的生理属性，这种属性通常是必须生出较大头脑婴儿的女性盆骨结构所不具备的。赶肉具有严格的组织结构，老角色 是整个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有明确的分工合作；有规约性的分配原则，从而保证了村庄群体对于肉食的共享。眼下这种群体赶肉的场景是难以目睹了，不过，个体捕猎的行动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在农耕经济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寻食生计仍然是前者的必要补充。在寻找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含量最为丰富的肉食过程中，男性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虽然女性由于生理结构等因素的制约而不如男性那样具有快速的机动性，但是，在寻食生活中她们并没有闲着。寻找植物食物，男性跟女性具有同样的优势，但是实际情况表明，完成这项活动主要还是女性的工作。寻食生计现在已成为苏竹人的一种消闲方式，这并不表明提供寻食生计的环境不存在了，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对农业生产的大力投入以及外出打工极大地改善了民众的生活。

就苏竹人的穿戴而言，上世纪 60 年代以前，布料完全依靠家织“土布”，村民谓之“家机布”、“家织布”。之后，随着坡脚乡供销社的成立和各种成品布匹的供应，家机布也就很快成为了历史，不仅因为布匹供应方便，更重要的是便宜。为了保证织布所需原料的供给，家家户户都得种植棉花，家家户户都有纺纱用的纺轮车，妇女通常也都是纺纱的能手。用棉花织出来的家机布质量很好，布质厚、暖和、耐磨，但这同时也成了它的一大缺点：笨重，尤其是淋雨打湿后更是如此。家机布除了棉质布，还有麻质布。与棉布相比，麻布透风、凉快，是贫民最喜好的夏装。其缺点就是太硬，穿在身上，经常把肉都擦得红红的，好在穿的时间长了，加上经常捶打或搓洗，麻布也会变得柔软。夏天穿丝质土布是富人的专利，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时间和精力养蚕。

对于苏竹人而言，皮鞋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因为，新中国成立前，这里除了用破旧棉布做成的布鞋，就只有皮鞋，只不过与我们现在穿在脚上的皮革鞋不尽相同，无论是做工还是品质。那时的皮鞋分为两种，一种是用皮做的钉鞋，另一种苏竹人叫做“马鞍翘”，其价格是富人才支付得起的。虽然马鞍翘是用塑料做成的，算不上货真价实的皮革鞋，但是，既然苏竹人称之为皮鞋，自然有他们的道理。贫穷的人穿的都是钉鞋。钉鞋全是用牛皮自制的，底面钉着适当数量的铁钉子，虽然很硬，穿着不舒服，但是冬天穿着既可以保暖，又可以防滑。新中国成立以后，钉鞋就成了摆设。如今要想找到那样的一双钉鞋自然也不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木制品是人们记忆尤深的工艺品之一。像诸如太师椅、三滴水牙床等这些木制工艺水平极高的日用家具，老巴式大多记忆犹新，因为，他们过去都曾不止一次见到过。打制三滴水牙床，一个木工要花费一个月时间，雕龙画凤，可谓苏竹人木制品的代表作，不过，这只是富人的奢侈品，穷人是享用不起的。睡垫被苏竹人视为竹制品之精品。这种睡垫用水竹精心编织而成。睡垫做得很精致，其重量最多不超过两斤，柔韧性极强，可以随意将之折叠起来，放在裤兜里。可惜现在没有了，因为自从村里那位姓曾的篾匠去世以后，这种手艺就失传了。

苏竹人像南方其他民族一样，充分利用高山台地和丰富的木材资源，建起了吊脚楼（见图 1-5），或依山或临坎，与自然相映成趣。火塘位置一般根据房屋结构具体设计，具体安排，它被看成是一个家庭的象征，也是苏竹人生活的重要场所；在火塘里放铁三脚，用鼎罐在火塘里煨饭，围着火塘进餐和取暖还是苏竹人的一种习惯。如今部分村民利用打工挣来的钱建起了砖房（见图 1-6），带来了村庄传统建筑的变迁，从建筑材料、格调、布局、样式等各个方面促进了建筑文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1998 年村小教师彭大尧在村里建起了第一栋砖房，之后，村民沿村庄公路两侧修建砖混房。目前，公路沿线砖混建筑已达 14栋。我们第二次入村调查时，村小操场边的一栋砖混建筑正在修建之中，待我们离开村庄时，一楼已顺利完成封顶。待我第三次走进苏竹的时候，公路旁又一栋崭新的砖混房已拔地而起。尽管村庄建筑材料和结构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村民在火塘中用铁三脚和铁制鼎罐煨饭并围坐火塘用餐和取暖的生活方式仍然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见图 1-7）。建起村里第一栋砖房的彭大尧就在砖房后面搭了一个偏房，依然用铁三脚炒菜和铁制鼎罐煨饭，砖灶除了给猪煮食之外几乎没有用过。铁三脚在土家族人的生活中仍然具有特殊的意义。人们不能轻易移动火塘里的铁三脚这一行为就是最为生动的诠释。

