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媒体素养研究的理论视野

谈到新媒体素养研究的理论基础，首先必须弄清楚的，是新媒体素养的研究视域。对于媒介教育，国际通信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雪雁认为，媒介教育的研究领域涉及五个相互交叉的领域，其一是教育实践；其二是教育学；其三是媒体论；其四是媒体实践；其五是公民社会。 在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中，撇开公民社会和媒体实践，仅从学科领域来看，媒介素养教育牵涉的主要是教育学和传播学两大学科，这说明媒介素养本就是学科间交叉融合产生的理论与实践，在传统教育研究和传播学研究的彼此碰撞、牵引、融合的过程中，激荡生成了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相对于传统的媒介素养，新媒体素养强调的范畴则更为广泛，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传播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新媒体技术等领域。对于新媒体素养的关注，新媒体技术论的观点曾经甚嚣尘上，他们认为新媒体素养中，技术素养是第一位的，影响公众对于新媒体接触、接受并形成与传统媒体素养相对应的媒介新兴文化，因此媒介的社会影响仅限于技术层面。和这种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人认为媒介在社会发展中无所不能，成为考量社会民主、自由与公民社会程度的重要标志。上述观点对于新媒体的思考显然是极化的，忽视了媒介技术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复杂的社会过程和社会背景，考察社会因素，特别是社会不平等与文化差异带来的多元社会结构和话语体系，这是新媒体素养应该关注的核心问题。

在对媒介素养教育目标的研究中，中国台湾学者吴翠珍认为，媒介素养教育应培养两种能力：释放（Liberating）和赋权（Empowerment）。 释放指个人在心智上能够看透媒体所建构的迷障，不被媒体言论所左右，能进行社会参与，促进公民民主素养。 赋权则是指个人有自主能力去分辨、选择和评估媒体及其内容，进而通过理性的思考与对话，去影响、督促媒体改善内容，以此提高社会的文化品质。 释放与赋权能力的培养，对于新媒体而言，既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生产空间，又提出了更高的文化要求。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大计算机和个人之间存有一种极其复杂的循环关系， 这种循环关系不单依赖媒体技术，更依赖媒介素养的提升而加速。正是基于媒介文化的不断丰富，新媒体素养教育显得愈发重要。相比于城市多元化的新媒体素养教育渠道，农村新媒体素养教育面临着诸如资源不足等农村地域独特性的问题， 因此研究农村地区新媒体素养问题，有利于对数字鸿沟的现实理解提供更加清晰的观察，由此对新媒体素养途径进行更倾向于媒介文化的广泛思考和媒介素养概念的周延。媒介教育是媒介素养作为公民社会养成实践的重要实现途径，是新媒体素养的重要研究范畴，不论是媒介教育的批判还是实践探索，首要面对的都是媒介素养教育的现实。

从公民社会的建构目标来看，媒介素养的目标在于建立理想状态下的公民社会。英国政治学者约翰·基恩在反思现代社会媒介与民主的关系时指出，一定程度上的市场竞争确实能够抵御政治专制，保障传播自由，但不受限制的市场自由会形成垄断、限制选择，要打破传播自由和市场自由之间的这一结构性矛盾，由此产生出公共服务关系的新模式。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发展非国家的、多元的传播媒介，“这种媒介既发挥着监督政治权力的作用，又成为公民在真正多元社会中，生活、工作、恋爱、争吵、宽容他人的基本手段”。 所以，在公民社会的建构过程中，多元化的媒介给予社会的是不同话语的重新建构，相互制衡。既作用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也作用于公民个体，使之成长为公民社会中合格的成员。

从系统理论的视角来看，媒介传播是社会复杂系统下的一个子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构成部分，媒介传播系统的多元化无疑为社会系统引入了新的变量，这一变量对于调整社会结构，提高公民社会各结构趋向平衡起到一定的作用。这里通过复杂系统理论能够更加准确地认识信息传播过程和媒体的运行机制。熵理论（Entropy Theory）是复杂系统理论的一个重要方法，将熵理论引用到社会研究中，可以更深、更全面分析和评价媒介传播系统在社会系统中的作用和意义。

