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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何时传入日本，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不过在汉字传入日本以前，日本仅有语言而无文字。公元 4 世纪，日本人开始学习汉字汉文。在公元 7 世纪初，日本皇族中已出现能使用汉字行文的人，代表人物就是圣德太子，他亲自拟定了《宪法 17 条》，全文为汉文体。说明这一时期汉字汉文的学习得到普及，民间的识字人数增多。到了公元 8 世纪，出现了由日本人编撰的汉文著作，如《古事记》、《日本书记》、《怀风藻》等，汉字在这时期终于为日本人所掌握，并用来记录日语了。为了学习、理解并记录日语，日本人采用了两种方法：音读和训读。音读即借用汉字表日本词汇音来书写日本固有词汇，汉字仅为音标，不具有本身的意义；用音读固然可以朗读汉文，但不能代表能理解汉文含义，还必须对其进行翻译，进而达到解释、说明的作用。这样，取与日语同义的汉字，配上日语读音，成为训读。训读的出现能使日本人熟练运用汉字并按日语表达方式书写文章。音读和训读的集大成者为《万叶集》，称为“万叶假名”，它是日本人创造本民族表音文字的第一步。《万叶集》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当时日语表达的需要，但还是有相当的不便和困难。因此，在使用过程中，“万叶假名”中的汉字逐渐被简化和省略，最后演变成了日本文字，即平假名和片假名。
日本通过借用汉字，对其进行音读和训读，来消化、吸收汉字及文化，经过创新，最后发明了平假名和片假名，形成了日本自己独特的文字系统，即汉字假名混用的表记方式。以汉字为代表的中华文化长期浸润着日本民族，催生了日本独特的民族文化。
汉文训读法发轫于平安时期，成熟并普及于江户时代。14 世纪初日本五山禅僧岐阳方秀、桂俺玄树为《四书集注》作了和训而创立的汉语典籍训读法，该方法成为成为日本中世以后阅读中国典籍的新方法。其基本特点在汉文原著上，按照每一个字的训诂意义标注上日文假名。同时，汉字直接录入，给中国汉字配以日语训读，同时尽量避免汉字音读，即便是日语中没有的汉字也要根据词义配上意义相近的读法。其次，在一些词下面添加日语助词以表明语法关系，然后调整阅读顺序。
经过这三项加工，其结果是使汉语典籍在训读法中基本保持原文字形态上的完整性，从而使汉文程度不高的一般大众也能理解原著的内容，是日本汉文化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后来日本人教授、讲解经典时多采用这种方法，把汉文加以训读，即把汉文颠倒过来，按日文的顺序来来解读中国典籍，并加上助词或送假名等符号，称之为“返り点”和“送仮名”；二者合称为“訓点”。
日本的江户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明、清朝，中国的白话小说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作品大量输入日本，并为广大的普通民众所阅读。因为白话小说的文体是白话，所以用汉文训读法是无法读解的。以狄生徂徠为代表的汉学者对此提出了疑问，主张直读法，以便真正理解中国古典的原意。在上世纪 30 ～ 40 年代吉川幸次郎、竹内好等汉学者也曾提出过批评。尽管训读法本身存在着局限性，但我们不能据此否认它在日本文化摄入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巨大的历史作用。可以说，训读法反映了日本吸收中国汉字及文化的历史影像，在日本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时值今日，在日本的初中、高中课程中仍开设有汉文训读课程，便是明证。加藤认为：
「もし江戸時代の日本で漢文訓読が普及していなかったら、どうなっていたろう。おそらく中流実務階級の形成が遅れ、近代化への道のりは、より困難なものになっていたかもしれない。」
译文：
如果汉文训读法在日本江户时代没有得到普及的话
，
那会是
什么样呢
。
或许日本的中产阶层的形成会推迟
，
日本迈向现代化的步伐
将变得更加困难吧
。
就是在现代日语中也有不少训读表达方式，如，「不得己」训为「已むを得ず」，「不得不～ 」训为「～ せざるを得ず」，「駅で待つこと20 分」，「独走すること3キロ」，「行くこと30キロ」即为句型「V ＋時間／距離」，训为「～ すること ～ 」等。为此，古田岛洋介在论文「現代における漢文訓読の意義」中，特别总结了汉文训读在现代日本的意义有三点：
「1.漢文の解釈手段としての有効性。2.訓読表現の重要性。3.現代中国語の学習における漢文訓読の重要性。／
译文：1.
