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军政训练

学生军组建后，其功能正如学生军司令夏威所倡导的三个方面，即“不仅要能够叫（宣传民众），而且还能够裹（组织民众），更还能够打（参加游击战争）。” 他又对学生军说：“普通人都说打鸟不叫，叫鸟不打，我们学生军现在要做到能叫能打，才算脚色。” 因此，学生军随后开始的军政训练和教育的目的基本是从增强学生以上三方面能力出发的。

一、自我教育

从各团组建后到学生军司令部成立前，为学生军的自我教育期间。因缺乏上级的统一部署，在这段时期，学生军各团及下属大队、中队主要针对自己的实际情况，动员学生自我教育，以提高工作技能。

（一）文化学习

1938 年 10 月武汉失守后，由上海、南京迁徙到武汉的文化人士纷纷南退。1938 年 11 月，因担心日军南侵，长沙守军将千年古城付之一炬，从武汉撤退至长沙的文化界人士不得不南迁至桂林。广州被日军攻陷后，该地的文人也纷纷来桂。桂林遂成为大后方有名的“文化城”，文人络绎不绝，市区书店林立，各种出版社和报社云集，“自从广州失陷，武汉退出，长沙大火……许多出版物南迁了，许多文化人都集中桂林了，中国农村半月刊迁桂复刊后，打破了桂林出版界沉闷的空气，接着救亡日报的十日文萃，国民公论，文摘，扫荡报，救亡日报，新华日报，在桂林相继复刊，和发行桂林版以后，形成桂林出版界空前的活跃，获得了广大读者的拥戴和赞誉。” 书店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只桂西路一条街就有十一家，中南路四家，中北路四家，环湖路一家”。 第二团的驻地桂林中学，“住满了从武汉撤退下来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的人员。画漫画的，唱歌的，演剧的，还有别的，到处洋溢着浓浓的抗日救亡气氛。” 这为学生军提供了优越的学习环境。

学生军到达桂林后，在未集中训练前，很多学生十分珍惜这种难得机会，他们大多利用这种良好的文化环境自发地学习。女生的学习热情也很高，很多“女学生军入伍换了军装后，有的把脱下的衣服拿去市场拍卖。所得的钱，全数用来买书。在学生军中，许多同志每月发薪后第一件事就是买书”。 据笔者对几位学生军老战士的采访，学生军在桂林期间，大部分同学都买了很多书。

（二）“反托”运动

托派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很有“敌意”的概念。在中国，托派的形成来自莫斯科，实际上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权力斗争的产物，他们两人之间除了权力斗争外，还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上有分歧。大革命时期，斯大林主张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并要求中共在遭受国民党右派进攻时妥协退让；而托洛茨基则“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因两人意见相左，斯大林利用权力将托洛茨基开除出党并解除其职务，后将其驱逐出境，追随托洛茨基的中国留学生也被遣送回中国。这批人于 1928 年 12 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名称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并选举产生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骨干有史唐、陆一渊、张特等，并在武汉、香港、广州等地建立了支部。1929 年 4 月，为了宣传托派思想，“全国总干事会”创办了一个机关刊物《我们的话》，这标志着托派在中国的形成。陈独秀等人被中共开除出党后，与其他托派分子联合，在 1931 年 5 月建立了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1935 年改称“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陈被推为书记处书记。不久，它的领导成员先后被国民政府逮捕，该组织随即瓦解，但一些托派分子和托派小组还在继续活动。在国共两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抗日时，托派坚持其一贯的极“左”思维，同时批评国共两党，否定统一战线，甚至说了一些确实有汉奸嫌疑的话，如认为“中日没有民族的革命”，“中国对日战争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 因而招致了国共两党的打击和制裁。1937 年 12 月 25 日，由王明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将托派称为“托匪”，与“汉奸、敌探”并列，认为他们“正在加紧挑拨离间以破坏我国民族力量团结的阴谋，尤其在与我国民族力量的团结还未达到应有的程度。”并提出要“坚决肃清……托洛茨基匪徒分子”。 由此开始了大张旗鼓的“反托”运动。1938 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更是指出要“以锐敏的注意力去严防日寇及其走狗——托洛茨基分子及一切汉奸和反共的分子们在共产党内部外部所进行的各种挑拨离间和破坏危害的阴谋诡计”。 这使得中共的“反托”运动继续深入。

