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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路灯》完稿以后，由于长期只以抄本形式流传于河南农村，知者寥寥、传播不广，很长一段时间几乎不为学界所知。20 世纪 20 年代，印本刊行之后这部小说才开始走出中原地区，逐渐引起全国读者和学术界的注意。80 年代初中州书画社版《歧路灯》的发行，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许多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对它进行研究。近百年来对这部小说的研究情况，人们在编撰学术史时存在两种看法：一是分作三个时期，如李昌铉（1999）、徐云知（2010）都主张这一看法，但他们在具体时段的切分上又存在着细微的不同。二是分为四个阶段，如刘畅（2004）所划分的“发轫期”“沉潜期”“高潮期”和“深化拓展期”。综观近百年来《歧路灯》研究的各种论著，绝大多数都在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之内，讨论内容主要是小说的创作主旨、主题思想、意义地位、情节结构、美学特色等。正如方平权（2006：162）所总结的：“《歧路灯》出版以来，研究者蜂起，然所关注的角度多是文学和社会学方面。”
不过，也有极个别的学者注意到了小说语言的方言特色及其研究价值，如冯友兰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明确指出：“《歧路灯》用的河南话，……河南话与其他的北方话虽大致相同，而的确自有其风格，自有其土话。……除了能与人以真切的感动之外，还是研究方言的人的重要研究材料。”
20 世纪 60 年代栾星对小说进行校注时，曾经做了一千多条注释，其中至少有一百多条是与河南方言有关的条目，而明确标示为“豫语”的也有 76 条。不过，语言学界研究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对这部小说的语言应用进行专门研究却只是近二十年间的事情。下面我们主要从词汇和语法两个方面对《歧路灯》语言研究的论著进行梳理。
这方面做出很大贡献的首先要属河南大学的张生汉，他（1995）在《古汉语研究》上发表的《〈歧路灯〉词语例释》标志着语言学界开始关注、研究这部小说的语言问题。张生汉（1999）还出版了《〈歧路灯〉语词汇释》一书，该书结合传统词汇学与现代方言学的理论方法，将《歧路灯》视作研究清代河南方言的资源库，通过与今天河南话对比，诠释了小说里面三百多条方言俚语的意义和用法。他在自序中还首先论证了《歧路灯》作为语言研究珍贵资料的两大基础：“突出的时代特征”和“鲜明的地域特征”，为后来的研究做了理论上的铺垫。后来，他又陆续写出了《〈歧路灯〉词语杂释》（2000）、《从〈歧路灯〉看 18世纪河南方言词汇》（2001）、《〈红楼梦〉、〈歧路灯〉和〈儒林外史〉的方言词语比较研究（上）——以予词前的动词为例》（2004）、《〈红楼梦〉、〈歧路灯〉和〈儒林外史〉的方言词语比较研究（下）——以租、赁、雇、觅为例》（2005）等一系列论文
。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2008 年他申报并成功获批了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红楼梦》《歧路灯》与《儒林外史》词汇比较研究”，从而将《歧路灯》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外，对《歧路灯》一书中的河南方言词语进行注解的文章还有：伊波（1992）的《〈歧路灯〉豫语拾例》；张明海（2000）的《〈歧路灯〉中原口语词探释》；秦崇海（2003）的《〈歧路灯〉中原语词考释》；肖燕（2005）的《〈歧路灯词语汇释〉补遗》；刘丽娟（2007）的《〈歧路灯〉释词补遗》等。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文学研究者在评论小说语言方面的艺术成就时，也大多会列举、解释书中的一些河南方言语汇，如近代文学研究者任访秋（1982：29 ～ 38）就曾经写道：“里边的词汇、成语和谚语，绝大部分具有地方的特点。在词汇上，如称女婿为‘娇客’，称傻子为‘憨子’，称喜欢某人为‘爱见’某人，称女人自杀为‘寻无常’，称孩子们吵嘴或打架为‘各气’，称色情的戏为‘酸戏’；至于成语，如‘过这个村，没这个店’，‘一权主定’，‘磕头礼拜’；谚语，如‘一文钱逼死英雄汉’等等，不一而足。所以河南人读起来，会特别感到亲切有味。”