作为解读汉文的手段
，
很有效
。2.
训读表达方式的重要
性
。3.
汉文训读法法对学习现代汉语的重要性
」
。
同时，日本在明治时期也利用汉文训读解读西方文献，用汉语对译了大量西方文化概念词汇，使他们能顺利吸收西方文化，为日本步入近代化国家行列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柳父章认为：
「日本では漢文訓読という方法で漢文を日本語式に読むという翻訳が成されてきた。近代以後中国にかわって西洋諸国の文化が入ってきてからも、漢文訓読式に言語を置き換えていく影響が強かった。当然西洋文化には等価物、等価概念のない物、従って意味の分からないものがある。しかし訓読方式では、言葉の形式を置き換えの方が意味より先あり、まず漢字による翻訳語に置き換えられた。この漢字的受容文化は今日では外来語に継承され、それは理解できなくてもカタカナ語として受け入れられ、中身はさておき何かすばらしい物が入っているはずのカセット （宝石箱）として存在するのだ。」
译文：
日本用汉文训读法把文言文解读为日语
—
这种翻译方法随之
而生
。
近代以后
，
西方文化取代中国进入日本后
，
语言转换受汉文训读
影响更加强烈
。
当然在西方文化中
，
没有等价物或等价概念的事物
，
因
此
，
也有不知道意义的事物
。
但是
，
在训读法中
，
语言形式的置换优于
意义的置换
，
西方词汇首先被置换成汉语译词
。
用训读法来接受汉字文
化
—
这种方式至今为外来语所继承
，
即使不能理解也可以当作片假名词
汇接受进来
，
暂且不论内容
，
它是作为理应装有出色物品的宝石箱而存
在的
。
马歌东认为“训读法是一种双向处理汉语、和语，使二者相互训译转换的语言机制”。
中国学者高宁对训读法的历史作用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当然，我们并不能据此简单地否认汉文训读法对中国文化在日本传播所引起的正面、积极的影响。它对包括汉诗在内的中国文化在日本的流布，对促进日本文字、文学，尤其是日本汉学的产生和发展功不可没，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便在当代日语中，也不难发现汉文训读法所留下来的语法痕迹，更不用说它直接带给日本人民成百上千的中国成语典故。”
可见，对汉文训读法的巨大的作用，中日学者是有共识的。
注假名叫“振り仮名”表记法或ルビ付き标记法，就是给难读的汉字注上假名的一种日语表记方法。它与正文文字并列，其位置是：横写则标记在文字的上方，纵写则标记在文字的右侧。是一种辅助性的说明，其作用相当于给汉字或假名加上注释。
注假名的源流可追溯到《古事记》，是太安万侣发明的。他在序言中说：“已因训述者，词不逮心。全以音连者，事趣更长。”
说明了当时用汉语记录日语的苦衷。为解决这个难题，对需要特别指明是音读还是训读的汉字，以注的形式来标示其发音。其目的是让人们能分辨出不同场合下的汉字读音，以便学习和理解汉字的含义，接受中华文化。其特点是尽量保留原语中的汉字。除了人名、地名、官职汉字用音读外，其余汉字的读音用训读。即便是日语中没有的汉字也要根据原文词义为其配上意义相近的读法。这种方法对小川译本、立见译本、井波译本的回目翻译有极大的影响。
江户时代输入日本的大量中国白话小说，促使了注假名的普及。翻译者们在学习中国口语及翻译中国白话小说时，倾向于多用汉字、汉语，并给其注上假名。因为汉文训读法在很多方面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以荻生徂徠为代表的汉学者，提倡“直读”以学习纯正的中国语言。他们认为要学习真正的汉语，必须按照汉语的本来发音及本来顺序来阅读和理解汉语，只有这样来能真正习得华音和华语。这样，通过提倡汉文直读学习唐话并对中国白话小说进行翻译和“翻案”，也是激发注假名产生的原因之一。
