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黄鸣奋

每年博士生开题都要让导师组紧张一阵，因为找个好题目就有事半功倍的希望。我总是鼓励博士生瞄准社会的需要、发挥自己的强项。但这两条也太原则了，因此谁运用得好，那还说不准。当阮艳萍告诉我说想选“数字传承人”为题时，我心里就琢磨开了。她是我从文艺学专业跨到传播学专业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从云南师范大学到厦门大学深造才一年多，就已经完成并出版了专著《动画文化生存——一种媒介生态的角度》，我知道她的水平，也知道“数字传承人”这个学术范畴是她发明的，可能有研究的前景。于是，她下定了决心，导师组也同意了。

尽管如此，在小阮的大作《数字传承人：一类遗产表述与生产的新型主体》发表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2 期之前，她一直是惴惴不安的，担心自己的创新得不到学术界认可。其后，好消息接二连三，答辩时获得专家们的首肯且不说，博士论文有关章节陆续在《兰州学刊》、《理论月刊》、《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等学术刊物发表，并被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的《新闻与传播》、《文化研究》专辑全文转载。如今，她的博士论文获得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的全额出版资助，列入《高校人文学术成果文库》，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真是可喜可贺。

小阮即将推出的这部专著是否成功，读者自有公论。作为有幸率先阅读其书稿的人，我的第一感觉是她的选题富有时代感。如果说“传承人”由于在国家文化遗产保护体制中有明确规定而成为某些重量级人物的特殊身份的话，那么，“传承者”更可能是某种开放性的角色，人人得而扮演之。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早就已经是数码设备（从手机、相机到平板电脑等）的玩家，可能玩出了美感、玩出了功夫，将林林总总的文化遗产大观搬进了在线影集、视频博客等新媒体。在这一意义上，大家都和小阮所说的“数字传承者”结下了不解之缘。

不经意之间成为“数字传承者”是一回事，自觉充当数字传承者又是另一回事。后者离不开对文化遗产的热爱，既得有披沙拣金的眼力，也得有持之以恒的毅力；需要耐得住寂寞的定力，也需要能够博得公众支持的功力。与此同时，数字传承者还必须跟上信息科技前进的步伐，这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们先于理论而行，从草甸到坝子，长期奔走。小阮的目光紧随这些践行者，她将自己对美丽故乡——云南的深情融汇在研究中，正如践行者们把这种深情融汇在影像中那样。不论是自己带领团队，或者作为研究者深入其他团队，她总是以发自内心的快乐和热情感染大家。

作为第一位将“数字传承者”当成研究对象的博士，小阮在理论层面靠的是数据和推理的力量。因此，我们在这本书中估计见不到小阮的笑容、听不到她的笑声了。但我们可能被她说服，这是她作为著者所期盼的成功。我们也可能不赞同书中的观点，甚至想起身来反驳她。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成功，因为著者提出了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和论辩的问题。更多的情况下，我们可能是用自己的经历诠释它，用自己的行为印证它，跟作者一起为保护全民族、全世界的文化遗产尽力。

如果我们因为小阮的这本书而意识到自己在数码时代可能扮演、可以扮演或已经扮演的一个角色，一个重要而且有价值的角色，那么，“数字传承者”就不再是一种称谓、一个符号，而且是一种观念、一种呼唤，一种让我们挽起手来的纽带，一种让“奥运会”永不谢幕的火炬手，一种让文化得以发扬光大的浪潮。当然，它也是研究不尽之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