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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大环境来看，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发展格局日趋明显，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西方社会思潮乘势暗涌，不断在我国进行传播和渗透，给青年学生思想造成困扰，增加了思想引导的难度。同时，西方社会思潮也冲击了传统道德意识的主导地位，并削弱了其最重要的社会调节作用，使得部分青年学生底线模糊，丧失了对传统道德律令的崇高追求和恪守。此外，西方开放的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淡化了集体主义的价值内涵，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在高校中日渐滋长。概而言之，当代青年学生的成长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国际环境，西方的思想文化观念通过各种途径渗透，“西化”、“分化”势力加紧争夺
。
柏林分裂、苏联解体、埃及政变、伊拉克暴乱，一幕幕皆是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下的政治牺牲品。在夺取世界霸权的权力斗争中，西方国家通过各种隐性渠道输出意识形态，从而动摇青年学生的价值判断和政治信仰，严重削弱了高校共青团主流信仰教育的实效性。
（一）西方一贯的意识形态争夺
尼克松曾在《1999：不战而胜》中毫不讳言其称霸世界的野心，并称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
。我国领导人对此也早有警觉。2004年9月，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公有制经济条件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核心是集体主义，这同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价值体系截然不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其主流价值观看似标榜自由民主和人权至上，究其本质则是倡导个人英雄主义和畸形物质消费观，只不过经过层层包装而美化洗白。
回溯历史，将上述的伪装抽丝剥茧般剥离后，便能发现西方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争夺有增无减，只不过变得更为隐蔽、柔和。早在20世纪初，西方国家“理想主义”曾风行一时，美式价值观中的“天定命运”、“美国例外论”以及“普世主义”、“救世主义”思潮大行其道。在此背景下，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被后世称为“威尔逊主义”的外交战略，强调向全世界推广美国的自由民主理念，倡导集体安全和民族自决，主张民主自由的道德原则是国家利益的核心，维护美国世界老大地位，巩固美国利益。在其架构体系中，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道义之邦，而其是非标准衡量是其他国家的内政制度的标杆，并大言不惭，宣称美国有义务将美国式民主推广到全球
。受此影响，日、德、韩等资本主义阵营国家也不留余力地大肆鼓吹西方价值体系，尤其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巧妙而隐蔽的煽动。二战后的世界格局更是由西方霸权国家主导，自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美国历届总统和政要都十分重视价值观念的渗透作用，中国理所当然成了被渗透的对象。尼克松非常自信地强调，“美国的自由和民主价值在全世界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们应当充分运用作为西方文明基本特点的精神和文化心理价值观的影响……我们与东方的来往越多，我们向东方显示西方榜样的力量的机会就越多。西方榜样的力量是即使共产党上层人物也难以抵抗的力量”，
并坚信“美国依然代表着全世界民众向往的普世理想——自由和民主”。
（二）大国倾向强烈的“全球性话语”
当代西方意识形态扩张、价值渗透，要么是宣扬“普世主义”，要么是通过强大的舆论渲染“全球性话语”，而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等正是其野蛮而赤裸的表现。为了减少推行的阻力，美国强制要求所有国家“站队”，并对反对者进行种种限制，通过各类封锁将其纳入自身的规则体系，进而操控政坛、把控经济命脉，维护自身利益，巩固世界老大地位。
这并非危言耸听和无端臆想，“棱镜”监控行动的曝光，再次将美国的情报系统推到了世人面前。长期以来，美国情报机关对我国形成了以间谍卫星、侦察飞机、测控电子船以及星罗棋布的监听站为核心的“360度无死角”网状侦测系统，足见其用心之险恶