注假名在明治时期广泛使用。在上世纪 20 ～ 30 年代，对其存废曾引起过激烈的讨论，但最终为日本人所接受并一直保存在现代的大众传媒中，显然是人们学习汉字的有效途径之一，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只不过很多一般的日本人习以为常，不认为是一种翻译和注释方式了。
日本江户时代相当于中国明清之际。该时代汉学（儒学）兴盛，町人阶层发达，且对通俗文学的要求欲望强烈，特别是从中国流入大批汉籍，于是有一批汉学者积极从事中国典籍的翻译。狄生徂徠（1666 ～1728）是古文辞学派创始人。虽然他自己不直接从事翻译，但他曾跟从他的老师长崎通事岡島冠山学习唐话，以直接用汉语来解读中国典籍。在阅读过程中，他注意到了汉语和日语是本质不同的两种语言，以往的汉文训读法对白话小说的翻译是有局限的。他从比较语言学的视角出发，对汉文训读提出了质疑，进而阐述了他的翻译主张，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并且对后世的翻译态度有很大的影响。比如吉川幸次郎先生就受到他的影响，在上个世纪 30 ～ 40 年代提出了自己翻译中国古典作品的翻译观。在这里，我们以狄生徂徠为代表来考察江户时期的翻译观。
汉文训读法在平安时期已经很发达，而后持续了一千多年，在此期间日语不断吸收汉语词汇，从而使这种阅读中国古典的方法在德川时代逐步得到了普及。德川时代的教育主要是以训练汉文训读法为主就是一个明证。狄生徂徠认为用以往的“汉文训读法”并不能理解中国典籍的真正含义，是有缺陷的。他把这种方法称为“和臭”。他清楚地认识到词义的历史性变化和书面语和口语的差异、以及汉语和日语根本性的不同。特别是日语中有同训异义字，造成了可能偏离原典的含义。如“静”和“闲”这两个字，日语均训读为「しずか」。但这两个字在中国古典中含义是不同的。为此，他在《译文荃蹄》中，对训读法进行了批判，他说“此方学者以方言读书，号曰和训，取诸训诂之义，其实译也，而人不知其为译也……是以和训回环之读，虽若可通，实为牵强”
。
狄生是第一个明确意识到汉语是外语的日本汉学者。他说：
「われわれの読んでいる 『論語』『孟子』というのは外国語で書かれている。われわれは昔から翻訳で読んでいるだけだ。」
译文：
我们所阅读的
『
論語
』『
孟子
』
是用外语书写的
。
从古以
来
，
我们是用翻译来阅读中国古典的
。
汉语与日语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语言，语法也大不相同。为了真正理解中国古典，他主张用“汉文直读法”，即按汉语的发音和语序来阅读中国古典，这样才能化解歧义，达到对古典的真正理解。他的这种翻译态度受到了他的汉语口语翻译、长崎通事岡島冠山的影响（1625 ～1721）。冠山是日本第一位正式翻译中国白话小说《水浒传》的日本人，他是狄生的汉语老师。他直接从冠山处学习唐音，并将日语和汉语进行了比较，对创立他自己的翻译理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据日本著名学者杉本つとむ考证：兰学翻译的著名学者中野柳圃、前野兰化及其学生宇田川玄随，均认可狄生的翻译理论对他们自己的影响。
他还是日本第一位从日汉语言比较的角度来揭示中日语言差异的汉学者，显示出了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态度。他在『訓訳示蒙』中这样说道：
