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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时期，是清代戏曲发展的捩转期，也是古代戏曲史上的重要阶段。吴梅在《中国戏曲概论》一书中，曾评价有清一代戏曲发展的整体态势说：“乾隆以上有戏有曲，嘉道之际有曲无戏，咸同以后实无戏无曲矣。”
恰如吴瞿庵所言，乾隆时期正处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上——戏曲演出活动热闹非常，但雅部昆腔却受到诸多花部新声的挑战，文人戏曲的创作也呈现出创新不足的疲怠之态，并由此导致戏曲的编演渐由以剧作家为主导转向以演员为主导，降至嘉道时期形成了有曲无戏的局面。乾隆时期在清代戏曲发展史上的独特性就在于，这是一个演剧大盛的时代，同时又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文人戏曲由盛而衰的低潮阶段。一荣一衰，对比明显。因此上，发掘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也就具有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较之清代的其他时期，乾隆时期的戏曲研究一直是学界瞩目的焦点之一，研究成果也堪称宏富。以下，本文将从“戏剧史与戏曲史”、“专题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三个方面，对乾隆时期戏曲研究的现状加以概括与梳理。
（一）戏剧史与戏曲史
作为中国古代戏曲研究的先导之一，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是较早关注清代戏曲的研究著作，书中总论清代戏曲曰：
清人戏曲，逊于明代，推其缘故，约有数端。开国之初，沿明季余习，雅尚词章，其时人士皆用力于诗文，而曲非所习，一也。乾嘉以还，经术昌明，名物训诂，研钻深造，曲家末艺，等诸自郐，一也。又自康乾以后，家伶日少，台阁巨公，不憙声乐，歌场奏艺，仅习旧词，间及新著，辄谢不敏，文人操翰，宁复为此？一也。又光宣之季，黄冈俗讴，风靡天下，内廷法曲，弃若土苴，民间声歌，亦尚乱弹，上下成风，如饮狂药，才士按词，几成绝响，风会所趋，安论正始？此又其一也。故论逊清戏曲，当以宣宗为断。咸丰初元，雅郑杂矣。光宣之际，则巴人下里，和者千人，益无与于文学之事矣。
后世虽有学人认为瞿庵先生此书难以统括此时戏曲发展的总貌，但是，此则总论中有关清代戏曲发展的四段分期、各段之特质、形成原因的探索，还是对后来清代戏曲的研究影响重大。卢前《明清戏曲史》、台湾曾永义《清代杂剧概论》在言及清代戏曲情状之时，均引述此段文字于前，亦可见此说深入人心之处。从乾隆时期戏曲研究角度来看，《中国戏曲概论》不仅明确了此期戏曲发展的重大转变，并认为乾嘉文人视填曲为小道的文学观念、家伶日少导致的传播及受众接受方式的改变、清中后期“俗讴”风行腔调变化等等均是这一现象产生之促因，论断直指此期戏曲发展状况的关键。当然，吴梅在乾隆诸家中仅于杨潮观、蒋士铨、夏纶、唐英、董榕五家多有青眼，其他曲家略去不谈的做法，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概论”在规模与篇幅上的限制，另外也体现了作者推崇雅正、重视戏曲教化功能的曲史观。
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在出版时间上略晚于《中国戏曲概论》，书中将康熙中叶至乾隆末叶作为“昆曲余势时期”，认为“昆曲自乾隆末叶以来，渐趋颓势，故以乾隆末年化为一期，即以康熙中叶以后至此时之期间为余势时代。此时期中作品可观者尚不少，或有比诸极盛时代之作家毫无逊色者，然就大势论之，不可不谓已趋下沉之势”
。青木氏书中并涉论乾隆期间诸名家剧作，如：张坚《玉燕堂四种》、唐英《古柏堂传奇》、董榕《芝龛记》、夏纶《新曲六种》、蒋士铨《藏园九种》、杨潮观《吟风阁杂剧》、桂馥《后四声猿》、沈起凤《沈氏四种》、黄振《石榴记》以及列入无名氏作品的《表忠记》、《铁冠图》与《雷峰塔》。此外，书中还将“乾隆末至清末”为花部勃兴期，讲论乾隆间花部诸腔、蜀伶及徽班进京等诸多方面。可以说，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真正开启了此后乾隆戏曲研究中花雅并重局面，使得清代戏曲发展的脉络更为明晰可辨。
同样产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徐慕云的《中国戏剧史》也是中国古代戏剧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佳作。此书概叙乾隆时戏剧发达的盛况说：
乾隆时戏剧甚发达，名伶相继辈出，帝三次南巡，皆喜赏览戏剧。北归后，召苏、皖间名伶入都，供奉南府，是为四大徽班入京之始。（一说系乾隆五十五年，召四班入都祝厘者。）四班者，即三庆、四喜、春台、和春是也。优伶中以徽人为多，故徽调乃盛极一时。帝又敕巡盐御史，设局于江苏之扬州，广召学者，修改古今剧曲，历时四载而成。时海内统一，民庆升平，文学音曲，倍极发达。南方新剧（即湖北之二黄西皮）亦渐次北来。未几高、昆衰微，皮黄日盛，渐与今日之曲调相同。惟仅以双笛托腔，尚无胡琴之名耳。
徐慕云还认为，在中国古代戏剧史的流脉中，乾隆时期具有重要意义、值得特别关注之处有以下五点：
（一）乾隆以前之戏剧及曲调，多散处各地，此时始如众流之麕聚于一。（二）今日戏剧之所以如是繁盛，实应归功于帝之热心提倡，及召集四大徽班入京之奇功。（三）乾隆以前之剧史优伶，因年代悠久，恐叙述不能详尽，未免有遗珠之憾。迄于帝时，凡名伶之出身四大徽班者，其轶闻遗事，及当时各班中之一切规律，均不难于今日一班老伶工处探悉之。（四）帝于中剧，实具承上启下之功，且亦为提倡京戏之开山鼻祖。（五）帝耗巨金于圆明园之建筑舞台，宏丽壮观，是乃四大徽班出演之地。如庚子不毁于火，必可留一遗迹于人间也。
徐先生的这部《中国戏剧史》被后世视作是“中国戏曲美学研究的视角由文本向舞台转移的标志之一”
