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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变动不居、躁动不已的文学秩序中，“晚生代”恐怕是我们难以绕开的存在，“晚生代”是一个勉为其难的尴尬的指称或命名，“晚生代”作家的风格和追寻的迥异和悬殊，表现在其个人化的叙事文本中，虽如此，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达成共识：他们都是面对当下叙事。这样我们就有了把他们放在一起言说的前提和可能。
面对当下写作几乎是“晚生代”写作的一种时尚。虽然不断有论者鼓噪文学创作应当回到当下，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 90 年代的文化语境使然。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当下语境有一个大致的了解。90 年代可以说是一个理想主义终结的时代，“经历过太沉重和严肃的理想追寻后，我们处身于一个进入商品化的新的社会格局之中。‘商品’开始以它无所不在的强有力的姿态渗入了我们的文化和语言中。人们对物质和欲望的追求超出一切权威性历史话语而成了弥漫性和社会性的普遍神。”（张颐武：《理想主义的终结》）“晚生代”作家就是站在激情主义的废墟上开始自己的心路历程的。原本的理想、正义、集体、群众、道德等一系列正面价值遭到近乎彻底的轰毁，权威坍塌、中心旁落、价值迷乱、道德滑坡成了世纪末特有的生存景观。“没有人相信精神生活存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一切都变成了‘现在’——没有历史，没有未来，没有内在性的‘现在’，成为人们存在的乐园”。（程文超：《意义的诱惑》）。虽然有张承志等人在边地孤独地呐喊，这也许能感动少数的道德理想主义者，但理想主义遭到普遍质疑和批判已是无法逆转的事实。
其次，由于个体经济的合法性地位得以确立，以此为基础的文化也开始发生变异。“90 年代的中国存在着一个文化上的转型，也即由群体本位文化向个体文化的转型。”
个体文化的生成、确立、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逐渐成为当下文化交响乐中各声部的主声部。原先受到群体文化遮蔽、压抑的个体性存在逐渐以自己尖锐、敏感和特别的方式凸显自己的存在。个人性、人的主体性得到了空前的张扬。个人的感性真实、欲望化的生存经验受到了普遍的关注。这是一个消解了“共名”的“无名”时代，是一个无人喝彩、碎片化、零散化的平面的世界。“晚生代”正是处在文化转型、体制转轨急遽变动的当下。当下人的生活境遇、精神状态和困境是他们驻足观照的生动景观。
再次，文学艺术的边缘化境遇，使得“晚生代”可以不受体制的约束而站在体制外成为自由的言说者。“他们既无须为时代‘伟大叙事’而焦虑，也可以无所顾忌地反动观念性、使命感、集体性的以及形式与内容相对立的诸种小说传统。在此意义上，我觉得，90 年代中国文学的边缘化境遇至少应被理解为文学走向成熟的一个特殊机遇，在我们这个文学空间为各种各样的传统和积淀所充斥的国度里，它理应是文学酝酿突破的一个阵痛阶段。”
因此，“晚生代”作家的价值取向不再服膺于某些固定的价值维向，他们更多地服从于生命的直觉和非理性的冲动。此外，“晚生代”作家由于年龄的缘故，他们缺乏深刻的历史记忆。他们的记忆里没有“红色逻各斯”留下的影子，他们也没有经历不堪回首的蹉跎岁月，他们是“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面临的是物化的光怪陆离的商业社会。这样的成长环境使他们既无“恋祖”的情怀也无“审父”的冲动，这就注定他们把热切的目光投到当下。