对此着力较多的研究者主要有方平权和苏杰。方平权在其著作《汉语词义探索》一书中专设了“《歧路灯》语词选释”一章，一共选取了 65 条词语，进一步细分为名词、动词、代词、副词、语气词等不同类别作了解释，有些词语还从词源学的角度考证了它的历史演变情况。
这些词语有的在今天人们的口语里已经不再使用，如“塘路、塘钞、塘差”“坐斗”“虔刘”等；有的在现代汉语或今天的河南方言中虽然还可以见到，但是表示的词义却有或大或小的变化，如“下课（看课）”“没有”、语气词“些”等，这些研究对今天的现代人阅读并正确理解小说的故事内容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苏杰供职于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近年来他先后发表了多篇关于《歧路灯》的研究论文，如《〈歧路灯〉语词札记》《〈歧路灯〉校点与明清社会生活》《〈歧路灯〉文言词语考异》《〈歧路灯〉引用儒家典籍考论》等，内容涉及《歧路灯》校点、词语考释以及典故研究等不同方面，在学术界研究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除了他们以外，对小说中的文言典故词语进行考释的文章还有：张生汉（2000）《〈歧路灯〉词语杂释》；王恩建（2006）《〈歧路灯〉栾校补正二则》；程志兵（2009）的《〈歧路灯〉词语札记》等。
除了方言词语、文言典故以外，关于小说的词汇系统、倒序词、儿化词以及称谓语、惯用语的研究等不同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论著包括：赵丽娜（2009）《〈歧路灯〉词汇系统研究》、苑志红、李文娟（2009）合写的《〈歧路灯〉中的倒序词研究》、苏杰（2010）《尊与亲的辩证法：〈歧路灯〉称谓现象考略》以及西北师范大学谢燕琳（2006）的硕士论文《〈歧路灯〉称谓研究》、山东大学马晓燕（2009）的硕士论文《论〈歧路灯〉中的儿化词》、西南大学李继刚（2010）的硕士论文《〈歧路灯〉惯用语研究》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谢燕琳的硕士论文已于 2008 年被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书，而毕业之后她也坚持致力于《歧路灯》称谓现象的研究，已先后发表了《〈歧路灯〉中的排行称谓》《〈歧路灯〉中的敬谦称谓》《〈歧路灯〉中的姓名称谓》《〈歧路灯〉称谓语中“第”字用法探析》《〈歧路灯〉称谓语中“老”字用法探析》《〈歧路灯〉称谓语中“宅”字用法探析》等一系列专题性的讨论文章。
综观《歧路灯》的词汇研究，在河南方言词语和称谓词语上取得的成果最多，而在文言典故词语和反映清代典章制度、体现中原地域风俗习惯的文化词语等方面尚待加强。另外，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的发展，小说中的一些语词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也存在着一定的理解困难。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歧路灯》语言的时代特征和方言特质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这自然也包括对书中各种语法现象的关注，十多年来已经出现了一些颇具见地的研究论文。这些研究成果从来源性质上看可以分作两大类：（一）在报章期刊上公开发表的学术研究论文，数量大概有 20 篇左右。这些刊物既有语言学核心期刊，如《古汉语研究》《语言科学》等；也有综合性的社科类核心期刊，如《中州学刊》《甘肃社会科学》等，但大部分是高等院校学报和一般中文期刊。（二）研究生学位论文，据我们初步统计，截至 2011 年研究《歧路灯》语法问题的学位论文已有 8 篇，包括 7 篇硕士论文和 1 篇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涉及实词、虚词、短语结构、句式等多种内容，毕业高校分别为河南大学（2 篇）、武汉大学（1 篇）、山东大学（3 篇）、华中科技大学（1 篇）、中山大学（1 篇博士论文）。