以统计物理学的观点看，熵是系统中微观粒子无规则运动的混乱程度的量度。熵理论中，熵增加原理的社会意义在于，孤立系统中发生的不可逆过程总是朝着混乱度增加的方向进行的。 熵值增加，系统进入热寂状态，导致系统崩溃。摆脱这一结果的唯一办法就是从环境中不断地汲取负熵，以抵消熵的增加，从而使系统维持在一个稳定的低熵水平。负熵不是简单的负号之熵，而是对系统有序性的度量，负熵增加意味着事物朝着有序方向发展，是进化的标志。 在卡茨和卡恩的理论中，系统具有负熵和多样性属性。 多样性（Requi⁃site Variety）指系统的内在运作必须和所处的环境一样复杂多元，只有对多样性进行内部控制，系统才能应对环境带来的多样性的挑战。

媒介与民主之间的结构关系，实质上就是系统负熵的引入过程。在非民主化政治制度下，政治专制是不以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为因果指标的，而且随着社会发展，社会各子系统产生的熵值趋向于不断增加，社会的话语结构也向着单一的、专断的方向发展。随着熵值增加，达到一定量值时，社会政治子系统面临着系统崩溃的可能，要减少熵增就需要开放边际，同时从其他子系统中引入负熵，以中和不断累积而增加的熵值，在社会各子系统变量中，媒介传播系统无疑是最有资格作为引入负熵的来源之一，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媒介的多元化和独立性。因为考虑到市场化发展需要，媒介的话语权是多元、分割和独立的，因此媒介传播的不同声音，可以澄清事实真相、传播民声民意，同时也能够娱乐大众，成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成元素。当然，新媒体的崛起对于媒介系统的多元话语构成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媒体素养近年来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其重点已经逐渐从传统领域的“媒介”转向了“素养”，大众媒介也越来越被认定为一种社会机构，整合了多种社会团体（政府、学校、家庭、教堂、自由团体等）和职能的社会机构。惟其如此，托曼和乔尔斯才格外重视作为媒介素养重要特质的批判思维和质疑原则。

如果说媒介传播是社会复杂系统的负熵引入过程，使得社会发展向着以包容不同意见和舆论为标志的多元主义的公民社会迈进，在强有力的传播制度保障下，特别是新媒体广泛发展的前提下，媒介传播系统成为公民社会建设的重要指标和变量，那么对于媒介传播而言，理解和运用媒介，使之向着有秩序的信息舆论形成方向发展，则构成了以媒介系统为主要考察对象的新思维方式，同时也强调了边际开放并引入负熵的完整过程。负熵的引入，使得媒介对信息传播过程的影响力更趋于理性，实质上这样的过程就是媒介素养的理论与实践过程，因此，媒介素养之于媒介系统而言，虽不是可以观瞻的媒介内容实体，却也是影响媒介传播、扩散并影响社会公民素养最终形成的重要因素，其所强调的“赋权”，既是对媒介素养的思考，也是对主流教育的回应。

一、新媒体素养理论模式建构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与互联网等新媒体相伴衍生的互动传播模式，其广泛的参与性成为公众使用媒介的重要特征，媒介融合的大趋势又对媒介生态、公众自身发展及包容性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也将媒介素养研究带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活跃时期。基于此，学者们穿梭于媒介素养、信息素养、数字素养、新媒体素养、互联网素养等概念之间，媒介素养的研究范式也在不同的范式之间交互摆动。

