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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主题就是要解决人物关系、主客关系。哲学研究这一课题，为的就是能够为人处理与物的关系提供人（主体）的态度、人（主体）的观点、人（主体）的方式。哲学是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统一的理论。哲学的每一范畴，都体现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否定统一的内容，它们既是对于主客体、主客观二者统一的某种看法和观点，同时也是我们用来进一步把握它们统一性的一种方法。人的主体性随着人的发展在不断提高，人用以处理客体的方法也在不断发展提高。一种新哲学体系的出现，就在于为人们提供一种对待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适合于其时代主体要求和状况的新的观察方法、新的思维方法和新的行为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为适应人类进入现代文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但是，过去被误解、甚至曲解了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已很难适应现时代水平和条件下的人发挥其主体性的创造作用了。因此，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重新探讨被提上日程。倪志安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一书，从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反思中，尝试从“方法论”的高度去探讨正确运用哲学世界观的原则、方法、理论，总结理论原理转化为实践行动的具体环节、规律、困难和问题，以便人们能够自觉地去对待和处理世界观与方法论的辩证统一关系。书中对许多理论问题的理解、阐述有很大的创造性，例如，对世界观与方法论“统一”关系的理解，对理论向实践转化的原则、困难、问题的分析等。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相关论著还有：倪志安的《哲学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89）、刘炯忠的《〈资本论〉方法论研究》等，代表性期刊文献有胡存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辨正——兼论中国当代哲学发展的文化前提》（《社会科学辑刊》，2003，10）、岳湘灵《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相对独立性》（《湖南社会科学》，2003，1）、刘建华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内容探讨》（《理论观察》，1999，2）、刘清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导论》（《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4）等。从哲学研究者的视角来看，尤为引人注目也值得予以关注的则是当代西方哲学所面对的来自“非哲学”的诘难和挑战。
《哲学研究方法论》（欧阳康，1998）一书的出版，可被看做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核心事件。该书从哲学的高度呼吁“以真正哲学的方式研究和发展哲学”，提出建构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基本思路，认为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建构应遵循以下四项原则：第一，先导性原则；第二，历史性原则；第三，主导性原则；第四，具体性原则。作者指出，要探寻哲学发展的突破口，必须立足于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实践来研究和发展哲学，要自觉反思哲学研究方式，调整哲学研究思路，强化哲学工作者的主体意识，以真正符合哲学精神的方式来研究和发展哲学。客观地反思我国哲学研究状况，可以看出其中尚存在不少问题。首先，过去我们的哲学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存在着严重的“自我中心化”倾向。其次，我们当前的哲学研究还不自觉地沿袭着近代以来西方分门别类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造成内部的板块分割和机械分类。再次，从总体上看，我们的哲学研究还缺乏深度分化，也缺乏高度综合；既缺乏分支哲学、部门哲学中的发掘和建设，也缺乏在元哲学层面上的提升；既缺乏足够的分析，也缺乏足够的思辨。克服哲学研究的上述方法论缺陷，强化哲学研究中的主体意识，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预测哲学发展的趋向并使之成为哲学研究的自觉向导。第一，要把握中国和世界哲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即运用“趋势外推”法。第二，把握现实中的矛盾，它包括现有哲学理论与哲学现实的矛盾和理论体系的内在矛盾，等等；第三，发现未来哲学的萌芽。把握哲学未来走向，从研究方式的角度来看，有两个测度，一是世界化，一是个性化。
世纪之交，人类哲学精神正孕育着强烈而深刻的内在躁动。这种躁动，既有对 20 世纪以来丰硕哲学研究成果的庆幸与欣喜，也有对开创哲学新纪元的憧憬与企盼，更多的则来自对哲学现状的担忧和对哲学前景的困惑。中国学者们对哲学研究的探讨，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启发我们最深的地方在于，科学研究不能脱离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
鉴于马克斯·韦伯对解释人类学家格尔茨和“文化解释”的影响，对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思想进行一定的梳理非常必要。