从研究内容来看，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这方面的研究包括王鸿雁（2003）《〈歧路灯〉助词研究》、马利（2006）《〈歧路灯〉动态助词研究》、李俊辉（2006）《〈歧路灯〉程度副词语法化考察》等三篇硕士学位论文和王秀玲（2007）的博士论文《〈歧路灯〉中的代词、助词和副词》。在研究方法上，这几篇论文大都借助量化的统计数据来描写相关词类在书中的整体使用情况，有的还探讨了表达相同语法意义的不同语言形式在出现频率上的差别。其中，王秀玲的研究不仅涉及了代词、助词和副词三个词类的整体情况，还对一些典型词语作了比较深入的专题探讨。尤其是她把小说中的副词系统整理为范围副词、程度副词、时间副词、情状方式副词、语气副词和否定副词等六类，在每类中又选取若干典型语例进行重点考察，对了解《歧路灯》副词的整体面貌和个别词语的使用情况具有很大的帮助。不过，从总的使用情况来看，关于《歧路灯》中副词的研究仍存在不少需要进一步讨论与挖掘的地方。这既是由于“副词本身就是个大杂烩，不容易分得干净利索。”（吕叔湘，1979：36）也是因为小说中庞杂兼用的情况，以表示反诘疑问的语气副词来说，小说中出现的这类副词就有：“何必、何不、何尝、何曾、何苦、何须、岂、几曾、那曾、难说、难道、难道说、莫不是、莫非、委的、到底、毕竟、端的”等 18 个。（王秀玲，2007：113）它们有的是和现代汉语用法已经相近的近代汉语词汇，有的却是今天人们话语中已几乎不用的古代汉语遗留形式，有的则属于河南地域方言的性质。
这首先体现在助词“哩”上，《歧路灯》中它既可以作结构助词，也可以作语气助词，与其他的助词“的”“得”“地”“呢”等交错使用。今天的河南话中，“哩”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仍十分常用，在方言上颇具有典型性。因此，多年之前就有不少人发文讨论，如高育花（1998）《〈歧路灯〉中的助词“哩”》、傅书灵、邓小红（1999）《〈歧路灯〉句中助词“哩”及其来源》、丁喜霞（2000）《〈歧路灯〉助词“哩”之考察》、冯春田（2004）《〈歧路灯〉结构助词“哩”的用法及其形成》等。直到最近仍有人在持续地关注、研究，如傅书灵 2010 年提交给“《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就是《再谈〈歧路灯〉结构助词“哩”及其来源》。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书中使用的助词“哩”进行了深入讨论，既有对不同用法和统计数据的详尽描写，也有结合汉语史的发展对其形成来源的考察分析。其他讨论小说虚词的文章还有：傅书灵（2005）《〈歧路灯〉程度副词“极”字考察》、傅书灵（2006）《〈歧路灯〉中的动态助词“的”》、李品素（2008）《〈歧路灯〉中的“讫”》、李仕颖（2008）《试析〈歧路灯〉中完成体动词“讫”》等。另外，人们在研究河南方言时，除了使用方言学的发音人调查、社会语言学的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也会借助专书语料的使用证据，而《歧路灯》中的“哩”也就成为人们经常引用的历时语料，如王晓红（2003）《南阳方言中的助词“哩”》、郭熙（2005）《河南境内中原官话的“哩”》、翟燕（2005）《“着哩”的语法化》、张雪平（2008）《河南舞叶话的“哩”》等文章。
到目前为止，探讨较多的主要是小说中的两类结构：一类是表示可能义的述补结构，例如傅书灵（2005）《〈歧路灯〉中的能性“V不得（O）”》和王秀玲、秦晓华（2009）的《论〈歧路灯〉中的能性述补结构》。另一类是介词结构，如秦晶（2006）的《析〈歧路灯〉中表示依据、排除的介词结构》一文，这是在其硕士论文《〈歧路灯〉介词结构初探》的基础上提炼、修改而成。以能性述补结构为例，研究发现：《歧路灯》中用述补结构表示可能的句子很多，有“V得”“V的”和“V哩”三种形式，而这三类句子在动词使用、语序位置、宾补成分等方面大致呈现出规律性的差异。如用“哩”的能性述补结构动词都是单音节的，而用“得（或的）”的能性述补结构可以是双音节动词。另外，调查也发现“哩”用于述补结构表示可能义的用法在明清时期的白话文献中十分少见，这表明在当时它很可能是一种带有地域分布差异的方言用法。
