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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绿园（1707 ～ 1790），名海观，字孔堂，号绿园，晚年别号碧圃老人，河南宝丰人，祖籍新安。乾隆元年（1736）丙辰恩科举人，后出任贵州印江县知县，离任后归老宝丰。清道光年间刊刻的《印江县志》称其为官时“兴利除弊，爱民如子，疾盗若仇”
，素有“循吏”之称。根据他的诗文笔记和其他相关史料的记载，中年之后的李绿园仕宦游历二十余年，足迹踏及北京、河北、天津、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大半个中国，不过综观其一生的话，多半时间都是生活在河南境内。李绿园一生著述颇丰，有《拾捃录》《绿园诗稿》《绿园文集》和《歧路灯》等，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长篇白话小说《歧路灯》。
《歧路灯》创作于 18 世纪中叶，作者在完稿后的自序里写道：“阅三十岁以迨于今而始成书。……中以舟车海内，辍笔者二十年。”
20 世纪初董作宾曾结合李绿园的生平事迹对此进行了一番考证，并提出：这部小说的创作时间大致为 1748 年至 1777 年。因此，就小说的创作时间来看，它大体上与清初的另两部长篇白话小说《红楼梦》《儒林外史》相近。《歧路灯》以祥符世家谭府为中心，讲述了世家子弟谭绍闻在父亲去世后，经受不住匪人的诱惑，逐渐堕落，一步步地走上歧路，以致家业败落，后又浪子回头，重兴家业的故事。故事内容假托明朝嘉靖年间为历史背景，实际反映的是清代初年康熙、雍正和乾隆年间中原地区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普通百姓的生活。这部小说除了成功地塑造出谭绍闻这个具有典型教育意义的“回头浪子”形象外，还刻画了盛希侨、夏逢若、张绳祖、管贻安等一大批生于官僚富贵之家却不思上进、每日吃喝嫖赌的“败家子”群像，同时也十分形象地描绘了官绅幕僚、书办衙役、兵丁武弁、师姑僧尼、商贾市贩、流氓恶棍、市井无赖等各种社会人物，比较充分地展示了当时清王朝各阶层民众的生活。可以说，小说是以浪子回头为主线，用现实主义的笔法，通过记载一人之浮沉、一家之盛衰来反映 18 世纪的中国社会不同阶层民众的生活风貌。
《歧路灯》完稿以后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这些版本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这部小说的流传情况。1980 年，第一次大量印刷的铅印本《歧路灯》由中州书画社出版，校注者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栾星，他在“校勘说明”中对自己使用的十一部考校底本作了简单的介绍与评价。2004 年，《学术交流》发表了徐云知的《〈歧路灯〉版本考》一文，比较详尽地梳理了小说传播过程中存在的四种版本形式：清代抄本、石印本、排印本和铅印本。下面我们结合这些内容以及其他相关的研究资料，简单介绍一下小说的版本流传状况，然后对本书研究中的版本使用情况做一说明。
首先是清代抄本的情况。据栾星（1980：14）介绍，从清末到抗日战争这段时间，有人闻见记述的《歧路灯》旧抄本一共有二十六种。他在六十年代校勘小说时，收集、使用的清代抄本一共有九个，但“诸抄多出村塾童生或半截子读书人之手，差错层出。”后来，徐云知（2004）通过比较国内多家图书馆收藏的《歧路灯》抄本，认为“（这些版本）除文字上由于辗转抄录及抄录者水平的原因而呈现错脱漏讹现象以及个别地方语言表述上的不同外，各版本之间的差异大多体现在时间先后、保存回目的多少和序、跋、附录、纸质、行次、传出地等的不同上”。
