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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唐代的耀州瓷艺术

唐代结束了魏晋以来数百年间的分裂与内战,李唐政权积极推行新的治国政策,在从中原到塞北普遍推行均田制的基础上,唐朝帝国在政治、经济与军事上都达到了强盛,雄踞于世界的东方。在这样一种强大实力的支撑下,唐朝具有着一种宽阔博大、包容与自信的时代精神气质。反映在文化艺术上,一是南北文化交流融合,如北朝旧学与南朝新声相互取长补短,推陈出新;二是中外文化广泛交流与相互渗透、融合,不断创造和习染出新的文化与艺术,甚至深刻地影响到了唐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尤其是丝绸之路的开通带来的不仅是“胡商”,还有他们的宗教、礼俗、音乐与美术等等。唐三彩就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新的陶瓷艺术形式。“胡风”、“胡韵”成为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这种风尚广泛地渗透到了唐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些都以长安为中心,辐射周边,影响全国。耀州便近在其列。

唐代是我国古代工艺美术取得杰出成就的朝代之一,透过工艺美术所反映出的时代生活方式的深度和广度,显得更加宏富和广阔。工艺美术在唐代很少受到礼教等观念的约束,而能够在唐人的生活需要下自由发展,能够体现出唐人开放、宏阔的大国、强国心态。因此,唐代工艺美术的风格除了具有一种总体的雍容典丽的风格之外,又有多种风格共存。再者,由于丝绸之路的通畅中外文化交流在工艺美术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唐代工艺美术在中外贸易等的日常交往过程中,将中东甚至欧洲的优秀传统吸收融合,为我所用。因而,这个时期的工艺美学思想从这方面来看,则不可能完全以唐代帝国的本土文化的背景来解释,其某些风格的形成还要从更大的范围去考察,如波斯文化、粟特文化的影响等。耀州瓷的创烧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其艺术风格也充分体现出了这一时代特征。

一、多品种的色釉装饰

唐代,是耀州瓷的创烧期。在耀州瓷创烧之前,瓷器的生产制作已经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南北不同的瓷器艺术格局。南方的越窑历经汉末、魏晋各朝,青瓷的烧制技术已臻成熟,其以青色釉为特色的艺术风格已经形成,瓷器艺术水平也已得到广泛的认可。同样,北方的邢窑烧制的白瓷也已达到高度成熟的水平,其以“尚白”为特色的艺术风格也已享誉大江南北,并受到上层贵族阶级的追捧与喜爱。从西安以及各地贵族墓葬白瓷出土情况可以证明,如西安出土的隋代大业四年(608年)李静训墓中的白瓷龙柄双连瓶和白瓷龙柄鸡头壶,就是隋代白瓷中的精品。此外还有西安郭家滩隋墓出土的白瓷瓶,姬威墓出土的白瓷盖罐更是堪称隋代白瓷的代表之作。耀州窑这时作为一个次生窑,它对学习和仿制其他成熟瓷窑的工艺技术等没有局限,广采博收,这种开放性的特征和唐代的时代特征是相合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决定了耀州窑创烧与发展期的多种艺术面貌的产生和发展,并为以后的瓷器艺术发展与转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耀州在唐代初创时期就开始对青瓷和白瓷的烧造。在对青瓷和白瓷的烧造过程中,唐代初烧时耀州瓷并没有形成具有自身鲜明面貌的风格,其烧造在较长的时期里一直以对其他窑口的瓷器的仿烧为主要的生产过程,在质量上尽力追求名窑产品的生产质量和艺术水平。唐代中期以前耀州窑烧出的青瓷和白瓷都不是很理想的青瓷和白瓷,艺术水平显得稚拙粗陋,尽管为了改进技术和提高质量在坯体上施加了化妆土,但由于本身胎土与色釉中含铁量等杂质高,且无法去除到一定标准,所以较长的一段时期里,耀州窑的青瓷与白瓷难以和享誉天下的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相媲美。

