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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绿园生于 1707 年，卒于 1790 年，他的人生几乎与整个 18 世纪共始终。长篇小说《歧路灯》的创作动笔于李绿园中年时期，后来因为宦游出仕而歇笔，最终完稿时作者已是古稀之年。清抄本《歧路灯》前的“自序”中有：“盖阅三十岁以逮于今而始成书。前半笔意绵密；中以舟车海内，辍笔者二十年；后半笔意不逮前茅，识者谅我桑榆可也。”序末并署“乾隆四十二年七夕之次日绿园老人题于东臯麓树之阴，时年七十有一。”
20 世纪 20 年代，董作宾先生曾根据这些文字和李绿园的生平事迹以及其他方志材料的记载推断出：小说的创造大概在 1748 年至 1777 年之间，“自序”中所谓“前半”的创作时间大致为1748 ～ 1753 年，而“后半”大致创作于 1772 ～ 1777 年。语言在社会发展中是不断演进、变化的，尽管有时缓慢而细微，却总是带有时代的痕迹，一部文学作品所使用的语言形式是对一定历史时期社会语言生活的折射与反映。具体到《歧路灯》来说，由于作者及其生平事迹的历史记载十分清楚，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认定这部作品的语言文字所反映的是 18 世纪中叶的社会语言生活面貌。
首先来看一个文字避讳的例子，现代简化字版的栾校本《歧路灯》里有十余处用到了“玄”字，而据我们逐一考察，在清代抄本中这些地方均写作“元”字，原来这是为了避清朝康熙帝玄烨的名讳。如《歧路灯》第二十回：“果然辰末巳初时节，盛公子与夏鼎、王隆吉，坐了一辆元青缎帏车儿来。”再如小说中有多处提到西天取经故事中的“唐玄奘”都写为“唐元奘”。而创作于同一时期的《儒林外史》对此也有同样表现，如该书第二十八回：“那一日早上，连饼也没的吃，只见外面走进一个人来，头戴方巾，身穿元色直裰，走了进来，和他拱一拱手。”这里的“元色”，即是“玄色”，也就是黑色的意思。对此，王彦坤曾在《历代避讳字汇典》中指出：“清人书中，讳‘玄’作‘元’，乃成定例。……凡遇‘弦、絃、眩、骇、舷、泫、铉’一类字，依例缺其‘玄’字末点。”
检视《歧路灯》清抄本的用字情况，“讳‘玄’作‘元’”的定例确实是严格遵循的，无一例外，而偏旁字缺末笔则或存、或废。这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清代避讳制度最严格的是康雍乾三世，嘉庆之后随着国势衰萎避讳制度就日渐废弛、不那么严格了，而我们所据的上图清抄本抄录时间较晚。二是在传抄、转录过程中，“玄”字换用“元”字容易做到，而作偏旁的字数量很多，又是缺笔的避讳方式，在数十万字的抄录中是难于兼顾的。总之，这反映了当时社会语言生活中对帝王名号需要严格避讳的一面，而联系到清朝康乾年间大兴文字狱的历史记载，我们就不难理解亲身经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的作者李绿园这么用的原因。此外，《歧路灯》中在圣贤避讳、家族避讳上面也有不少反映，其实这也显示了封建时代语言文字应用上的特点。
就汉语的历史发展来看，18 世纪已经是近代汉语的晚期
，在词汇、语法等方面已经和今天的现代汉语十分相近，如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就引用了不少《红楼梦》的语料。不过从整体的语言面貌来看，这一时期也还存在不少的今天基本上已不用的文言语词或者文言化的句法形式。由于作者语言使用的偏好，《歧路灯》中这样的情况更加常见，这里我们简单举几个小说前几回的例句：
（1）孝移周视墓原，细阅墓表于剥泐苔藓中。（1 回）
（2）东宿道：“榜下未得识韩，昨日渴欲接晤，不期公出不遇，几乎一夕三秋。”耘轩道：“年兄高才捷足，今日已宣力王家，不似小弟这样淹蹇。”（4 回）