目前，能够见到并利用的清代抄本大概有八、九个，分别收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郑州市图书馆、开封市图书馆等处。不过，由于许多抄本已有二百余年，加之以往收藏条件有限，有的本子已经残缺不全，如河南省图书馆所藏的乾隆年间抄本现仅存四十余回，郑州市图书馆的藏本也多有残损。另外，上海古籍出版社在 20 世纪 90 年代整理出版了大型丛书《古本小说集成》，该丛书收录的《歧路灯》分作五册，是上海图书馆所藏抄本的影印本，书首还附录了李绿园的自序、冯友兰作序以及董作宾的《李绿园传略》等文章，为我们检视、研究《歧路灯》抄本面貌提供了便利。
其次是民国时期的石印本与排印本。石印本《歧路灯》是 1924 年由洛阳清义堂所印，但实际上是杨懋生、张青莲等一些热心读者集资筹印的非正式出版物，印数极少，现在北京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有收藏。该本共一百零五回，书首载有乾隆庚子原过录人题识、作者自序及其《家训谆言》，并附有杨懋生写的序文和张青莲作的跋语。栾星在整理、校注这部小说时曾经把它和今天河南省图书馆所藏的乾隆抄本进行了比较，认为“（它）所据底本传自新安，乃乾隆庚子过录本经辗转重写而晚出者”。
排印本《歧路灯》包括两个版本：北京朴社本和上海明善书局本。北京朴社排印本印于 1927 年，由冯沅君标点、冯友兰校阅并作序，但遗憾的是只印行了一册（前二十六回），内容只有全书的四分之一，不过，它的出版引起了朱自清、郭绍虞等文学研究者的关注与评论，使这部小说的传播与影响开始走出中原地区，现在国家图书馆有藏本。上海明善书局本出版于 1937 年，它以杨懋生家藏抄本为底本，和洛阳清义堂的石印本相比，除了增附一篇蔡振坤的发刊词外，其余并无不同，因此也被视为清义堂石印本的转录本。由于印数有限、又逢抗日战争爆发，该印本大部分也已散佚，今天厦门大学图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有藏。从版本与传播来看，《歧路灯》在这一时期虽然已有印行，但印数都很有限，流传到今天的更少。而且，基本上未作现代意义上的校勘、整理工作，就版本性质而言“实际乃是一种抄本的过录本”。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与台湾多家出版社发行的现代铅印本。1980 年，中州书画社出版了首部简化字版《歧路灯》，校注者栾星通过比较清代的不同抄本，将回目审订为一百零八回。全书分作上、中、下三册，首印四十万套，后又加印了十余万套，发行后读者反响强烈、影响极大。之后，海内外多家出版社也先后对这部小说进行印刷、发行，我国台湾地区也先后有四家出版社出版了《歧路灯》。在 2010 年的“《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台湾的《歧路灯》研究者高双印先生也曾讲到台湾出版的竖排繁体字版本。《〈歧路灯〉版本考》一文中，除了栾星校注本以外，作者还一一开列了 13 个不同的现代铅印本。而刘畅（2004）根据国家图书馆网络数据统计情况指出：“目前在大陆能够看到的已经出版的《歧路灯》有 15 个版本，加上在台湾出版的，共有19 个校本。”
最近三十年来的《歧路灯》研究，学术界使用最多的是由栾星校注、中州书画社出版的本子，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它的校注质量与巨大影响。当然，这一校本也并非无暇，如余辉（1994）《〈歧路灯〉校注的问题》、王恩建（2006）《〈歧路灯〉栾校补正二则》、苏杰（2010）《〈歧路灯〉校点与明清社会生活》等文章就从不同方面提出了一些商榷意见。但到目前为止，栾星校注本仍然是《歧路灯》研究公认的最佳版本，学者们也几乎都是把它作为研究工作的底本。本书的研究也把它作为主要的考察底本，引文的章回出处如果没有特别的说明就是指这一版本。不过，考虑到语言项目的研究往往要调查出现次数、比较使用频率，而这些统计数字对考察结论影响甚大，因此对于关键性的文本语料（如虚词），我们也会尽可能地核对不同的清代抄本，以求得语料的可靠，它们主要是《古本小说集成》影印的上海图书馆藏本、开封市图书馆收藏的清代抄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