(一)白瓷与白釉褐、绿彩瓷

尽管耀州的白瓷比不上邢窑白瓷的晶莹洁白,但是它的那种略带米黄色的白瓷并不失典雅的格调。耀州白瓷虽是往白瓷的方向发展,但实际上形成的是另外一种美学格调。如这件唐代白釉双系罐(图3-1), 它的色调虽不够洁白纯正、明亮耀眼,但柔和含蓄,具有素雅质朴的美感。在耀州白瓷发展的过程中,又衍生出白釉加褐彩、绿彩以及加褐绿双彩,柔和的淡米白色底子加上随意点染的褐、绿彩,使效果更加丰富、活泼。如这件唐代白釉绿彩瓷瓶标本(图32), 这种在白色釉上点染加饰其他彩色釉的装饰手法在当时是非常新颖的,因此显得新奇、独特。

(二)青瓷与青釉白彩瓷

耀州青瓷的发展状况和白瓷基本差不多,(图3-3) 但烧制过程中也有创新和突破,唐代的青釉下绘白彩瓷就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创新品种(图3-4)。 这种青白两色釉的弱对比装饰方法,营造出一种特别的韵味,打破了当时流行的以单色青釉为装饰的艺术形式。

图3-1 唐代白釉双系罐,耀州窑耀州出土

图3-2 唐白釉绿彩瓷瓶标本,耀州窑遗址出土

尽管在青瓷与白瓷的烧制上,耀州瓷尚显不足,但在黑釉的烧制上耀州瓷却是成功的,并且是这个时期耀州瓷生产的大宗。体现在同时代的品种、类型中数量最多,种类和造型也最为丰富,并且历代延烧时间最久,贯穿了古代耀州瓷制作史的始终。唐代耀州黑釉瓷显示出了北方瓷器的浑朴厚实的艺术风格。

图3-3 唐代青釉盘,耀州窑遗址出土

图3-4 唐代青釉绘白彩瓷盘残件,耀州窑遗址出土

(三)黑釉瓷

黑釉和青釉与白釉相比釉色十分纯正浓厚,虽不是特别令上层阶级欣赏,但是耀州瓷的黑釉正是因为瓷土的含铁量很高的缘故,烧制出的黑色釉其黑似漆,光亮幽深,具有特别的厚朴之美,作为日常实用器具却广为北方人民所喜爱。所以黑瓷的烧造当时是最适合耀州窑各方面条件的瓷器品种。在长期的黑釉瓷生产中,黑釉瓷的艺术水平也在不断丰富和提高,黑釉塔式罐、黑釉力士枕、黑釉如意四环枕及黑釉执壶等,是其造型与装饰艺术及烧造工艺的代表作。最能代表唐代耀州黑釉瓷艺术制作水准的瓷器当属黑釉塔式罐(图3-5)。

图3-5 唐代黑釉塔式罐,耀州窑遗址出土

黑釉塔式罐是唐代耀州黑釉瓷艺术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物之一。塔式罐唐初开始出现,在唐代是比较普遍流行的一种器物,一般用作明器或祭祀用的祭器,西安地区的唐墓葬中常有出土。 这件黑釉塔式罐于1972年在位于黄堡镇古窑场的唐墓出土,罐高51.5厘米,口径7.4厘米,由罐盖、罐身和底座三部分组成。罐盖部分呈递减上升的七级相轮式尖塔形状,塔形高耸,有插云霄之势。塔尖坐有一小猴,屈腿直身,一手遮于目前,另一手抚于膝上,作舒目远眺之状,其形象塑造于写实中抓住生动、别致的瞬间姿态,成为肃穆的塔式罐上最活泼的点睛之笔。罐身部分为圆球形腹,下腹渐收略长,下腹部堆贴一周模制的仰莲花瓣纹装饰带。底座部分呈八角双层台座,承接罐身的台座尺寸小于罐身直径约有一半,但其方形基座四周塑成龛状,上层堆塑佛像与瑞鸟,下层塑有力士及瑞兽。佛像端庄、静穆;力士孔武有力。一动一静之间反增加了罐体的稳定和寓意,充满了佛家圆满的内涵。