在广西，中共的“反托”斗争，自 1935 年起就开始进行。新桂系亦对托派进行打击。“王公度事件” 以后，托派受到挫折，但仍有相当的势力，他们以“左”的面目出现，对新桂系进行攻击。

在学生军成立时，一些托派分子也混入学生军中，他们在学生军中散布错误言论，因新桂系几年来对托派的打击和受中共影响，很多学生对托派分子十分痛恨。因此，“学生军的正式训练还没有开始，所有的只是学生本身的自发活动，他们自动展开了各种实际的救亡工作，开辟了每一中队的（救亡室），展开了对托派及汉奸的思想讨论和实际斗争。” 在学生军中，在中共地下党员的组织下，很多学生自发起来对托派分子进行揭发和斗争，清除托派分子。如第三团到达桂林后，在正式编队训练前，住在白龙镇小学。当时该团的中共组织鉴于有托派分子进入学生军，便组织学生进行反击，他们决定“从唱新歌入手，先发制人，大造声势，教育群众。”并将《打杀汉奸》歌改成《肃清托匪》歌，歌词为：“肃清托匪，肃清托匪，托匪是卖国的汉奸，不肃清心腹大患，抗战怎能得胜利……”而托派分子因“不唱这支歌，原形毕露，完全陷于孤立，没有等到正式编队，便逃之夭夭了。” 从而迫使托派分子自动离开该团。

二、集中训练

从 1939 年 1 月 3 日开始，学生军第二、三团奉令集中桂林。1 月，学生军司令部成立，并于 4 日开始正式办公。随后政治部成立，负责学生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学生军第二、三团到达桂林与第一团会合后，当时一团驻地为普陀山下的栖霞寺周围（今桂林市七星公园内），二团驻地为桂林中学（今桂林中学），三团驻地为桂林女子中学（今桂林市榕湖北路桂林市粮食局所在地）。随后广西当局开始对学生进行集中的军政训练。

（一）政治训练

学生军是负有军事和政治两种特殊任务的武装团体。因此，学生军的训练与国民党正规军队不同，国民党正规军的训练主要是军事训练，而在学生军全部训练工作中，政治训练是极其重要的一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军事训练。新桂系对学生军进行政治训练的目的，除使学生军“认识三民主义”、认识“广西三自三寓政策”等外，还希望通过训练，“使学生具备充分的关于抗战建国的基本加识与技能。”“使学生正确认识政治工作的要领，具备政治工作技术，达成政治工作的任务。”“使学生正确认识军政关系，而确保其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相互配合，相互为用，相互加强。”

1.集体训练

集体训练是学生军政治训练最重要的方式，即“集中全体或全团，全大队，中队等的学生举行之。” 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课堂学习

学生军政治训练的课堂学习和他们在学校读书的情况差不多，一般“按照驻地情形，以团，大队或中队为单位，实施班级的教学。根据训练目标编纂课本或讲义，实施教学”。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总理遗教，抗战建国纲领，抗战建国之理论与实际，广西建设纲领与三自政策，抗战基本认识，近世中国革命史略，战时民众运动，战时乡村工作（侧重绥署所颁之有关动员民众之法令），国际形势，日本研究，宣传与组织，游击战术，典范令，谍报，救护，革命歌曲等。” 可以看出，这些课程的开设是与学生军将来的工作密切相关的。

当时给学生上课的主要是中队长和政治指导员。因场地有限，大多数课程是在露天上课。尽管学习条件很差，但大部分学生的学习热情很高。

（2）集体讲话

邀请抗战将领、文化界人士和社会名流等对学生进行讲话，是集体训练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训练“每周确定一部分时间由长官讲话，并请社会上的名人学者或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讲话。”