在不同的媒介时代，不同媒介模式与不同媒介文化决定着媒介素养有着不同的内涵与外延，因此对于媒介素养的理解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着。从媒介素养纷繁复杂的表象来看，显然，这是一个从“知其然”发展到“知其所以然”的过程。在媒介素养的研究领域，学者们往往习惯于以一种横向思维来强调媒介素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加拿大媒介素养的八条理念，其所考虑的主要是从媒介内容分析和使用的角度来认识媒介素养，并未从系统的角度对媒介本质加以分析阐述。这种横向的研究比较，除了忽略了媒介素养的历史沿革，也忽视了媒介传播作为社会复杂系统子系统的综合作用。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先从媒介素养的历史性着手，从媒介技术的历史变革与公众获取信息能力的对应关系，来探析媒介素养的历史属性。通过媒介素养的历史发展，引导我们通过媒介素养的变易之相与不易不本，来理解新媒体素养的内涵理念。

媒介素养的历史性，源于对媒介本质的思考，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讯息”，强调不论传播渠道如何改变，其讯息载体的本质并未改变。基于历史观的层累与考量，有学者指出，媒介素养是一个具有历史特性的概念，它不依视觉素养、电视素养、网络素养等概念而单独存在，它本身是一个抽象的集合概念，是一种历史存在。 这种观点的支撑是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讯息”的历史分析法以及“媒介四律”（Tetrad）的结合。其中，“媒介四律”表述如下：

1.（媒介和技术）延伸/强化/提升（extend）了什么？

2.（媒介和技术）废弃/削弱/取代（obsolete）了什么？

3.（媒介和技术）重视/找回/恢复（retrieve）了什么？

4.（媒介和技术）逆转/推倒/（reverse）了什么？

按传播的口语、文字、印刷、电子、新媒体网络传播五个历史阶段，媒介和技术在延伸/强化、废弃/削弱、重视/找回和逆转/推倒四律中，不同传播阶段对认知个体媒介素养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挑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媒介传播过程的历史性决定了媒介素养的历史发展与存在，因此媒介素养作为抽象集合概念，不能为其他概念所替代。

在传播的五个历史阶段中，除了口语的原始传播，其他传播都可以看成媒介传播，传播内容随着传播媒介的升级变化而不断地进行着不同符号意义上的强化，从文字的出现到强化，到视听语言的提升，这种升级的完成并不意味着简单的逆转和推倒，而是有所取舍的累积式的技术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媒介素养的本质并未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是媒介技术有所强化。不过，如果不是从技术的层面来看待媒介的层级发展，而是以媒介文化特征加以分析，就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传统媒介 主要通过单向度线性传通，完成信息的传受过程，正是因为这样一种主观性强的传播模式的客观存在，所以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西方传播理论学者提出了“魔弹论”，强调信息的单向影响，这种传播模式必然带来不同的媒介素养的理论基础。早期的媒介素养就是建立在媒介批判的基础上的，其主要强调的是强势媒介影响和主导下的媒介负熵变量的引入，其范式的建构总是大同小异的，并没有改变媒介批判的实质。在“视界政体”主体中“看”作为信息传播的关注点，传统媒介对于信息传播的社会化过程强调的是“看”的质量，由此校正传统媒介对于新闻传播框架的架构的范式，引导信息传播向着规范可控的方向发展。新媒体主要通过交互传播等综合能力，跨越信息自由传播的泛媒体，建构高度融合的超媒体。从这样的视角来看，媒介素养没有必要根据媒介平台单独加以建构，也不必从媒介发展的历史必然出发，从技术升级的角度，提出媒介素养作为抽象集合的概念不可替代。媒介素养概念不可替代论的实质是技术决定论，强调的是技术升级对于媒介平台的影响，如果从媒介传播系统作为社会复杂系统的组成部分，以及媒介素养参与公民社会基本素养建构的视角来看，媒介素养的概念则显得过于宽泛。面对媒介技术的不断升级，人们对于媒介素养内涵外延的解读也莫衷一是，因此，面对公民社会建构过程有着强势影响的新媒体，有必要建构一套统一在媒介素养概念范围内又不同于传统媒介素养范式的新媒体素养范式，这是新媒体快速发展的需要，也是建构一套区别于传统媒介素养理论范式的需要。基于上述原因，致力于新媒体素养范式的建构与研究，并寻求新媒体素养理论与实践，成为本书研究的出发点。