这件塔式罐于朴素的艺术风格之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艺术内涵。在整体造型上将尖锥体、圆球体与方形体有机组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比例协调。装饰上综合运用了圆雕、浮雕、模制贴塑、镂刻及施釉等多种艺术手法,形式表现类型多样而风格协调一体。不仅是唐代时期耀州黑釉瓷艺的极高水平,也堪称当时全国的最高水准。有关专家称其“瓷质坚致,釉质细润,通体漆黑光亮,是唐代黑瓷的优秀作品,标志着当时黑瓷工艺的制作水平”。

所以,耀州瓷在黑釉瓷烧造这一条方向上的开拓更显出自己的风格特色。在黑釉瓷的烧造不断成熟完善的过程中,耀州工匠创造出了富有特色的素胎黑釉画花瓷与黑釉剔花填白彩瓷,使得单调的黑色釉装饰更加富于艺术性和丰富性。

唐代时期耀州窑的彩绘类瓷器生产有着显著的艺术成就,学者认为:

从装饰的角度出发,就已知的此期资料,在北方,唐代黄堡窑的彩绘瓷最为重要。这里彩绘瓷的生产规模、艺术造诣固然尚难与长沙窑匹敌,但品类又要丰富的多,计有黑釉刻划填白彩、花釉点绘、白釉绿彩、白釉褐彩、青釉白彩、青釉褐彩、素胎黑花等等。

并认为,唐代耀州窑的白釉绿彩瓷与白釉褐彩瓷的数量总体都不算少,但彩绘艺术水平尚显稚拙,大多近似于点染,但这些彩色釉毕竟已出现在白釉之下,其历史意义不容忽视,所憾只是白釉泛黄而非纯白。

(四)素胎黑釉花瓷

素胎黑釉画花瓷在运用黑色釉对器物进行装饰时,改变了施釉的方法,将纯工艺性的蘸釉工艺变成绘画性的画釉艺术(也称黑釉画花)。如这件唐代素胎黑釉花瓷碗(图3-6) 在素胎的浅白色底子上,用毛笔蘸釉料进行图案纹样的绘制。整体色调上,改变原来的漆黑一色的单调,变得有黑白两色的强对比,漆黑如墨的釉色和浅灰白的坯胎颜色对比鲜明、强烈;加之浓稠的黑釉在素胎表面形成一定的厚度,使纹饰凸起于胎体表面,达到似画似浮雕的双重感觉,使得纹样更加突出、响亮、活泼,打破了单一颜色的单调沉闷。由于装饰效果明显,受到较为广泛的欢迎和喜爱,所以这种风格类型的瓷器标本在窑址出土量很大,而装饰纹饰更是多样。由于釉料系带有黏滞性的釉浆,不利于细致的描绘,只能画出简洁的图案。耀州工匠为了弥补这种不足,以纹饰的多种形式变化进行调整,显示出聪明才智。在出土的669件素胎黑釉盘中,就有500多款各式花草纹样, 足见其丰富。学者以为唐代时耀州窑的素胎黑釉花瓷的做法被后世的磁州窑系所继承和弘扬。

耀州黑釉画花瓷的画花艺术风格逐渐成熟,并呈现出明显不同的两种风貌。一种是较为严谨的装饰图案,图案比较规矩,讲究均衡、对称等形式感,用笔比较均匀细致,起伏较小;另一种则显得粗放随意,绘画性感觉比较强烈,用笔洒脱恣意,起伏感明显,笔法变化也更多,显示出自由自在的艺术感觉。构图有时遵守均衡、对称等形式原则,有时则打破这种约束。碗盘类的边饰图案常选用黑釉画出联弧纹二方连续相接,中心形成素胎五星图案,素胎部分中间再用黑釉画出放射状、旋转的三角花纹,在素胎的映衬下浓如点漆的黑釉图案主题突出、色调鲜明、对比强烈。(图3-7) 其装饰题材则主要取材于植物花卉和几何图案,也有极少量的人物与动物的。从出土发掘情况看,这种题材虽然简单、常见,但是构成样式却十分丰富多变,很少见完全重复的纹样出现,足见当时工匠艺术表现技巧的娴熟,能将一个题材多种形式表现。由于纹饰题材与组织、构成方式和中国传统的有所不同,使器物充满了异域的情调。