新桂系领袖对学生军的组建和训练十分重视，为提高学生对抗战意义的认识，树立全民动员抗战到底的思想，白崇禧、黄旭初、夏威等多次视察学生军，发表讲话，勉励学生学好本领，投身抗日救亡。新桂系重要人物军政官员韦贽唐、韦云淞、曾庸夫等也对学生军发表演讲。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则专门为女生作了报告。作为当时中国“第一夫人”的宋美龄于 1938 年 11 月在桂林考察妇女救亡运动时，“曾来对女生大队训话” 。

学生军还利用桂林文化人士荟萃的有利条件，邀请文化人士和国际友人前来讲演，如郭沫若、夏衍、范长江 、洪深、张志让 以及日本反战同盟西南支部领导人鹿地亘、朝鲜抗日义勇军领导人金奎光等都曾在学生军中做过讲演，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抗战的形势及其发展方向。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于 1938 年 12 月至 1939 年 1 月底，在桂林分别对第一、二团学生演讲。1939 年1 月，鹿地亘在桂林中学礼堂对二团演讲时，他对该团官生分析了抗战形势，指出“这场战争就是日本的侵略战争”，“侵略战争是在敌国作战，四面受敌”；并认为经过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优势”会逐渐消失。 还说到“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两国人民只有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统治，才有和平和幸福。”使学生认识到“在敌国之中，也有和我们并肩作战的战友” ，中国的抗战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得到其他国家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的，这对坚定学生的抗战信念，树立学生抗战必胜的信心具有一定的作用。

当时在桂林的中共领导人如叶剑英、邓颖超等也对学生军作过讲演或专题报告，这在后文会详述。

2.小组训练

除集体的政治训练外，小组训练也是学生军政治训练的重要方式。学生在上课、听取报告和参加集体活动之后，用小组的方式组织学生进行讨论，以使学生能深刻理解和消化。这种小组训练一般“隔日举行一次”，可以“集合不同的地域，不同阶层，不同信仰，和不同程度的青年在一起”，他们讨论的问题与当时的抗战形势密切相关，经过讨论，形成大家认可的结果，作为行动的指南，“关于汪精卫的叛国，关于汉奸的捣乱，关于今后工作的种种，都冷静的分析，热烈的讨论，他们毫无顾忌地辩论着，有时还要展开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成了钢铁的意志，是参加争论的全体底行动的准备。” 学生军的柳江籍同学在给该县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我们每周有小组讨论，这在提高同学的政治水平和充实抗战理论上有很大的意义。” 据媒体报道，学生军的小组政治训练，其情况如下：

栖霞寺前，阳光柔和地泻在草地上，这时，你可以看见我们的同志在一堆堆的围坐着，讨论着，脸上布满兴奋，紧凑，这便是我们的小组讨论。在这里，大至国内外的情势变化，小至日常的生活问题，都会展开顶热烈的争论；而对错误思想的批判或抨击，那更其是坚决和不客气的。

原第一团第二大队第六中队林松回忆道：

班里还开生活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班长带头讲自己的优点和缺点，领导我们，给我们做样板，大家就说自己有哪些毛病，学习就好起来了。

由上得知，学生军采取小组方式进行政治学习和训练，深受学生的欢迎，他们不但能自由地交谈国内外的政治局势，而且可以就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进行讨论。通过小组讨论，能纠正部分学生的错误思想，有利于提高学生对抗战的认识。

（二）宣传技术和民众工作方法训练

按照新桂系的计划，学生军将来的工作主要是动员和组训民众。因此，宣传技术和群众工作方法就十分重要。为提高学生军动员民众的能力，在训练期间，司令部和政治部采取了有力措施，加强了对学生这方面能力的训练。