，书中着力于乾隆时期戏曲之腔调、戏班伶人、内廷及市井演出机制及场所等与舞台演出密切相关的方面，也特别提到乾隆帝本人的好尚、乾隆南巡与万寿庆祝活动对当时戏曲的兴盛与融和的影响。可以说，此书不仅是后来诸多乾隆或乾嘉剧坛研究的滥觞，更为中国古代戏曲研究开辟了新的维度与视野。
另一位较早致力于古代戏曲研究、功绩卓著的大家周贻白，自 1936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了《中国戏剧史略》后，先后有《中国剧场史》（商务印书馆，1936 年）、《中国戏剧小史》（永祥书局，1940 年）、《中国戏剧史》（中华书局，1953 年）、《中国戏剧史讲座》（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 年）、《中国戏剧史长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年）和《中国戏曲史发展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7 部中国戏剧史专著刊行。在这些著作中，周先生将乾隆时期作为清代戏剧的转变时期进行讨论：“‘昆曲’既在明代末年即已开始衰落，清初之转尚‘弋腔’，更造成一种对峙局面。虽然康熙乾隆间‘昆曲’又呈复兴之象，而各地方剧种亦各奏尔能地相与争逐。由是‘昆’‘弋’之外，复有‘花部’、‘雅部’之分。”
书中一方面以京腔和秦腔、四大徽班与皮黄为对象探讨此期花部勃兴的状况，另一方面则对清代皇家的升平署制度及内廷演剧状况进行了梳理，是从民间与皇家两个层次对乾隆时期戏曲的演出情况进行思考的戏剧史著作。
1966 年，孟瑶在台湾中兴大学任教时，完成了《中国戏曲史》一书。书中分别从昆曲与花部乱弹两个向度对乾隆时期的戏曲状况进行探析。昆曲部分以作家、作品为绳，分别述论了张照、夏纶、张坚、董榕、蒋士铨、杨潮观、唐英、桂馥、沈起凤、曹锡麟等代表作家的戏剧创作情况与作品特色，对昆曲渐趋衰微的原因与经过也有所涉论；花部乱弹部分也是先对花部诸腔逐一条理，之后又对花部诸腔相互角逐的情况进行说明。从声腔角度将雅部昆腔与花部乱弹分而论之，是孟瑶《中国戏曲史》中乾隆戏曲研究部分的最大特色。
张庚、郭汉城两位的《中国戏曲通史》则是以剧种、声腔之流变为轴线，通过戏曲的起源与形成、北杂剧与南戏、昆山腔与弋阳诸声腔及清代地方戏四部分，探讨自戏曲起源形成期至鸦片战争时期戏曲发展的历程。但在探论清代戏曲发展时，书中更多着墨于清代地方戏的勃兴。比如，它以乾隆中叶作为分野，认为清代戏曲的发展可以以此为界，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康熙末叶至乾隆中叶（1700 左右～1774）。在这个时期，全国各地新兴的地方戏，恰似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可说是清代‘乱弹’诸腔蓬勃兴起的时期”
；“第二阶段，从乾隆末叶至道光末叶（1775～1850）。这一时期，出现了花部‘乱部’诸腔与雅部昆腔激烈的争胜局面，在‘乱弹’诸腔取得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形成了各大声腔系统和各种大兴地方戏。这段期间，可说是清代地方戏的繁盛时期。”
此外，《中国戏曲通史》还针对北京剧坛花雅争胜情况将花雅之争分为三个阶段：清初至乾隆中期的京腔与昆腔之争，乾隆末叶秦腔与昆腔之争以及肇端于乾嘉之际的徽调等地方声腔称盛的局面。
由于此书将地方戏的兴起视作清代戏曲研究的焦点，书中有关清代地方戏作品、清代地方戏的舞台艺术的讨论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乾隆时期。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书中最后一节对于清宫戏曲演出所做出的探索。
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第四卷，是目前戏剧、戏曲史中讨论乾隆戏曲最为详尽的著述之一。书中将清代戏曲的演出与创作分别开来进行讨论，上编着眼于清代地方剧种的兴起与舞台繁荣，在声腔发展、花雅之争、戏班与艺人、舞台艺术的发展、清宫演剧状况、商业剧场的繁盛几个层面的析论中均对乾隆时期的剧坛状况着墨甚多；下编“清代戏曲创作与理论发展”部分则聚焦于唐英《古柏堂传奇》、杨潮观《吟风阁杂剧》、“蒋士铨的戏曲创作”、“宫廷大戏与节戏”等作家与作品，对乾隆时期戏曲论著的观照也使得这部戏曲发展史更为全面地反映了乾隆时期戏曲的整体状况。此外，书中对清廷文化政策的影响、商业剧场的繁盛、目连戏的析论也是众多戏曲史中较为新颖特出、颇具启迪意义的。
上述而外，张燕瑾《中国戏剧史》，麻文琦、谢雍召、宋波《中国古代戏曲史》，张松林《中国戏曲史》，日人田仲一成《中国戏剧史》，唐文标《中国古代戏曲史》，魏子云《中国戏剧史》，许金榜《中国戏曲文学史》，郭涛、刘立文《中国古代戏剧文学史》等等剧史专著，也均为统观中国古代戏曲发生与发展的通史类研究著作，在观点与角度上或多或少与前面提到的诸家有着类似之处。限于篇幅，本文不再一一详述。
以清代戏曲为整体研究对象的戏曲史著作目前相对较少，比较重要的有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出版的《清代戏曲史》与 2006 年旅游教育出版社刊行的《清代戏曲发展史》。周妙中女士所著的《清代戏曲史》将清代戏曲历时地划分为清初、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以后、晚清五个阶段，“以作家为纲、作品为目，不以传奇、杂剧分类”
。在作家、作品方面对夏纶、唐英、董榕、蒋士铨等 24 位代表作家进行了专题研究之外，专设“宫廷中的戏曲”一节，讨论内廷戏曲演出与创作状况。此外，该书第七章“曲选和曲谱”部分，简述了《缀白裘》等折子戏选本与《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纳书楹曲谱》等曲谱的基本情况；第八章“花部的兴盛”部分也对清初昆弋并盛、京腔之形成和乾隆年间蜀伶入京、徽班进京的概况有所论析。此书值得关注之处在于：第一，明确指出清代传奇与杂剧的区分已经不甚明确，认为“以作家为纲，便于研究工作的进行”
