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面对文化遗产数字化生存这样一种既新又旧、多方参与的复杂局势，“全面理解”似乎不是一种理智的学术追求，而道德的斥责也且留待他人。从数字传承者这一聚焦点出发，笔者将尽量呈现自己的所得与所思，在此基础上分析其角色、互动与关系，言及其可能，并尝试把意义阐释与规律寻求进行某种结合。

一、研究视角

正如梅洛－庞蒂所言，“之所以我们能理解主体，是因为我们不是在其纯粹的形式中，而是在其各个维度的相互作用中研究主体” ，本文拟从以下视角研究数字传承者所处的各种相互作用与关系，并从中透视文化遗产的数字化生存及其发展状态。

（一）社会角色视角

社会角色理论是把个体的人与整体的社会联系起来进行关系分析和宏观研究的一种理论桥梁。作为一类新型社会角色的数字传承者，在与社会其他个体和群体发生对话和互动时，自身角色建构和领会是影响他们心理和行动的主要因素。按照特纳的过程角色论，数字传承者的角色建构本身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继续形成和完善的。社会角色定位与冲突是分析文化遗产数字化博弈中各参与者间关系的重要依据。

（二）主体间性视角

本文把文化遗产事项和民间传承人等文化持有者、文化遗产数字化博弈各参与者的主体性提上议事日程，在主体之间相互沟通和相互对话的视野里观照数字传承者和文化遗产的数字化生存。

（三）媒介生态学视角

本文在强调互动与关系研究的媒介生态研究视角下，关注媒介对数字传承者和文化遗产数字化博弈的其他各类参与者心理和观念的影响，也关注人对媒介的主导和投射作用、不同媒介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研究是以人和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中心的。

以上三种视角在理论上与系统论的文化整体观的不谋而合。

系统论不仅仅关注要素的性质，更关注不同要素之间、要素与系统之间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系统论的文化整体观得到了文化研究学者的高度认同。正如麻国庆教授所说，“把人类文化看成一个整体，认为每一个文化要素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各种文化现象之间都存在必然的联系，文化研究也就必须作通盘的考虑，只有了解了一个民族文化中各种制度如何互相配合运作，方能了解整个文化系统。如在调查某个民族的文化时，一方面要观察、研究这个民族的全部文化，诸如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等。在观察这些文化时，要注意它的内在的因素以及这些文化的内存因素之间以及这些因素与所处环境的关系；另一方面，要注意这一民族的文化是整个人类文化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要考虑和思考这一文化在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上以及在现代全球文化多样性中的位置，不能孤立地去理解这一文化”，“整体观不单单是人类学的一种主体思想，它现已成为研究‘人类的科学’中的重要的方法论之一” 。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本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有文献法、文本分析法、个案研究法、深度访谈法、参与观察法。在文献研究和调查思考中确立研究和行文的主要框架，文本分析法、个案研究法、深度访谈法、参与观察法则用以增加研究内容的细节与深度。

本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特点一是逻辑与实践并重：学理阐释、文本分析与田野调查、参与观察结合；二是历史与现实并重：同时关注民族文化遗产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三是开放地关注相关技术课题的研究进展并适时纳入分析研究。

对于文化遗产的兴趣，并不自博士选题开始。我的童年和少年，除了部队大院外，是在云南的两个小小县城零星度过的：建水和元阳。前者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后者是今天举世闻名的哈尼梯田的主要分布地之一。那些透过镂花窗棂照到眼前的斑驳的光影，那些从梯田水面反射过来的夕照，因为外在的原因，已渐渐远离了我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它们也确凿无疑地渐行渐远了。但来自年少的记忆却直到今天，还一直留在我的心里。近年因为学习和工作的缘故，用心观摩、也参与观察了一些关于文化遗产的影视作品，由此开始了关于文化遗产数字化的思考。

本课题的研究，既是少年情怀在今天的回应，更是在实践中意识到文化遗产数字传承的切要性与紧迫性而对它进行的一次集中思考和观照。

在本课题的研究中，笔者首先是参与观察了师生影像的制作。我的同事WW在近五年的教学和课题研究中，先后带领教育技术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和动画等专业的学生对云南各地的民族文化遗产进行了记录并在多个国内赛事中获奖。因为工作之便和私人交情，我对该过程进行了参与式观察。