韦伯的“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是社会科学研究中同时并存的两个方法论原则，它们既对立，又统一。
“价值关联”强调的是社会文化价值对科学研究者的制约作用和科学与社会价值体系的某种统一性。也就是说，社会科学既是一个具有独立的价值系统的活动领域，又是一个具有社会价值系统和文化取向的领域。“价值中立”强调的是在科学研究中划清描述事实与规范性建议的界限，即在科学结论中不作评价判断，彻底清除形而上学和哲学世界观的影响。文章特别强调，“价值关联”是指经验现实与研究者的科学内价值立场的关联，它与实践目的毫无关系。科学内价值立场是统一“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的中介要素。韦伯的这两个原则根源于主观主义认识论和相对主义方法论基础，都带有“乌托邦”性质。
我们知道，马克斯·韦伯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指出，社会科学方法论不同于一般研究的技术手段，即具体的研究方法，它以哲学观点为根本的前提。那个时代德国社会科学与哲学直接而密切的关系，以及韦伯本人的哲学素养及其对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洞察，使得他的方法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从特定角度出发对文化科学基本问题的哲学讨论。我们看到，不仅社会科学家普遍地讨论和引证韦伯的思想，也有相当多的哲学家对韦伯表示极大的关注并作专门的研究。韦伯提出了理解、理想类型和价值无涉这样一些富有争议而在实际上又广为运用的方式、方法和原则。可以肯定地说，当今的社会科学依然无法回避这些涉及人和社会现象的极其基本的问题。在有成效的社会科学研究里面，我们可以极为经常地看到这些方法和原则在其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韦伯方法论的意义主要可以被归纳为以下二点。
（一）积极的多元论。多元论是对于韦伯方法论哲学特点的最常见的评论。用于证明如此评论的事实是韦伯既反对德国传统的唯心论，又反对实证主义，既接受了狄尔泰精神科学的一些主要内容，尤其是理解学说，又坚持实证主义对经验科学的基本要求。批评韦伯方法论的多元论色彩，就是从传统的观点来指责其不彻底性，指出各种倾向的哲学观点出现在同一方法论学说中
。一元论是人类哲学在几千年漫长岁月中形成的强有力的传统思维方式。它要求人们思维的彻底性和绝对性，进而要求人们对于世界所取的态度的彻底性和一贯性。近代以降，它受到持续不断的冲击，虽然依然保持着惯有的力量，却不能阻止其他的思维方式确立它们自己的权威，拓展它们自己的有效领域。笛卡尔是近代对抗一元论的代表，但他的二元论的影响对于具体的科学研究似乎没有直接的意义。这类直接的影响首先来自康德的批判哲学。康德对于人类知识的重新解释不仅改变了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而且直接地改变了人们对于科学认识的看法。现象和物自身的区别打破了人们对于知识绝对性的形而上学信念；而对经验和先天形式的同时承认又提示了知识构成的多元性特点；知识领域和道德领域的划分，则揭示了人类生活中不同于甚至优于知识的理性另一方面的价值
。康德是全部现代哲学的开端。我们谈到哲学上面的多元论，也就必然要提及康德上述的二元论思想。毫无疑问，韦伯的多元论在具体内容上与康德并不相同，但却有极为一致的思想方式：凡是适合于解释科学知识形成的内容则予以接纳，而不论其本源是否为尖锐对立的哲学派别。因此，韦伯如果是一个多元论者的话，那么他是康德意义上的多元论者。这就是说，他的出发点和立场是解决实际出现的问题，而不只单纯地捍卫某种信念，这便是科学所要求的基本态度。它允许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利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科学的问题，不排斥任何有效的途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必定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不同来源的思想观点实际上用于解决不同的问题，而它们的运用并不是没有区别和限制的。价值关联和价值解释的有效性只限于研究对象的确立，它不能代替对实在作经验的因果分析
。人的行动确实既可以从其精神和意识方面来考虑，也可以从外在的行为方面来分析。如果一定要以其一否定其他，那么只会蒙蔽实在的本来联系，使人们局限于相当有限和极不完整的知识。韦伯认为：“方法论始终只能是对在实践中得到的检验手段的反思；明确地意识到这种手段几乎不是富有成效的工作的前提条件，就如解剖学知识几乎不是‘正确’迈步的前提条件一样。”
这个观点虽然并不完全正确，但它反映出韦伯从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来考虑方法的求实精神。由此可知，韦伯为何在接受了李凯尔特文化哲学的基本思想的情况下，又采用狄尔泰的观点。
解决实际问题是科学方法论的主旨，这是他与康德相同而与某些一元论哲学家有异的分水岭。只有通过阐明和解决实在的问题，科学才有基础，它的方法论才能继续发展，相反，纯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考决不会在这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当然人们可以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中来统一多元论的诸种观点，使之具有适当的联系，但这是哲学的任务，无法苛求于作为社会科学家的韦伯。
韦伯的方法论思想给当代社会科学也提出了无可回避的问题并提出了一套有争论却仍被广泛引用的方法和原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被称为现代社会科学之父和法典制定者。拉尔夫·达伦多夫在分析韦伯和当代社会科学的关系时，充分注意到了韦伯理论（不仅是方法论）内部的矛盾，但他提出，“对马克斯·韦伯的发掘是有用的，马克斯·韦伯的歧义性富有魅力，是他广被引证的原因。但是，在这些歧义的基础里有一种核心动力使之结合在一起而牢不可破，使之具有力量和意义。”