（3）嵩淑道：“是丁祭日，老师与合学商量定，呈子清册，是我小弟在张类老家作的。可惜笔墨阘冗，不足以光扬老兄盛德。”（6 回）
（4）孝移踧踖答道：“仿佛是簿軬之车。”（7 回）
（5）本夕停骖良乡，投店住下。（10 回）
（6）其如盛公子食不下咽，也不觉刍豢悦口。（20 回）
上面这些例句中的一些字词用法，正如以前有的研究者所批评的或者是无意的“滥用文言”、或者在有意地“掉书袋”。不过，换个角度思考的话，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许多读书人写字作文时的语言应用情况。
语言的历时发展主要表现在新质的产生与旧质的消亡，特别是表示日常生活中常用事物的那些词语形式，从它们的更替变化中颇能看出当时社会语言生活的一些特点。例如：现代汉语的“筷子”在古汉语中称为“箸”，后来由于南方某些地方的船民忌讳“箸”“住”同音，而将“箸”改称为“筷”，又发展出“筷儿”“筷子”并流传开来。明代陆容在其《菽园杂记》（卷一）中有记：“民间俗讳，各处有之，而吴中为甚。如舟行讳‘住’、讳‘翻’，以‘箸’为‘快儿’，‘幡布’为‘抹布’。……此皆俚俗可笑处，今士大夫亦有犯俗，称‘快儿’者。”陆容是15 世纪的太仓人，在他眼里士大夫如果称“快儿”就是“犯俗”、是“可笑”的，从他的语言态度中，我们就可以推想出这一现象在当时社会语言生活中的普遍程度。游汝杰（2003：53）通过考察明末冯梦龙所辑《山歌》（当时的苏州方言民歌集）发现其中只用“箸”字，不见“筷”字。他据此推断：北部吴语区改“箸”为“筷”的历史不会早于明末。清代乾隆年间修撰的《昆山新阳合志》（卷一）亦有“名箸为‘快’”，并题加了注语：“此江湖长年语也，行船讳滞，音与‘箸’相近，反呼为‘快’。”这条注语中的“长（zhǎng）年”是“船工”之义，“此江湖长年语也”指出了“名箸为快”所通行的社会领域直到 18 世纪的乾隆年间仍十分有限。其实，需要加注说明的行为本身就暗示出社会普通民众对它的熟悉与使用程度，而且昆山与新阳还属于吴语区的范围。那么，我们可以想见，在北方话中“筷”取代“箸”的语词更替进程应该是更晚的。我们通过考察《歧路灯》的相关情况也发现小说中是只用“箸”字的，这说明至少在河南话中“筷”取代“箸”应该是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甚至更加晚近的事情，因为今天的河南话中已不用“箸”而只说“筷儿”“筷子”了。
下面我们再以表赏钱义的“利市”和表饮用义的“喝”为例作以说明。
魏达纯曾以近代汉语表赏钱义由“缠头”到“利市”的变化来说明同一个概念在不同时代用不同的词来表达，他说：“给歌妓艺人的赏钱，唐五代时称为‘缠头’，宋代以后改称‘利市’。”
他在《近代汉语简论》一书中举例如下：
（7）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白居易《琵琶行》）
（8）市井迎攤，以锣鼓遍至人家乞求利市。（周密《武林旧事》）
“缠头”表示赏钱的意思在唐五代及随后的文献中还可以找到许多用例，如《太平御览》卷八一五引《唐书》例：“旧俗，赏歌舞人，以锦彩置之头上，谓之‘缠头’。”近代汉语文献中还引申出“缠头客”“缠头锦”“缠头资”等语词。不过，在今天的汉语里表赏钱义的“缠头”已完全消失了，即使在反映 18 世纪中叶语言面貌的《歧路灯》中也没有一例使用。至于宋代以后改称的“利市”一词，小说中也有几处用例，但不同例句中的意思却不尽相同。还需要指出的是，在书中表示这一概念的主要形式是“赏银”和“赏钱”。例如：
（9）晚间，绍闻替逢若料理衣服、赏银。（22 回）
（10）却说十八日晨，打发两班梨园子弟吃早饭，各给了赏钱，自运其箱筒而去。（80 回）
（11）王氏道：“也罢。您妗子早些回去，替我请他，连轴子请来，把法圆师傅也请来，好替咱神前回话。只是要悄悄的。坐斗利市钱，我不少他的。”……吃罢午饭，连坐斗利市，都有人取的拿去，一行走了。（11 回）