1.演讲训练

演讲，即当众讲话，是演讲者通过口头语言和态势语言，向公众表达思想、观点和情感，以感染、影响公众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演讲与政治活动联系密切，具有极大的组织、鼓动、激励、批判和推动作用。因此，人们不仅利用演讲来为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务，而且也广泛关心各国政界、军界和知名人士的演讲，从中了解和研究其演讲所透露的信息，预测今后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的发展趋势，制定相应的对策。

在求学阶段和集训时，学生多次听取了各界人士的演讲，他们的思想受到感染，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了演讲在将来动员民众工作中的重要性。为提高学生的演讲能力，学生军司令部、政治部对演讲训练十分重视，组织学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练习。当时有人对这一情况写道：

每一个星期，我们有二小时以上的演讲练习，我们对时间是不会轻松地放它过去的。谁都想借这机会练习一下自己的口才。当演讲者说到完结时，跟着就会有几个同志从队伍里争先恐后地站起来出去讲，有时还很顽皮的不肯相让！结果只得由指导员指定。这些，都很具体的说明了我们这一群年青的战士，是怎样注重理论和技术的学习，是怎样卖力的学习“叫”的本领，大家都准备，准备把那些还未给炮火震醒的同胞们都“叫”醒过来，参加抗战。

可以看出，学生在进行演讲练习时，他们的积极性很高，他们不但注重演讲的理论和技术学习，还重视演讲能力和实践。

为激发学生参与演讲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演讲和口才能力，学生军各团还举行了演讲比赛。在团的决赛之前，各中队先举行预赛，再推出选手参加决赛。如 1939 年 2 月 15 日，第一团“在桂林中学大礼堂，举行演讲竞赛，其演讲竞赛办法，以中队为单位，每中队实现举行一次演讲预赛，选出代表一人，拟□演讲大纲，交团政治室，并举行抽签，决定演讲秩序。”该次竞赛，“特请学生军副司令（夏兼司令因事未出席）为评判长，政治部刘主任为副评判，该军各室主任徐秘书，黄团长，团指导主任等为评判员。参加演讲赛各生，因事前准备甚为充分，故发赛结果，□属良好，郑副司令极为满意。” 第三团到达宾阳后，于 3 月 14 日也举行了演讲竞赛，“适值学生军副司令郑莅巡视，深得嘉许，并即给奖金八十元购买奖品，准给赠优胜学生，以示鼓励。”

2.举办漫画研究班

漫画是当时进行抗战宣传、开展救亡运动的重要形式，它使用夸张、变形、比喻等手法来达到讽刺与幽默的目的，不但简明易懂，而且具有很强的趣味性和艺术性，是对民众开展宣传的有力武器。为增强学生的宣传能力，学生军对这方面的训练尤为重视。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于 1937 年 8 月组建漫画宣传队，先后在南京、武汉等地进行抗战救亡宣传。1938 年 10 月，武汉和广州失守后，该宣传队于 12 月撤退至桂林，在桂林进行抗战宣传。当时学生军各团各中队都有“漫画标语股，专门负责漫画宣传的工作”。 为提高学生军的漫画技能，1939 年 1 月，漫画宣传队“首先在广西学生军团里开办漫画研究班” ，这个研究班是三个团联合成立的，“参加研究班的有三十多位同志” ，学生的学习热情很高，他们除了向漫画家学习漫画创作外，还“热情地要求一点关于漫画的实际理论，以及制作上的方法，常识等”，该研究班开办不久因学生军“急于出发南路而提前结束。” 因给学生军讲课的是当时国内一流的漫画家，如赖少其、叶浅予、特伟、黄茅、廖冰兄、宣文杰等，这次训练班的创办“有着相当的成绩。” 靳为霖回忆道：“当时在桂林的画家赖少其同志曾来指导我们的绘画技术，为墙报配画漫画，为我们游行时的横幅书写大字” 。漫画研究班的设立，使学生受到一定的训练，增强了他们的漫画创作技术。

学生军在接受了较为系统的漫画训练后，结合当时的形势，立即将所学到的技能用于动员民众上，当时桂林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学生军的漫画作品，有效地动员了民众。张兆麟在桂林期间，曾目睹了该情况，他写道：