。第二，对乾隆时期的折子戏选本和曲谱著作有所关注。第三，在乾隆时期作家作品中，特别对女曲家王筠与张蘩有所论介。秦华生、刘文峰《清代戏曲发展史》基本上延续了清代戏曲研究中“花”、“雅”分论的研究思路，上卷着重从“传奇杂剧”、“宫廷戏剧”、“戏曲理论与批评”三个角度分前、中、后三期对以昆腔为主的戏曲创作、演出与理论进行讨论，下卷则以“花部地方戏”作为研究的重点。书中在清中期戏曲创作与理论的部分重点述及乾隆时期，第十章“雅部的衰落与花部的崛起”则完全以乾隆时期为研究对象。除此之外，刘奇玉、王汉民合著的《清代戏曲史编年》则以事系年，为我们更准确地把握乾隆朝六十年期间的戏曲创作、批评、演出活动提供了契机。
在乾隆时期戏曲研究中，传奇史与杂剧史的相关论述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部分。首先来看传奇方面。学界在对传奇剧的研究中，往往将明清时期合论，这类著述中比较著名的有：张敬《明清传奇导论》，郭英德《明清传奇史》，朱承朴、曾庆全合著的《明清传奇概说》，王永健《中国戏剧文学的瑰宝——明清传奇》等等。在这些著作中，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明清传奇史》是规模较大、内容也最为充实的一部。郭英德在此书中将康熙五十八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719～1820）这段时间视作明清传奇发展的强弩之末。在具体论究时，以乾隆时期的作家作品和戏曲发展态势为核心，将此期的传奇剧纳入社会审美需求嬗递、花雅消长等大的背景之下，既注重这一时期在剧史发展上的历时性特色，又同时兼顾了与之共时的诸多方面。此书的启示作用还在于：第一，花雅消长之外，另从雍乾时期禁蓄家伶、职业戏班的昌盛、折子戏的流行等角度解析受众审美需求的变化对于传奇剧发展的影响；第二，从文学思想层面，对乾隆时期传奇内容的道德化特色进行了深入剖析；第三，将传奇与史、文、诗等文体相较，梳理此期传奇在结构、文辞上的案头化特色；第四，以详尽具体的资料为基础，对此期传奇与杂剧在体制上的趋同性进行了述论。张敬的《明清传奇导论》则以曲学研究为主，旨在从明清作品中，发明治曲之途径，以广体用；书中以“顺治康熙时期”、“乾隆嘉庆时期”、“道光咸丰时期”这三个重要时段对清代传奇的发展特质进行梳拢，着眼处在格律、排场、角色与结构。
应该说，以上两部著作实现了传奇研究上的文学、曲学的互补，对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控乾隆时期传奇与戏曲的大要也是裨益良多的。
以清代杂剧为研究对象的有曾永义的《清代杂剧概论》。书中概论清代杂剧演进的情势说：
清代杂剧，当以顺康之间最盛，这时的作家在曲律上容有可议的地方，但文辞则并臻隽美；雍乾之世，除杨潮观作剧至三十二种之多，伟然名家外，其他如心余、未谷之流，实在不能和梅村、西堂相提并论。不过这时为杂剧次盛之时，是足以当之的。道咸以后，则只是流风余韵而已。
曾先生以乾隆时期为清代杂剧的次盛之时，并认为“这一时期诸家取材和所表现的思想情感与前期大抵不殊，所不同的只是前期当易代之时，所以颇有故国黍离之思；而此时则当乾隆南巡，颇有迎銮祝寿之曲而已”
。《清代杂剧概论》在对清代杂剧的文人化、雅化现象有所评议的同时，提出不应因此期杂剧案头化而低估其文学价值，对此期杂剧的评价更为公允。此外，书中还对清人杂剧的折数、南北曲类别与科范等体制方面加以提要，具有极高的资料意义。同为台湾学者的曾影靖亦有《清人杂剧论略》一书，评介清人杂剧。
在一些以剧种、声腔的发展为研究对象的著作中，同样可以发现有关乾隆时期戏曲的探讨，在昆剧史、京剧史中相关的论述尤为常见。陆萼庭的《昆剧演出史稿》是最早属意于昆剧的著作之一。书中乾嘉时期昆剧创作上的余势期与梨园演出大盛之间的分歧给予关注，认为：“戏剧史家们站得高些，看得全面些（比如考虑到当时雅部跟花部竞争的情况），从总体来分析问题，但比较着重从剧本创作的数质量方面来考察，所以下了‘余势’的断语；一般曲家之所以极称其‘兴盛’，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即从演唱实践上着眼”
。陆先生认为，从演出的角度评价乾嘉时期的昆剧成就便会发现：
一般曲家津津乐道“乾嘉时期”的昆剧活动，正是非常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处于转折点的昆剧艺术的真实情况。这一转折点的具体标志就是折子戏以它的咄咄逼人的艺术锋芒，终于夺走了传统的全本戏演出方式的宝座。换言之，即至乾嘉之际，昆剧折子戏的演出代替了全本戏而形成风气，表演艺术出现了新的高峰。乾嘉时期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开启了“近代昆剧”的范畴。早期昆剧艺术面貌并不完全是这种样式。近代昆剧的艺术特色，绝大部分是继承乾嘉时期的。
陆萼庭将折子戏的大盛视为乾嘉传统的最重要部分，以此作为昆剧演出史上的重要转折，更从“近代昆剧”的角度对乾嘉时期的戏曲演出加以考量，给予重视。书中除了对《缀白裘》这样的折子戏选本的特色进行了分析之外，另对北京、南京、苏州、扬州、杭州等处的戏班、戏曲演出状况进行了梳理，对乾隆时期的文化政策与扬州曲局的设立及作用亦有所探讨。《昆剧演出史稿》从戏曲演出的角度探究昆剧演变的历史，较之以往戏曲史以戏曲文学史为核心的传统，更加关注家班与戏班的情况，使得我们可以更为全面地理解乾隆时期戏曲的地位与价值。
陆先生的上述研究思路对胡忌、刘致中的影响很大，在二位 1989 年出版的《昆剧发展史》中，特以“昆剧创作的由盛而衰和演出的繁盛”为标题，析论康乾时期的昆剧发展。书中对于清宫大戏和花雅之争均予以重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不仅对北京、苏州、扬州、广州这四个城市的昆剧演出情况进行了整理，亦从更大的空间范围上对江南地区、江北地区、西北地区的演出盛况有所观照。