苏竹人的生活条件已今非昔比。拿水、电来说，以前用煤油灯，现在是电灯。以前用木质背桶背水喝（见图 1-8），现在用上了自来水。享受着这些成果，苏竹人都觉得比上一辈人要幸福。当然，这些成果都是他们用汗水换来的，因为，尽管上级投资金，村民们也投入了劳动力。然而，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苏竹人的教育事业时，我们发现，这里的教育仍然显得十分落后，至今没有一个统招毕业的专科生！或是出于生计或是迫于对富有的向往，村里的孩子大多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挣钱了。苏竹小学现设一至二年级，共有 20 多个学生，由彭大尧一个人教学。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小学也可能因大尧老师的退休而停办，20 多个孩子将不得不由爷爷奶奶陪着到龙山县城或坡脚办事处小学寄读，他们将不得不为此承受一大笔本来可以省下的生活、住宿等费用。虽然彭继龙书记表示将竭尽全力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争取让苏小继续办下去，给孩子们上学提供方便，但当我2009 年冬季第三次到这里调查时，苏小关门停业已经成为事实。

在苏竹，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个鳏夫与其已故妻子的姐妹结婚或一个女子与她已故姐妹的丈夫结婚即妻姊妹婚的个案，但是，这种婚姻的存在并不是出于某种制度性的保障，而是出于女子对姐妹丈夫为人处世、人品、才能、人格魅力的由衷欣赏。一个寡妇与其已故丈夫的兄弟结婚或一个男子与他已故兄弟的遗孀结婚的婚俗在苏竹也有所体现，但就我们的观察对象而言，双方并没有法律认可的结婚证明，只是存在事实上的同居，而且这种同居已得到双方子女的默认，因此，我们姑且视之为夫兄弟婚形式。

年龄分层在苏竹明显存在。在这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土家族村庄中，老巴式是累积智慧的宝库，他／她们是村庄文化历史“活的图书馆”。虽然他／她们仍然没有完全从生产劳动中解脱出来，但毕竟摆脱了许多维持生计的重活，替儿女照顾孩子逐渐成为他／她们的生活重心，尤其是在空巢家庭日益增多的今天。这使得他／她们有更为充分的时间与孙辈直接交流，并把传统知识传给孙辈。正因为如此，在内外交流空前频繁的今天，我们仍然能够亲眼目睹三岁小孩用土家语与爷爷奶奶流利交流的情景。这一事实表明，老巴式在把传统知识传递给晚辈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走出武陵

数百年来，苏村人生活于云贵高原北缘与江汉平原南唇之间的武陵山区，从砍火畬撒播小米到开稻田种植水稻，从家家户户种植鸦片到规模化种植烤烟赚钱，从耕不果腹到畸形富有再到青黄不接再到温饱有余，从固守大山到走出家门创业，从信巫鬼、屏西医的传统到现代文明，他们用双脚丈量着生活的土地，用双手改变着生态空间，用智慧改善着生活，用秘方驱除病魔，用墓志记录下历史，用记忆传承文化，祖祖辈辈就这样一路走来，从小湘西一路走进大上海。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年轻一代的苏竹人已不再像老一辈人那样封闭，他们相互帮带，纷纷走出大山，走向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成为这些城市建设的劳动者的一部分。在苏竹采访期间，我们与继龙书记有过多次交谈，他不仅对我们讲述了苏竹人外出打工的经历，也向我们陈述了自己走出苏竹的历程。

我 16 岁高中毕业。6 岁读书，读了 10 年，一直没留过级，不说是佼佼者嘛，至少在班上还能跟上的。

我爸爸当时任大队支部书记。当时，乡里一个团委书记驻在我们家里，他叫我搞个大队会计，我爸爸不允许搞。他说在外面要好一点。他就叫我去做木工嘛。这样我就跟着花垣县一个做椅子的木工师傅——我的舅舅——学艺。我们在湖北恩施那里搞了半年多，5 月份去，好像是农历腊月 24 才回来。回来后就自己搞装修哪、做家具哪，就这样自己在家里深造嘛。你可以问一下，当时我们这里，我的手艺还是过硬的，他们都叫我木匠王哪。什么东西，我做得比别人的要好，时间不会比别人多。比如一套家具，别人能够五天做完，我也能够五天做完，并且要比别人的光滑得多。现在就一直没有做这个木工了。