对于研究而言，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厘清相关概念范围并提出可供借鉴的操作模式，我们借鉴相关学者有关媒介素养理论研究模型，进一步澄清媒介素养研究的理论范畴和内涵，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以交互为模式特征的新媒体素养的理论范畴和内涵。如图 1-2 所示。在这一理论模型中，媒介素养本身作为一个复杂模式，内涵和外延都比较宽泛，若以达成公民社会的重要构成的媒介使用作为关注指标的话，通过社会政治的认知和参与，以及人际间的沟通以达成信息交流共享，由此形成人际传播为特征的泛媒体传播模式。

应该说，图 1-2 中媒介素养概念的理论模型在充分考虑传统媒体各要素间的作用，如人口学变量、政治认知等要素的同时，也考虑到新媒体的要素影响，强调了人际传播与媒介参与的交互作用。对于眼下的泛媒体时代，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均发挥着重要的传播作用，因此建构这样一种线性的，同时又有多个变量影响的媒介概念理论模型，可以全面考察影响媒介传受的各个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当然，任何一种模式都有其缺陷，这一模式在强调媒介素养培养过程的同时，未能强化新媒体的交互共享式影响，其所产生的理论范式缺少对新媒体素养概念的特别关照。由媒介使用形成对于媒介参与和相关的功效的意识，其实质是从“看”到“被看”的主观被动向主观能动的参与意识，最终强化为文化意识上的媒介素养，这正是新媒体素养理论范式所强调的，也是我们所着力建构的新媒体素养理念范式。为此，我们尝试设计一个复杂的伞状结构的新媒体素养概念理论模型，在要素的选取上参考图 1-2 中的相关变量，同时加入各相关变量之间的相关作用特点，建构成图 1-3 的模型图。

在新媒体素养理论模型中，人口学变量作用于媒介行为各个阶段，包含了复杂的认知过程和心理动因，是公民社会形成过程中建构多元语境和复杂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在目前中国的新媒体素养教育途径中，尚未形成政府教育机构的规模教育体系，即使是民间的NGO组织也并未形成组织系统，确切地说民间的新媒体素养教育正处在从无序到有序的自组织状态，因此媒介知识、媒介技能以及对媒介社会功能的认知，受到政治思维的影响， 亦受到了复杂社会关系的影响。政治思维、社会关系通过政治认知和人际沟通的双向过程，完成了新媒体使用。与此同时，通过新媒体使用形成从虚拟到真实的社会关系，并强化政治认知乃至于建构起新媒体思维下的政治思维。已知的媒介知识与技能在自我建构过程中完成新媒体的使用，新媒体使用又对媒介知识与技能的积累起到了客观的推动作用。新媒体使用的结果决定了功效意识的形成，包括个体的自我赋权和自我表达，视域表达过程中“看”与“被看”的相互作用。整个模型中，新媒体使用要素处在核心位置，如同操控机关，决定“伞盖”张开与否的手柄，是新媒体素养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元素，这也是新媒体素养伞状复杂概念的有趣解读，也是媒介素养升级到 2.0 时代的具体特征。