如果把 80 年代的文学轰动效应看作“新启蒙”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同构所造成的话，那么 90 年代“晚生代”文学的使命已不能苟同于反思、人道主义、改革、寻根等旧有的话语体系。“新启蒙”神话的破灭，使“晚生代”面临精神理想丧失后的尴尬。那么“晚生代”文学在 90 年代何为？回到当下当然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然而面对纷繁芜杂、人欲横流的生存事实，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何在？我以为文学“晚生代”的使命是存在的多样性证明。无论是自在的存在还是自为的存在，90年代的中国都日趋多样化了。“晚生代”作家的眼中是一个“碎片的世界”。存在的多样性导致了文学创作的多样性。写作和存在的关系是对应的、同构的。写作的多样性是对存在多样性的揭示。被评论界大致认可的“晚生代”作家韩东、邱华栋、朱文、鲁羊、陈染、林白、徐小斌、张旻、何顿、李冯……以及更为年轻的卫慧、棉棉、魏薇等人，都从各自的存在出发，忠实于当下社会或自己的欲望、困惑、焦虑、人生的挣扎、迷乱，近距离贴近没有精神信仰被物质挤压的生存现实、心理真实。他们笔下的生存场景、心理场景不再统一于固有的标准（如启蒙、政治、集体、信仰等），而是向着存在啊丰富性、无限性和可能性洞开。
以下列举数例用以说明：
既然没有了超越性的追求和人文理想，邱华栋、何顿、朱文笔下的城市“新人类”，只能是不顾一切地追逐金钱和欲望。“我思故我在”已经让位于“我欲故我在”。他们笔下的人物没有也不可能对存在的意义发出诘问，更遑论终极性或永恒性的价值追寻了。他们是城市中的空心人和漫游者，追逐瞬间的、即时的欢娱，他们不知道将委身何处，奔跑、游走是他们唯一定居的方式。眉宁（《生活之恶》）本是漂亮、单纯的女大学生，最终抵挡不住物质的诱惑，而用自己的贞操换取了三室一厅的住房。朱文的《我爱美元》彻底将“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庸俗化，“我”所谓的孝道与具有乱伦意味的行为纠合在一起。韩东《为什么》里王一民与朋友妻子通奸被发现，却被朋友原谅……这些人类末世图景的展示，对“世纪末中国社会欲望化生存表象进行了多方面的表现和描述是新鲜而有开拓性的，他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切入当下社会和当下个体的生命真实和存在真实”
。张旻则以知识分子的欲望心理作为构筑文本的基点。在《我想说爱》《情戒》《校园情结》《自己的故事》等小说中，作者极力铺陈了一种亦真亦幻的生活状态和心理感觉：第三种状态。张旻在自己的创作谈里曾说：“在我的感觉上，除了现实和虚幻，我的生活中还存在第三种状态，这是一种不能用任何标准去衡量，用任何概念去阐释的非真非假的状态，是一种不确定的、不可知的、若隐若现、随机应变的状态。”这种状态存在于现实与梦幻间，勾画人心深处的“晓风残月”，凸显了又一独特性存在；《我想说爱》中的余宏就是生活在一种不真实的状态下：“我”和妻子小岚、朋友王芳和其他女性的忧郁朦胧的心理状态、情欲状态展示了人性或情感褶皱中人的存在的某些真实场景。而陈染、林白、徐小斌等女性作家更以其私人性的隐秘经验和女性特殊经验让我们瞥见了人性幽深处的波澜，陈染的《与往事干杯》《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都是基于女性的身体写作，感觉的触须伸展到以往被“菲勒斯”中心话语权威所扭曲、压抑的女性欲望、经验、性等神秘的私人领地。女性的身体仿佛是被展开的“潘多拉的盒子”，一切梦魇、魔鬼一下子宣泄了、释放了。陈染等以女性的独白和诗性的呓语彻底把女性的存在经验洞穿。同性恋、自恋、恋父，成长过程中的性错乱等刻骨铭心的经验和记忆以及青春中其他方面的悸动是她们书写的根本。徐小斌以“生活在别处”而出名，其梦幻般的诗意的叙事对自我存在发言。《羽蛇》和前此的中篇《迷幻花园》《敦煌遗梦》都以诡谲的想象力、逃离的主题、宿命的追寻给人以别样的感觉。其创作的“无限可能性与丰富性”构成了其“智性与诗情、科学与神秘、象征和隐喻、回旋与变异，玄奥的形而上空间与深刻的女性经验等交织在一起的叙述怪圈与迷宫”
