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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今天我们需要学理性的批评(代序)
——青年文艺评论家陈振华访谈

第五届安徽省文联文艺评论奖于 2014 年 6 月 20 日揭晓。我省青年评论家陈振华博士凭借其理论专著《小说反讽叙事——基于中国新时期的研究》荣获本届活动唯一的一等奖。近日,本刊就论著的写作构思,写作体会以及当下的文学评论看法等话题对陈振华进行了专访。

李研:陈老师你好!首先祝贺你获得第五届省文联文艺评论一等奖。

陈振华:谢谢!

李研:你认为你的专著能从这么多高水准的论著和论文中脱颖而出,关键在哪里?

陈振华:公正、公开、公平的评审和选拔,迄今为止,我还不知道这届评委会由哪些人员组成,首先我认为这是一次。其次是评委看重这部学术著作的思想深度和学理品格。

李研:我看到你以前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文艺争鸣》《当代文坛》《小说评论》等多家报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当代文学评论,都非常具有学院派色彩和学理性品格,感觉你的理论批评是学院派的。你认可这种说法吗?

陈振华:我不介意您这种定位或评价。可以这么说,这也是我多年来一贯的致思方式。近些年来的批评大幅度地商业化、庸俗化和市场化了。棒杀、捧杀、言不由衷、红包批评、媒体炒作等无良批评无处不在,真正有分量有价值有良心的学理性批评并不多见,这给我们的文学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文学界、评论界的有识之士应该集体行动起来进行有效抵制,还文学评论一个正常的语境和健康的生态,让真实、有良知、有卓识的评论引领文学创作的良性发展。

李研:在我看来,你的这部获奖论著是从一个特定角度——反讽,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做了深入的思考、分析和评判。请谈谈你为什么要选取“反讽”作为论著的研究角度。

陈振华: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阅读、感受和体验过程中,我发现“反讽”作为叙事现象普遍存在,出现“思潮性”的叙事征候,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历史特征,从而我发觉,“反讽”是新时期文学的一条主导性线索,它几乎贯穿了新时期文学的始终。从新时期以来的非反讽叙事,到反讽叙事的发生、发展、高潮、泛化、陨落,“反讽”呈现出“升腾与坠落”的叙事轨迹,但这仅仅是“反讽”的叙事表象。在叙事表象的背后,这种叙事形式有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意味,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经系统研究和梳理,我发现,在“反讽的时代”,“反讽”既是这个时代的美学遭遇,也是这个时代的思想境遇和精神修辞,它深刻地阐释了新时期历史文化语境、精神结构与思想地形图的变迁。这就是我将“反讽”作为论著独特视角的原因所在。

李研:你的论著采取历史分析和审美阐释,理论统摄与文本支撑,史与论相结合的研究思路,既有宏观的历史勾勒,又有细部的严谨论证,你的独立不倚的价值判断都是基于学理性的分析,令人信服。这一定与你全面系统的考察、大量的作品阅读、深入的思考研究以及丰厚的知识储备密不可分。

陈振华:是的,不瞒你说,这部书耗时三年。它需要大量的阅读,如果阅读量不够,不全面,将会在论述中以偏概全。所以我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对新时期的文学文本进行了系统阅读,很多是第二次阅读,但这一次是带着目的去阅读的,所以更有效率,更加深入;同时,还要有大量的理论储备。所以我从古希腊时期的反讽理论开始梳理,对反讽的历史演变进行了系谱学的考察,基本弄清楚了它的历史源流;最重要的是反讽的精神实质暗合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流变与思想变迁。从“伤痕”、“反思”的历史控诉到欲望时代的叙事喧嚣,从新启蒙主义文学思潮到存在主义文学思潮再到解构主义文学思潮,从 1980 年代的人道主义叙事、人性论、张扬人的主体性到 1990 年代主体性的颓败、“人”的死亡,叙述反讽一直引领着历史转变时期的叙事潮流。我不会轻易地下判断,所有的评判都要基于历史的、系统的、文本的学理性分析。

李研:你把新时期文学定义为反讽时代的文学,究竟想表达哪些深层的意思?