印刷物而外，壁报漫画贴满了全桂林的街头，那些东西都是挺精致而内容充实，编排新颖的。由于数量之多，总好像看不完。看墙报的人是数不清的。青年们对于时事的反映，也从抗战中锻炼得非常敏捷，比如那天汪精卫叛国的消息刚从报披露，学生军的《反汪除奸》专号，就马上贴满桂林城了。这个相当宝贵的武器，真不知教育了多少人。

从上述资料得知，在抗战后方的桂林，漫画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学生军创作的漫画，不但紧密联系国内形势，而且迅速及时，很能获得民众认同，有力地推动了桂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3.歌咏训练

上海、武汉、广州等地沦陷以后，大批音乐家如陆华柏、满谦子、廖行健、胡然、吴伯超、张曙、林路、章枚等先后撤退到桂林，他们同桂林的音乐家合作，建立了很多音乐团体。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桂林开展活动的专业和业余音乐团体多达 70个。 这些团体围绕抗日救亡这一时代主题开展歌咏活动，创作抗战歌曲，举办音乐、歌舞晚会和街头宣传公演。

为提高学生的歌咏能力，1939 年 1 月，学生军司令部成立艺术宣传队，由《学生军》歌曲的创作者廖行健担任队长，有队员 24 多人。2 月 24 日，艺术宣传队正式开始训练。学员在廖行健的领导下，认真学习音乐理论和唱抗日救亡歌曲，并与其他音乐团体交流，有效地提高了这方面的技能。

学生军还邀请居住在桂林的音乐家向学生传授音乐知识，当时著名的音乐家赵启海 就向学生讲授音乐理论，教唱抗战歌曲，讲解歌咏指挥艺术等。据靳为霖回忆：“赵启海同志则前来为我们教唱抗战歌曲，还教唱了他自己所创作的歌曲《胜利的红旗呼啦啦的飘》” 。早在 1937 年夏秋时，在武昌艺术专科学校任教的陆华柏教授就到达桂林。第二届广西学生军成立后，在桂林李家村集训。1937 年底，受该届学生军委托，李文钊、陆华柏创作了《广西学生军军歌》，陆华柏、廖行健等音乐家还亲自向学生军教唱该歌曲。据陆华柏回忆：“1937 年 10 月，广西学生军在李家村集训，12 月 11 日开抵桂林城，翌日上午参加了桂林各界为他们即将出发而举行的欢送大会；当天下午，这批学生军齐集在桂林女中礼堂，由廖行健示范教唱，我弹钢琴，进行了一个多钟头。” 第三届广西学生军成立后，该歌曲亦成为该届学生军的军歌。

为进一步增强学生的歌咏能力，学生军各中队生活指导委员会下都设有歌咏等小组，实行能者为师，让学生之间互相帮助，并利用联欢会、社会宣传活动等机会对学生进行实践锻炼，使人人都能唱歌，队队班班都有教唱歌的人才，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歌咏能力，为将来宣传和动员民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戏剧表演能力训练

戏剧是宣传鼓动的重要工具，它集娱乐与教育为一体。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施旭升认为，戏剧具有社会控制的功能，在民族、民主意识高涨之际，戏剧起到行使社会控制的功能。 抗战爆发后，艺术家纷纷以戏剧为武器，宣传抗战，凝聚和激发观众的爱国情感和民族义愤，动员民众保卫国土。

全面抗战爆发后，尤其是上海、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这些地区的艺术家纷纷来到桂林，其中有很多为当时国内知名的戏剧家，如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夏衍、阳翰笙等，他们在桂林创作戏曲剧本，组织戏剧团体，上演戏剧，使得桂林的戏剧活动十分活跃，对动员民众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原《解放日报》主编，后在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负责国际宣传工作的张兆麟写道：“（桂林）戏剧的救亡活动……给人以很大的兴奋” 。

