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是陶瓷的国度，陶瓷文明一直伴随着中华文明发展的脚步。耀州窑是在我国陶瓷业已经获得高度发展的唐代开始创烧的，并且诞生在当时并不以瓷器闻名的、地处大西北的黄堡小镇。从此陕西不再是瓷器生产的贫困区，它拥有了自己独特的瓷器品种。创烧之初，耀州窑生产的瓷器品种很杂，这是广泛学习各地名窑产品的结果。随着经验的积累，耀州窑逐渐发展成熟，后来又影响全国的著名瓷窑，耀州瓷成为中华陶瓷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实地考察你更会发现，耀州窑有着连续不断、时跨千年的悠久历史，也曾经有过一河两岸“十里窑场”的辉煌鼎盛。

耀州瓷的文化内涵是丰富多彩的。从目前的考古发现证明，它创烧在我国封建王朝最为强盛的唐代，而且地理位置上又属于都城长安的京畿之地。毫无疑问，作为大唐帝国的首都，这里是中外各种文化的汇聚之地，所以国内外的各种文化艺术，尤其是丝绸之路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各种信息汇聚长安。耀州因地理之便，尽得其利，这些历史文化信息都在耀州瓷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汇聚京城的全国各地名窑的瓷器产品，也将自己的文化艺术带到了这里。所以，耀州窑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了一种集天下之大成而后来居上的气象。

唐代时期的耀州窑烧制的瓷器品种极其丰富，几乎囊括了当时国内所有名窑所拥有的瓷器品种。耀州窑在多头方向发展的仿烧过程中摸索前进，总结积累经验。五代时期始，耀州窑历经长期的综合积累，各项工艺技术趋于成熟，多项制瓷技术与工艺在不断改进中逐渐趋于领先全国的位置，耀州窑最具自身代表性的产品——剔刻花青釉瓷应运而生，从此耀州瓷以崭新的独特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宋代耀州瓷烧造在前代的基础上更加精益求精，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耀州工匠广泛吸取宋代的各项文化艺术成就，并容纳于耀州瓷器之中，使得耀州瓷器形、纹饰之丰富与精彩更加无与伦比，耀州刻花青瓷一时跃居于全国之冠，一个庞大的耀州窑系开始影响全国。金元时期，耀州窑由于战争的破坏，承受了巨大的创伤和打击，制瓷生产被严重破坏。但战争带来破坏的同时，也带来了北方草原民族的异样文化艺术，这些同样在耀州瓷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客观的历史塑造了耀州瓷丰富的文化艺术内涵。

对于耀州瓷的研究，我原计划根据它本身的丰富性与特殊性，分为文化研究与艺术研究两个部分进行。所以我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个方面展开和进行的，在考察与研究过程中这些也是我的主要关注点。经过日积月累，我逐渐整理出大量的研究资料，但由于时间关系，文化研究部分虽已列出了大纲，并已展开论述，但离完成还需有一段的时日。目前我已经写出艺术研究的部分内容，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以及作者研究的切入点，以美术学研究为方向，以对耀州瓷的艺术研究为主要目的，主要采取了比较美术学、图像学以及考古类型学等的研究方法为主要手段。

本研究总体从纵向和横向两条线展开论述。前两章是从纵向进行比较论述，第一章中主要简要论述了耀州地区的陶瓷烧造历史，及不同时期耀州窑的不同性质类型的瓷器烧造。在第二章中对不同时期的耀州瓷艺术风格进行了分类分析，以期揭示不同时期的耀州瓷各自的艺术特点及不同时期的艺术演变过程。

第三章到第六章主要是进行横向专题的分析、研究，是我重点研究和深入讨论的部分。将一些对耀州瓷艺术形成、转变和不断丰富、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如第三章我论述了金银器在唐代的兴盛，进而导致了陶瓷对其模仿，不仅从形制上加以模仿，而且逐渐深入到对装饰纹饰及工艺的模仿。都城长安作为唐代金银器流行的中心区域，对金银器的风靡必然辐射到作为京畿之地的耀州。从耀州地区的考古发现也充分证明了当时当地有大量金银器遗存的现实存在，甚至有的就出土于耀州窑遗址之中。这就给当时耀州瓷仿制金银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依据。通过对耀州瓷与金银器的比较研究，不难发现其间存在着的诸多联系。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又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论述，并提出由于金银器材质的珍贵稀缺，以及其本身良好的延展性，可以加工成极为精巧壁薄的实用器物，不仅极其美观，而且方便实用。耀州瓷对金银器的仿制在宋代时达到了这一要求，不仅器壁轻薄，装饰纹饰美观，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以往的粗重不精，而变得更为方便、轻巧、实用。

玻璃制造在我国古代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没有发展起来。我国古代的玻璃器皿主要来自西方国家，当时舶来的玻璃器皿其珍贵程度往往要超过金银器与玉器。这一方面因为玻璃器是长途运输的易碎品；一方面是因为稀缺导致，玻璃器成为丝绸之路上输入中国的一类珍贵物品。另一方面，从艺术品的角度研究分析，外来的玻璃器从造型、色质、装饰纹饰到装饰工艺都对我国中原地区带来某种新奇。与上述金银器一样，它首先会在京师地区流行，进而波及耀州地区是极有可能的。而通过研究发现，二者之间在材质等诸多方面的确存在相似或相同之处。作者认为玻璃器很可能是耀州瓷模仿的另一种器物的摹本来源。对此，本书第四章用了一定篇幅展开论证。

唐太宗的文治武功最终开创了以文治国的大唐基业，由于对文化的重视，诗歌、书法、绘画等在唐代得到很大的发展、繁荣。到宋代时，中国的绘画艺术已经达到封建时代一个崭新的巅峰。通过对当时绘画的研究发现，我们现在所说的“工艺美术”与“纯艺术”，在唐宋时期实际上并没有像现在这样严格的界限。现在我们所说的装饰画在当时也常常被统称为画。研究还发现，宋代陕西路是历史记载画家最多的地区，而有不少画史留名的大画家如范宽、赵光辅就是耀州当地人。由此结合耀州出土瓷器纹饰的艺术性及多样性推断，很难说耀州制瓷工匠中没有绘画的好手。但可以肯定，耀州瓷曾大量而广泛地吸收了绘画艺术的成就，将之容纳入了对耀州瓷艺术装饰的纹样之中。比如线描法、凹凸画法、折枝花样式、团扇样式、装堂花样式，乃至文人画样式都在耀州瓷中有所表现。这些极大地增强了耀州瓷的艺术表现性。本书第五章对此展开了论述。

通过研究还发现，耀州瓷中存在稿样的使用，其具体主要体现在同一流行题材的多种艺术构成样式的表现和一种经典骨架样式的不同题材内容的替换转变。这两种都存在一定的原样稿，并被聪明的耀州工匠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演变、改造，生发出新的随型适合样式，用于耀州瓷的艺术装饰，使其艺术更趋多样，内涵更加丰富。作者在第六章中专门论述了上述相关问题。

由于作者的水平有限，很多问题还有待于以后进一步的研究、发掘。不当之处还请专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