但是相对来说，《昆剧发展史》对于昆剧创作方面着墨不多，更为侧重演出方面的研究。顾笃璜《昆剧史补论》和陈益的《寻梦六百年——昆曲盛衰史探幽》等著作中也都有对于乾隆时期戏曲演出状况的探讨。此外，由于乾隆时期是地方戏兴盛、花部乱弹勃兴的重要阶段，《中国京剧史》、《徽班进京二百年祭》、《京剧二百年史话》、《清代京剧史》等京剧史，《徽调研究》、《京腔研究》、《梆子腔源流研究》、《论梆子腔》、《清代北京高腔考述》等花部声腔研究论著，以及王芷章《腔调考原》、余从《戏曲声腔剧种研究》、廖奔《中国戏曲声腔源流史》、曾永义《戏曲腔调新探》中也都从各自角度对其发展有过探索。潘光旦《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谭帆《优伶史》、张发颖《中国戏班史》、廖奔《中国古代剧场史》等著作则将视野投向演员、戏班与剧场，并因为乾隆时期史料的丰富，对此期多有着意。
在戏剧理论研究领域则有叶长海《中国戏剧学史稿》，重点从《扬州画舫录》、《消寒新咏》、《审音鉴古录》和徐大椿的《乐府传声》几部剧论着手，探讨了乾隆时期戏剧学的成就
。伴随着近年来文化研究与传播研究的兴盛，王政尧《清代戏剧文化史论》对“乾隆朝内廷戏剧文化盛况空前”的情状进行了梳理
；赵山林近作《中国戏曲传播接受史》继其《中国戏曲观众学》之后，从“清代宫廷演剧”、“清代职业戏班与戏园”、“清代串客与票友”、“清代的戏曲选本”、“清代文人对戏曲的接受”等角度对清代戏曲的传播与接受进行了深入研讨，书中于乾隆时期的情况亦用力甚多
。
（二）专题研究
对戏曲史与戏剧史的梳理，有助于厘定乾隆时期在清代戏曲史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戏曲史上的位置与价值，可以相对宏观地为我们的研究标示方向。而对此期的一些重要问题、现象所进行的专题研究，则使得一些在曲史上限于篇幅、体例一带而过或是难以细述的观点与现象得到具体详尽的发明。在这类专题研究中，以花部与雅部、内廷演剧与文化政策、折子戏选本三个方面最为集中，成果也相对丰富。
1 .“花部”与“雅部”
花雅之争，也就是乾隆中晚期地方声腔剧种与昆腔的竞逐，一直被视作此期戏曲发展的最重要特色。因此上，在此期的戏曲研究中，花部与雅部的专题研究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从花雅竞胜到剧坛状况、声腔流变等等都是炙手可热的论题。台湾学者陈芳《花部与雅部》一书，从代表演员与表演艺术的角度探索清代花雅问题，将乾隆时期作为滥觞期，将清代的花、雅之争纵向分作三个历史阶段：
一是北京的昆、秦（京）之争，时约乾隆四十四年至五十年。（1779～1785）
二是北京的昆、徽之争，时约乾隆五十五年至道光八年。（1790～1828）
三是上海的昆、徽、京之争，时约同治初年至光绪十六年。（1862～1890）
书中通过对安乐山樵（吴长元）《燕兰小谱》与《消寒新咏》等清人笔记中相关记载的耙梳，对乾隆时期昆腔、秦（京）腔的代表演员和演出情况进行了详细整理。胡忌《清代花雅之争》、林叶青《清中期剧坛的“花雅之争”》、台湾丘慧莹的专著《乾隆时期戏曲活动研究——兼谈花雅消长问题》等则着眼于清代戏曲的发展的历程对花雅问题进行探析。范丽敏《戏曲史上的花、雅问题述评》则通过对“花”“雅”概念的厘定，进一步澄清清代戏曲史上的“花”、“雅”盛衰，思路相类的还有陆应昆的《昆剧之“雅”与“花雅之争”另议》。颜全毅《花雅争胜时期观剧心态变迁》重在阐释花雅之争中文人剧作家对花部乱弹由排斥到接受进而追捧的心路历程。解玉峰、何萃的《论“花部”之勃兴》侧重于从地方戏角度加以考量。张勇风的论文《“花雅之争”新论——以禁戏为切入点》、《雅俗之变的重要个案——花雅之争透析》则试图从清廷文化政策与时代风尚的转变的视角解释“花雅之争”产生的原因。台湾学者对于乾隆时期戏曲发展的研究成果尤多，除了上面提到的还有牛川海的《乾隆时期剧场活动之研究》、吴昶和的博士论文《清乾隆间剧坛暨剧学研究》和汪诗佩的硕士论文《乾嘉时期昆剧艺人在表演艺术上的自觉与因应之探讨》等等。
历史上，北京、扬州和苏州是乾隆时期戏曲演出最为活跃的地域。因此，以这些地区的戏曲演出活动为中心考察花、雅盛衰的论文亦为数众多。陈芳的《乾隆时期北京剧坛研究》和范丽敏的《清代北京戏曲演出研究》都将视线聚集于北京。《乾隆时期北京剧坛研究》，“将‘剧坛’时空断限在乾隆时期（1736 ～1795）之北京，探讨当时北京戏曲剧种、声腔之发展，戏班、剧场之规模，演员之表演艺术，剧作家之创作特色，搬演剧目与时代、社会之互动及剧评家之剧观、剧论等各方面的内涵，并由此推衍其于中国戏曲史上的传承与启迪意义”
，是目前相关研究中最为详尽的一家。范丽敏则分别从宫廷与民间两个角度研究北京戏曲演出状况，认为清初至咸丰末年的内廷演出是“雅部极盛、花部初萌”，而清中叶北京民间的戏曲演出则呈现“花雅并盛”的局面。
台湾东吴大学谢俐莹的《〈消夏新咏〉研究》也通过对《消夏新咏》这部品题专书探索了乾隆时期剧坛演出状况与声腔的发展。另外，轩蕾的《乾隆时期北京的昆剧演出》、田根胜《〈都剧赋〉与乾嘉北京剧坛》也都聚焦于一时一地探讨戏曲发展的情势。与北京剧坛研究类似，着眼于扬州剧坛研究的专题论文则有杨飞的博士论文《乾嘉时期扬州剧坛研究》、台湾东吴大学黄萩娟的硕士论文《明清时期扬州地区戏班研究》、苏州大学周瑶的硕士论文《清代中叶至民国初年扬州演剧场所研究》等硕博论文，以及吴新雷《扬州昆班曲社考》、陈芳《论乾隆时期扬州盐商的“内班”》、郑志良《论乾隆时期扬州盐商与昆曲的发展》、韦明铧《扬州剧场考》、赵兴勤《花部的兴盛与扬州地域文化——中国古代戏曲传播史论之十二》、王军明、任淑红《歌吹竹西能不羡 更知谁占十二楼——说乾隆年间扬州剧坛花雅之消长》、于质彬《康乾二帝南巡与花部之乡扬州——花部盛于清代扬州考》等等期刊论文。苏州地区的戏曲演出研究较之京、扬二地为少，但也有吴新雷的《苏州昆班考》和顾聆森《“雍乾”时期的苏州昆曲》等文章加以研讨。
着重从声腔、剧种角度对乾隆时期戏曲进行考察的文章亦不在少数。台湾地区有陈芳《乾隆时期华北地区新兴戏曲剧种考述》、《乾隆时期华中地区新兴戏曲剧种考述》、《乾隆时期华南地区新兴戏曲剧种考述》和丘慧莹的《乾隆初期江西地区花部戏曲初探——从唐英与蒋士铨戏曲作品谈起》考述乾隆时期各地的剧种情况。大陆则有束文寿《清乾隆年二黄源流考》、周育德《乾隆末年秦腔在北京》、海震《“又名二簧腔”的胡琴腔——乾隆时期“二簧腔”辨析》、孟繁树《论乾嘉时期长江流域的梆子腔》、陈国华《探究乾隆时期秦腔在北京和扬州的演出》、潘仲辅《清乾嘉时期京师“秦腔”初探》、廖奔《二黄渊源与徽班——兼辩四大徽班进京说》等文章发表。赵兴勤《清代花部的场上传播与艺术特征探微——中国古代戏曲传播史论之六》、王廷信《清代地方戏表演的艺术成就》、马华祥《乾隆时期花部的宾白艺术》和李晓《昆剧表演艺术的“乾嘉传统”及其传承》、胡亚娟《昆曲表演的“乾嘉传统”形成期的文人功绩——以〈审音鉴古录〉和〈缀白裘〉中的〈琵琶记〉选出为例》等文章则从表演传播方面对花、雅二部加以探讨。