（12）那人道：“我担的多了，压的慌，发个利市，就卖于相公一笼。”（13 回）
（13）魔王道：“便宜了这个小羔子。只是不见一个钱、一块银子，再次出门不利市。”（73 回）
例（9）的“赏银”和例（10）的“赏钱”在明清时期的其他白话小说中十分常见，应是当时代表这一概念的主要形式。我们再来看一下上面例句中的“利市”：例（11）还保留了赏钱的含义，例（12）是指在商业买卖中表示顺利的好兆头，而例（13）表示的是吉利、顺利的意思。明清时代的文献中，“利市”的这些用法可以见到不少的例子，洪楩《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高捲珠帘挂玉钩，香车宝马到门头，花红利市多多赏，富贵荣华过百秋。”《醒世恒言·刘小官雌雄兄弟》：“外公接了药，便去封出一百文钱，递与太医道：‘些少药资，权为利市。’”李实《蜀语》：“凡初赠工匠曰利市。”沈璟《情笑记》：“老爹昨日才到任，你说这般不利市的话。”清道光四年《苏州府志》：“喜事曰利市。”而光绪十八年《电白县志》：“除夕家各祀先换桃符门丞帖红钱曰利市。”这些说明在那个时代“利市”一词还有不少的使用。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虽然“利市”这三个意思都有收录，但都标有“〈方〉”的标志，说明它们现在只存在于个别地方的方言中。另据《汉语方言大词典》，它主要分布在粤语、吴语、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中。如在今天的粤语中，“利市”就是一个很常用的词，春节时广东、香港等地还有“派利市”的习俗，而且见到、遭遇倒霉的事情，很多当地人还会连说“利市、利市”，以避晦气、讨个吉利。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书面语言中它则被写作“利是”“利事”“利士”等不同的俗字形式。就今天的河南话来看，这个词已经极少使用了，只有“买卖顺利的好兆头”还偶尔可以见到，但使用范围一般只是出现在做小买卖的生意人口中。
在今天的现代汉语中，表示“把液体或流食咽下去”时我们最常用的动词是“喝”，但在汉语史上“饮、啜（歠）、食、吃、呷”等都词语形式表达过这一语义概念。王力在 1980 年曾经指出：“现代‘喝’的概念，上古用‘饮’字来表示，到六朝时代也还是如此。……用‘喝’来表示‘饮’的概念，那是明代以后的事。”
不过，关于“喝”字用作表“饮用”义的始见年代，目前学术界是存有争议的，大致有明代、元代、宋代等不同意见。如梁冬青（2007）在考证、分析相关书证语料的基础上，提出“喝”表饮用义的始见年代应为明代前期。而吕传峰（2005）则通过研究把“喝”对“饮”的历时替换过程分作三个阶段：一是元初到清代中叶，是竞争的萌芽时期；二是清代中叶至清末民初，这是“喝”发展的关键期，至清末“喝”在使用上已占用绝对的优势，替换“饮”的任务大致完成；三是民国以来的现代汉语时期，这是“喝”替代“饮”的完全实现期，作为文雅色彩浓厚的语词“饮”只用于书面语或特殊表达中，且多以语素的形式出现，而在口语中“喝”已经完全替换了“饮”。
那么，《歧路灯》中表饮用义时的使用情况是什么样呢？曾有研究《歧路灯》的学者认为：“小说中不说‘喝酒’、‘喝茶’，而说‘吃酒’、‘吃茶’；表示倒掉、倒出来的意思时，一般说‘倾’而不说‘倒’；表示给予的意思时，一般说‘与’，不说‘给’。”
不过，我们通过对小说文本语料的调查发现，在表示饮用义时，“饮”“吃”“喝”“呷”“啜”等词语在书中其实都有使用，其差别在于使用的数量频率和人物语境。下面我们以同时代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为参照，通过与《歧路灯》中“吃、喝、饮”的使用比较，来考察一下当时社会语言生活中这些词的使用与竞争态势。