图3-6 唐代素胎黑釉花彩瓷碗,耀州窑遗址出土

图3-7 唐代素胎黑釉花彩盘,耀州窑遗址出土

(五)黑釉剔花填白彩瓷

黑釉剔花填白彩则是具有开创性的瓷器装饰艺术制作,这种装饰手法使得原本在坯体表面进行装饰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跳跃性的转变,使对于瓷器表体的装饰艺术向坯体的深层拓展。黑釉剔花填白彩瓷(图3-8), 先在成型的坯体表面饰以黑色釉,然后按照预先的设计剔刻出纹饰图案,再在凹陷的纹饰图案内填饰上与黑色对比强烈的白色釉料,烧制完成以后,器物表面的白色纹饰图案在黑色釉的映衬下,格外醒目,使单色的黑釉瓷的艺术效果变得强烈而富有变化。

图3-8 唐代黑釉剔花填白彩执壶,耀州窑遗址出土

(六)茶叶末釉瓷与花釉瓷

茶叶末瓷和花釉瓷也是唐代耀州瓷中富有特色的瓷器品种。耀州的茶叶末瓷是中国瓷器烧造史上较早出现的结晶釉瓷。茶叶末釉瓷的釉料和制作工艺和耀州黑釉瓷完全相同,在烧造温度的控制上有所区别,很能显示出当时窑工对烧制工艺的掌控能力。它的呈色机理,从工艺学角度出发,是因釉料中含有的铁、镁与硅酸化合而产生结晶,在烧制过程中的焰性与温度的差异可导致多种色调变化。 在器型形式和种类上茶叶末釉和黑釉瓷基本相同。茶叶末釉的艺术效果是以烧成的釉面质感非常接近茶叶细末的形色感觉而得名。唐代人饮茶已成风气,自陆羽撰写《茶经》以后,广大的文人阶层普遍开始以饮茶为时尚。因对茶的喜爱使茶叶末釉也成为一种受欢迎的品种,耀州窑的茶叶末釉瓷也是烧制延续时间较长的一个品种。

1.茶叶末釉瓷

茶叶末釉属于无光釉,釉色含蓄而深沉。清陈浏《陶雅》中评论茶叶末釉说:

黄杂绿色,娇娆而不俗,艳于花,范为瓶,最养目。

茶叶末纹理之佳妙,有若乾泥团之疏散于水中者,且其渐渐晕开,汇于足底,围绕周遭,直如鳝鱼腹皮之姿态流动,又于窑变外得少佳趣。

并认为“茶叶末以滋润、鲜明、活泼为贵。” 充分阐释了这种釉色的审美特征。由于茶叶末釉的烧成不够稳定,温度、窑内氛围都会使其产生不同的窑变,虽是同一种色釉配方,但常常会出现偏绿或偏黄的现象,不能完全控制窑变的方向,但老练的窑工会巧妙地利用这种烧成缺陷,将其限定在一定的基本变化范围,从而使茶叶末釉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