。还有一些作家如鲁平、东西等人仍然秉承先锋派的形式探索精神和哲学化的思辨，把精神上的探险、形而上的求索融入到文本的精心营构之中，只不过这些人的追求不像新潮作家那样走上形式的偏执和极端。总体上的形上追寻和技术上的调和主义使他们没有沦为如先锋作品般以告别读者为代价的境地。其他如李冯的《孔子》以非历史主义的方法抵达存在，徐坤笔下的新儒林景观……都以个人性的日常经验为依托，展示人体文化的个人性（化）生存景观。
和以上提到的部分“晚生代”作家相比，那些更为年轻的作家如卫慧、棉棉、周洁茹、魏薇等更以其卓异的姿态浮出地表。她们不再对历史的痛苦记忆和现实的沉重做任何承诺，她们全身心地拥抱欲望化的生存。物质化的现实中充满怪异、疯狂、非理性的生活时尚，这些成了她们笔下主人公的追寻目标。小说中人物的行为方式往往惊世骇俗，追求极端的自由，不受任何秩序规范的束缚和制约。卫慧的《黑夜温柔》《像卫慧一样疯狂》《艾夏》，周洁茹的《抒情时代》，棉棉的《啦啦啦》《九个目标的欲望》等一系列小说，无不是人的原始欲望、本能冲动的肆意宣泄。小说中的人物几乎没有心灵的灼痛和人格上的操守，因此也不存在精神上的障碍。“死在路上”或许是他们命运最好的预言和生动的写照。如果说他们拥有所谓激情的话，也只能是他们讲述青春梦魇的冲动。“那一刻除了快乐就是快乐，所谓的幸福，不也就是对痛苦烦恼的遗忘？”“趁我还年少时的激情，我愿意！”（《像卫慧一样疯狂》）她们笔下的夜晚比白天更丰富。夜晚笼罩在一种冲动的、情欲的、绝望而又迷茫的气息之中。酒吧忽明忽暗的灯光下，生活的理性与人的灵魂遭到了彻底的放逐。
以上我只是以偏概全地描述了“晚生代”作家笔下的存在的多样景观。在个体文化占优势的市场经济时代，小说存在的意义已基本剥离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责任、使命和义务。小说从膜拜性的价值逐渐转向展示性的价值。小说的多维与现实存在、意识存在同构。边缘的姿态和体制外自由的生存境遇，使他们的创作直接生成鲜活的感性。内倾直觉型的写作姿态，还原了存在的无比丰富性。“新生代作家在作品中所显示的良好艺术感觉，是那种真正的文学创作所需要的。它不像 80 年代过来的一些作家为了将某种已经写滥的经验变一种花样来制作，新生代作家所选择的文学方式与其感受生活的经验方式之间几乎很少有缝隙。”
无疑，“晚生代”作家回到当下的创作姿态是令人嘉许的，但遗憾的是他们的小说创作在整体上还与时代所提出的要求有很大距离。表层欲望的大量裸呈，私人性体验、感觉的一家独尊，更为致命的是精神信仰的遁逸，快乐原则支配一切，理性之堤全面坍塌，这些使“晚生代”小说在总体精神意向上滑向了虚无。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性的放逐。90 年代虽然个体文化得以确立，个人性的经验、感受、欲望得到崇尚，非理性得以空前地泛滥，不等于说我们的社会应当取消理性。“理性永远是可能的全面谅解的根本。不仅如此，理性早已存在于历史中，即存在于社会运动所取得的成就中，例如存在于民主和法制国家的种制度和原则中”（哈贝马斯语）。理性本身没有过错，错就错在它走上了工具化的道路，从而使中国的“现代性”努力大打折扣。前此的文学创作如“新历史主义”，拆解了历史理性，但其创作却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游戏和虚无，在对传统历史观恣意颠覆中消解了自身。“现实主义冲击波”，由于缺乏人文理想，认同于世俗的肮脏和罪恶，缺乏严肃的理性批判，自然也无法生成经典性的杰作，而只能在“分享艰难”的尴尬中迷失自己。“晚生代”小说更是缺乏历史的必然和生活的必然，小说中流淌的感性真实大于逻辑真实。无论是邱华栋、何顿等人的表象化书写、欲望的裸呈和游走，还是如陈染、林白的私人性的隐晦与幽秘，还是如卫慧、棉棉等人的孤独和疯狂，一以贯之，其根本的缺陷就是在还原感性真实的同时过于放纵了自我的感官或认同当下的俗滥，彻底地放逐了理性的规范和引导。“晚生代”笔下所展示的生活场景如酒吧、迪厅、咖啡馆、自己的房间等都是都市精神弃儿无家可归的寓所，是非理性或反理性扩张和膨胀的所在。他们的生活哲学由此而得以体现，那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的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艾夏》）在对欲望、非理性的叙事复制中，存在的理性和人的精神性追求在无限期地延宕。