其次是对省内多位数字传承者进行深度访谈，访谈对象涵盖了本文中的四种来源的数字传承者：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媒体从业者、商业公司主创人员、村民影像计划和师生影像活动的参与者。在最近一年有余的时间里对政府和相关事业单位工作者CC、YK、BY、LX、WW，媒体从业者HY、JZ，课题组主持人WY、XJ、LY，商业公司人员YB、村民HW、XQ等人进行了深度访谈。每次访谈事先预备提纲，但访谈是灵活的、开放的，并没有局限于提纲。访谈时间也没有固定，有的短到十几分钟（如村民HW），大部分时间长达两到三个小时。在访谈中因为顾虑对受访者的心理和访谈效果影响没有录音，但都有较为清晰的文字记录。

第三是对互联网民族志方法进行了尝试。媒体从业者HY、JZ都有博客或空间，对自己的学习、创作、生活都有较为详尽的记录甚至总结，这是笔者在准备访谈提纲和事后研究的一种极为重要的辅助和补充。通过长期的关注与互动，对被研究者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也建立了愉快的合作。

第四是研究过程中，恰逢首届人类学/社会学纪录影像年度论坛于 2010 年4 月在云南大学举行。此次论坛邀请到了杨光海、徐志远等老一辈民族志影片拍摄者和谭乐水、郭净等云南纪录片界翘楚到会演讲和座谈。笔者在参与论坛过程中仿佛跨越时空进入到文化遗产（准）数字传承的广阔田野，获益匪浅。

最后不能不提及的是文献方法，包括传统文献和互联网信息检索。因为自身的学习经历，特别是以往文艺学从文献到文献的、“书斋里”、“摇椅上”的研究，使我这次尽管是处于一个实践性极强的研究语境中仍然“不可救药”地继续了这样的工作方式。在这里，我不仅得到理论的滋养，也了解了文化遗产数字化的国际国内经验、了解到大部分的云南工作的大致情况，并可以追踪各类项目的进展。

三、案例选择及说明

本文研究基于 2009 年 5 月以来笔者对以云南为例的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生存状态调研。

云南拥有罕见的民族文化多样性优势，不仅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在世界民族文化多样性富集地区之中也占有重要位置。在云南，各有聚居区域的世居民族就达 26 个，超过全国国内民族总数的 46％；其中特有民族 15个，比例超过 26％。云南民族群体之多在全国可以说独一无二。“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民族的标志” 。不仅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系统，在同一民族内部文化生态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丰富性在这里表现无遗。不仅如此，在多年的持续努力下，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作在这个经济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地区取得了令人惊喜的成绩。

云南的多民族多文化共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文化及文化遗产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之所以选择以云南为例进行研究，除了笔者作为本地人进行研究而具有的“特殊便利条件” 之外，主要原因中还包括这个地区的文化遗产分布状况、数字化工作方面的进展状态在国内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同时，云南的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又具有着边缘性、分散化、小型化等特征，具有自身的特殊个案价值。

研究过程中选择了以下多组具体案例：

（一）课题组：A、B、C三个高校课题组，分别是教育部、省哲社和厅级项目的课题组。其课题研究有的已经结题，有的在研，还有的已获得省级科技进步奖；

（二）电视台节目组：云南电视台纪录片中心某工作室。其多部作品获得国际国内各级奖项；

（三）商业公司：HH公司和AD公司，分别位于云南蒙自和辽宁沈阳。其作品有的已经播出、获奖，有的正在制作中，笔者也在调研过程中目睹了某些项目的中止。

（四）民间组织或个人：“村民影像”计划和“师生影像”项目，参与者在经过或长或短的训练后对出身地文化遗产进行记录传承，立场与外来的数字传承者有所不同。

以上所选择的几组案例，在经济、政治、文化立场、地域分布、管理体制、作品类型、发展阶段等各个方面都既有同一又有差异，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为研究结果的可参考性提供了基础和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以云南民族文化遗产的数字传承为例研究数字传承者，至于数字传承者本身则不受地域限制，无论身处国内国外、省内省外，只要进行了云南文化遗产的数字传承活动，都在本文观照的范围内。 CoioIQ6bfMNxLagEr7hItx1Kr8GJLZ9tfinZ4OYu8KXcpjtNexXdl+h1s7gDTvi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