讨论较多的主要是把字句和疑问句。先说把字句，傅书灵（2004）《〈歧路灯〉中的“把”字句》对这种句式在小说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梳理，并发现了一些特殊的用法。之后对它给予较多关注的是张蔚虹，她从 2005 年完成硕士论文《〈歧路灯〉“把”字句研究》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持续的关注和研究，先后发表了《〈歧路灯〉与〈红楼梦〉〈儒林外史〉“把”字句比较》（2008）、《〈歧路灯〉“把”字句研究》（2008）以及《〈歧路灯〉中“把／被”融合句略论》（2010）等数篇论文。疑问句的讨论文章主要有：王鸿雁（2005）《〈歧路灯〉的选择疑问句研究》、王三姓（2007）《〈歧路灯〉选择问句研究》以及武汉大学柯移顺（2005）的硕士论文《〈歧路灯〉疑问句研究》等。另外，探讨其他句式的文章还有傅书灵（2007）的《〈歧路灯〉“叫”字句考察》、刘永华（2004）的硕士论文《〈红楼梦〉〈歧路灯〉和〈儒林外史〉中的“与”和“给”》等，后者从题目看似乎只是讨论“与”和“给”这两个词语，但实际上却关涉到汉语的给予句问题。后来，在这一研究的基础上，他与张生汉一起合作发表了《清中叶北方方言的予词句演变研究》。
总体上看，最近十几年间《歧路灯》语法研究的成果在逐渐增多，研究内容、考察方法各具特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过，它们大多是描写小说中某个语法点的使用情况，在历时发展、比较研究等方面尚待深入。而进行持续关注并取得较多成果的研究者寥寥可数，研究队伍与关注群体有待扩大。另外，至今也没有一本《歧路灯》语法研究的专著问世，这也说明对《歧路灯》语法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纵观近二十年的《歧路灯》语言研究，大体上能以 2005 年为界分作两个阶段：前一时期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至 2004 年；后一时期包括 2005 年以来。前期的研究队伍主要是以张生汉为代表的中年学者，后一时期有许多青年研究者尤其是一些硕士博士研究生加入了进来。在成果数量上，前期一共产生了 16 篇论著，而 2005 年以来的五、六年时间里完成发表的论文已经有30 余篇。从成果形式看，前期除了《〈歧路灯〉语词汇释》这一本专著外，其余均为单篇发表的期刊论文；而后一时期值得关注的是出现了一大批研究生学位论文，大约占了此期研究成果的三分之一，这表明《歧路灯》语言研究后继有人，也预示着今后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力。另外，从研究内容来看，前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词汇考释尤其是方言语词的解释上，对语法现象的关注与探讨只是体现在具有典型意义的助词“哩”上；而后期的研究重心发生了很大转变，语法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关注的对象也更加广泛，内容涉及“把”字句、疑问句、介词结构、程度副词、动态助词等语法领域的多个方面。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近二十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认识到《歧路灯》在近代汉语研究中的语言学价值，研究成果也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不过，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现有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局限与不足，许多地方都有待于进一步拓展、深化。例如：对文本语料的版本问题重视不够，对方言词、文化词的注解在量和质上都仍需加强等。正如数年前有学者曾经指出的：“语词方面的研究，除了栾星的校注外，集中的研究有张生汉教授的《〈歧路灯〉词语汇释》，另外虽然也能见到一些单篇的研究论文，但总的来说，还停留在粗浅的阶段。”
语法方面的研究虽然近几年呈现出急剧升温的可喜局面，也出现了一些颇有见地的研究论文，但总体来看研究的质量与深度也有待于提高。一些论文还仅是着眼于勾勒描写小说中某个语法现象的使用情况，缺乏与其他语料之间的共时或历时的比较研究，对小说的整个语法系统及其时代、地域特征反映不足。因此，鉴于《歧路灯》语言的历史价值和研究现状，本书希望结合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方法，从语言应用的角度来研究书中不同语言项目的使用与分布情况，以观察小说语言所反映出的 18 世纪社会语言生活的具体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