耀州的茶叶末釉常见的有偏绿偏冷或偏褐色偏暖两种色系,在每个色调系列中因烧制情况不一,还略有一定的色差变化,但总体来说比较近似,颜色的差级不是很大。无论偏于哪种色彩倾向,其总体效果都如同新春采制的碧茶细末一般浮现在器体上,使人产生对品茶啜茗的通感联想。这种结晶釉从透明度上看属于亚光明度,色度对比属于中度偏暗,因而显得沉着稳重。如这件唐代茶叶末釉油壶,(图3-9) 釉面结成的或绿色、或褐色的细小晶体杂以黑色的晶点,又使釉面在沉稳之中不失活泛,加之色相好似时人喜爱的茶叶细末,故达到了与人亲和的优美之感。另一件茶叶末釉双耳罐,(图3-10) 不仅釉色雅致温润,而且器型别致大气,从色调上达到了“黄杂绿色,娇娆而不俗”,其美感则正是“滋润、鲜明、活泼”。有学者认为,其所达到的艺术与技术水平,直到清代瓷器高度成熟的时候才赶得上这种水平。在茶叶末釉得烧制过程中,和黑釉瓷的发展一样,茶叶末釉也制作出了素胎茶叶末釉画花瓷,其艺术美感和素胎黑釉画花瓷异曲同工。以茶叶末釉瓷与其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瓷窑相比,无有出其右者。

图3-9唐代茶叶末釉油壶,耀州窑遗址出土

图3-10 唐代茶叶末釉双耳罐,耀州窑遗址出土

2.花釉瓷

唐代生产花釉瓷的窑口基本都位于北方地区,从陶瓷史来看,在河南烧此种花釉较多,如河南密县、扒村窑、鲁山窑等,以鲁山窑烧造此鼓最为有名,称鲁山花鼓,(图3-11) 此鼓中间为圆柱,两头为喇叭口,如朝鲜妇女使用的腰鼓,中间圆柱上有三条弦稜,两端口部各有一条弦稜,此稜便于固定鼓面,瓷鼓通施黑褐色釉,灰白色花斑,灰色胎,胎质坚硬,据近几年考古发掘得知,此鼓为耀州窑所制。此鼓与鲁山花鼓相近,造型略有差别,为耀州窑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唐代的花釉瓷为达到叠加的色彩效果,采用了刷釉的工艺,即在器体上先浸施黑釉,再用笔蘸上蓝白色花釉进行点染。烧成的花釉瓷釉色有时任其随意流淌或扩散,在这种不经意中往往出现一种形似浮云或烟絮等状的散点花形,如同在天空中的缥缈浮动之感。这种或朦胧或淌散的自然之美,和刻意求工的制作相比,平添出一种天然的意蕴。

(七)其他品种

唐代耀州瓷中还有一些相对产量较少的瓷器品种,如黄釉瓷(图3-12)、 青釉和黑釉相结合的外青釉内黑釉两彩瓷等,在此不作论述。而还需加以论述的则是唐代耀州窑生产的唐三彩与单彩器。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可知,唐代全国的三彩器物的主要集中地区在两京,即长安与洛阳地区,同时也以这两个地区的三彩制作最为精美。目前考古发掘所知的唐三彩制作窑址,一是河南的黄冶窑,再有长安发现的三彩窑址;而保存最大、最完整的则是耀州窑,即黄堡唐三彩窑址。耀州唐三彩与单彩在色泽上调子偏暗、偏深,不是特别明丽的色调类型,但是这种釉彩的透光性非常好,玻璃质感很强,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色调上的不足。耀州三彩颜色中不见钴蓝色,基本色彩为黄色、棕色和绿色构成,并且在进行器物装饰时相互交叉使用,产生或深或浅的色阶变化。施彩的方式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以条状排列的方式进行刷涂;一种是按一定的设计布局进行色彩间隔的点涂。两种之中以条状排列的刷涂方式为最常见的装饰施彩方式。并行的条状色彩在烧制过程之互相浸润、流淌,产生出交融的中间复色,使两种色彩之间产生色阶的过渡,去除了生硬的条块感。艺术感觉类似于丝织夹缬染色的效果,显得色彩既有对比,又有含蓄;既清爽,又朦胧。耀州三彩达到了很高的艺术造诣,代表器物如上图2-10的三彩龙头、单彩双语四系瓶、犀牛枕等,都堪称为代表之作。

图3-11 耀州窑花釉瓷腰鼓,耀州窑遗址出土

图3-12 唐代黄釉葵口碗,耀州窑遗址出土。

从耀州唐三彩的时代艺术风格来看,有学者认为:

黄堡窑的三彩不见初唐产品,虽有盛唐器物,但以中晚唐器物为多。出土的小型塑像和小型器物制作较粗,釉色欠佳,具典型的中晚唐风格,属大规模商业生产性质。

以上从色釉装饰分类的角度,论述了唐代耀州瓷的艺术风格与各种特征。各种不同色釉品种的耀州瓷在器形上具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造型形式,因器表所施色釉的不同而产生异样的艺术感觉。各色釉品种中各自也有一些独特的风格样式,但总体器物造型存在的共性因素是主要的。这种多色釉品种进行装饰的探索,丰富了唐代耀州瓷的艺术风格与形式,也反映出了唐代时期耀州窑的开放胸襟与广采博收的积极进取态度。

二、渐趋多样与完善的造型装饰艺术

从器物造型的角度来说,唐代耀州瓷表现出的最突出的艺术风格与特征是与其时代风格特征紧密相连的。唐代的耀州瓷器形普遍饱满大气且具有明显的异域风格特征,这体现在器物的造型样式,以及装饰题材与纹饰等方面。

唐代初期的文化心态中体现的是蓬勃的进取精神和宏伟远大的理想与气魄,显示出一个充满自信的时代。在造型艺术上的反映便是器物形象的宽博与开张,形成大气、饱满的造型样式。这时期的耀州瓷器造型普遍具有横向呈大口大底,纵向呈外扩的大弧线造型,具有浑圆的意味,器型敦厚饱满,如同颜真卿的楷书造型,彰显出盛唐的气象。器物造型样式上可见到的类型,根据考古发掘表明,出土瓷器以大底假圈足或玉璧底宽矮圈足的碗、盘、钵、盏、罐、执壶及短流壶、盒、持炉等为大宗。还有双系瓶、盘口瓶、双鱼瓶、长颈瓶、唾盂、枕、釜、盅、擂缽、盏托、砚、烛台、漏斗、埙、铃、拍鼓等类型。器物造型样式呈多样多式的情况。晚期时器型样式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增加,只是造型风格上有所变化,如玉璧底变窄,成为玉环状矮圈足,器壁开始变得厚重宽大,逐渐转向轻薄和精细。 从各种盒类的器盖造型看,唐代早期的盒盖盖面形体平坦,造型宽扁;中期时的盒盖顶部呈现隆起状;而晚期时的盒盖则带钮。

瓷器的整体艺术造型上已显示出艺术魅力,如荷叶形造型的水盂,不需任何附丽的装饰,器物造型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双鱼瓶双鱼合成的造型,也是新奇别致,加上纹饰更是锦上添花。鸡头壶,将壶流部作成鸡首状造型,使其艺术效果明显加强,等等。

在造型艺术风格上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受到了外来器物造型风格的影响,因而具有明显的异域文化特征,即有“胡韵”、“胡风”。这两种造型风格基本构成了唐代耀州瓷的总体造型艺术风格特征。比较代表性的器型如执壶等,异域风格非常明显。晚唐时期的器物造型开始明显转向对金银器造型样式的模仿,并逐渐形成耀州瓷器生产的主流样式。

中唐以后,因“安史之乱”给唐朝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和破坏。种种因素导致后来统治阶级沉湎于追求享乐,精神不振,陷入感官的享受。从唐代中晚期开始,耀州瓷的造型开始从宽博厚重向较为精巧的仿金银器造型的方向发展。壶、碗等类器皿的原来的大口大底的造型特征发生了改变,宽大的玉璧底开始变小、变窄;原来接近垂直的纵向线开始向里、向下内收;原来器物造型的纵横比例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纵横比例相近,向纵长横短的趋势发展,古朴敦厚、宽博开张的唐代风貌发生了演变,向着挺拔秀丽的风格靠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晚唐时期器物的造型已经明显地走向仿制金银器造型的方向,这为五代时期以仿制金银器为特征的器物造型风格奠定了基础。以常见的日常生活使用的壶类来看,这种风格最为明显。如执壶的造型演变,唐代时期的耀州窑执壶为喇叭口短流单把大腹壶,到晚唐时期演变为短颈长腹、长颈球腹和长颈长腹三种类型。延续到五代时壶流造型又发生变化,改为弯曲形长流,并衍生出一种小口长颈圆球形腹长流曲柄形的新样式。这种样式的壶在装饰上由素面向加饰雕花方向发展,常见饰有剔花纹样,而且以鸡首或蹲狮为流,具有了五代时期流行的执壶的特色。

