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各时代耀州窑的性质划分

对于耀州窑的性质的研究，是对耀州瓷进行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它的性质问题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相反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情况下性质不同，甚至差异很大，难以一言以蔽之，必须进行具体分析和研究。而研究它则对进一步研究耀州瓷的艺术风格及所受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有着重要意义。

耀州窑不同历史时期曾经出现过两种性质不同的瓷器烧造，一种具有“贡窑”的性质；另一种具有“民窑”的性质。贡窑则又具有官窑的性质，其制作受到政治方面因素的影响就会较大；民窑性质则以销售实现货币交换为目的，受经济方面影响就会占主要方面。两者的差异就会使耀州瓷的生产导向发生巨大的变化，官窑属性的产品生产可以不计工本，所以制作精良，奢华细丽，追求质量精美；民窑性质的产品生产以商业销售为主，力求低投入高产出，追求产量，所以不像前者那么讲究、细致，而较为粗犷，追求耐用、实用。这两者则又都受到时代与地域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同时，不同的阶级和民族具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与风俗习惯，自身文化因素导致对不同文化信息的取舍。瓷器作为一种造型艺术形式，一方面具有实用的功能，具有使用价值；另一方面还具有欣赏的附加功能，具有艺术欣赏价值。造型和纹饰艺术性强烈的瓷器则远远超出其实用的价值意义，成为具有高附加值的特殊欣赏品。高附加值的产品必然也具有很高的交换价值，因而常常成为市场导向的特殊商品。所以，面对不同的需求者，就必须满足其不同的心理需求，必须符合与其文化背景与风俗习惯相适应的艺术形式，附加于瓷器这一物质载体之上，才能达到和完成物质生产的最终目的。耀州瓷的发展历史证明了这一规律。

陕西是中国历史上十三个王朝的建都之地，古耀州是唐代京师长安的京畿之近镇，又位于京师北上的交通要道，因而受京城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很大。唐代长安城是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的东起点，也是西来的商旅、政使的目的地，同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贸易都市和商品集散地。不仅国内的商品在此云集，国外的商品也在这里进行交换。中外不同国籍、不同种族的人群都会在此寻求自己满意的商品，长安城商品的琳琅满目是空前的。

毫不例外，瓷器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用具，到唐代时已是一种生活的必需品，成为市场上的常见的百货之一。各个窑口的产品应当在这里都能见到。耀州以自身的地理、交通的便利，加之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其瓷器的兴起存在着必然的因素。这种商品经济的繁荣极大地刺激商品生产者制造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一方面满足市场的需求；另一方面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可取得最大的利润收益。市场的需求就是生产的导向，不同的需求就会有相应的产品生产。所以，耀州窑一旦创烧，就有相当便利的条件对各窑口的、不同花色品种的适销对路的瓷器产品进行仿制。以此来分析，就不难解释耀州瓷在初创阶段所显示出的品种繁杂的现象。再根据唐代时期耀州瓷的制作的相对风格的粗犷、稚拙特征分析，这一时期的耀州瓷所呈现的无疑应是商业性民窑所具有的性质。

但是，问题并非那么简单，唐代耀州三彩窑遗址出土的唐三彩龙头（图210） 及大量三彩“碧瓦”等建筑构件，从体量到内容本身都绝非一般人家可用之物。学者以为当是专为皇家所用之物。并由此断定，唐代耀州窑为皇家烧造过陶瓷制品。

所以，唐代耀州窑也曾具有一定的官窑性质。

唐代时期的手工业作坊中，以小型作坊居多，设备简陋，资金不多，组织形式一般也很简单。通常情况是师傅雇佣少量徒弟或帮工进行生产制作，师傅既是作坊主和技术指导者，又直接参加劳动，自行制造和加工产品，所以制作的产品粗朴、不精细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唐代民间生产的普遍特征。唐代耀州瓷的多釉色制品的风貌，可以印证这种情况的存在。

到唐代中叶以后，随着作坊与行会的发展，情况有了较大的改观。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同一种行业，存在有许多共同的活动与共同的利益关系，同时也出于官府进行管理与索取的而需要，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各种同一行业的区域性组织，即行会。

研究者认为，行会是唐代开始出现的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的同业性组织。其作用有二：一是维护同一区域内人数众多的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的共同利益，调整内部关系，如制定大家共同遵守的章程，防止同行之间不必要的竞争，统一经营方针，以及祭祀等共同的社会活动等。二是行会可与官府协调，得到官方的认可与保护。自然也要按官府需索进行一定的生产制造。