学生军认识到了戏剧在将来动员民众工作中的重要性。在学生军各中队的生活工作委员会，有委员7 至11 人，其中有1 人为戏剧干事，负责中队的戏剧训练和学习。 同时还利用桂林戏剧繁荣的有利环境，采取各种措施对学生的戏剧表演能力加以训练。

在进行了一定的训练后，学生军还对民众进行戏剧表演，当时桂林各剧团经常举办戏剧，进行抗战动员，“（五路军学生军）都先后举行了公演。” 这种实践活动不但增强了学生的戏剧表演能力，还宣传和教育了民众。

（三）军事训练

学生军的功能与新桂系的正规军和民团不同，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发动民众参加抗日救亡，协助军队的后勤、交通、运输、谍报等工作，并组织游击队袭扰日军后方、交通线和据点，以配合正规军的作战。因此，对学生军的军事训练也与一般的正规军、军校学生及地方武装有区别，从这个要求出发，新桂系对学生军的军事训练不同于正规军和军校学生的专门军事技术训练，而是学习“工作任务上所必需的技术与军事的基本常识和基本精神，” 训练的内容主要“有游击战术，野外勤务，射击教范，步兵操典” 等。

1.军事理论学习

军事理论学习是学生军军事训练的重要内容。据媒体报道，学生军军事理论学习情况如下：

对于军事学科，同样是在虚心而积极地学习着，特别是游击战术，高兴啰！上课的时候，总是一大串的问题提出来，长官解答不了，就来一个热烈的讨论，其中味道，不会落于小组讨论的。

至此，要是还有入这样问：“为什么你们也高兴学军事学呢。”那很简单：因为是我们的司令告诉过的，学生军要能“叫”能“打”，才算脚色。

由上得知，在学习军事理论时，学生的态度十分认真，提问异常积极，他们运用小组讨论的方法进行学习，有效地提高了军事理论。

2.学习有关武器的使用

关于学生军的装备情况，档案记载如下：

该军学生之生活完全照上等兵待遇，服装□□、短裤、草鞋，各有钢盔一顶。枪支方面：

（一）司令部就有驳壳手枪六支，子弹七百二十发。

（二）团部有驳壳手枪三十支，子弹三千六百发。

（三）大队部有驳壳手枪二支，子弹二百四十发。

（四）中队部配有步（马）枪三十支，子弹二千发，手榴弹二百枚，各式武器平时分储各团队部，必要时按情况分配使用。

从其装备可以看出，新桂系对学生军不是按照战斗部队来使用的，没有为其配备机枪、迫击炮等杀伤力较大的武器，所配发的武器主要起自卫作用。按照上述装备情况和学生军的人数，基本是两人一支步枪，每人两枚手榴弹。参加学生军的大部分学生尽管在从军前接受过一定的军事训练，但很多人对所配发武器的使用仍不完全清楚。对学生军来说，他们军事训练的重要内容就是熟悉这些武器的使用，以便能适应以后的工作和战斗。

学生军出发到达各地后，因工作需要，他们所配备的武器有所变化，但仍以方便携带防身的轻武器为主。如 1940 年下颜整编结束后，学生军团第三中队奉命在中越边境的靖西等县配合桂军 46 军工作，为方便行动起见，46 军发给他们的是“美国造的二号左轮手枪，簇新的还涂有枪油。按中队人数每人配发一支，子弹 100 发。”

本书第二章第二节提道，广州、武汉失陷后，中国进入“第二期抗战”阶段，在新的阶段，军事委员会提出了“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配合民众武力，实施机动性游击战”等策略。新桂系组建学生军，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动员民众开展游击战。因此，游击战术的训练成为学生军军训的重要内容。有关桂林集训期间学生军军事训练的情况，有人写道：

“要出操啵！吃快点！”每天上午当我们还在草地上吃早饭时，值星官就照例这样催促。的确，时间是这么急迫。工夫又相当多，要卷军毡，背雨衣，捆包袱，拿武器……要是吃慢一点，准会迟到，迟到就违反了大家的“公约”会不好意思的。