在造型装饰艺术方面,唐代耀州瓷已经为后来耀州瓷生产与创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体造型装饰;一是平面(或称表面)造型装饰。立体造型装饰表现在器物造型样式与器表的附属立体造型装饰,平面造型装饰表现为不突出于器表的各种装饰性图案、纹饰。

唐代时期,线雕与高浮雕技术作为器物表面装饰手法已经相当成熟,如西安碑林现藏唐碑中,碑侧线刻的花草鸟兽人物图案流畅、精美,而大智禅师碑侧的线刻更是经典之作。唐太宗昭陵六骏则是唐代浮雕的代表作,形象地刻画了战马匀称健美的肌肉与神态、力量。唐代圆雕的技术更臻于成熟,龙门石窟石雕造像多达10万余尊,多数是唐代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尤其是奉先寺石雕群像规模最为宏大,雕刻艺术水平精湛。依山而凿刻的四川乐山大佛高达71米,气势宏伟,堪称世界之最。敦煌莫高窟的泥塑彩绘菩萨像最高达33米,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这些充分说明唐代雕塑技术的成熟程度与艺术高度。这时期的工艺美术技术向三维空间的艺术追求,给后世工艺制作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对于晚唐、五代时期的耀州瓷仿制金银器的浮雕艺术效果能够给予足够的技术支持和艺术参照。

唐代耀州瓷上的立体造型装饰加工手法主要有捏塑、圆雕、模制贴塑等。唐代的耀州制瓷工匠对于胎泥的可塑性特点已经非常了解,并以熟练运用这一特性进行瓷器表面的立体装饰。

(一)捏塑,即利用胎泥可塑性强的特征,以手捏的方法制作出瓷器外形所需要的装饰部件。前述唐代时期的黑釉塔式罐上的小猴就是运用手捏的方法做出的。捏塑的方法可以将作者心中的形象通过双手直接表现出来,具有艺术表现的直观性,比较生动。又如,“唐代还有一种常见的捏塑品——猴骑狗的造型,狗呈奔跑状,猴弓腰坐于狗背上,头部束带连于狗的脖颈处;有的狗双眼还被布蒙住,更加生动、有趣。”

(二)圆雕,这里所指的圆雕是以手工利用工具进行加工,制作出三维立体造型的瓷器装饰部件。这些装饰部件即构成瓷器的整体造型,也有独具的自我造型,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但多数只是附属于器物的整体造型,成为瓷器造型整体美的一个重要且突出部分。往往是瓷器装饰造型最醒目和艺术性最强的部分。唐代时期耀州窑较有代表性的圆雕装饰造型如狮形香薰炉,炉盖上即为一个圆雕的蹲狮造型,狮子神态威武,生动写实,形体虽小而体量感却很大,凝聚着一股内在的力量与气势。使平整规矩的熏炉造型的艺术性得以极大的彰显和提升。

(三)模制贴塑,这里所指的贴塑也即耀州俗称的贴花工艺,是一种浅浮雕式的半立体装饰手法。有研究者认为,这种方法是继承了三国、两晋时期的捏塑、贴花等装饰手法发展而来。 唐代的一些小型器盖表面常见这种模制贴塑的纹饰贴片,使器物表面具有了浮雕的装饰艺术效果。常见的装饰纹饰题材以动物纹、植物纹及几何纹为多见。 如耀州窑唐代黑釉贴花龙流壶(图3-13), 便是唐代耀州瓷中贴花制品中的一件精品。

