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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主要是指地方政府为了完成自己的职能和取得所需要的商品和劳务而进行的多种形式活动的财政资金支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方政府的政策选择，是地方政府行使并实现其职能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财政管理体制极大制约了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的提升。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府也要相应地转换职能，尤其是初步建立公共财政框架成为我国当前财政改革的一个发展方向，因而财政支出结构也要随之进行必要的调整。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深刻变化中，公共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公民利益主体意识的觉醒、绩效评价理论的发展等因素都呼唤着对公共财政支出体制进行改革。
按IMF《政府财政统计手册2001》统计口径计算，2010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108957亿元（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包含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的重复计算部分），占GDP的比重为27.4％；政府支出为110502.56亿元，占GDP的比重为27.8％。如此高比例的公共财政支出使它成为了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根据郭梦芸在《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变化的实证分析》中的研究，指出改革开放后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运行的曲线呈现先逐年下滑而后又逐年回升的特征。
公共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使政府具有更为有利的宏观调控基础和更为广泛的宏观调控工具。政府凭借公共财政支出广泛介入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保障了我国基础设施行业、重点行业的投资水平，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必然在国民财富的分配中挤占了社会、企业、公民的经济资源，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导致了“国富民穷”的出现。
在资源管理学领域中，“公地悲剧”是一个比较著名的理论。当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时，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权使用资源，但没有人有权阻止他人使用，由此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即为“公地悲剧”，如草场过度放牧、海洋过度捕捞等。公共财政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公共财政支出缺乏监督、支出结构缺乏效益、支出范围过于广泛，进而导致了公共财政支出绩效处于低水平。特别是在公共财政规模不断扩大的今天，“公地悲剧”现象显得更为突出。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领域中“缺位”与“越位”并存，地方财政支出侧重于经济领域，导致民生领域的财政投入比重偏低，社会建设比较滞后，财政支出绩效比较低，这些现象导致了公众对某些地方政府不满意，对地方政府的威信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各个部门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财政支出资金，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高效以及廉价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新课题。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在很多时候，人们往往把集体利益等同于个人利益，认为只要集体利益得到维护和发展，个人利益也一定能够得到维护和发展。事实上，改革开放之前的制度设计中对于利益的分配也主要是遵从于这一原则，国家对经济资源的分配是以各个层级的集体为单位，对个人进行平均分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原有的单一利益主体结构被打破，利益主体趋向多元化。在一个正常社会中，任何一个均衡的利益格局都是各个利益主体之间博弈的结果。而随着市场细分的深入，利益主体的分化也在进一步加快。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利益主体也必然走向多元化。多元的利益主体也就是指在一定范围内的需求和利益并不是指向单一的主体，而是存在着许多主体共同指向同一事物。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放开、放活”的经济发展指导思想下，出现了数目繁多的企业，各个企业之间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有的企业之间的利益甚至会有矛盾，从而形成一种竞争关系。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催生了利益单元的多元化、复杂化，而利益单元的多元化、复杂化又进一步导致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复杂化。
在这一背景下，作为个体的公民利益意识逐渐觉醒。以往一心为集体服务、为集体做贡献的意识逐渐淡化，公民争取个人合法、合理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意识得到强化，并且更为主动，出于对个人自身利益的关注和追求，公民越来越强烈的要求政府合理分配公共财政，使公共财政支出满足自身的需要。实际上，公共财政支出规模与公民对公共财政支出绩效的期待存在很大的矛盾。因为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不尽合理，行政管理开支和经济建设开支过大，民生支出相对较少。在公民的呼吁下，政府部门已经开始关注公共财政的“公共性”，要求更多的关注民生。例如，2010年1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同志在全国财政工作座谈会上就专门强调，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公共财政优先方向。
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利益主体意识的觉醒呼唤公共财政的“公共”职能，在“国家财政”、“政府财政”向“公共财政”、“民生财政”的转变过程中，公民利益主体的地位也会进一步确定和维护，反过来又将促进公共财政资源的合理使用。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浪潮。这场改革浪潮，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席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公共部门管理变革运动有诸多称呼：“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典范”或“企业型政府”。这场运动以改善政府行政绩效、提高政府行政质量、迎合公众公共需求为目的，受到了公众、学者和行政官员的欢迎和推动，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这场运动诞生了新公共管理理论，使绩效评价理论得到了发展和成熟。
绩效评价理论基于政府与公民的委托—代理理论，使用一系列绩效评价方法和技术，对政府行政绩效进行客观评价。政府绩效评价毫无疑问能够弥补政府与公民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使公民能够对政府官员及行政管理活动进行有效监督。由于公共财政支出信息具有易于获取、易于计量等特点，对其绩效进行评价更为科学客观。因此，绩效评价理论的发展与生俱来的便于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考核联系在一起。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理论，并在公共支出评价的时间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绩效评价经验为世界各国提供了良好的参照蓝本。
新公共管理运动兴起和发展的过程，正好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起步和发展的过程，西方绩效评价理论也渐渐传入我国。虽然从西方引入绩效评价才近十几年，但是我国学界和政界都将绩效评价理论视为改善政府工作、推进政府行政改革、建立“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工具。一些学者积极将西方绩效评估基础理论、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实践经验等引入我国，同时学者们结合中国自身实际情况进行了政府绩效评价研究方面的有益探索。这些学者的努力使中国政府绩效评价理论得到较快的发展。在学界的积极推动下，中国首家地方政府绩效评价机构—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中心于2005年1月在兰州大学成立，成为中国政府绩效评价研究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此中国政府绩效评价研究进入快车道，并日益引起政府官员和公众的关注。在实践中，我国政府绩效评价也在蓬勃展开。各级地方政府积极将绩效评价理论运用于实际工作中以提高政府行政绩效，并出现了几种值得推广的绩效评价模式，例如福建省的效能建设模式、甘肃的“第三方评估”模式、青岛的目标责任考核模式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政府绩效评估与电子政务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很多地方政府建立了政府绩效评价网站以供公众监督，如张家界、吉林、南京等地。这一做法使绩效评价工作监督面更广、更直观，因而推动了政府绩效评价的发展。
正是基于以上几点因素，公共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具有必然性和可操作性。十八大报告在阐述政治体制改革的篇章中，专门提到了“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就是要实现政府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都应该上报人大审批，进一步推进民生财政建设，推进公共财政使用效率，切实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其实质就是要通过公共财政来提高公众的幸福指数。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核心内容在于提高广大公众的生活幸福感，地方政府应该充分利用财政资金为公众提供高效、廉价、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本课题尝试将公众（顾客）满意度理论和模糊多属性评价理论引入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中，构建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公众满意度测评指标体系，利用基于期望值的模糊多属性的分析方法对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公众满意度和绩效进行实证测评，以期全面地、客观地反映出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使用效益评价的现状与公众期望之间的差距，引导地方政府主动树立服务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倾听公众的话语，分析公众不断变化和增长的公共需求，采取有力的措施，提高财政支出资金的使用效益，为公众提供更加高效、廉价、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