我们对军事学术科的兴趣，常常使那些没有参加学生军的旧同学觉得奇怪。当我们报告些战斗教练，夜间演习是如何的有味道有心得时，他们总会这样惊异地问：“咦！为什么你们也喜欢这一套？”我们夸耀了：“今天你才晓得我们是今非昔比！哈哈！”

原第二团第十一中队梁怀兆对此回忆道：

除了一般的制式教练以外，着重进行适应游击战争的战斗训练，包括步枪、手榴弹的拆卸、安装，瞄准、实弹射击，手榴弹投掷实习以及防空、防毒、防奸、防谍知识等等。训练使大家敢于拿枪、懂得打枪了。还注重训练，培养勇敢、刻苦、遵守纪律的思想作风。在实弹射击时，我五发三中，算是及格；练习投掷手榴弹，当拉开意式手榴弹保险扣的时候，我害怕得心跳手颤不已，但想到要上前线消灭敌人，最终鼓起勇气投出去了。经过这样的训练，自己感到心胆壮了，技术也懂了，对参加杀敌战斗有了信心。

可以看出，很多学生在受训前所接受的军事训练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的训练十分紧张和艰苦，但大部分学生对训练很认真。通过训练，他们基本熟悉了单兵作战技能、夜战常识、游击战术及所配发武器的使用，这为日后的工作和战斗打下了基础。

三、工作过程中的训练

按照学生军司令部的计划，集中在桂林的训练时间原定为两个月。1939 年 2月 10 日，日军在海南岛登陆，两广面临日军的直接威胁。“该军原定计划对全体学生加以两个月之训练，俾于政治方面、军事方面有相当基础，于本年一月三日开始训练，至二月十日，敌人忽在海南岛登陆时，广西情势顿行紧张，五路军总部认为有早日参加工作之必要，故即于二月十五日各团先后出发，开赴工作地区实施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第五路军总部不得不提前结束对学生军的训练，命令学生分别开往工作地区“就地整训”，司令部也先后移驻柳州、鬰林（今玉林市）、贵县（今贵港市）等地。

因实际的集中时间仅一个多月，各项训练计划未能按时完成，远未达到训练的要求。为弥补桂林训练的不足，学生军司令部决定三个团分别在新的驻地“一面继续受训，一面实际工作。” 这段时间训练强度也不亚于桂林集训。第一团第一大队第三中队某学生在写给中队指导员的一封信中说道：“桂林到□□已经一星期多了，在这一星期的训练中，在生活上，精神上，要比桂林紧张得多”。 同时，广西当局还组织巡回军事、政治两组教育团分赴各团指导。对此，夏威于 1939 年 2 月 25 日集中司令部军官训话，指出：“过去学生军之训练，尚有未尽人事之虑，拟成立巡回教育团，每团作两周之训练，以补助过去训练之不足。”

（一）军事训练

学生军各部到达工作地点后，在动员民众、协助基层政府开展工作的同时，还加强了军事方面的训练，如射击、投弹等。女生的工作尽管是配合男生行动，但她们也没有放松军事训练。1939 年 7 月，驻邕宁县（今南宁市邕宁区）五塘学生军第三团第一大队第三中队，“为使学生熟悉射击技能，增强抗战力量起见，特于六月廿二日召集全中队及女生排集合五塘，在该处附近之石寄岭举行第二次实弹射击，并释放手榴弹，是日，当地民众前往参观者不下数百人，射击成绩颇为良好。”

为增强配合军队作战和动员民众的能力，学生军还开展了七种战时勤务班工作训练，主要内容如下：“①通讯联络；②侦察日寇和伪军的军事情况；③为我军作向导及错乱敌军对我军的侵犯方向；④协助后方乡镇村公所运送粮食接济前方作战部队；⑤协助挖战壕及破坏公路；⑥抬伤员、慰问负伤战士；⑦组织游击队袭击敌人破坏敌伪后方政权。” 训练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学生军的游击战术及动员民众等能力，以“培养民力，运用民力。”