二、研究重点和方法路径

早在媒介素养研究进入我国后，就曾受到学者的强烈关注，相关研究也伴随媒介素养重视程度的日益提高逐渐为普通大众所接受。与此同时，新媒体素养也开始引起关注。与媒介素养概念认同度较高不同的是，新媒体素养不论是在名称使用，还是在其内涵挖掘上仍然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早在 1994 年，美国学者麦克库劳（C.R.McClure）就曾提出网络素养（Network Literacy）的概念，认为网络素养包括知识和技能两个方面。 我国学者除了把新媒体素养笼统地归结在媒介素养中并加以单独论述的研究成果外，单独针对新媒体素养的研究尚未出现，目前，国内学者对新媒体素养的关键词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媒体素养”“网络素养”“网络素质”“网络信息素养”“计算机素养”和“数字素养”等几个方面，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对这一概念在国内外新媒体素养研究领域的发展过程获得较为清晰的认识：学者对于新媒体素养研究所强化的，仍然是知识和技能这两个主要着眼点，这种表述虽然没有技术至上的明确表述，但其对于新媒体技术的推崇显而易见。这在以网络为主的新媒体刚刚兴起，其技术影响大兴其道时尚可以理解，若把新媒体使用过程中社会关系、人际社团关系等复杂社会系统的相关变量考虑在内，那么这种仅仅关注技术知识和能力的定义范式显然有所缺失。

（一）新媒体素养需要寻求的研究重点

根据对中国期刊网（CNKI）研究样本的取样分析，我们了解到目前有关新媒体素养理论研究尚存在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1.基本概念与内涵仍需要进一步廓清，这关系到能否最终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创制自己的研究方法。

从早期来看，“网络素养”和“网络媒介素养”的概念占据研究的主流，而最近一段时间，随着其他新兴媒体不断出现，甚至于传统媒体通过技术升级也成为不同以往的媒介传播新渠道，网络媒体无法概括全部新媒体特征，其概念的内涵仅局限于互联网，对于更为广泛，特别是正在产生重要影响的移动互联网等并未考虑，其内涵随社会的发展更新不够，其最基本的概念界定和共识达成仍需时间的检验。

在对媒介代级层次的分析过程中，目前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范式。其一是多分法。这其中也包含多种不同的分法，按传播史划分的五分法包括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五个历史阶段，若按媒介代级划分显然会出现明显的重叠部分，如文字传播和印刷传播。目前普遍的四分法把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媒体根据历史上出现时间早晚分出代际，这种代际划分依次把四种媒体称为第一代媒体、第二代媒体、第三代媒体和第四代媒体。这种基于现代媒体的代际划分对于前面出现的报纸、广播和电视尚可以接受，随着技术发展的代际时间差不断缩短，从互联网出现到现在二十年时间，除互联网自身不断技术升级外，智能手机、数字电视等带有强大交互功能的新媒体也开始出现，如此一来，若仍以代际划分，势必已经出现第五代和第六代新媒体，本来以时间差为区隔目的的媒介代级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其二是二分法。考虑到现代媒介的发展历史，尤其是近年来媒体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冲击，把媒介代际整体划分为两个层次：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传统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新媒体则以网络媒体为主，还包括不断加入的智能手机、数字网络电视等。二分法强调的不是媒介的传播渠道，而是传播理念的变化。从媒体使用来看，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主要区别有三点：

（1）服务层面区别：可定制与不可定制；

（2）使用功能区别：可复制与不可复制；

（3）人机关系区别：可交互与不可交互。

从媒介使用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在尝试建构媒介素养研究概念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媒介使用方式及完全不同于传统“传”“受”的模式，通过二分法强化新媒体的概念及其现实意义，对于建构新媒体素养概念来说，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2.特定研究对象的目标和内容仍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扩展。

在有关媒介效果的研究中，受众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从认识论的视角来看，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受众作为信息收受者（收受主体）与信息生产者（本位主体）一样，均可以看作是信息传播过程中的主体，他们共同作用于被主观改造的信息客体（新闻事实文本）。根据信息传播环节的角色不同，上述两个主体又被称为“前在主体”和“后在主体”。 实际上，受众虽然作为“后在主体”而存在，但其在传统媒体语境下所能发挥的主观能动性相对有限，处在线性传通过程的末端，无法直接参与线性传播的信源选取、议程设置和信息生产，在这样一种语境下研究信息传播系统中的受众，只能基于信息传通效果、舆论形成以及认知差异等方面展开，其实质不是作为受众的主观能动的信息，而是作为信宿的信息收受效果如何。在新媒体语境中，受众往往作为新媒体传播过程中信息收受主体而存在，其内涵却已经发生了变化。最大的变化在去除中心化的新媒体传播活动中，受众与信息生产者的身份进一步整合。在一个信息传播过程中，信息生产者（本位主体）与信息消费或收受者（收受主体）呈现出一体化的倾向。每一位在新媒体上发表信息或言论的人首先是新媒体的受众，单一信息在新媒体空间中可以成为信息聚合的核心，而包裹着多元化的评论则附着于信息之上，这种聚合过程中发帖者既是信息生产者也是信息消费者，围绕着同一议题，成百上千的受众以匿名的身份展开讨论。

