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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要探讨的是对于权利施加限制的基础性原因，它也表明权利接受限制的必要性。
在法治社会里，对于一项合法权利的限制应当被视为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其中发生任何问题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因而应高度谨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的权利理论有责任深入追问权利的可限制性、限制的必要性，即要探究基于什么原因使得一项权利可以或应当受到限制，或者说限制的基础理由是什么，这是关于权利限制的深层的具有根本性的问题，而这种理由必须从权利自身去寻找。
按照通常的理解，权利限制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即权利亦可能被滥用，即超越它本身应有的界限或边界。但正如前面所述，讨论到了一定深度时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理解所存在的问题，可能与正确的方向有所偏离，对此本书在后面将着力探讨。
在不同的国家或社会里，权利限制的原因和方式有很大的差异性，同时权利自身也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不同性质和不同类型的权利，受到限制的具体原因可能各不相同。此外，权利还要受到包括国情在内的诸多因素的影响，不仅取决于国家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阶级力量对比，也取决于一个社会、民族的文化、历史传统和信念。
但权利限制作为一种普遍性问题，它又必有自己的普适的一般性原因，而对此加以深入探究应是相关理论的一种不懈努力。尤其需要超越差异、个性来考察法律、权利进而权利限制，考察其中的人性内涵和社会性内涵。
权利为什么可以或应当受到限制？这是一个富有哲学意味的问题，由此可能将我们引向“形而上”。
从理论上讲，绝对的权利拒绝或排斥任何干预或限制，只有相对的权利才具有可限制性。按照笔者的理解，权利的可限制性不是强调一种限制的事实状态，或将其解释为一种历史的或现实的必然，它实际表明的是对于权利的限制是“可施加”且“可接受”的，而其基础正是限制的正当性，是一种价值选择。
按照西方著名的社会契约理论，人类在最初时处于一种自然状态，放弃这种状态即放弃不受限制的自然权利，接受一种法律的制约，成为法定权利，这实际即意味着为了获得社会的秩序和安全，人类历史放弃权利的绝对性而接受了权利的相对性或有限性。
在今天，虽然我们讨论的对象已不是自然权利，而是一种法定权利，法律已给了权利以存在的限度或界限，但因为同样的无法消除的深层因素依然在延续其作用，权利的绝对化倾向也无法彻底消除，其仍有“被滥用的可能性”。
而如是，为了社会的公序良俗、诚实信用或公共利益等价值，对于已经法定的既定权利进一步地加以限制便仍有其正当性基础，质言之，这种限制仍是可施加的，也是可接受的。
人们享有权利即拥有某种利益和自由，但自由不是无限的，并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权利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也是有限度的。这种有限性不难被接受，笔者以为主要应从三个基本方面去阐释或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