。此外，21世纪初，一系列的“颜色革命”，也可从中窥探国际幕后势力的强大和企图。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千方百计抹黑社会主义国家，靠的是无孔不入的政治、思想、文化宣传，进而制造强大的舆论。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大国，美国的传媒业也是首屈一指。遗憾的是，虽然美国全境有1000多家电视台、8000多家广播电台，却被少数财团控制，为大资产阶级服务。更可怕的是，其通过传媒输出的文化产品更成为现代的“精神鸦片”。王英在《美国如何建立社会主流价值观》中称“美国的文化产业占GDP高达25％，占全世界文化产业高达43％，美国广播和收费电视的收入，占世界同类文化产业收入约56％，其收费电视的收入占世界同类文化产业收入约85％，其电影票房的收入占世界电影业的收入大约55％。”
强大的娱乐业和文化产业，为宣传美式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提供了强大的载体和平台。为此，法国学者克莱芒·沃特尔言辞激烈地抱怨：“美国通过电影已经殖民化了我们。”英国许多人也表示了这种担心，称“在国境内放映的好莱坞电影将导致本国特性或特征发展中出现美国特性，乃至被美国特性占支配地位而导致美国化”。
（三）代表西方价值的美国文化价值渗透
在中国，由于美剧的盛行和铺垫，相当一部分青年学生对美国文化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认同，所以也更容易受到美国政府政策公关的影响，更容易原谅美国政府和企业所犯下的过错，并且将美剧所宣扬的美国主流价值观当作普世价值，甚至有些人会怀疑和看轻本国的传统文化及社会价值体系，从而使美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文化战略目的
。
“最爱美国的人都在中国”并非一句玩笑话，而是实实在在反映出许多青年学生盲目爱上美国的现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不断宣扬西方价值体系干预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其目的就是对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进行干扰和颠覆，让“普世价值观越发泛滥和共产主义理想越发失落”，“共产主义越失落、迷茫，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就越弥漫、扩展。”
比如，美国政府通过资助北京当代汉语研究生，把2010年第十届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所有中外Twitter用户，目的在于表彰他们“自由言说”和“反抗”中国政府，表彰他们的行为是“推进中国自由民主进程”。这足见西方国家不放弃任何渠道和方式对中国政府实施和平演变。而西方利益集团培养并控制的网络大V，何尝不是为了推进舆论而作出的“妖言惑众的考虑”？更甚者，为了持久地影响中国青年学生，专门特派部分美籍华人潜入我国，组成对华“战略文攻队”，并为这些华人精心设计如“企业高管”、“经济学家”、“教授”等身份，利用外资控制的网站把他们打造为中国网络空间里的“意见领袖”、“青年导师”，以影响青年学生的思想。
外部世界威胁已经如此严峻，国内改革不断深化导致局势越发复杂，身处其间的青年学生主流的政治信仰多多少少都有所影响。这一问题在1997年度至2005年度连续9年的某高校教育部师生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中能瞥见端倪：在1997年的调查中，高达99％的学生认为“邓小平理论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作用”很大或有一定作用
。2004年，92％的同学同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观点。2009年对10个城市青年的调查，问及“全球化背景下是否应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时，有84.3％的人认为“不清楚”，只有7.7％的人认为“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原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陆昊在2009年6月的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会议上也指出：“根据团中央对青年群体思想状况进行的大样本量的最新问卷调查，结果也显示，尽管爱国主义几乎得到所有被调查青年的认同，但认为应该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党领导相统一”的青年比例不足70％”。
由此可见，青年学生在受西方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影响后，其主流政治信仰发生了动摇，更凸显出爱国主义教育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虽然不能把青年学生价值失落的现实全部归因于西方价值的渗透，但高校作为社会思潮的集散地，更有允许思想交锋的学术土壤，绝对是最理想的“攻坚前线”。此外，青年学生是社会群体中思想行动的前锋，理所当然成了西方国家最希望渗透的人群
。阿尔蒙德指出：“如果个人就某个政治对象获得了一组前后连贯的信息，特别是当这些信息涉及他们自己的活动时，他们就可能对该政治对象形成一套坚定不移的信念。”而西方国家为了打破中国青年学生与党中央、团中央主导的政治社会化的连续性、一致性，使之思想意识在入学前、毕业后发生微妙变化，利用文化艺术产品和各种通俗文化进行文化渗透，利用民族矛盾、宗教组织造成信仰争端，利用扶植形成的政治化民间组织抗衡官方机构，让敏感的青年学生产生困惑和迷茫，模糊化政治立场和政治行为。在此情况下，高校共青团作为联系青年学生的组织，如何做到有效的思想引领，如何扭转“外国的月亮更圆”的错误价值观便成为当务之急
