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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中心论题是权利的“限制与抗辩”，为使论述能够集中、明晰，有必要先对讨论的范围加以限定或界定，包括对一些相关度不高的问题加以背景化，或对一些无关问题予以屏蔽。这一努力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从理论法学角度讲，权利具有形态分类的多样性，从纵向角度划分便包括“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及“现实权利”等。首先需要确定的是，本书要讨论的是“法定权利”，并且是一种受到限制或处于受限状态的权利。而为使讨论更具集中的方向，本书将受限权利范围限于财产权或产权，并集中于成为征收征用对象的不动产财产权，而不涉及政治权和人身权，以避免过分抽象一般的讨论，或为其他许多形态的权利而分散注意力，由此也与后面第三部分侧重讨论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问题相衔接。
其次，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上述的权利“限制”区别于权利的“侵犯”，如果将两者都归之于对合法权利正常运行的阻碍，那么它们的区别即在于，前者在理论上具有合法性，而后者则通常是非法或违法的
。相对而言，权利侵犯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复杂或困难程度都远低于权利限制，并没有太多深层的困惑和争议，同时也不在社会热点范围，本书只在必要时涉及。
再次，从广文上讲任何权利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权利是不存在的。
这一点不难理解，但在法治社会背景下讨论法律权利的限制与抗辩，便需要对限制因素特别加以界分和限定。这里所要讨论的限制因素是法律而非别的什么，即将权利限制归于法律规制，那些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文化传统或道德因素的因素，尤其是由此引发的那些“形而上”问题，都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需要明确的是，权利与抗辩是不可分的，对于外来不利因素不具有抵御或反制能力——特别是抗辩能力的权利并不是真正的权利，其并不是真正的存在或者说无法真正存在。因而我们讨论权利的法律限制必须进一步加以区分，只有那种具可抗辩性和可抗辩空间的权利限制才是我们讨论的对象，否则关于权利限制问题的讨论也不会有太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为此便需要分辨权利边界与权利限制的不同，本书试图阐明，前者是规则性的，不具有可抗辩性，后者是原则性的，具有可抗辩性，将权利限制归于权利边界是消解了权利抗辩。
最后，西方有一种“内在理论”，它的基本观点就是将权利限制解说为的权利的法定边界。
而本书强调，权利边界应当理解为是一种关于权利的尺度或标准，应是一种具体、明确的规则性限制，它是权利本身所固有的，是权利的一种规定性，因而它与权利是“同一”的。将权利限制归于权利边界，无异于从根本上消解前者的可抗辩性，最终也消解权利本身，因而是不可取的。
本书将权利限制定位为一种原则性限制，主要讨论一种基于公法原则的限制，特别是政府依“公共利益”原则施加于个体权利的限制，
它是基于原则要求对于规则设定的权利边界的进一步压缩。
当然，按照学界现有的分类，权利限制要进一步区分为自愿限制与强制限制、一般限制与特殊限制、内部限制与外部限制等。基于这些分类，对于我们所讨论的权利限制需要进一步地特定化，即为一种在普通情况下政府依公益干预原则施加的外部限制。
至此，本书的讨论对象不属于那些规则性的权利边界，也不属于那些私法原则的限制，
或那些在特殊情况下由政府实施的紧急限制，通过这样的限定，我们能够比较集中、明晰地讨论本书的论题，即权利限制与抗辩问题。
当然，要将权利限制与权利边界区分开来并非易事，在理论阐释上是要大费周折的，这一点在本书后面会有体现。
此外，现实中会有许多复杂因素使地方政府在实施限制行为时，能够在界限模糊不清的情况下主张其行为的“公益”性，从而占据对个体权益在正当性、合法性的超越的地位，其施限行为也似乎拥有一种优越性。因而对于来自相对人的抗辩，地方政府却可能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严重到无视、歧视，而这会导致从根本上忽略对权利的保护，导致权利限制与抗辩、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恶化。因而在我们的讨论中，对于政府权力、政府实施的权利限制行为必须有深入的反思性考察，这也是本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努力取向。
最后，还有一个基础性的问题需要特别强调，即权利一旦遭受政府公权的合法限制，它是否继续保有权利的属性，即是否还继续作为权利存在？笔者对此予以肯定。这一点对于任何一项受到限制的权利都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基于此，权利才有可能或有资格持续不断地呈现、转换其各种派生形态，持续不断地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序对权利限制进行抗辩，这种抗辩才有其权利基础，或者说其本身才能成为一种权利，得到来自行政和司法机构的尊重和保障。尤需得到理解的是，这种抗辩正是权利对于外来限制的本性反应，也是权利的一种结构性反应，即当权利受到限制时，各种形式的抗辩实际是各种派生权利行使的体现，它们不仅为受限的基础权提供保护，同时也是遭受限制的基础权继续存在和运行的基本表现。而反过来进一步讲，在政府施加的“公益干预”面前，抗辩权也从基础权那里继承了充分的合法性、正当性。它是否获得足够的尊重和保障，能否正常、有效地行使，尤其是能否获得正当程序保障，是对于权利保护的关键所在，因而笔者亦将对此加以考察，重点放在对政府施限行为的“抗辩不能”或“抗辩无效”问题及解决途径上，这两种情形都会导致相对人失权，包括实体性失权和程序性失权，而失权的深层原因，两种失权的内在关联等，尤其是权利抗辩的障碍及排除都将为本书考察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