那么，新媒体语境中的受众究竟如何来重新确定其身份呢？与传统媒体单一信息收受主体不同的是，我们通过二元分析的方式重新审视受众群体：从信息生产的角度看他们是信息生产传播者，从信息传播效果看他们又成为信息的收受者，即受众。他们作为传受一体化的个体存在，享有信息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权力。如此看来，新媒体中受众的概念并不准确，杨继红总结后认为：当“信息传播者”和“信息接受者”身份变得难以确定时，似乎只有一个称谓对其而言是准确的，那就是“新媒体使用者”。 与受众单纯强调信息接收者身份相对应的是，“新媒体使用者”突出的是个体使用新媒体的过程。不管怎样，“新媒体使用者”作为特定指称尚可以理解，但作为一个与传统媒体“受众”概念平等的概念则显得过于繁复。

霍姆斯认为，新媒体带领我们进入现代大众媒介的“第二代”（Second Media age）。同第一代新媒体不同的是，新媒体增加了互动性和多元性，在推陈出新的新技术支持下，信息不论是在生产、传播还是在加工反馈环节，都有着显著的灵活性，由此促使“与众”（Prosumers） 这个概念成为现实。信息传播子系统中，新媒体个体既是信息生产者、传播者，也是信息的消费者；他们既可以是单一信息一次传播者、二次传播者，也可以成为裂化传播过程中的一级；他们既可以只是单纯的信息围观者，也可以成为虚拟媒介，充当媒体职能。如一些拥有百万“粉丝”的“微博大V”，他们的微博更新速度极快，信息量堪比一些独立生产的中等媒体，而因为他们名人的身份又享有较高的新媒体声望；他们整合信息资源过程中，既传播个体声音，也转载他人，包括部分“粉丝”的声音，成为信息聚合的直接源动力。因此，所谓新媒体个众，就是在新媒体传播过程中，参与信息生产、传播的媒介单元个体，包括自然的个体，以及企事业单位组织等。

除了新媒体个体研究外，在新媒体个体微观的层面上目前的研究也尚显不足。大多数学者仍偏向于从新媒体的技术特征出发，在讨论其给各个群体带来的负面影响基础上给予新媒体素养教育策略与建议，而且这些建议往往过于宏观，缺乏微观层面的关注，缺乏可操作性。事实上不同群体的网络素养研究领域仍有待扩展，如农民、留守儿童、少数民族、妇女群体等。