这种富有启发意义的分析，是对韦伯方法论的多元性质的积极意义的中肯评价。达伦多夫还认为，韦伯理论所提供的多种功用证明了他的著作的生命力。“孔德和斯宾塞已成为社会科学的博物馆标本。马克思被请去保佑那些需用标签赋予他们作品以重要性的人。帕累托，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杜尔凯姆，则出于一些特殊的原因而被人记起。韦伯的无所不在至少是在‘软’社会科学中使得无人可与他匹敌，同时证明了把他称为奠基者和权威的正确性。”
达伦多夫关于马克思的评价当然是不能苟同的。马克思在一个更加普遍的意义上无所不在，无论人们对他持什么样的态度，他的学说对于当代人类社会和社会科学的影响远远在韦伯之上，这是一个无可驳斥的事实。但是达伦多夫关于韦伯与孔德等人的比较评价则是中肯的，而这又给他关于韦伯方法论的多元性具有重要积极意义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旁证。
（二）客观性问题。韦伯认为，科学的标志是客观性，文化科学在划清自身与自然科学的界限的同时，依然必须证明自身的客观性。因此，我们看到，韦伯重要的方法论著作一方面论证文化科学的价值关联前提和特殊的理解方式，另一方面一再强调文化科学的客观性要求和标准。就本书所讨论的内容而言，韦伯的方法论从两个层次分析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别，即哲学的解释和方法的论证。对于韦伯来说，文化科学之独立于自然科学的哲学解释这一项主要工作，已由他的精神导师们大体完成了。
他在这方面所能成就的主要是融合狄尔泰和李凯尔特的观点，避免两人的偏颇、弥补彼此的不足。他是一个社会科学家，因此对他来说，最为实际且重要的就是建立不同于自然科学而又能够保证其客观性的文化科学方法。建立这样的方法在韦伯那里也就是确立文化科学的逻辑。
韦伯关于文化科学性质的基本观点源于狄尔泰和李凯尔特。狄尔泰认为人类生活的每一刻承负着对于过去的觉醒和对于未来的参与，这种时间结构组成了包括感觉经验、思想、情感记忆和欲望的人类生活的内在结构，所有这些构成了生活的意义。
韦伯基本上接受了李凯尔特的划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界限的原则，同时也吸收了狄尔泰关于意义和理解的学说，把它与李凯尔特的价值学说、特殊性和个别性学说结合起来，形成他自己关于文化和文化现象的观点。
人文科学方法论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哲学普遍关注的一个前沿领域和热点问题。近年来，许多中国学者对人文科学方法论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人文科学方法论之所以成为当代世界哲学普遍关注的一个前沿领域和热点问题，其根源在于当代人类社会生活对人文科学的需求与人文科学的实际发展状况之间极不相称。研究人文科学方法论不仅是当代社会实践、社会发展和人文科学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当代哲学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克服长期以来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实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统一的需要，也是回答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的挑战的需要。
朱红文试图在哲学与具体科学，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意义上来探讨人文科学的对象和性质。就其基本的哲学立场而言，它反对四种倾向或“主义”：（1）唯科学主义；（2）人本主义哲学；（3）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机械论的理解和教条主义的态度；（4）文化决定论或文化主义。
它力图在人与社会、个性与传统、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理性与非理性、科学精神（实证精神）与人文精神（价值意识）的统一中去把握人文世界，去把握人文科学的性质。作者认为，现时代人类所遭受的科学危机、文明危机，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学观或科学精神的危机，是科学观中人文精神衰微和科学总体中人文科学被遗忘的结果。近代以来的唯科学主义来源于古希腊的实体还原论哲学或理智主义的传统，人们就把自然科学的真理当成了推演和评判一切经验形式、科学形式和文化形式的唯一标准。从近代开始，帕斯卡尔、维柯、赫尔德等人展开了对客观主义或理智主义的批判。在现代，新康德主义、生命哲学和解释学开始建构人文科学方法论。但是，人文主义哲学并没有彻底从还原论的哲学思维模式中摆脱出来。
郑文先认为，建构当代意义上的人文科学方法论，必须考虑到这三个层面的统一而不可偏废一端。当然，三个层面在人文科学的方法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其中，第一层面为方法论的基础和前提，第二层面为方法论的主干，第三层面体现为方法论的特色。只有这样理解人文科学的方法论体系，才能在马克思主义的“统一科学”的思想指导下，同西方哲学解释学、实证主义、心理主义等思潮划清界限。
当前，在科学分类和科学实践中往往用社会科学的概念取代甚至否定人文科学的概念，这种社会学主义往往把人当做单纯依附社会结构的社会角色，而忽视了人的个体性、创造性。作为人文科学对象的人文世界，是一个以个人的独创性为基础、以文化传统为载体所组成的意义世界。以上研究，其终极意义在于使人文科学脱离社会科学的束缚而获得独立发展的地位。这对消除人们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界限的模糊认识，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问题并不是新近提出的一个问题，早在 20 世纪20～40 年代，就有一些中国学者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并加以实践。1926 年，蔡元培发表《说民族学》一文，文中引用了大量的中国上古文献说明西方人类学在本土族群的可运用性。孙本文、吴文藻等人也带领一批青年学者开始结合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对中国社会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了创立“中国学派”的口号。但是，这些早期中国人类学者对西方人类学理论方法的批评继承及其若干有关中国人类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看法，大多只是无意识地复制了西方的文化霸权而已，因为当时人们很少能够完全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传统的东方学所代表的文化意识形态尚未解构。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界开始接受前苏联反西方的“东方论”指导下进行的“科学运动”，并服务于政府领导下的社会改革的需要。