。
如果说西方政治思潮的渗透是隐蔽进行的，那么西方经济思潮的入侵可谓堂而皇之，借着中国改革开放之机，冠以经济全球化之名席卷而来。西方社会思潮中带有严重腐蚀性质的拜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物质主义思想在青年学生中悄然兴起并渐成常态
。毋庸讳言，当前不少青年学生全心沉迷于追求物质的需求与欲望之中，忽视精神层面的生活方式，对物质的兴趣完全表现在生活方式、意见及行为上
，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即为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的横行。
（一）消费主义的物质蛊惑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西方资本主义惯于追求物欲生活的消费主义文化也在全球蔓延。“美国制造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正被世界范围内所有有财力的人争相效仿，但是还有许多人是没有能力的。”美国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传播和扩散是以文化霸权主义的形式实现的。凭借着其超强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创造力，美国一方面在国内创造繁盛的物质商品；另一方面又凭借大众文化媒介和公共政策导向，促进民众参与这个最大经济体的物质消费体系和商品文化生产体系
。
美国就像一个巨大的消费熔炉，如同黑洞一般吞噬着一切财富。美国国内的大众传媒更是推波助澜，将“消费与信息”包装成“现代性”、“美好生活”的想象，大肆渲染商品的符号象征意义，影响并控制甚至塑造人们的需要、情趣、审美、基本价值、道德以及信念。这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正昭示着消费社会取代了生产社会
，并使得“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受到物质蛊惑的人对眼前强烈的物质诱惑欲罢不能，长此以往便形成了“金钱万能”的思想，传导至青年学生时便异化为强迫性消费。据《新京报》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青年学生中基于情感宣泄的强迫性消费模式比例已经高达19.4％
，成为不容忽视的危险信号。
（二）物欲化思想的相互传染
“在世纪之交的西方世界中又冒出一群以‘自然主义者’自居的后现代享乐主义者，他们在物质的占有和享受上可谓是穷奢极欲。在我国现阶段，这股享乐主义思潮的形成，不能不说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对我们的冲击有着直接的联系。”
事实上，受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消费型经济模式的影响和渗透，这种西方价值体系中的“现代病”已经在全世界蔓延，尤其是对现代化进程比较迅速的中国，其影响更是深远。
新中国的建立离不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卓绝的奋斗，艰苦朴素的传统一直是被当作主流价值观念宣扬和继承的。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中国传统的一些文化特征，比如安土重迁、厚道务实、艰苦奋斗等，也在逐渐消失。当改革开放打开国门，国人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繁华鲜亮的“发达国情”后，一种盲目的、彻底的自我否定情绪在不自信的国人身上传播，甚至逐渐发展成了另一种倾向——崇洋媚外。《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新浪网对2563名青年进行了网上调查，结果显示，59.2％的青年认为自己周边大多数国人普遍有点崇洋媚外
。更直观的表现则是青年学生中逐渐兴起对欧美时尚流行文化和服饰的崇拜，对日本电子产品、动漫产品的追逐，对日韩偶像剧的迷恋等，最终形成的“哈日”、“哈韩”、“亲美”风潮，某种程度上都是受这种心理所驱使的
。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邵道生在《转型社会中的国民心态危机》一文中就明确指出，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着“六大病态社会心理”：物欲化倾向、粗俗化倾向、冷漠化倾向、躁动化倾向、无责任化倾向和虚假化倾向
。其中“物欲化倾向”被摆在首位。这种概括可谓一语中的，准确反映了我国现阶段存在的一些病态甚至畸形的社会现象——当代中国人对物欲的过分崇拜与迷恋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这种物欲化倾向让人变得贪得无厌、急功近利，“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思想十分严重，拜金主义让人失去理性、良知与责任。尤其是受发达国家超前消费思想的深度影响，高校青年学生也未能免俗，虽然经济实力不强，却因为媚外情结和享乐主义的心理作用和盲目的从众心理倾向，大多数都乐于选择信用卡透支消费
