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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意义的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与周围的人总是具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并在社会生活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位置，以适应所处时代的各种社会文化的规约。因此，从人的社会性来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面对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交际场合，人们在使用语言时也会面临不同的要求而说出不一样的话来。文学作品首先是要反映生活的，面对社会生活中不同人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语言表现，任何一部成功的作品都不会对此无所反映。正如鲁迅（2005：559）在称赞《水浒传》和《红楼梦》时所说：“是能够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在成功塑造出一批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的同时，也必然会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和语言风貌。
《歧路灯》全书提到的各色人物达三百余人，其中有较多描写和角色表现的主要人物形象也有一百多个，如官宦、士绅、幕僚、书办、帮闲、兵丁、皂隶、商贾、市贩、腐儒、庸医、媒婆、相士、脚户、和尚、道士、尼姑、师婆、戏子、土娼以及土财主、人贩子、牙行经济、赌场打手、江湖骗子等。在这些主要人物角色中，大多数人的语言都生动活泼，遣词用语十分符合他们的身份、地位和话语环境。一百多年来关于《歧路灯》人物语言的个性化特色一直被众多研究者称道，清代杨淮就赞扬小说人物的语言应用“浅言絮语，口吻心情，各如其人。”
孙菊圆（1985）在评论《歧路灯》的艺术成就时写道：“在语言应用上十分注意人物的不同身份和特点。一般来说，凡儒林中人多运用书面语言，凡市井中人则运用活的口语，而这两者又和谐地统一在简练精当这一总的风格特点之下。”
2010 年，张生汉结合小说语言的方言地域特色作了更全面的描述：“李绿园对河南方言的精妙之处把握十分到位，大量的地道的方言俚语在他手里运用纯熟，挥洒自如；加上其高超的驾驭语言能力和写实技巧，不论何类人物，他总能依据其身份、年龄和性格特征对他们的心理活动进行悉心揣摩，并通过其语言来精心刻画，甚至连人物的乡音特征也极尽摹写之能事，致使各色人物语气口吻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给人以呼之欲出的感觉。”
这些评论全面概括了《歧路灯》语言运用的艺术成就，但多属于总体性的文学评论式的概括性语言，如果深入到一个个的语词句式，则需要结合当时的人物、语境和社会文化进行更加细致而具体的分析。例如：要深入理解书中不同人物之间的相互称谓以及遣词用语的差别，就要结合语言场景中相关人物的身份、地位、职业、性别以及人际关系等社会因素，不仅注意他们在当时语境下说了什么话、用了哪些词，还要探寻他们为什么选择了这些语言形式，才能明白人物话语背后的社会制约原因。本书希望通过这样的考察与分析，更深入地了解当时具有不同性别、身份、地位等特征的社会中人到底是如何使用语言的，或者说，透过《歧路灯》的文本语料来观察那一时期中原地区的社会语言生活面貌。此外，我们还希望在本书研究中借鉴不同学科较为成熟的分析方法，探索一条与当时社会因素和历史文化因素更加紧密结合的文学作品语言分析的路径与方法。
本书研究中将努力贯彻社会语言学的核心理念：把语言研究与社会因素结合起来。根据考察对象的不同特点，融汇使用社会语言学的语言变异分析、语用学的话语分析以及文化语言学的文史互证等不同方法。具体到某一个语言项目的考察与分析，本书会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描写法、归纳法、统计法、个案分析法、对比分析法、相关史料辅证等。另外，考虑到本书属于专书语言研究的性质，一般来说我们首先会对不同版本的语料作以比较，然后再进行相关的分析，以保证考察对象与结论的可靠性。总的来说，本书研究中我们会尽力坚持以下几种理念：
传统上对古代专书进行的语法研究一般总要条分缕析、铺排入微，凡书中出现的语法现象力求一网打尽，并大多在语言史上溯源求根，这种做法对汉语史的研究大有裨益。本书努力继承这一精神的同时，也力求将社会语言学等新的研究方法引入到古代专书的研究里面，尤其是小说中不同人物的语言差异及其蕴含意义的分析。
静态的语言描写有助于我们较为全面而准确地把握《歧路灯》所反映的清代社会语言面貌，同时也注意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以及汉语的历史演变等因素，对小说中有代表性的语言现象及其使用分布情况进行解释。
20 世纪后期以来，在科学主义的影响下，语言研究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引入定量的分析。郭锡良先生 1986 年曾经指出：“从随意引证到定量分析，是古汉语研究为走向科学化而迈出的重要一步。”
本书的研究也会注重二者的结合，通过对某些语言项目在不同环境、不同人群中使用频率的量化考察，以更加准确地揭示小说所反映的语言应用情况。
共时比较是在对《歧路灯》的使用情况进行静态描写的基础上，参照、比较同一历史横断面的作品，如《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从异、同差别中探求语言事实。对小说语言历时发展的考察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分析具体语言项目的使用与分布时，注意结合它在汉语史上的历史演变情况；二是通过和今天河南话的比较，考察小说中河南方言语词及其用法的传承与变化。
语言总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语言的变化是指由一种语言状态变成另一种状态，属于历时范畴，变化的结果常常伴随着语言性质的改变，甚至会影响到该语言系统整体或局部的面貌。而语言变异是指一种语言状态分化为几种状态，属于共时范畴，变异的结果往往表现为不同社会成员在使用选择时数量、频率的差异。语言的共时变异往往孕育着历时的变化，许多语言项目的历时演变都可以从语言共时系统的变异中找到线索。
由于不同社会成员对语言资源占有程度的不平衡性、以及每个人在语言使用中的个性差异，某一新兴的语言形式总是在一定的语言使用群体中首先出现，然后向其他的语言使用群体逐渐地波及、扩散，当最终影响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时，就会形成这一语言形式的更替性变化。新兴语言形式的扩散、传播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旧语言形式在不同人群中都会保持使用，因而，使社会语言生活的整体面貌呈现出古今、新旧语言形式叠层使用的特点。如今天南方一些方言中就保存了不少古汉语的语言形式。就某一语言个体来说，说话时选择何种语言形式取决于他的籍贯、出身、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日常社交群体等因素。但从整体来看，人们在说话时不仅会表现出与自身修养、性格相关的个体差异，也会体现出和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等相联系的一些共性特征。
社会语言学将人们使用语言时的各种语言变异形式统称为“语言变体”（variety）。这一概念大到汉语的各种方言，小到某一方言中具体的语音、词汇或语法特征，只要存在一定的社会分布范围，能够代表一定的社会功能，就是一种语言变体。从其体现的社会意义来看，语言变体可以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地域变体，跟地域性的方言分布有关；二是社会变体，与说话者的社会特征有关；三是功能变体，和语言应用的场合有关。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差异并不会妨碍言语社团内部的相互交际，有时大家在说话时几乎习焉不察，有时虽然有所觉察但并不刻意关注。但它们的细微差别又是人们说话时需要遵守的一种隐性的社会规范，如果一个人在说话时有意或无意地冒犯了这些规范，轻则会引起对方的诧异或者误会，重则会导致社会舆论对说话人的道德谴责，甚至还会受到一定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