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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省基层行政体系的全面革新是在农村社会现状、盛世才个人及中共基层建政的三重因素作用下而进行的。
哈密事变致使新疆遭受了长达数年的战争动乱，而动乱中农村社会则是倍受残害的对象。据冯有真的《新疆视察记》中对当时的观察来看，农村情形甚为悲惨，兹节录数段如下：“四顾旷野，杳无人烟，惊骇万状，满目凄凉，芨芨槽原有居民约百余户，今春（民国二十二年）马世明率部围攻迪化，在此发生激战，屡进屡退，以是房舍悉被荡平，人民亦流离失所，除兵营一所外，只破屋一间，尚留残迹。”“达坂城原为一千户之大镇……自新省事变发生后，此地适当卫要，糜烂殊甚，房屋十九破坏，居民逃避一空，现除驻兵外，只各地逃来之难民百余人而已……据难民言：附近各山中，现集难民甚多，彼等夜栖树枝之上，以避野兽，日以野草为食，聊充饥肠。此由迪化到达坂城沿途二百四十里中之农村景象也。而战区又包延甚广，如阜康、吐鲁番、迪化、焉耆、鄯善、昌吉、乾德、呼图壁、绥来、伊犁等地，且以上各地，又为新省富庶之区，占农村经济中之重要地位，今既如此凄惨，则知该省农村破坏程度之严重。”
在农村社会残破，民生凋敝的情形下，新疆日后前途非常令人担忧，“因此战后区域，或则地方糜烂，房屋悉遭焚毁，或则死伤枕藉，尸骸遍漫荒野，情状之惨，得未曾有概计，连年战役，人民牺牲者，当不下数十万，财产之损失，尤不可胜计。现在各地灾民以无家可归，无田可耕颇多，匿处深山中，寝树枝，食草根，度原始时代人类之生活，若长此以往不谋救济，则民心离乱，铤而走险，新疆前途，实不堪设想也。”
鉴于此，盛世才在1934年八大宣言中，即从为人民谋福利，救济农村经济和促进社会发展、文化提高三个动因出发，明确提出实施农村救济。此外，新疆内乱后，乡约制在战乱中已被打的七零八散，基层社会的管理也处于混乱无序之中，人口锐减且流动异常，根本无从监管。当时，关注新疆前途与命运的人士纷纷提出要拯救农村社会，健全基层行政组织，“新省情势即如此危迫，救亡之策，固有赖于外交之运用，而健全该省社会构成之基层，则尤为重要，构成该省社会之基层为何？即农村社会是，惟该省农村因连年战争关系，致陷入崩溃之境地，欲图其健全，自必以农村建设为前提。”
可见，残破的农村社会和大乱的基层行政组织使全省处于混乱之中，且随时会导致政权颠覆，因此基层行政体系的重建迫在眉睫。
历来执政者都非常重视对基层社会的掌控，而权力欲极强的盛世才当然也不能例外。由于以往基层社会管理的空虚，加之长达数年的战乱，致使混沌之中的新疆在政令上传下达及行政管理上窒碍颇多，省与各区县，县与县以下组织的联系严重脱节。初登新疆宝座的盛世才清晰地知道，健全的基层行政体系是统治根基，而稳固政权端赖于对基层行政的体系化。1934年后北疆动乱渐趋平静，这为盛世才拟订各方建设方针，挽救危局营造了良好环境。“为巩固政权，盛世才除组建了俄式的格别乌组织新疆全省政治监察管理局以整肃人心，更宣布了所谓带战斗性的新疆政治纲领“八大宣言”和“九项新任务”，对其政权的维护在初期已迈进了一大步。但这仅系对内的防护政策，而重要的是争取人心，安定人心，并安定人民的生活，假如能做到这一步，必须在大劫后的废墟中，积极地展开一连串的新政治纲领中所提示的各项基本方针。”
为此，1934年4月12日盛世才在“八大宣言”中明确提出要建设基层行政体系，“新疆自四一二革命后，政治革命将来拟依照国民政府公布之县组织法，逐渐推行县以下之自治制度，于县政府之下设立公安、财政、建设、教育各局，各局长暂由政府任命，将来由地方人民公选，由县政府转呈民政厅委任，以予地方人民参政之机会。此外应划分区域，设立区公所，乡公所或镇公所，其区长、乡长或镇长，以及乡镇所属之闾长邻长，均由人民选任，俾便实施地方自治，以提高人民之自治能力，帮同政府建设新新疆。”
1935年4月12日盛世才又将“八大宣言”充实为“九项任务”，其中在政治方面所提出的“澄清吏治也已含厉行清廉，推行自治，改良司法。”
当时，由于政局仍处在动荡之中，因此这些大政方针大多停留于纸面，并未付诸实施。