表 2-1 《歧路灯》《儒林外史》与《红楼梦》中“吃”“饮”“喝”的分布比较表
调查表明：第一，在《歧路灯》《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前 80 回）所反映的18 世纪中叶，“喝”的使用还处于明显的弱势，主导这一义位的动词是“吃”。第二，调查项目在《红楼梦》前 80 回与后 40 回的使用情况呈现出很大差异，这大概既有作者不同的缘故，也存在时代推移的原因。第三，就《歧路灯》的使用分布来看，“饮”大都出现于叙述语言以及程嵩淑、张类村、周东宿、抚台等文人和官员的话语中，而“喝”的言说者则主要为盛希侨、谭绍闻、夏逢若、张绳祖、王氏、仆人赵大儿、妓女晴霞等社会中、下层人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社会仕族文人语言与百姓生活口语的分化现象。实际上，不只是这三个词语，《歧路灯》中大量存在着多个语言形式表达同一种语义概念的情况，但它们大多都会呈现一种规律性的分布趋势，而其背后的制约条件就是话语人物的社会特征与那个时代、地域背景下的文化因素。通过对这些语言形式的调查与分析，我们更加坚信作者确实是本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真实地记录了 18世纪中原地区普通百姓的社会语言生活状况。
语言的历时发展虽然体现在新质的产生与旧质的消亡上，不过，新的语言成分、结构形式产生之后并不是很快就能取代语言系统中原来相应的成分和结构形式，新、旧语言成分与结构形式之间的竞争往往要持续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因而具体到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语言的应用情况往往又体现出新旧叠层、共现并用的面貌。而一部作品中所出现的表达相同语法意义或者同一事物现象的多种语言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这一时期社会生活中语言要素叠加并用的面貌和相互之间的竞争态势。下面就再以句末语气词的使用情况来观察一下《歧路灯》的时代特征。
王力（1980：456）曾指出：“汉语语气词的发展有一个特色，就是上古的语气词全部都没有流传下来，‘也’、‘矣’、‘乎’、‘哉’、‘欤’、‘耶’之类，连痕迹都没有了。代替它们的是来自各方面的新语气词，譬如说，有来自语尾的‘的’，有来自形尾的‘了’，有来自否定词的‘么’，有来历还不明的‘呢’。近代汉语还有一些新兴的语气，如祈使语气，用语气词‘吧’（罢）。说得更近些，还有一个用途越来越大的‘啊’（呀、哇、哪）。”就《歧路灯》来说，作为一部创作于近代汉语晚期的白话小说，书中大量使用新兴语气词是可以想见的。据王秀玲（2007：81）考察：“小说中共有‘呀、啊、哇、啦、么、吗、呢、哩、的、些、着、罢、也罢、罢了、着哩、不成’等 16 个近代汉语新出的语气助词。其中有的和普通话基本无别，如‘啦、不成、罢了’等。有的和普通话主要功能相同，但又有细微差异，如‘的’，……（另有）一部分语气助词或和普通话差别明显，或方言色彩浓厚、或时代特色突出，如‘呀、么、哩’等。”除了这些之外，小说还使用了一些上古、中古遗留下来的语气词，主要有“耶、也、哉、兮、耳、矣、乎、欤”等。只是这些语气词在书里的使用分布是有很大限制的，它们主要出现在两种语境：一是文言色彩浓厚的公文书札、描摹情景的叙述语言等；二是文人、官绅之间比较正式或旨在宣雅抒情的言谈话语里。不仅从语气词使用的整体面貌可以看出《歧路灯》层次分明的时代性，也可以结合单个语气词的历史演进情况进行观察，下面我们就通过书中表疑问语气的“么”与“吗”的使用情况来作说明。