因为乾隆时期距今相对较近，伶人和戏班等情况在史料笔记中有丰富的遗存。乾隆伶人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蜀人魏长生：屈守元先后发表《谈魏长生》、《魏长生续谈》，何光表有《魏长生唱秦腔质疑》，周传家的《魏长生论》，林香娥的《魏长生与花雅之争》等都对魏长生格外关注。陈德忠《蜀伶陈银考》一文，则对长生的弟子陈银儿的情况有所考察。戏班方面，则有苏子裕先后发表《“京腔六大班”初探》、《“京腔六大班”再探》、《“京腔六大班”三探》，戴和冰《〈藤阴杂记〉之“京腔六大班”考述》，范丽敏《“京腔六大班”与“京腔十三绝”再探》等文章探讨京腔戏班。安徽大学的黄胜江、上海社科院的阮慧平也各自以《四喜班研究》、《百年三庆班——兼论城市文化的功能》为题写作了硕士论文。
在以花雅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研究中，曾永义《论说“戏曲雅俗之推移”》一文的观点最为新颖。曾先生此文以为：
中国戏曲史上有所谓“花雅争衡”，或作“花雅之争”，这是一件大事。因为论时间在百年之上，论结果则使得剧坛盟主，由雄霸元明两代的词曲系曲牌体戏曲剧种，转而为诗赞系板腔体戏曲剧种；同时也使得腔调剧种由明代之单腔调剧种转为多腔调剧种；其剧场之主宰者也由元明两代之剧作家剧场转为演员为中心的剧场；迄今一百六十余年。那是戏曲体制规律和音乐性格以及剧场主宰者的大革命，所以早就成为热门的论述话体。……本文即在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确定地认为：虽然“花雅”之名起于清乾隆中叶，但其所代表的“雅俗”观念，就戏曲史而言，正是其互相运作、推动的两股力量；更明确地说，自从南北戏曲成立以后，无论体制剧种或腔调剧种间的演进历程，都可以说是一部“戏曲雅俗推移”的历史。
这部“戏曲雅俗推移史”，据笔者观察：宋金元间先是北剧雅南剧俗，南戏诸腔中，昆山继海盐为雅，弋阳包揽余姚为俗。明末清初，先后有宫戏、外戏与昆腔、弋腔之雅俗。乾隆间依次有昆京、昆梆（梆指陕西梆子）、京梆（梆指四川梆子）、昆乱（乱指乱弹诸腔，见于入京之徽班）之雅俗争衡。嘉庆间有昆、徽，道光间有昆黄，咸同至清末更有昆剧、京剧之争与京朝、海派之辨。……
在这篇论文中，曾先生将“花雅”问题置于明清戏曲雅俗推移的趋势之中，从更为弘阔的视角解读花雅争胜的推衍过程以及这一现象为戏曲发展带来的诸多变革。这一思路的提出，无疑将为目前花雅问题的研究开拓新的局面。
2.内廷戏曲活动
乾隆时期，帝王对戏曲的好尚、巡幸寿诞祝釐等活动，对其时戏曲创作与演出的影响极为巨大。这一时段，清宫连台本大戏、月令承应、庆典承应剧创编、演出最为集中，高宗的巡幸活动与宫廷庆典活动更是对一时戏曲的繁盛起到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傅惜华曾撰写一系列文章述论清宫戏曲活动的方方面面，大部分收录在《傅惜华戏曲论丛》一书中。其中，《内廷普通之承应开场剧》、《内廷承应传奇之开场》、《清代宫廷之“开场”与“团场”戏》、《清宫之月令承应戏》、《清廷之元旦承应戏》、《清宫承应与梨园所演之〈天香庆节〉》、《〈如愿迎新〉——清代内廷除夕承应戏》旨在探讨清宫承应戏，《净台》、《关于故宫戏衣之研究》、《清宫内廷戏台考略》、《德和园戏台考略》等文章则对宫廷戏曲演出礼仪、戏服、戏台等方面进行述论，另有《〈升平宝筏〉——清代伟大之神话剧》一文介绍清宫连台本大戏。齐如山也有《升平署月令承应戏》一文发表在 1938年《半月戏剧》第 1 卷第 4 期上。一般认为，清宫的“九九大庆”、“法宫雅奏”、“月令承应”等承应戏和《升平宝筏》并不见于乾隆之前的记载，因此，前辈戏曲研究家的这些成果，为后世的乾隆时期宫廷演剧研究开拓了道路，筚路蓝缕，功不可没。
在另外一部探讨清廷演剧的重要著作《清代内廷演剧始末考》中，朱家溍、丁汝芹两位学者详尽搜集了清宫的戏曲政策，戏曲演出机构、体制、演出活动等相关史料，认为乾隆朝在“盛世光环之下，内廷演剧之盛达到了顶峰”
。么书仪在《晚清戏曲的变革》一书中也支持这一论断。她认为乾隆皇帝本人对此次戏曲高潮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乾隆皇帝“扩建了宫廷剧团的规模”；“指派大臣编写了规模宏大的‘节戏’和‘宫廷大戏’，并建立了宫廷演戏的‘月令承应’和‘庆典承应’制度”；“在紫禁城和行宫建造了不同规模的戏台”；“在热河、盘山、章三营等地建立行宫，并且实践了行宫的演戏制度”；“在纂修《四库全书》的同时，组织人力对全国的剧本进行审查和改定”；“在全国性的节日（皇太后寿辰、皇帝寿辰）中，组织和鼓励戏曲会演，最后促成了徽班进京”
。
黄强的《乾隆庚子扬州设局删改曲局始末》、赵维国的《乾隆朝禁毁戏曲曲目考》、孙建杰《清廷禁毁戏曲现象研究》等论文均对乾隆时期的戏曲查禁活动有所关注；赵莎莎的《戏曲史视野中的乾隆皇帝下江南》则将视角转向了乾隆南巡对戏曲发展的影响。此外，吴晓铃的《古本戏曲丛刊九集序稿》、戴云的《升平宝筏研究》、朱恒夫的《目连戏研究》等著作，赵景深《谈清宫大戏〈忠义璇图〉》、孟燕宁《张照与乾隆朝宫廷戏曲》、李小红《〈鼎峙春秋〉演出研究》、胡淳艳《清宫“西游记”的改编与演出——以〈升平宝筏〉为核心》、李玫《清代宫廷大戏三题》等论文则特地对主要编创于乾隆时期的内廷大剧进行了考证与评价。
3.折子戏的研究
折子戏演出的兴盛是乾隆时期戏曲发展的又一重要特色，这一时期不仅为后来昆剧演出的“乾嘉传统”奠定了基础，更出现了鸿文堂本《新订时调昆腔缀白裘》这一影响深广的戏曲选本。郑振铎《中国戏曲的选本》一文发表于 1927年的《小说月报》十七卷号外上。“为了要使大家更明了这些选本的性质及内容，为了使大家知道得更清楚些三百年来剧场演出的变迁与所演最多的是何剧”