木工做了七八年后，我兄弟在那边玩车，把原来靛房镇中兴村那个姑娘的腿搞断了。姑娘有 18 岁了，她们家把我们老人家的棺木呀凡是弄得动的家产都给弄走卖了把姑娘治腿。我当时分家了，我的家产没动。但是，还不够，还要差几千块钱。她家里人经常到我这里来找麻烦，“哎，给你们兄弟打个电话，让他回来帮我们治哎。”后来，我自己也出动了。我们父母亲两个在家，你喜欢怎么搞就怎么搞，我就这样去山西打工了嘛。

山西打工有基础嘛，村里有个田德洪，当过兵的，在大同煤矿当卫生员，搞了八九年。我们寨子上差不多三十几个人在那里打工。我在他们那里搞带班，炮工差不多都是我搞得好。“你放炮的时候，选点选得好一点，出的煤渣多一点，他肯定要让你搞嘛。”就这样，在大同搞了三年，太原市一个煤矿里面搞了一年半。搞来搞去，觉得煤矿太危险了，还是不想搞，又搞回来，在家里住了几个月。

有一个同学在广州那里搞保安，他回家对我说：“你在家里搞木工一天 15块，在那里至少可以搞 30 块，到那边去搞吧？我带你去。”他回去的时候，由于家里有好多事没有处理好，我就没有去。他给我留了个地址，后来我自己去，还带了一个兄弟去，就是前几天回来的那个彭继楠。我们两个就去广州市那边搞木工了。那里搞了五年。开始两年给人打工，第三年我就跟一个工长搞好了关系。他问我：“下栋楼你敢不敢搞？你能够搞，就把那个金鑫大厦给你搞。”

“那完全能。”我就这样说了。

他又问我：“你能不能认图纸？你跟我实习一下。”他拿了三十二层的图纸给我看。

我说：“可以。”

那栋楼一共 1500 个平方米，32 层的。地下两层，我们搞了两天，地上只搞了一天，老板他没有钱了，就没做了。这样又回到家里。

苏竹人走出武陵大山，走向山西、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广东、上海等外部世界打工赚钱，既增加了苏竹村的经济总量，又极大地改善了村民的生活水平，绝大多数家庭实现了温饱，小部分家庭正逐渐步入小康。据村民彭大尧统计，苏竹村现有 242 户 859 人，外出务工人员达 648 人，占全村总人口的 64％。全家外出打工的也不少，据彭继龙书记讲，泽土全家外出打工的接近 80％。目前，占全村总户数的 53.3％的农户装上了座机电话；拥有手机 18 部（不含外出打工人员的），占全村农户总数的 7.4％。村民彭大文告诉我们：

现在，村里的经济收入比以前涨了十几倍，家家户户都有钱了。这些钱主要还是打工挣来的。十六七岁以上，五十多岁以下的年轻人，很多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原来四十多岁去打工，有的现在都还没回来。我的大儿子 14 岁出去打工，转眼 17 年过去了，到现在 31 岁了仍在外面坚持打工。

苏竹人大量外出务工挣钱的同时，也增加了村里的空巢家庭。原苏竹村会计彭大平说：

现在村里每家每户留守的差不多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和几岁十几岁的小孩，就是偶尔在村里看到几个年轻人，都是家里有事，临时回来的。有的过年回来一次，有的过年都不回来。

当然，村民大量外出也给村庄政治、公益事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对此，彭继龙书记深有体会。

你比如去年我们村里换届选举吧。县委组织部的人和县民政局的人在我们这里搞调研，外出的人太多了，你要搞选举，让人代票嘛，一个人最多只能代签三张票。如果按照现有人口肯定是不够要求的。后来县里就下了个文，按村里现有人口 18 岁以上的投票。像我们组就只有 68 张票。本来全组有 250 多人，有选举资格的 150 多人，结果只有将近 70 张票嘛。

外出人口多，还直接影响到村里的公益事业。像我们村搞这个地改，也就是家电网改造，我们都是按承包人口搞的，一个人集资 100 元。承包时人口多的家庭负担很重，有的一次性集资 800 元。后来的高压线改造就无法再搞集资了，就只能去上面要了。

随着生活场域的不断拓展，苏竹人的通婚圈与过去相比也明显有所扩大，超越了传统的村庄空间范围，贵州、四川、江苏等地的姑娘开始成为苏竹打工仔的新娘，而苏竹外出打工的姑娘也开始与贵州、四川、江苏等地的青年小伙子喜结良缘。苏竹人走出武陵这一文化行为还在极大程度上带来了观念的变迁，过去那种所谓的“信巫屏医”的文化心理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年轻一代人就医取向开始走向多元化，传统医药知识溶进了现代文明的因子，混合医疗模式正在形成。 SO+0q+1tsMe57PkgF/ScfZ0MaSgf5V/OouAQFH/nUBlrFcm8rosp6nTPe6LBcwg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