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传统知识是民族村庄或社区基于生产劳动和智力活动总结和创造的关于自然与社会文化的实践经验与认知体系，它作为一种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族村庄和社区生存中具有多种利用价值，因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研究中，学者们不仅对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及其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维护的价值与利用进行了多角度的思考，而且传统知识的传承性保护也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兴趣，只不过这种兴趣局限于传承方式的民族志描述，对于传统知识传承规律性的学理认知有待进一步的拓展性研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知，本文尝试贯穿“场域—知识—习惯—信仰”四位一体的概念阐释模式，以湘西苏竹人的医药知识为中心，运用主位与客位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借鉴符号权力理论和话语权理论，对传统知识的传承模式、传承机制、传承动机尤其是权力动机进行了研究，进而提出并阐释了“知识权力结构”，从而论证了追寻权力是传统知识传承的主要动机的基本假设。

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从自然和人文两个层面对苏竹人医药知识的生成空间进行了陈述。第二章从药物认知、疾病认知、疾病治疗三个维度构筑了苏竹人的医药知识体系。总结了药物命名和分类体系的特点，分析并归纳了两种病因认知和对应的两种疾病“九字诊断法”，即自然疾病的“一看、二摸、三问、四综合”和象征疾病的“一看、二问、三查、四对照”，以及疾病的三种治疗方法，即药物治疗、仪式治疗、神药两解，最后对治疗仪式的意义进行了民族学解读，认为治疗仪式隐喻着人们对健康和生存的追求与向往，是传统思维结构的象征性表达，是生命危机的一种象征性过渡。第三章研究了苏竹人医药知识的传承模式、传承仪程、传承机制和传承特点。在传承模式的研究上，突破了家传和师传的一般性表述，将其总结为纵向承继和横向交换两种模式。传承仪程由拜师学医和传授医技两个双向互动的过程组成，在这一过程中，互惠是知识传承双方理性思考的基本原则，忠诚是传承知识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不忠之人注定与知识传承无缘。传承的基本特点表现为保守性、递减性、血缘性、地域性和隐喻性。第四章研究了知识传承与权力转移的内在关系。文中讨论的权力既是一种非特别控制性的影响力，也是一种有意识的控制力，它是一个褒义词。文章认为，追寻权力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占有或控制某种相对稀缺的生存资源，为了实现这种目标，追寻者必然要付出代价，这种付出代价的行为过程本身有力地促进了知识的传承。追寻权力的过程又是权力转移的过程，这意味着权力主体手中的权力弱化或缩水，甚至可能丧失对于这种权力的掌控，这也是权力主体在知识传承过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但是，传承知识的理由和信仰使得权力主体别无选择。于是，追寻权力与权力转移就形成了知识传承过程中两个重要而又关键的、充满矛盾的环节，这种矛盾具象地体现为师徒之间、同行之间、家族之间、村庄之间的权力控制与较量。第五章提出并尝试着阐释了“知识权力结构”这一新的概念。知识权力结构是由各种知识权力元素与以占有和掌控知识为前提获得的权力类型而组成的权力体系。其中，知识权力元素是包括知识、知识主体尤其是知识精英以及特定场域中的知识实践在内的多种因素的总和；以占有和掌控知识为前提获得的权力类型主要包括知识权力、政治权力以及某种特殊影响力。知识权力结构对于解读中国传统村庄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具有独特的价值，不能用相关的其他概念替代。

总体来看，民众自下而上的认同和国家自上而下的支持为医药知识精英在公共场域按照习惯和信仰传承传统知识、运用知识权力建构并维护村庄秩序提供了不同层面的制度性保障，如果缺乏这种制度性保障，那么，知识权力主体将难以在村庄秩序建构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其结果必然使追寻知识权力的动机受到打击，最终危及到传统知识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