，文中特别对乾隆时期的《缀白裘》、《纳书楹曲谱》中所收录的折子戏与其他时期的一些著名选本进行了比较，是较早对戏曲史上选本现象进行研究的论文。吴新雷和吴敢也先后发表了题为《舞台演出本选集〈缀白裘〉的来龙去脉》和《〈缀白裘〉叙考》的文章，以乾隆间钱德苍本《缀白裘》为重点，考论了清代诸多以《缀白裘》为题的戏曲选本的具体情况；周巩平的《谈缀白裘＞的“副末开场”》、林鹤宜《清中叶畅销书〈缀白裘〉地方戏的刊行、流传和腔调衍变》、朱崇志《论清代中期戏曲选本的转型》等文章，也从不同角度对清中期折子戏选本的体制、传播和腔调情况进行了析辩。
除此之外，徐扶明《折子戏研究》、齐森华《试论明清折子戏的成因及其功过》、曾永义《论说折子戏》、赵兴勤《折子戏·短剧·单出选本与戏曲传播》、尤海燕《明代折子戏研究》等论文，也从折子戏发展史的角度对乾隆时期的戏曲选本及折子戏演出的情况有所观照。值得关注的还有华东师大朱崇志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戏曲的选本研究》和厦门大学李慧的博士论文《折子戏研究》。前者从清中叶传奇渐衰、花部兴起对戏曲选本的影响出发，对戏曲选本中多种戏曲形式并蓄的情况进行了特别关注；后者则不仅对戏曲选本本身有所属意，更对小说、笔记等史料进行勾稽，使得我们对乾隆时期折子戏的发展与衍变有了更为立体的了解与体会。
（三）作家作品研究
乾隆时期的戏剧创作，由于受到此时文化政策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在整体水平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因此原因，此期在戏剧史上往往被视作是传奇与杂剧的余势期或式微期。而另一方面，由于清代戏曲文献——特别是戏曲别集——方面整理工作的相对滞后，也使得目前作家、作品的研究相对集中在蒋士铨、唐英、杨潮观这样的大家身上。
作为清中期最著名的剧作家，在乾隆时期戏曲作家作品中，有关蒋士铨及其剧作的研究最为充分。1925 年，朱湘写作了专篇论文《蒋士铨》，此文于 1927年发表在《小说月报》第十七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下册上。在此论文中，作者详尽考述了蒋士铨的生平，并对蒋氏的诗歌特别是戏曲进行了评述。在这段时间里，另有江寄萍 1933 年 8 月发表在天津《益世报》“戏剧与电影”专栏上的《蒋士铨的藏园九种曲》和赵曾玖 1936 年发表在燕京大学《文学年报》第二期上的《蒋清容的九种曲》两篇专论。前者主要是对士铨的生平、九种曲的写作背景和内容所作的简要评介；而后者除了上述方面之外，还兼而论到了九种曲的忠节之旨和身世之感，对曲作中科诨的评价与分析也相当精彩。此外，尚有陈任人于 1948 年 2 月在《京沪周刊》上发表了《〈一片石〉与〈第二碑〉》和《四弦秋》两篇针对蒋氏个别剧目的评论文章。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中，价值极高的还有陈述所作的《蒋心余先生年谱》（《师大月刊》1933 年 1 月）与詹松涛所作的《蒋心余先生年谱》（《京沪周刊》1947 年 2 月）。这两部年谱的编制很好地补充了士铨自制《清容居士行年录》的某些空白，并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了更为易得的蒋氏身世资料。1949 年之后，有关蒋士铨剧作的研究渐趋兴盛。1960 年，台湾《大陆杂志》在第二十一卷第三期发表了朱尚文的《蒋士铨藏园九种曲》，该文对九种曲分别进行了论述，转述前人观点的同时不无真知灼见。如其论《空谷香》一剧时说：“开首从生旦前身着想，收场假托神隍作结。此后作家，多相沿袭，流毒不浅。然此记结构，宛如锁子骨节，无一闲词剩字，从起笔至收笔，纯用中锋，尤见腕力千钧。”
1963 年吴新雷在《江海学刊》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蒋士铨的〈红雪楼十二种填词〉》，1969 年赵舜在《师大国文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号上发表了《蒋士铨研究》，其中对蒋士铨剧作的版本、曲律等方面均有所涉及，文后并附有作者所制《蒋士铨年谱》。张敬的《蒋士铨〈九种曲〉析论》一文也于 1975年发表在《书目季刊》第九卷第一期上。该文以李笠翁《闲情偶寄》中的曲论为根据，“以结构关目、分场搭配、角色人物、及曲调声情四项立说，介以阐发蒋氏曲作在各方面之得失”
。此外还有耿湘沅于 1979 年 3 月在《中华学苑》发表了《蒋士铨的〈空谷香〉》。80 年之后，吴长庚、韩钟文他们在上饶师专学报上相继发表了《蒋士铨的生平和创作道路》、《蒋士铨〈藏园九种曲〉研究》，两篇文章对蒋士铨的生平与文学创作情况进行了梳理，并对蒋士铨的九种曲进行了评价，在当时颇有影响。江巨荣的《蒋士铨和他的戏剧》从蒋士铨的生平与思想出发，对蒋氏剧作的思想、艺术上的成果和缺陷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蒋士铨是一个抱匡世之才而未受重用的诗人，在对蒋氏的戏剧进行评价时则认为“作品数量不少，题材也不单调，但有积极意义的作品不多”
，并以为蒋氏剧作的思想上充满了糟粕。1985 年，蒋星煜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上发表了《蒋士铨和他的戏剧创作》一文，此文针对文革期间对于蒋士铨剧作的极左评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周妙中《蒋士铨和他的十六种曲》以蒋氏的现存十六种戏曲为研究对象，在掌握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系统地介绍了蒋氏的生平、戏曲写作情况、剧作思想、结构等等，其中对于蒋士铨剧作各种版本的介绍尤其具有参考价值。该文基本上摆脱了文革以来学术思想的影响，整体水平很高，可以被视为是建国以来大陆蒋士铨戏曲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1996 年，台湾学者王健生的《蒋心余研究》出版，该书分上、中、下三册，1996 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发行。此书最大的特色在于：作者对蒋士铨的生平和交友进行了极为详细的考述，并对蒋氏的诗、文、词、曲诸多方面都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其中的戏曲研究部分以《藏园九种曲》为述论对象，对这些剧作的内容、结构、词采、宾白都有所探究。作者视野极为开阔，对欧美、日本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也多有借鉴，体现了作者不俗的研究功力。