。研究者认为，使用信用卡的青年学生，可能会利用信用卡去消费一些原本消费不起的东西，在过度追求物质享受时导致拜金主义思想，甚至价值观、人生观也会因此扭曲。
（三）物质主义流播对大学生的冲击
上述负面影响仅是冰山一角，更严重的则是在西方倡导的“唯物质论”和“金钱至上”的价值观熏陶下，心理和思想不成熟的青年学生因为对西方物质和商品的崇拜、从众、媚外产生的心理疾病不断外显，由此形成的攀比思想和炫富事件频频曝光。
近年来关于大学生校园飙豪车、微博炫大富的新闻屡有发生，非但没有让青年学生反思，反而造成了效仿之势。毋庸赘言，仅举苹果产品在中国市场的风靡便可略窥一二。《中国成为苹果最重要市场：攀比心理作祟》、《苹果三件套彰显大学生攀比心理：不良奢侈之风要刹住》等新闻频现报端，甚至出现因为刚考上大学而说出“不给我买苹果三件套，就让我在大学丢脸去吧”这样惊世骇俗之论。吉林省妇联曾于2006年至2007年对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5所高等院校的女大学生进行专题调查，只有43.7％大学生反对“傍大款”、“周末二奶”，而有21.2％的人认为“很正常，每个人追求不同”，33.7％认为“无所谓，但自己不会去做”，1％的人表示“赞成，有机会自己也会这么去做”。
2014年，东南网报道，一名大二在读的厦门女生小周相亲称要嫁身家5000万富二代。对此，厦门心灵空间资深心理咨询师林一芳指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我的世界，小周只嫁5000万元以上富二代的婚姻观与择偶标准，是很典型的物化取向。再观在网络世界中风光又沉浮的郭美美们，其微博上所标注的奢侈生活、炫耀消费、享乐主义等被冠以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幸福的名义，甚至还博得青年学生的追捧，更凸显出礼义廉耻沦为物欲主宰牺牲品的可悲事实。由此看来，倘若不刹住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之风，那么出现“宁愿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的物质女和为吸食冰毒的男性提供陪伴吸毒服务的“陪溜妹”的乱象将只增不减。
新闻和媒体中光怪陆离的案例也许是少数，但在高校中活生生的变化却不得不警觉。独生家庭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其物质生活虽然优渥，但精神层面却令人担忧。何燕辉在《当前高校学生享乐主义思潮流行现象简析》一文中援引数据指出，73％的重点大学毕业生概括自己的职业选择是所谓的“新三到”：一到国外，二到沿海，三到最赚钱的地方去
。无独有偶，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在大学中萎靡堕落、玩世不恭，产生“六十分万岁”的厌学情绪，或仅仅把文凭作为敲门砖，“理想理想，见钱就想”、“前途前途，有利就图”的价值错位更令人汗颜。一切向发达国家看齐，唯“舶来品”马首是瞻，对欧美商品名牌和影视明星盲目追逐，把“挣很多钱”、“当官发财”作为人生幸福的标准，把奢侈、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最大目标，正是物质主义时代最明显、也是最可悲的价值观
。这种情况下，传统的集体主义、艰苦奋斗思想，为社会做贡献的价值实现方式，强调修身养性、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思想，早有渐行渐远之势。正如黄水林在《和谐社会视阈下的高校人才培养研究》中的批判，“市场经济的求利性破除了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和空头政治观念，人们开始树立起重视物质利益、注重工作绩效、追求个人成就的新观念，但这也使得一些人陷入物质主义和个人功利主义，思想道德意识逐渐淡薄，开始只讲金钱、利益而不讲道义、风格、良心。”
面对西方物质主义在高校青年学生中的潜滋暗长、攀比成风之时，高校共青团更应该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相关的应对思路。团中央在这方面早已有所研判。陆昊同志在2012年3月全国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座谈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虽然物质财富创造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但无论物质财富如何丰富，物质终究不能完全替代精神的力量，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都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撑与推动……市场经济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对社会组织与个人的有效激励上，很大程度是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但我们感到，能够影响青年人行动的逻辑有三条：一是信仰，二是利益，三是感情。社会进步应该实现信仰、利益、感情对人们行动的合理平衡，不能唯利益化。青年人合理的物质利益追求应当尊重，但决不能因此就弱化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