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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自入关以还，内廷即盛行演戏，其中尤以高宗乾隆时期最称鼎盛。王芷章在《清升平署志略·引论》曾对此有所考论：
予尝考清自开创，以迄乾隆初岁，经百年之修养生息，与民更始，故寰宇太平，财库充裕，高宗以好大喜功之心，国势值如日方中之际，故遇事豪奢，铺张尽力，何况母后之寿，觞彩攸宜，致孝父母，圣贤所重，每逢诞生之辰，辄思莱衣之舞，亦为人子所宜者；于是广征百戏，用备承应，并招集各省伶人来京奏演。……自是以还，而徽调、鄂调、西秦腔诸民间俗讴，所谓乱弹者，亦接踵而至，京师演戏之盛，遂甲天下，故吾又以功归之清帝之倡导也。其表现于外者如此，而施用于内者，则成立南府，专供演戏，又以其他杂技百乐附之，历选苏、扬、皖、鄂各地伶工进内教演，自乾隆初岁创设，至道光七年改名“升平署”，迄宣统三年止，计有近二百年之历史，所自编与所尝演之戏，又不下数千余种，开旷代未有之局，创千古罕睹之事，岂不伟欤！
帝王本人的好尚加之国力昌炽，这一时期，不仅有各地名伶辐辏京城，促成了清代中期曲坛花雅争胜局面的形成；宫中亦完备、扩大了原有的戏曲演出机构南府，确立了内三学与外二学的规制，并另在景山增设外三学，一起承应内廷演剧之需。
除却演出活动的盛况空前，王芷章所提到的内廷戏曲的编创活动同样在乾隆时期达到顶峰。现有清宫文献遗存中，不仅有规模恢宏的连台大戏，更有诸多兼备礼乐功能的月令承应戏与庆典承应戏。清宗室昭梿在《啸亭杂录·大戏节戏》中对乾隆时期内廷戏曲的编演进行了描述：
乾隆初，纯皇帝以海内升平，命张文敏制诸院本进呈，以备乐部演习，凡各节令皆奏演。其时典故如《屈子竞渡》，《子安题阁》诸事，无不谱入，谓之月令承应。其于内廷诸喜庆事，演奏祥徵瑞应者，谓之《法宫雅奏》。其于万寿令节前后演奏神道添筹锡禧，以及黄童白叟含哺鼓腹者，谓之《九九大庆》。又演目犍连尊者救母事，析为十本，谓之《劝善金科》，于岁暮奏之，以其鬼魅杂出，以代古人傩祓之意。演唐玄奘西域取经事，谓之《升平宝筏》，于上元前后日奏之。其曲文皆文敏亲制，词藻奇丽，引用内典经卷，大为超妙。其后又命庄恪亲王谱楚、汉《三国志》典故，谓之《鼎峙春秋》。又谱宋政和间梁山诸盗及宋金交兵。徽、钦北狩事，谓之《忠义璇图》。其词皆出日华游客之手，惟能敷演成章，又抄袭元、明《水浒》、《义侠》、《西川图》诸院本曲文，远不逮文敏多矣。嘉庆癸酉，上以教匪事，特命罢演诸连台，上元日惟以月令承应代之，其放除声色至矣。
这些内廷承应戏曲，虽或在题材和内容上模袭了前代诸多名作，但其规模之弘大、构思之精巧、声腔之丰富，特别是其中无处不在的对所谓圣天子承乾垂化、治礼作乐的颂扬，既满足了皇室演剧娱神娱人的双重需要，亦昭示出乾隆皇帝本人的盛世鸿图。然而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君师合一、乾纲独断的极权政治对道统、文统的强力渗透，就戏曲编演的整体发展观之，则未必是福。内廷承应戏曲编演之大胜，亦反过来兆示了清中叶文人传奇及杂剧式微之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