除此而外，已发表的蒋士铨及其剧作研究的文章还有：蒋星煜《〈临川梦〉与汤显祖》、邹自振《蒋士铨笔下的汤显祖》、王永健《为一代戏曲大师立传之作——评蒋士铨的〈临川梦〉传奇》、薛英《〈藏园九种曲〉之次序》、王立斌《蒋士铨及其文学创作》、邵海清《蒋士铨和他的〈临川梦〉》、刘云《蒋士铨的文艺观和剧作成就》、张玉奇《〈临川梦〉的旨趣及其构思》、郭英德《蒋士铨〈临川梦〉传奇漫议》、张玉奇的《论藏园悲剧》、马华祥《论〈冬青树〉的崇高美》、金伟《〈冬青树〉传奇中的西番僧》、司徒秀英《血染桂林霜——蒋士铨笔下的忠门演义》、王军明《蒋士铨〈冬青树〉三题》、阳贻禄《昆坛衰运之殿军案头戏文之滥觞——简论蒋士铨戏曲的写作艺术》、徐信义《蒋士铨〈临川梦〉对汤显祖〈牡丹亭〉主题的体会》欧阳江琳的《试论〈临川梦〉的“角色登场”──兼与〈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之比较》等。1968 年香港大学的黄汉立以《〈藏园九种曲〉之研究》为题目写作了硕士论文，大陆的硕博论文亦有多篇。熊澄宇的硕士学位论文《蒋士铨剧作研究》，此文后在 1988 年经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林叶青在 1998 年完成了她的博士学位论文《论蒋士铨的戏曲创作》，文章从蒋士铨的人生际遇和思想演变出发，试图从蒋士铨的个体经历出发，挖掘其戏曲创作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底蕴，并从中探究蒋氏对当时社会人生的独特感受。该文的这种内向性视角为后来的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华东师范大学的徐国华以《蒋士铨研究》为题对蒋士铨的文学创作进行了综合评价。此文的戏曲部分重点析论了蒋氏剧作的“江右”情结，对蒋士铨戏曲创作中的某些创新进行了综合与分析，并试图驳斥藏园剧作已退为案头之曲的说法，以期证明蒋氏的剧作是案头场上两擅其美的佳作。硕士论文方面还有，北师大黄慧的《蒋士铨之文化人格及其戏剧审美特点》、华南师范大学上官涛的硕士论文《蒋士铨戏曲略论》、山东大学蒋春青的硕士论文《唐英与蒋士铨戏曲之比较研究》和首都师范大学王春晓的《蒋士铨中年书院时期剧作研究》等。
杨潮观和他的《吟风阁杂剧》是乾隆时期戏曲研究的又一热点。1959 年，胡士莹在杭州大学学报发表了《读“吟风阁”杂剧札记》一文。文中一方面对古代戏曲史上短剧的发展进行了梳理，一方面对《吟风阁杂剧》中所收录的三十二种短剧的本事和基本内容进行了介绍，是较早对杨潮观及其剧作加以关注的论文。华东师范大学的赵山林也有《〈吟风阁杂剧〉艺术独创性》及《杨潮观年谱》两篇学术文章，对杨潮观做了较为全面、深入的解读。1996 年，李秋新先后发表了《杨潮观历史剧的创作特色》和《论杨潮观道德剧的表现意义及其价值》，对《吟风阁杂剧》中的历史剧与道德剧的价值进行了挖掘与阐释。马华祥《论杨潮观杂剧的廉政观》、《论杨潮观杂剧的民本意识》和盛雪梅《杨潮观精神世界的艺术透视》、《杨潮观杂剧的儒家情结——解读〈吟风阁杂剧〉中的仁者形象》，试图通过对剧作的解读透视作家本人的思想观念，杜桂萍《杨潮观生平创作若干问题考论》、《论循吏心态与杨潮观的杂剧创作》、《论“短剧完成”与〈吟风阁杂剧〉的艺术创获》系列论文则从杨潮观的生平考述出发，对笠湖杂剧创作心态与形式进行了深入探讨。白海英的《〈吟风阁杂剧〉女性情结解析》和文珍的《〈吟风阁杂剧〉妇女观之刍议》则通过对杨氏剧作中的女性形象分析，试图对杨潮观的女性观有所解读。贾佳《〈吟风阁杂剧〉的价值取向与叙事操作》、张志全《〈吟风阁杂剧〉的历史再现与艺术呈现》等文章也从各自角度对《吟风阁杂剧》的价值进行了探讨。学位论文方面有南京师范大学艾立中《论杨潮观和他的〈吟风阁杂剧〉》，福建师范大学郑巧群《集短剧创作之大成》、湖南师范大学张辟辟的《〈吟风阁杂剧〉研究》等硕士论文的出现。这些学位论文通过对杨潮观生平、思想，剧作的艺术特色、表演、传播等方面的细致分析，对乾隆时期杂剧的变化有所探究。
有关唐英及其戏曲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他对花部剧作的改编上。相晓燕《花雅争胜中的唐英》、胡婷《“引俗入雅”——雅俗文化对流中的唐英戏曲创作》以及华东师大项晓瑛的硕士论文《唐英及其戏曲创作》、江西师范大学郑韡的硕士论文《唐英昆曲改良研究》等文都对唐英《古柏堂传奇》中对花部剧作的改编进行了挖掘。林叶青《论唐英剧作的艺术特色》对唐英剧的通俗的戏剧语言、活跃的戏剧场面、巧妙的舞台调度等优异之处赞赏有加。李静《唐英戏剧创作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和《唐英戏曲创作成就探析》二文，则析读了唐英剧作在剧作结构、角色安排、语言上的突破创新与唐氏剧作重情重实的思想特色。其他相关论著尚有：刁云展、张发颖的《唐英的戏曲创作》、赵汶修《试论唐英戏曲的用韵》、姜春青硕士论文《唐英与蒋士铨戏曲之比较研究》和台湾学者丘慧莹的硕士论文《唐英戏曲研究》等。