1936年全省内乱平定，盛世才提倡大力建设新新疆，而加强对基层行政的掌控更加迫切。盛世才在苏联的帮助下拟订了新疆省第一期三年计划（1937～1939年），其中明确地将“厘定地方制度”列为首项任务，并于1936年7月开始做准备实施工作。这样，被盛世才极为看重的基层行政体系建构由纲领变为计划，继而由计划转变为现实运作。事实上，在第一期三年计划期间，新疆主要是依据《县组织法》进行县级政权建设和改治。在县级政权陆续成功改治后，盛世才又将行政层级延伸到县以下的区与村，在1941年拟订的第二期三年计划（1940～1942年）中除继续“厘定地方制度”外，更提出了“筹划地方自治”的任务。可见，盛世才为稳固自身政权，不断地加大对基层社会的掌控，延伸政府权力触角。
自1934年苏联红军帮助盛世才打败马仲英后，盛苏关系日趋亲密。1935年苏联不仅给予大批贷款，还派出专家、顾问帮助新疆开展各方面建设。随着新疆局势渐趋稳定，盛苏关系日趋密切，苏联通过共产国际组织，公开选派具有联共党员身份的中共党员三十余人，分两批进入新疆帮助建设。当时，盛世才对联共党员较为重视，不少人被安排在各地基层行政岗位。如万献廷（即张一克）为新疆日报编辑长，1937年4月改任喀什行政长；王宝乾为奇台县长，后改任喀什行政长；于成发为哈密区公安局长。随着苏联对新疆扶持力度的加大，盛世才与中共的关系也渐趋紧密。从1937年西路军进入新疆到八路军办事处的成立，新疆和中共正式建立了统战关系。1938年盛世才与中共的关系极为密切，新疆才对中共的仰赖程度也日益加剧。正如中共代表陈潭秋所称，“他（指盛世才）对我们的关系是言听计从，有求必应的。”
这样，新疆与中共的频繁接触，为中共基层建政的成功经验引入新疆，营造了良好契机。
国民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适时地将革命力量转入农村，纷纷在农村创建革命政权。1927年9月中共中央提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
据此，从1927年下半年至1931年11月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苏维埃政权行政系统
。1931年、1933年先后颁布了《地方苏维埃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规定地方政权采取省、县、区、乡（市）四级制。县、区下的乡（市）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层政权，乡（市）苏维埃代表会议为全乡（市）的最高权力机关，亦即乡（市）苏维埃政府。乡苏维埃之下设村，村实行代表制，与基层政权区别开来。实践证明，苏区基层建政成效显著，被人民亲切称为埃政府的乡村基层政权，积极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使苏区成为“一个自由的光明新天地。”
1940年6月15日晋冀察边区又颁布了《晋冀察边区的区村暂行组织条例》《晋冀察边区参议会暂行组织条例》《晋冀察边区暂行选举条例》三个重要文件。其中规定“边区政权组织共分边区，县，区，村等四级，四级都设全权人民代表机关，构成四级自治单位……目前边区的各级政权都已实行过民选了，即使在游击区中选民参加的情形也是极其踊跃的。游击区共有公民两万九千九百六十三人参选人数两万三千七百六十五人，参选百分比是百分之七九点三。”
中共倚重基层政权建设，笼络人心，壮大自身力量的成功做法极大地触动了盛世才。因此，盛世才仰赖苏联与中共的援助，借鉴其成功经验和做法，迅速展开了循序渐进地基层行政体系建设。
综上所述，盛世才登台伊始的新疆满目苍夷，百业待兴，尤其是战乱后混沌的农村社会，直接影响着盛氏政权的稳固。鉴于此，盛世才亟需扭转逆境，立足新疆，站稳脚跟，而对基层社会的掌控则是政权稳固的根基。事实上，从残破农村现状的驱使到稳固政权的自身需求，再到苏联与中共的适时来援，使盛世才逐步明确和坚定了基层行政体系重建的想法，也使基层行政建设的具体操作由混沌趋于明晰，适宜了新疆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