「訳文トハ毕竟唐人ノ語ヲ日本の語に直スナリソコニ唐人詞ト日本詞ノ大段違アリソレハ唐土ノ詞ハ字ナリ日本ノ詞ハ仮名ナリ日本バカリ二アラズ天竺ノ梵字胡国ノ胡文韃子ノ蕃字安南ノ黎字南蛮ノ蛮字朝鮮ノ音文皆仮名ナリ仮名ハ音ハカリ二テ意ナシ仮名をイクツモ合セテソコデ意出来ルナリ字ハ音アリ意アリタトヘバ日本ニテハアキラカト四詞ニ言フ処ヲ唐デハ明ト一詞ニテスマスナリ。」
译文：
译文毕竟是把汉语译成日语
。
而汉语和日语是相差很大的两
种语言
。
汉语的词即字
，
日语的词即假名
，
不只是日语
，
印度的梵语
，
西域的胡文
，
满族的满语
，
安南的黎字
，
南蛮的蛮字
，
朝鲜的音文均为
假名
。
所谓假名是借音而不借意
，
而汉语既表音又表意
，
比如日语用四
词二言的地方而汉语则为一词表达就可以了
。
这显然是把汉语和日语进行比较，作者指出了字（中国）与假名（日本）具有本质的区别，即表意性和表音性。更进一步将日语与其它的语言进行比较，凸现了狄生具有多文化比较的视野，难能可贵。他立足于中日语言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翻译观：直翻和义翻。他认为：
「一訳文ニ直翻義翻ノ二ツアリ直翻ハ一一メノコ算用ニ唐ノ文字ニ日本ノ詞ヲ付ルナリ義翻トハ倭漢風土ノ異アルユエ語脈モソレニツレテカワルアリ故ニ直翻ニナラヌ処ヲハ一句ノ義ヲ以テ訳スルヲ義翻ト云ナリ。」
译文：
译文有直翻和义翻两种
。
直翻即将汉语一一对应转换成日
语
。
同时
，
由于汉语和日语风土各异
，
语境不同
，
故不能直翻的地方
，
可将该句的意思翻译出来
，
称为义翻
。
用现代的观点来看，直翻即直译，義翻即意译。他还强调要根据具体的语境（不只是上下文），因为不同的语言是根植于不同环境中的，翻译结合日本的风土来操作，不要拘泥于字字对应，不能直译时，可以在理解全句的意思后，用译意的方法将其译出。其翻译观同现代的翻译理论同出一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徂徕的翻译观为兰学者们和明治时期的翻译家所继承。如杉田玄白在『解体新書』［凡例］（永安三年，1774 年刊）中提出了翻译有三种方法：
「一訳有三等。一曰翻訳。二曰義訳。三曰直訳／翻译有三种，一为翻译，二为义译，三为直译。」即“翻译（对译），意译，音译”；
森鸥外 1889 年从德国留学归来，出版了译诗集《于母影》，提出了翻译方法的四个方面：意译，句译，韵译，调译；二叶亭四迷则主张直译，移植原文的风格和情调等。这些翻译家们提出的主张均得益于前辈学者之功。
明治时期，由于日本实行开国政策，大量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借助翻译获取信息，来了解外部世界，以图富国强兵，迈向现代化。翻译理所当然地成为当时日本社会的必然选择之一。明治时期堪称日本的翻译时代，涌现出了一大批翻译家，他们在翻译实践中提出了自己的翻译主张，其影响波及到日本现代社会。此时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充分利用了汉字的表意性和抽象性特征，并借助汉字的造字法来对译西方大量的、日本所没有的抽象词汇，汉字的功劳是空前的。因为西方许多词汇如法律、政治、历史等均为抽象词汇，对于当时的翻译家来说，必须将它们用日语表达出来。但日语本身没有这些概念，且日语词汇多为日常生活用语，所以翻译这些抽象词汇就感到很棘手。而汉语词汇具有抽象性特征，正与之相切合。当时很多翻译家均具有扎实的汉学修养，于是活用汉字来对译这些西方抽象概念就成了明治翻译家们的必然选择。再者，明治时期的翻译家们有不少是从兰学转为英学的，他们具有翻译荷兰语文献的经验，这对他们翻译西方文献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因为从荷兰语转到英语，从英语到法语都不很难。因为词汇、语法以至文化背景颇相近。在翻译兰学的科技术语时，兰学者们下了相当的功夫，创造了许多译词。所以要找出和荷兰语对应的英语不是难事，所以明治时期的兰学家们能顺利地从兰学过渡到英学，进而接受其译词。翻译态度如下：