方成培和他的《雷峰塔》传奇也是此期戏曲研究的焦点。1982 年，陈大海在中山大学学报上发表了《白蛇和她的悲剧——读方成培〈雷峰塔〉劄记》，从戏曲舞台上的白蛇形象入手对方成培《雷峰塔》的悲剧性有所挖掘，类似的还有夏雄彪《〈雷峰塔〉传奇的悲剧美》。朱万曙《〈雷峰塔〉的梨园本与方成培改本》、王路平《从传奇〈雷峰塔〉几种版本看白娘子形象的嬗变》、虞卓娅《〈雷峰塔〉传奇与〈雷峰宝卷〉》、鲁安娜《方成培及其〈雷峰塔〉传奇考》等论文将方成培《雷峰塔》传奇置于白蛇传说发展流脉之中，通过对比阐释方氏此剧的特色。郑州大学袁益梅的硕士论文《方成培〈雷峰塔〉传奇研究》、内蒙古大学田贞硕士论文《论方成培的〈雷峰塔〉传奇》、扬州大学张弘硕士论文《方成培的〈雷峰塔〉传奇研究》等论文，也均通过本事、版本的考述与比较对方氏《雷峰塔》传奇的文化渊源与审美价值加以判定。
以沈起凤及其剧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相对更少，主要的有郭英德《才人福分从来少——沈起凤〈才人福〉传奇的审美趣味》、王永健《沈起凤和他的〈红心词客四种〉》、王瑷玲《泥傀儡逢场作戏，也只与人同善——论沈起凤〈红心词客四种〉中之文人主体与社会视野》、陈方《沈起凤的戏曲创作》以及南京师范大学金文的硕士论文《沈起凤戏曲小说研究》等等。
其他一些对乾隆时期曲家或剧作有所涉及的文章还有：杜桂萍清杂剧研究的系列文《戏曲家徐爔生平及其创作新考章》、《徐爔〈写心杂剧〉版本新考》、《写心之旨·自传之意·小品之格——徐爔〈写心杂剧〉的转型特征及其戏曲史意义》，许隽超《金兆燕卒年补考》，杨世明《李调元年谱略稿》，邓丹《清代女戏曲家王筠考论》，孟宪华《清代戏曲家吴恒宣家世新考》，戴云《张照艺术成就述略》，梁骥《张照年谱》，袁慧《张九钺及其文学家族》等，但囿于清代中后期戏曲研究所面临的种种客观问题，这些研究仍以作家生平、版本情况考述为主。
以上我们对乾隆时期戏曲研究的现状进行了一个简要的回顾与梳理，从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存在以下特点：
首先，在戏曲史或戏剧史中，多将乾隆时期的戏曲创作与戏曲演出加以分置，以便述论。研究中一般对此期戏曲演出情况更为关注，在花部与雅部的析论中，也更加侧重对地方声腔发展状况的研究。除了少数专著之外，对传统的文人传奇、杂剧的价值发掘集中于少数名家。乾隆时期的文人戏曲较之明末清初渐呈衰弱之象，但在数量和质量上较之其后仍略胜一筹。总的来讲，乾隆时期文人戏曲的研究仍拥有较大空间。
另外，乾隆时期内廷戏曲的编演活动的繁盛，不仅在清宫演剧的流脉中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也是当时戏曲演出整体繁荣局面形成的重要促因。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对此期内廷戏曲的研究仍以相关史料梳理为主，在连台本大戏与月令及庆典承应戏的文本考索及价值阐发方面仍处起步阶段。随着清代内府曲本文献的逐渐公开，乾隆时期内廷承应戏的文本研究已经具备了进一步开展的条件。乾隆内廷戏曲的演出、编创与文学艺术价值的发掘，有助于从新的视角考量清代戏曲的发展，也是中国古代宫廷戏曲编演研究的重要一环。
有鉴于乾隆时期戏曲研究的上述研究状况，本文着眼于清代中叶戏曲发展的嬗变这一核心，分别从内廷大戏的编演和文人戏曲的创作两个方面，对乾隆时期演剧大盛而文人剧转衰的原因进行探讨。论文上篇，重点对此期内廷承应戏的编演情况及创作意图加以述论，下篇则对文人戏曲的创作状况及其式微的原因加以探讨。本文认为，乾隆时期戏曲演出的繁盛与高宗皇帝的好尚及其着意打造盛世的用心关系极大，而此期文人剧的衰弱也和君主集政统与道统于一身、推行酷厉的文化政策，进而导致文人独立性的丧失不无关联。
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中以为：“哲学的方法，大概可以分为三种：一、问题的研究法。二、时代的研究法。三、宗派的研究法。”
这种思路，同样可以适用于中国古代戏曲的研究。本文在写作过程中，以清代的乾隆时期为段落，以剧本为核心，分别从内廷及文人曲家两个层面，对此期戏曲发展的重要问题——演剧大盛而文人戏曲创作渐衰——的形成原因加以考索。在具体的研究中，则采用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方法。
本文首先以年表的形式以事系年地对乾隆在位六十年间的戏曲创作及戏曲活动进行梳理，以求通过事实的陈述客观呈现此期戏曲发展的大貌。在此基础上，对戏剧作品与其他文献加以仔细辨析和研读，从具体问题入手对此期的戏曲加以考量。清代内廷演剧是一个持续且相对完整的过程，乾隆时期所编创的曲本是乃后历代宫廷演出的重要参考，很多剧本在后来演出时都被依照需求加以增删改动。本文在对内廷戏曲加以研究时，首先依照其体制或承应功能的不同，将可见的清代内廷曲本资料划分为连台本大戏、月令承应戏、庆典承应戏三类。然后采取考论结合的方式，在尽可能明确其创作时间的基础上，结合相关资料对这些曲本的价值、意义以及此期内廷承应戏的整体特色加以探索。在文人戏曲研究方面，则以其思想倾向和题材为纲，以作家、作品为基本着眼点，试图尽量全面地对此期文人戏曲创作衰退的原因加以考量。由于乾隆时期的戏曲文献遗存丰富，本文在对作家作品评价时，力求兼顾作品的文学价值与文献价值。除了对一些重要曲家的重要作品有所侧重之外，对一些相对罕见的曲本也有所述论，以期在对乾隆时期戏曲嬗变的原因加以解答的同时，对此期戏曲整体状况有所观照。
论文的主要创新在于：
第一，以乾隆时期为时限，以清代中期戏曲发展的核心问题为着眼。清高宗乾隆皇帝以君师自居，乾纲独断，并有意打造盛世。演剧之盛与文人戏曲创作的式微都与此不无关系。内廷戏曲的编演由于兼具了礼乐的性质而大受重视，但政统与道统的合一，也极大地限制了此期文人戏曲的发展。本文围绕乾隆时期演剧大盛而文人戏曲式微这一核心问题，从政统与道统的关系及其影响的角度，对清中戏曲发展的嬗变及其原因进行了探析。
第二，注重从剧本出发对乾隆时期戏曲的文学价值和思想意义进行发掘，并试图对剧作的特色及其成因有所阐明。在内廷戏曲编演的研究中，对乾隆时期的内廷承应戏，特别是月令及庆典承应遗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和系统的梳理，并从声腔角度对内廷与民间戏曲编演的交互情况有所探讨；在对文人剧作加以考察时，占有资料也相对全面，述论中涉及了一些较为稀见的剧本和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