图3-13 唐代黑釉贴花龙流壶,耀州窑遗址出土

唐代耀州瓷平面造型的装饰不对瓷器外部造型产生影响,只对既有的瓷器造型表层进行纹样的附丽性装饰,主要是在器物表面装饰出各种图案、纹样。常见技法有两种,一是以划花的手法划刻;一是以毛笔蘸色釉画出。

(一)划刻,俗称划花,一般认为是用针状

工具,如竹签、木签、骨签、金属签等,在未干的瓷器表面依一定的设计纹样,划刻出各种细线花纹,然后施釉烧制,烧成后釉下便能显示出装饰纹样。划刻方法一般如同用笔,划出线条流畅、圆润、遒劲。所饰纹饰一般简洁、明晰。题材则显多样。

(二)绘画,唐代耀州瓷以黑釉为着色颜料在瓷器表面进行装饰纹样的绘制非常多见,尤以素胎黑釉器为最。绘画性的图案装饰具有笔触的质感,装饰起来轻便、灵活,更加自如,所以唐代时素胎黑釉瓷上的图案纹饰最为丰富多样,变化多端。

从纹饰内涵来看,初唐时期以单色釉装饰的素器为多,中晚唐时期纹饰装饰日益丰富。这些纹饰常常带有外来文化的因素。如以中唐时期最多出现的素胎黑釉画花瓷上的纹饰来看,连弧纹是明显的西域样式,椰枣纹也是如此。较有意思的是一件耀州素胎黑瓷残盘(ⅠC式残盘ⅠZ12:9)上出现了一幅最早的婴戏纹。说明耀州窑在瓷器上装饰人物纹样的历史至少在唐代就已出现。这是否就是宋代时期耀州瓷装饰纹样广泛流行婴戏纹的先声?研究发现,五代时期仍耀州瓷仍有青瓷“婴戏缠枝”纹,只是表现形式从黑釉画花变为剔划花。 到北宋时,变得最为丰富多样,各种各样的婴戏纹饰成为宋代耀州瓷具有代表性的装饰图案。

总之,唐代的耀州瓷艺术有两点比较突出:一是器型多样但形式上具有强烈的西域艺术风格,色釉品种虽多,但器型相对重复;二是色釉品种是耀州瓷烧造历史上品种最多的时期,其中既有对其他窑口瓷器色釉的学习,也有很多自身窑口在不断实践、探索基础上的自我创造。耀州窑和当时其他一些名窑,如越窑、邢窑等发展成熟的瓷窑相比,越窑与邢窑属于原生型的窑场,而耀州窑则属于次生型的窑场,所以,如青瓷与白瓷的艺术水平逊于这些名窑,但差距一直在不断缩小。

在装饰艺术方面,唐代耀州瓷不仅在装饰纹样上日渐丰富多样,而且各种装饰技法基本齐备,为以后耀州瓷的装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五代耀州瓷的剔刻花、宋代耀州瓷的刻花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催生出来的特种装饰技法。

因为耀州窑不属于原生性制瓷窑场,没有前期的历史积淀,唐代耀州窑烧瓷的经验来自对其他名窑的学习、借鉴。创烧之初,耀州瓷没有自己明确、清晰的发展方向和独特风格特征。但正是由于没有自己的特征,也就没有过多的束缚,显示出一种广泛吸收诸家之长的旺盛生命力和随意独创的自由精神。所以,可不分青白一并制造,而以青瓷著称的越窑和以白瓷著称的邢窑则为了自身风格的发扬,反而基本不在其他色釉品种上投入过多的精力。所以,主要品种和耀州窑这种属于次生窑的窑场相比显得比较单一。除了对越窑、邢窑这样的名窑瓷器风格的仿制。耀州窑也有自己独特的色釉品种的烧制,其中以黑釉瓷为最大宗的烧造而且最为成熟,一些独特品种的创新也是基于在黑釉瓷器的烧造基础上进行的,如黑釉剔花等。 HxjWxzhI6lUAHbL5y217u2yMsOSLvFnh/C1pIsxEmZ+L7uQKnpDXpd3mTIVCe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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