现代汉语中表示疑问语气的“吗”是一个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语气词，其用法主要有两点：一是用在是非疑问句的末尾，一是用于反问句的末尾。关于这个疑问语气词的历史演变情况，学界大多认同王力所提出的观点：即从“无（無）→么（麽）→吗”的历史发展轨迹，存在争议的主要是“么”和“吗”的出现时代上。对此，王力（1980：450）认为：“《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直到《镜花缘》等，都写作‘麽’。‘吗’字作为疑问语气词，是非常后起的。最近才有人采用了比较适合于后代音系的谐声偏旁的‘马’字，写作‘吗’。”而孙锡信（1999：159）以明代《石头记》中的“吗”字为证，提出“吗”字在明代已经出现。不过，当时用“么”占绝对优势，“吗”仅现端倪而已，而且直到清代中叶以前，绝大部分文献中还是写作“麽”。被学界引用较多的是《红楼梦》中的“吗”以说明清代中叶它已经在使用，但要注意的是《红楼梦》里面“吗”也只有几十个用例，与“么”的使用数量相比仍十分悬殊。那么，和《红楼梦》几乎同一时期创作、完成的《歧路灯》中，“吗”“么”的使用分布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王秀玲（2007：83）曾据栾校本《歧路灯》调查发现：“么”共见 496 例，“吗”仅见 8次，前者在语法功能上也比“吗”丰富得多。她的调查细微深入、描写也很详尽，但考虑到她所依据的底本是现代简化字校本，我们在其调查的基础上又通过抄本对这 8 处“吗”字用例和部分“么”字进行了局部核对，结果令人大为吃惊。核对结果如下：
（14）（梅克仁）因向端福儿道：“这是相公吗？”（校本 1 回，第 6 页；抄本作“麽”，第 12 页。）
（15）王氏道：“难说正经事也苟且的吗？”（校本 28 回，第 261 页；抄本作“麽”，第 541 页。）
（16）皮匠道：“放走了你，你不送来，我向你讨账吗？（校本 29 回，第 269页；抄本写作“不成”，第 557 页。）
（17）只听王中在角门上拍门道：“狗咬的怪紧，有什么歹人吗？”（校本 29回，第 270 页；抄本作“麽”，第 559 页。）
（18）茅拔茹道：“您是一城人，耳朵不离腮，他只向你，肯向我吗？”（校本30 回，第 278 页；抄本作“麽”，第 577 页。）
（19）茅拔茹道：“我骗人吗？……”（校本 30 回，第 279 页；抄本作“麽”，578 页。）
（20）那唱静的道：“好不公正的保正！把姓谭的藏起来，图他偷的戏衣吗？”（校本 30 回，第 283 页；抄本作“麽”，第 588 页。）
（21）绳祖道：“是了。你是星相公吗？”（校本 34 回，第 318 页；抄本作“麽”，第 658 页。）
综合以上核校的结果，现代简化字校本中出现的这 8 处“吗”字用例，除了例（16）是写作“不成”，其余在清抄本中均为“麽”字。我们也查检了一部分“麽”的用例，个别地方有写作“么”的情况，但“吗”字却一例也没有见到。至此我们不禁怀疑这 8 处“吗”字的来源性质，它们是一开始就属于李绿园笔下的文字呢？还是属于整理、校订及出版简化字本的过程中的衍生文字？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笔者目前难于核校更多的清代抄本进行证明，谨此提出备考。但《歧路灯》清代抄本中“麽”与“吗”的使用情况，至少表明了在 18 世纪近代汉语中，尽管语气词“吗”在有的文献中已经偶有出现，但在书面的社会语言生活中，“么（麽）”仍处于压倒性的统治地位。其实，严格地讲，“么”与“吗”的更替更多体现的是字形规范的问题，即一个语气词在历时演变过程中有好几个不同的汉字形式。不过，就某一个时代来看，这些不同形式之间的竞争态势也在某个侧面上反映了那个时代语言使用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