1.直译，强调通俗易懂而用口语翻译。代表人物如福泽谕吉（1834 ～ 1901）。他倡导：①用意周到，一字不苟，如实翻译。这得益于他的兰学老师杉田成卿对他的教诲。他说先生是“一位极有修养的学者。他在翻译西方著作时，用意周到，一字不苟，根据原文如实翻译。由于有此文风，致使文章字句极为高雅。”“先生恳切周详的教导犹如父亲训子，我一直铭记在心，不曾忘怀。”
②不拘原文，但求通俗易解，用口语翻译。这得益于另一位兰学老师緒方洪庵的言传身教。緒方不拘泥于原文词句，翻译时不重视原著，修改时也不看原著。他告诫福泽写文章要通俗明白。福泽自己也说；“我的著译所以始终保持平易二字，诚为先生所赐。……以后从事各种著译，……力求避免费解之词。”
这是因为要普及新思想、新观念，他必须照顾读者的阅读期待，必须重视读者的需求，所以其译文力求浅显易懂，以达成思想启蒙之目的。再如二叶亭四迷（1864 ～ 1909），主张移植原作的风格和情调。他看重风格，追求清新的文体；原文若是明快，活泼的口语，他就用日语类似的口语对译，力求使译文读者读译文时获得的感受、效果等同于原文读者读原文时的感受、效果一致。
2.意译，根据不同情况对原文进行增减，强调译文通俗易懂。如森鸥外（1862 ～ 1922），是明治中后期最重要的翻译家。他留学德国 4年，从 1889 年起开始译介大量的欧洲作品，小说、诗歌共 105 种。其译诗对日本现代诗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森鸥外翻译注重原作整体风格姿致，强调译文通俗易懂。因此，他在翻译时常常对原作进行增减，为了易于读者接受，有时又添加自己的话语使译文流畅，通俗易懂。他认为这样做是适合的，他反对字句对译。
3.翻译手法。明治时期的翻译家广泛翻译西方文献，接触到许多西方概念，而这些概念是传统学问和日语中没有的，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翻译家们在翻译这些概念时，不是用音译的方法，而是把几乎所有的概念词都翻译成了汉语词，日本人称之为“和制汉语”。明治时期的翻译手法可分为以下四种：①借用兰学的译词，大部分是有关自然科学的专业用语。比如人体器官及组织结构，有关物理和化学的词等。②借用汉语译本的译词。③转用古典汉语的词，不用原意而赋予其新意作为译词。比如“自由”的翻译，即为一例。此语原出中国典籍《后汉书》卷 23.《五行志》第 13 中有“百事自由”之说，原意为“无论何事都听任己意”。福泽在《西洋事情》卷 3 中，注解为“自主任意”，他写道：
「本文、自主任意、自由の字は、我儘放蕩にて国法をも恐れずとの義に非らず。総て其国に居り人と交て気兼ね遠慮なく自力丈け存分のことをなすべしとの趣意なり。英語にて之を 「フリードム」又は「リベルチ」と云ふ。未まだ的当の訳字あらず。」
译文：
本文
，
自由任意之义
，
自由之字并非任性放荡不惧国法之
意
。
有与任何居住其国之人交往须不拘束尽自己的可能去做之意境
。
英
语将此叫做
‘freedom’
或
‘liberaty’。
至今仍未有适当的译词
。
由于没有适当的译词，便把“任意”之意转用于“自由”了。利用汉字的构词法，新造译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