3.新媒体素养教育理论框架存在严重的局限性，缺乏时新性和开创性。

对于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目前主要的理论支撑均来源于国外先进理论的引进和更新，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国内理论基础研究相对滞后，特别是近年来新媒体发展速度一骑绝尘，相关研究还限于国外理论引进与吸收的初始阶段，无法考虑现实条件下本土化视域下的媒介素养理论的建构问题。然而，与国外新媒体技术发展相比，除了技术上的高相似度和可比性外，与社会关系、人口学变量等相关的新媒体文化则相去甚远。因此，如果不能够考虑国内新媒体发展的产业实践，只是在国外理论引进上下功夫，依样画葫芦，那么国内的新媒体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永远也无法建构起有本土特色的新媒体教育范式。要改变目前的新媒体素养教育理论研究现状，需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1）深刻了解国内新媒体素养教育的现状。眼下一提到媒介教育，研究者往往就会提到中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这是因为目前中小学教育机构以及大学都开设有计算机类的选修或必修类课程，因此将媒介素养教育与这些带有明显技术普及意蕴的课程开设联结在一起，形成一定的关联性。这样的研究思路看起来无可厚非，但是这些教育单位开设的课程实质都是技术运用上的课程，如果说和新媒体素养中技术知识培养尚存有相关性的话，那么和媒介素养相比较，则显得风马牛不相及。因此国内新媒体素养教育现状的研究，看似是实证性的内容分析，实则是缘木求鱼似的人为叠加整合，其结果是无法触及到问题的本质，更无法提炼出相关的理论范式。因此要深入研究新媒体素养教育，首先要通过大量的观察了解，获得足够的数据支撑，并据此提出与国内新媒体素养教育环境相适应的理论模式，这也是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

（2）根据国内新媒体素养教育现状，在借鉴国外先进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国际化视野和民族化的策略探讨，提出有针对性的新媒体素养教育策略。新媒体素养及其教育并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学者深切呼唤的表象上，一些学者就新媒体素养教育这个议题提出各种教育设想，涉及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多个主体。其中，有探讨教师新媒体素养及其教学设计的，提出教与学并重的网络教学结构，既重视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又强调教师的教学主导作用；也有提出以网络知识为基础，网络意识为动力，网络道德为保障，网络能力为核心的结构式教育模式。这些模式在理论建构上都具有一定的价值，甚至借鉴了国外媒介素养教育的一些先进元素，但问题是一方面没有考虑新媒体素养建构的实际，一方面只针对特定学群结构，缺乏普适性价值。要改变这些现状，既要考虑国内新媒体发展实际，也要寻求具有普遍意义的新媒体素养教育策略，做到有的放矢。

4.以社会现象为研究视角的新媒体素养理论更应该充分考虑深入的系统化理论探讨，这样才能引起社会持续的关注。

新媒体素养研究要想深入发展，理论探索和实践研究都应不断深化，如何避免研究内容出现雷同现象，如何对新媒体素养培养体系和策略途径进行创新并对其进行评价显得至关重要，未来的新媒体素养研究将更关注本土理论创新和实践问题。在理论研究方面，本土化的理论体系建设将成为重要的研究主题；在实践方面，具体的新媒体素养培养体系创建和教育策略设计，以及新媒体素养培养课程的设计与开发将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同时，在拓展研究对象的基础上，量化研究将更为科学系统；在研究方法上，应该引入跨学科研究方法和多种研究方法综合的研究思路。

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是人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其对自然和人类社会认识方式的提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法国人类学家李维·史陀看来，人类的思想是各种自然物质的贮存库，从中选择出相关的成分，就可以组合成各种不同结构。 这种思想强调继承综合研究的人文科学传统，提出了“体系论”和“结构论”的研究思想，强调从系统的角度来研究它们的结构性和规律性。新媒体传播过程涉及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系统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范畴，为此我们在充分考虑学科知识引入的基础上，通过建构体系，引入相关学科的科学思维，最终建立起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此外，目前有关新媒体素养的研究方法仍以定性分析和思辨研究为主，缺少田野调研和以内容分析法为主的综合性研究。近年来虽然涌现了一些结合定性定量分析的综合研究，但是调查设计往往过于简单，很少涉及变量之间的关联度分析，而多学科的交叉分析、多样的研究方法和跨学科领域的分析是寻求理论和实践突破的着力点。从系统结构的角度分析，强调系统的整体性和多学科领域的综合作用，是建构起新媒体素养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与手段。

（二）研究方法与实现路径

新媒体传播的评价与控制研究，具有学科交叉性、前沿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影响因素也是多变量、多因素的。本书使用了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教育学、系统学、热力学统计物理学和协同学研究中的几类研究方法和理论，通过文献研究、中外比较、个案分析、实地调研、个案分析、体验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并采取抽样调查，对用户进行了问卷调查，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同时，运用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理论”（Use and Gratifications）、“创新理论”（ Innovation Theory），协同效应下的“自组织原则”对新媒体素养的影响因素、建构形式与过程进行系统的分析。