（二）时间的规避。“当今的作家越来越倾向于把自身与时间疏离开来，以相对论式的视角打量和体验时间的流动。规避现时的怀旧的叙事和堆积瞬间的日常叙事成了逃避时间的方式。”
“晚生代”背对时间的写作不是由于“规避现时的怀旧”而恰恰在于面对当下的不断累积的个人性日常经验。与日常经验的亲和无间恰恰就取消了叙事的时间感。小说过多地纠缠于自己的身体、欲望、亲在，远离一切意识形态话语和公共经验、集体叙事，小说沦为仅仅确证个体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或证明，因此，小说“晚生代”普遍缺乏历史意识。基于历史感的匮乏，叙事不能按照线性的时间或因果逻辑来敷衍，而只能向着空间寻求可能性的开掘。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方式。时空的割裂，必然导致叙事的断裂，偏执于个人主观化的感官经验，羁留于空间平面的一维，无法形成“岁月完美之水”。写作和现实的浑然一体，没有拉开适当的审美间距，“晚生代”的创作因此不能站在某一精神高度对人存在的困境提出独特性的见解和前瞻性的展望。虽然那些感性的、情绪化的生存感受和事实的具体描摹，具有直觉的真实性和细节上的鲜活性，但毕竟缺乏审视现代人心灵痛苦的穿透力。“晚生代”眼中的时光是一种无意义的飞逝，他们放弃了时间和逻辑之间的对应和联系，放弃了线性时间终点屹立的象征救赎的理性王国，他们对现实持基本认同甚或拥抱的态度，不愿穿越苦难和荆棘，向着超越性的彼岸提升。“晚生代”小说中找不到悲剧人物和悲剧精神，这是一个“后悲剧时代”，也找不到精神的终极关切，是一个“后乌托邦”时代。
（三）意义的遁逸。这里的意义是指人之存在的意义。萨特把“存在”分为“自在的存在”——物质世界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人的意识和自我存在。自为的存在决定自在的存在。按此理论，人的存在应分为身体的存在（实体存在）和人的意识的存在（精神性存在）。那么人的存在意义是在“体”上，还是在“魂”上？或是在肉体存在与精神存在的矛盾纠葛上？评论家谢有顺以为：“但是，存在最重要的意义乃在于第三层，即我们存在还本能地要与无限存在相连，使我们在必须置身于无限存在的背景里得以确认，这个存在以我的良知为本位”，通过人的运思达到存在，但思的有限无法直面存在的无限，这样，“我以为，达到存在的最好方式是信心，而不是思。”
“晚生代”小说无论是表现对自身的迷恋，还是在小说中表现自我意识中的欲望、非理性的情感冲动或颓败的感觉，他们都没有建立起对生活，对存在的“有”的信心。如此一来，他们就无法去追寻人之存在的意义，因为他们处在绝望的边缘。信心是源于生活中或存在中的良知的歌唱，文学只有建立存在的第三维向：良心，确立信心，才能敞亮人之存在的要义。“晚生代”小说里欲望的、表象的、晦暗的存在场景，显然有悖于文学的初衷。无怪乎“晚生代”作家刘继明不无感慨地说道：“当写作成为功能性需要，不再指向任何意义之后，就等于否认了写作是一种精神活动，同时也等于否认了写作的精神品质，一种不指向任何意义的写作是虚无的写作，它给这个无意义之痛苦日趋严重的世界出示的是消解一切意义的话语证据，尽管这种证据是虚拟的。”
条条道路通虚无。“晚生代”小说以边缘性的姿态获得了更为自由的话语权利，并且他们的写作回到了久违的当下，向着存在的多样性和可能性、无限性开掘，显示了其写作的价值。但他们的创作回到当下，却又迷失在当下。那种即时性的、带着功利性的无确定性追求和精神向度，更缺乏对存在意义的追诘和叩问，其平面的写作，终究没有生成新的精神生长点，从而滑向了虚无的深渊。
如何摆脱精神指向和意义的虚无，恐怕是“晚生代”作家不应回避，也无法回避的。
（原载《当代文坛》，2000 年第 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