中国社会科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到“文革”期间几乎中断。8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得到逐步恢复，不少中国学者开始讨论“如何利用西方社会科学为中国现代化的现实需要服务”等问题，提出了在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同时还应注重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特色方面的意见。1980 年，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主办了“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研讨会，与会学者对本土化的原因、途径和实践情况作了讨论，并出版了论文集
。这次研讨会比 1970 年台湾开展的中国人性格研讨所追求的科学化更为深入，但对“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的理解仍不一致。其起点亦低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孙本文、吴文藻等人所倡导的“中国化”努力
。1983 年，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及新亚学院召开“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中心论题之一仍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问题。1992 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移植与应用研究工作会议”，学者们力图将中国化和本土化问题从讨论层次推进到研究、验证和应用阶段。台湾学者在社会科学本土化尝试中付出了较大的努力，认为社会科学本土化的主要方向应该是追求知识主体性
。近年来，人类学的本土化问题已成为我国人类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人类学最初是在西方社会发展起来并逐步传入非西方社会的。对西方本土人类学的考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非西方社会的人类学本土化特别是中国人类学本土化问题的认识。广西民族学院于 1999 年 9 月召开的“人类学本土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某些方面深化了这场讨论。1978 年之后开始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使我们再度直接面对西方现代化的冲击，这种冲击将中国人的观念冲突外化为文化虚无主义、复古式的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社会思潮。并在不同的阶段各领风骚。而这些思潮直接影响着我们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认识。然而，在种种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议论中，有一种视角值得我们关注，即海外和港台地区的华裔或中国学者对于中国人的民族性、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看法。这种视角之所以值得我们注意，其一是由于特殊的政治、社会原因和教育背景的差异，造成了他们分析中国人和中国问题的独特切入点，与纯粹的西方学者相比，他们与中国存在着不可割裂的情感纽带，因此他们既置身事外又身在其中，别有深意。其二是因为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又是东亚现代化奇迹的创造者。它们的成功丰富着现代化的模式，在文化上和民族心理上更具意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本土研究意识与能力的培养始终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核心追求与尝试。这些努力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其中甚为典型的个案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移植与应用研讨会，会议时间为 1992 年 8 月，地点在香港，参加会议的学者和科学家分别来自不同的中国人社会和侨居地（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美国和日本）。这个研究会议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机会，让社会科学中不同学科及在不同机构内从事研究的学者一起研讨“社会科学理论的跨文化移植及应用”这个极富挑战性的重要论题。
长期以来，学界展开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讨论，引发了更广泛领域的本土化探讨，并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我们认为，讨论理论的移植及本土化问题的同时，如何合理地研究基于中国实践的本土理论生成问题，也显得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