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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霸权”语境下的中国课程研究。我们知道，无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全球化”已经成了学界“家喻户晓”的核心术语。经济全球化、社会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全球化理论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为学界熟知的“全球文化”的诞生便是一例。全球文化包括精英文化（商界文化和学界文化）和大众文化。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并透视全球化理论的面具及其背后所隐藏的虚伪的性格的话，我们不难发现，全球化实质上是一种经济掠夺和文化霸权的幌子。换句话说，在经济和文化的西方中心问题依然存在并相当严峻的当下，全球化只能是一种理想的乌托邦。教育全球化也并不例外。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以全球化为幌子的文化霸权，已经在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安宁。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支撑的霸权论者认为，要以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模式作为世界的普遍化标准来整合其他文化，在他们看来，全球化即为全球资本主义化、美国化。作为弱势文化背景中的个体，所能做的和必须做的，就是在承认文化差异性的基础上，竭力唤醒人们的抵制性的历史经验，力主以“地方化”和“文化自觉”来消融“全球化”，抵制“文化霸权”。
在文化霸权的环境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语境下，中国课程研究中的“文化奴役”和“文化仆从”现象严重制约着课程研究本土意识和自觉意识的生长
。具体而言，第一，简单照搬、移植国外课程理论（甚至很多并不成熟的理论、思想、假说等），而不考虑这些理论或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背后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第二，有些课程理论研究者将未经本土化、民族化的课程理论简单拿来，试图指导中国的课程改革或教学实践，而不考虑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传统、地域发展差异以及社会发展现状；第三，在与西方课程理论界对话的过程中，许多中国学者正是由于低估乃至轻视中国传统课程智慧的保存与发展价值，以及怀疑构建本土理论的创新能力，在相互学习中由虚心蜕化为“心虚”，丧失了本民族的学术自主力、自信力和创造力，导致所谓的“贵耳贱目”现象发生。有学者称其为一种典型的“文化仆从”
心态。但是，这种状况可以通过向中心主义发起挑战而得以解决。按照德里达的观点，在现代认识观念中存在着一种对传统秩序的“中心消解”，在与权威的传统关系中也存在着一种彻底的、决定性的转向。解构主义学说向一切权威、中心和既有观念提出了挑战，也为理论家们向传统文化挑战奠定了基础。在西方理论界，种种被贬斥在等级森严的传统秩序之外的“非主流的”、“边缘的”、“少数人的”、“亚文化的”话语和思潮终于聚集起了力量向“中心论”和权威话语发起了总攻击
。因此，作为处于被文化霸权主义包围的环境中的课程研究主体，也必须向所谓的主流话语发起攻击。
“文化多元主义”语境下的中国课程研究。不同于作为民族／种族政策的多元文化主义所强调的不同民族／种族文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文化多元主义反对文化全球化的潮流，主张文化多元化，强调不同群体（团体）、不同社会、不同性别、不同组织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应保持独特的文化传统，彰显个性活力。在此语境下，我们所能做的努力是生产知识和思想，促进知识和思想的本土生成。换言之，我们不应迷信于西方课程理论，也不应迷恋于对西方课程理论的引介，而应在深入了解中国教育传统、课程智慧、时代价值取向的基础上，超越经验总结式课程理论研究，促进中国本土课程知识的本土生成。
国外课程理论的移植和应用。解释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任何号称普遍和朴素的知识总有地方性的文化背景，而且不具有这一文化背景的人是无法轻易地确切把握它的意义的。
课程理论的移植也面临着这一困境。中国课程理论的一个主要来源是西方（主要是美国）课程理论体系。从 20 世纪初期始，尤其近 20 多年以来，许多西方课程理论被大量介绍和引入中国，活跃了我国课程研究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课程研究的发展，并指导了课程实践。课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发达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作为学科体系的课程论的形成则在晚近之时。如果以科学理性主义的视野下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来审视，中国的课程理论略显混杂、无序。因此，移植、译介国外课程理论成为当前中国课程理论界的核心事件之一。我们认为，移植和译介固然重要，需要重视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在系统译介的基础上，使这些理论在不同于西方的文化背景中实现合理的本土化和民族化。正如我国台湾学者叶启政所说，“任何由外移进来的知识，尤其移自原本即具有高度异质的文化要素来源的知识，都无法充分地被吸收、理解、甚至应用。……因为人们势必运用已有的身心状态来理解、吸收、应用，甚至创造来自不同身心状态来源的知识，其结果必然产生误解、误用或所谓消化不良的情形。”
在理论移植不可被回避的时代语境中，我们唯有将移植来的理论知识加以本土化转化，使之融入中国课程实践的沃土，我们的课程研究之路、课程实践之路方有可能成为康庄大道。
中国课程研究工作者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
是费孝通先生学术思想反思的思想结晶，是当今世界文化转型的时代要求。“文化自觉”一词是费孝通先生在 1997 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次使用的。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在本研究中，我们试图借用“文化自觉”，以说明中国课程研究工作者在文化霸权和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一种理想追求，追求基于中国现实、基于中国课程实践的本土生成式的课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