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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题的研究难点在于，各时代耀州窑产品虽一脉相承，但各时代的耀州瓷产品品种繁杂，艺术风格与文化内涵尽管非常丰富，但又存在变化与差别，甚至是非常大的差别。从纵向上看，虽然存在相互的衔接与延续，但同时也存在较大的时代转变乃至突变。从横向上看，虽然在同一时代的耀州瓷具有时代整体上的共有特征，但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是来自于不同的文化内涵，由于宋代之前耀州隶属为京师长安的京畿之地，是国内外文化汇聚的中心区域，如不同宗教的、民族的以及地区间的文化差异实际存在，并汇聚京师，相互碰撞、融合与演变。这些在耀州瓷上都有所反映，从而增加了耀州瓷研究的复杂性与研究难度。
另外，耀州瓷的某种艺术风格样式有时还存在跨时代的重复与交叉，但这种重复又不是简单地重复，这种表面的重复实际又带有很多的不同时代的固有特征。至于交叉往往是在时代更新交替之际，给器物时代区分造成模糊，这对耀州瓷时代艺术特征的梳理与断代带来一定的难度，如五代与北宋初期、金代与元代等便存在这种现象。朝代更迭时期的特征显得模糊，后代有时又有复古情况的出现，都需研究时仔细加以判断。
再者，汉唐以来耀州一直是实际隶属于京师长安的京畿之地，深受“丝绸之路”文化影响。由于耀州所处特殊地理位置与多民族混居结构，交通便利，民族文化易于相互传播，不同宗教、民族以及地域文化在耀州瓷上都有所反映，需要跨学科的多门专业知识，如要求具备历史学、考古学、文物学、民族学、陶瓷学等各个学科的专业知识，这对笔者的自身知识结构来说具有挑战性。因其涉及面广，材料搜集、整理耗时难求，从而增加了对耀州瓷进行深入研究的复杂性与研究难度。即使从其中一个角度出发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
又，耀州瓷的历史文献记载非常有限，整体研究起步较晚。大量的资料来源于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这些出土实物虽来源可靠但遗憾的是多为残器，残缺不全，难以体现原物实际的艺术水平与完整面貌。存世耀州瓷的一些精美器物则分散于世界各地博物馆等处，限于条件只能依靠努力搜求的图片资料进行研究，这就对准确完整地认识器物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本课题对耀州瓷的艺术研究具有一定的独到之处，首先是在较为完整、系统地梳理前人对金银器与耀州瓷艺术的影响关系的研究基础上，认为正是由于对金银器的成功仿制才使得耀州瓷艺术达到了“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的艺术高度，胎体变薄，造型变得更加轻巧，借鉴吸收金银器那种象生性装饰艺术因素进行形体的塑造，形成花口多棱的造型特征。并且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这些造型的艺术形式特征在保留原有样式不变的情况下，至宋代逐渐显示出花口与多棱形式特征的模糊与淡化，金元时期渐有器体边缘向内部演变的一种趋势。瓷器胎体的装饰也积极地保留和拓展了从金银器借鉴来的纹饰装饰艺术风格，并在金银器纹样的基础上兼容并蓄其他艺术纹样以及绘画艺术，形成耀州瓷以丰富多彩的华丽装饰纹样见长的刻划花艺术风格，并成为耀州瓷艺术最值得称道的艺术特色之一。笔者对耀州瓷仿制金银器进行了艺术分期的区划，认为正是由于对金银器的仿制使得耀州瓷的加工工艺水平与艺术装饰水平得以大幅度提高，从粗朴厚重、不尚华饰走向精美秀丽、轻巧实用。
其次，笔者通过研究发现耀州瓷转向确定以透明的玻璃质青釉瓷生产为主流的生产方向，极有可能是由于受到玻璃器的艺术影响，并且在装饰工艺上也应当有所借鉴。五代、宋元时期耀州瓷的青色玻璃质色秞极可能是对玻璃器色质进行模仿的结果。这个论点是笔者在对耀州瓷与玻璃器进行器物造型、玻璃色泽与色秞质感、构成成分、装饰加工工艺方法等多角度比对、分析后得出的结论。
再者，笔者认为耀州瓷丰富多彩的纹饰装饰艺术还直接或间接受到前时代或同时代绘画艺术的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唐代以来绘画艺术形成的“折枝花”、“装堂花”以及团扇样式；以及业已成熟的线描勾勒法与凹凸晕染法都对耀州瓷装饰艺术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宋代耀州瓷在各大主导性窑口如汝窑、官窑、哥窑等，皆倾向生产以高质量的仿玉质感的单色釉、素面为装饰手段的风格影响下，独树一帜，以强烈而华丽的纹饰装饰刻划花为其独特的装饰手法，绘画性的艺术表现因素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笔者对此从耀州地区的文化环境与画家群体实力为展开，并对时代普遍流行的艺术样式及其在耀州瓷纹饰中的反映进行比较分析，作了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论述。
对耀州瓷纹饰的稿样来源与使用也是笔者所关注和专门研究的一个课题，对稿样的研究使得丰富的耀州瓷装饰纹样的来源与演变规律变得有迹可循。依据现有资料与已发表研究成果，笔者通过大量纹样的归纳、分析，总结了两条耀州瓷装饰稿样创作及其使用的规律，从而对现代学习和研究、继承和创新传统耀州瓷装饰艺术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