1.调查研究法（Survey Research）

测量新媒体传播效果的常用方法有书面问卷、电话交流、面谈或网络调查，通过这些调查方法用来评估：

（1）个人与媒体的接触情况；

（2）个人受新媒体影响的类型和范围；

（3）通过对新媒体人际沟通的脉络调查确定新媒体素养形成的途径。

在有关的调研过程中，还应该考虑以下的标准，首先假设的原因和预设的效果必须相对应，能够通过相关的调查研究予以确定。其次，假设的原因必须先于假设的效果，这是使用调研方法时确定传媒效果的一个难题。如评估假设的原因（如参与网络暴力游戏的时间长度）和预设的效果（如产生社会暴力倾向的可能性），这个时间序列或时间顺序不能被确定。

在对具体的数据统计过程中，我们拟采用数据赋分统计等办法，对人际沟通、媒介素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性进行统计与测量，通过内容分析法获得直观数据。

2.实地测量法（Field Experiments）

在现实社会中进行的实验，较实验室测量和调查研究法在传媒效果研究中运用得多 实地实验不能像实验室实验一样采用很多的实际控制方法；然而，实地实验控制允许研究人员更多控制外部或干扰的变量。在有关新媒体素养的指标测量中，有着传统媒介素养无可比拟的优势，可以通过最低程度的介入，减少外来噪音干扰，使得新媒体活动更接近实际情况。我们采用在线民族志的方式，观测一个网络社群内部的虚拟社会关系，以及每个个体在其中的行为，这种行为与其他群内关系是否存有相关性。此外，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实地测量，特别是选取一些相对闭塞的偏远农村地区作为测样点，其准确度相对较高，获取的数据也更加真实可靠。

3.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

内容分析通常用来调查某种特定传媒信息的存在、缺乏或者数量关系，这一信息被认为能促进某种类型的影响。 内容分析法是新媒体研究一个重要的方法，对于以媒介信息文本为内容分析对象的研究方法，其可以确定这一类型信息对使用群体的特定影响。在新媒体素养相关的文本研究中，统计参与新媒体传播活动人的信息生产文本，可以作为特定人群媒介使用的倾向性特征。例如，通过对农民工使用新媒体的方式，发表帖文的类型、数量、时序特点等各种文本内容，确定农民工的新媒体使用倾向，由此判断其新媒体素养的量化程度。

4.系统综合法（Meta-Analysis）

通过对新媒体传播系统整体的考察，包括其作为社会复杂系统的子系统与另外的传统媒体传播系统之间的相关性，信息共享、产业融合以及边际流动等，形成一个完整的把握。与其他研究方法不同的是，系统综合法并不关注原始数据的搜集与整合，而是对已知给定主题的经验研究的调查结果加以整合，以提供一个丰富的“大的轮廓”。一项较好的系统综合分析能够对传媒效果提供总体上的分析说明，然后通过这一报告与传统、叙述性的文献评论结合起来对系统内形成的新媒体传播效果提供进一步的透彻分析。

新媒体素养广阔的学科背景，以及在教育推广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诸多广泛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我们采取多元开放式的研究思维，强调学科之间、多种理论之间的交叉与整合。相对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内容，媒介素养是一个尚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学术问题，更是一项社会事业，而新媒体素养因其牵涉的学科更加丰富，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具有较大的匿名性特点，应在观念启蒙、形成共识的同时，更多考虑到其社会关系的影响，以及人际沟通在其中的作用过程，这些都是新媒体素养需要关注的方向，也是本书确定的研究重点。 W4XggQDAckBEsLwGMxFVMnEIVm6a5Wo7IC9CetdFJPRT33GAiXd3J60kSyIGck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