陈振华:“新时期”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思潮激荡的“大时代”,从解放思想,砸碎“文革”的思想坚冰,摆脱“极左”意识形态的禁锢始,至消费意识形态的兴起,“新时期”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思想定位和价值坐标,但苦于没有实现。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存在主义、国学热、道德理想主义、人文精神大讨论、自由主义、新左派、民族主义……“新时期”不倦地寻找又不断地迷失。传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系统业已破碎,无法整合起世道人心,新的信仰体系和价值维度还没有最终确立,这注定了新时期是一个“众神狂欢”的反讽时代。同样,文学也正处于“反讽的冬季”,反讽是时代所选择的叙事样态。

李研:我觉得,您所界定的“修辞论”、“叙事论”和“存在论”意义上的反讽,非常富有见地,很好地阐释了新时期的叙事文本,并凭借反讽叙事样态的深度分析找到了它和新时期时代精神结构嬗变之间的隐秘联系。这样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陈振华:反讽在西方世界被称作现代文学最伟大的遗产之一,被认为是揭示现代生存悖论和存在困境最有效的工具,因此,反讽才有了从古典修辞论向近现代本体论和存在论的嬗变。同样,在“新时期”转型中的中国,历史误置、社会演化或多重错位的文明情境使得中国当下的思想文化一直处在“破>立”的激荡状态,正是这种“破>立”的思想境遇,给反讽叙事提供了足够的思想能量和颠覆激情,才酿成了反讽叙事的思潮性特征,才有了反讽叙事向本体论、存在论的领域深度挺进。在此意义上,反讽叙事已不仅仅是表达的形式问题,而是表达的实质问题,亦即探讨新时期反讽叙事就不能过多地强调与传统反讽修辞的联系,而应该从“新时期”的生存困境和文化处境中去把握反讽叙事的实质。新时期反讽叙事“升腾与坠落”的流变轨迹,恰好印证了反讽叙事的现代性内涵,反讽叙事因对“新时期”生存悖论的深刻揭示,成为阐释中国生活和中国问题的绝佳范式。

李研:你在这本书中还用专章论述了反讽叙事的后现代性。你似乎是持一种批判性态度对待反讽叙事的后现代转向。你的依据是什么?

陈振华:平面、空心、涣散、游戏、表象的后现代反讽叙事景观抽空了反讽的思想内涵,祛除了反讽的价值承担,尽管表面上还维持着叙事的繁荣,可精神价值已经开始沉寂。这样的反讽叙事看似生机勃勃,实则很难生成气象,不再具有重大精神现象学的意义。由此,在耗尽了批判、颠覆的激情以及履行完思想使命之后,反讽叙事遭遇到了美学的难题和思想的困境。

李研:新时期文学成长期,反讽的叙事价值体现为批判性;鼎盛期,反讽的叙事功能表现为解构性;消褪期,反讽成为欲望时代的叙事表征,我基本赞同您的观点。但时代境遇的反讽性决定了反讽不可或缺,在既无肯定又无否定,“亦此亦彼”的多元情境中,反讽成了人们摒弃“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之后的话语方式和生存态度。在反讽的批判精神丧失之后,反讽叙事将会何去何从?

陈振华:确实,反讽叙述的不及物,游戏历史的泛讽,反讽叙事的表象化,不加选择的反讽,对反讽自由的过度挥霍,反讽和消费意识形态的暧昧,反讽叙述价值维度的缺失,对反讽叙事伦理的缺乏反省……将反讽引上了泛讽的歧途。反讽由此失去了思想的支撑点和精神的聚焦点,导致了批判精神的萎缩、思想光芒的收敛和反叛激情的消解。批判型的反讽者也由此蜕变为游戏型的反讽主义者。如此,反讽何为?我以为,出路也许是唯一的:只有在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又不断地超越“存在”的经验层面,向着“存在”的深度、悖论、荒诞甚至虚无作不懈的追问与勘探,回归反讽的批判精神,反讽叙事才有可能走出困境。

李研:很佩服你的学术眼光和独到见解。

陈振华:算不上独到见解,一家之言而已。只不过反讽的命意正好与我属己的精神症候不期而遇,乃有此论。

李研:我们期待陈老师在学理性批评方面有更多的建树。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原载《安徽文艺界》,2014 年第 4 期) 49EoxvwnCxEqKQH1mI3Tdyuh1zCcxCRiWXXgs+T3gtuLKBo7EHCtG3fPjIB4Vl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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