为适应将来的工作，学生军亦加强了夜间军事训练，以培养学生的快速反应和遭遇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据原第二团第三大队第十一中队梁怀兆的回忆，当时学生军司令部参谋处长曾庸夫率领的巡回教育团对学生军开展了此项训练：

一个晚上，他讲课时，突然熄灭电灯，响起枪声，伊哇大叫，故意制造恐怖气氛；还命令我们听课者冒雨抹黑（不准用手电筒）独自走回驻地，然后又转回来。半路还派人装鬼吓人。我所在的中队驻地离团部约四里，天黑路滑，在阴森的气氛里，我一个人走，高一脚低一脚，折磨得一身水一身泥。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学生军的夜间训练非常艰苦，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夜战、遭遇战等方面的作战能力。

经过训练，大部分学生掌握了有关技术知识和工作方法，工作能力有所增强，为奔赴农村和抗战前线做了必要的准备。

（二）文化学习

学生军在动员民众的同时，文化学习并没有放松。在出发前夕，因担心将来难以购买学习资料，各中队同学集资购买了大量书籍，如在第三团，“班长出一元，同学出五毛，这样地，每中队都有几百册的新书了”。 在行军途中，“大多数的同学已将私人的行李寄回家或者变卖了的，但书籍这种东西，无论怎样也不愿丢的”。

进入工作地区后，各中队甚至区队，都建立了图书室，“凡有学生军驻扎工作的地点，都成立一个小小的图书室，图书的来源，一部份是他们征集来的，一部份是他们节食缩衣买来的。图书室里面的书，常轮流与别的中队互相交换。所以每一中队或一分队买到一本书，全团学生都能读得到。” 为了有效地促进学生军的学习，加强联系，学生军还在各地创办了大量报刊，这对促进他们的学习起到很大的作用，关于这方面，后文会详述。

通过努力，无论是学生军各部队还是个人，都拥有丰富的藏书。据学生军的总结：“每一个同学私人至少有 5 本以上的书，每一中队至少有 300 本以上公有的书，每一个工作组至少有 2 份以上的报纸和 3 份以上的杂志，虽然当我们到了战地和敌后时，不免常有间断的现象，但一有机会时便又设法大批的补充了，把这些数字综合起来，在这一年来整个学生军已有了 4 万本以上的书籍，1万本以上的杂志，10 万张以上的报纸了，计算起钱来大概也有 10 万元左右了，如果再加上我们自己所出版的报刊和编印的书籍，我们敢说学生军文化食粮的丰富定超过了普通的学校和一般的工作团体，由此也就可以反映出我们学习的情况来了。” 据 1930 年调查，当时广西藏书最多的广西省立第一图书馆（桂林）有中文图书 79078 册，外文书籍 1964 册；藏书排名第二的广西省立第二图书馆（南宁）有中文书籍 25457 册，外文书籍 264 册；横县县立图书馆藏书 8987册；上林县立图书馆藏书 11000 册，贵县（今贵港市）县立图书馆藏书 6820册， 等等。可以说，学生军的全部藏书相当于广西一个大型的图书馆的规模，这对促进学生的学习与交流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因此，“学生军里的学习不但不成问题，并且还强过别的地方，复学的同学不但可跟上进度，并且有可能是优秀分子，有可能是考在前列的高材生。” 学生军解散后，大部分学生继续复学或升学，他们在入学考试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复学的学生军，纵使有些学校不照政府规定予以优待，要经过考试才准复学，结果考试的成绩并不坏。而且很多考得前列，……现在各班的班代表多是学生军复学的学生” 。这是与学生军在集训和工作过程中坚持学习分不开的。

受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影响，学生军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气氛也十分浓厚，从而使得很多学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在后文会详细阐述。 gBUrOUHDaHpwpddXlYNAj+bnY30YwKtd9UxuSY1oExOTautMJfFNVBQAZq5Y42R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