从现已发掘的耀州唐三彩窑址可以看出，其分工之细，规模之大，已具备相当程度的流水线作业形式，生产已经可以成大批量的进行。从这种作业形式与规模看，已经远不是一般的个体作坊。可能与行会的管理有关，或者可能就是官府所辖管的制瓷窑场。

五代时期耀州窑的生产，从考古发掘及出土器物情况看，带有官窑性质的瓷器生产更为明显。《五代黄堡窑址》中指出：

发掘五代黄堡窑时，出土了一批带有‘官’字款的青瓷标本（图2-11） 共有12件。加上耀州窑博物馆馆藏的2件，应为14件。

铜川黄堡出土的‘官’字款青瓷，均为碗和盘，多仿金银器皿造型，胎为灰色，釉色除纯正的青釉以外，还有淡青釉、天青釉、青绿釉、灰青釉等，施釉时内外施满釉，足上裹釉，用托珠支烧，胎釉结合紧密，釉面莹润，开有细密纹片，釉层有玻璃质感。‘官’字均在入窑前刻在碗盘圈足内，字体工整，制作精细。整体格调高雅，是一种很高档的瓷器产品。

从全国的窑址情况看，直接出自窑址的‘官’字款青瓷，目前仅见于五代黄堡窑。“它说明了五代黄堡窑在历史上的地位，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专家以为，“五代黄堡窑为当时的官窑，这种可能性是无法排除的。”

根据五代时期出土的器物来看，采用的装饰手法是器壁具有高浮雕立体感的剔刻花手法，由于在器壁上采取减地深刻，所以视觉感受非常强烈，达到了非常理想的一种瓷器装饰艺术效果。但是这种方法对各方面的技术要求相当高：一、要求有很高水平的造型艺术与工艺流程设计者；二、要求有技艺水平高超的实施工匠；三、要求材料的性能极高，胎质要能达到不易刻穿，不易烧变形的要求；釉质窑能满足天青悦目，并且通透，即具有理想的湿透性；四、要求烧造者有丰富的经验，能掌握好烧制的火候。要达到理想的成品效果存在诸多的难度要求，自然成品率相对会很低，而成本则会很高。窑址出土有一些烧制变形的废品，便证明了这一点。无形中大大加剧了生产的成本。所以，这种要求便不是一般民窑所能达到的，而实际上通常只有不计工本，精益求精的官窑性质的窑场才能做到。

随着研究的深入，五代耀州青瓷中蕴含的那种独有的艺术高度与技术难度，都明显超出了同时代一般名瓷窑所能比拟的水准，因此专家推断五代时期的耀州窑极有可能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柴窑”。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五代时耀州窑就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官窑。

在发掘中发现，五代时期的“官窑”窑址面积并不大，专家指出：

在整个五代黄堡窑中只有一小部分地方出带有‘官’字款的瓷器，是否意味着五代黄堡窑中只有一部分窑和朝廷或官府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尽管都是五代时期的窑，在当时却只有一部分窑属于官窑，其他窑并不属于官窑。

因而，可以这样认为，当时耀州窑有一部分是为朝廷或官府烧制瓷器，具有官窑的性质，其产品制作精良，艺术性很强；还有较大的一部分仍以民间用瓷的烧造为主，具有民窑的性质，制作的产品相对随意和普通。所以，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五代时期的耀州窑以官窑性质的产品生产最具代表性，而以民窑性质的产品生产最具普遍性。虽然似乎可以确定为“官窑”的瓷器生产所占耀州瓷器生产的总体份额不大，但其意义对于耀州瓷研究却仍是极其重大的。学者认为：

我国古代经济史研究中关于手工业两大基本形态的划分是一个可行的分析框架，因为官府手工业和民间手工业的确指向了互不相同的生产目的。单就宋代的情况来看，官府手工业以生产制造出满足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活动以及上层社会生活所需的各类物品为主旨，民间制造业则带有突出的商品生产性质，以服务于更广大的普通人群为基本要旨。

宋代人口大为增加，同时由于品茶风俗的盛行，加之禁用铜器的限制，对于瓷器的需求量激增。不仅民窑遍布大江南北各地，而且出现了由宫廷直接控制，专为供奉所需烧造瓷器的官窑。而星罗棋布于全国的民窑则相互仿制与借鉴，充满了活力与创造性地烧制属于商品生产的瓷器。

宋代是耀州窑生产的鼎盛时期，其制作的瓷器质量上乘，被称为“巧如范金。精比琢玉”。专家认为，宋代耀州窑兼有民窑与贡窑的双重性质。 《元丰九域志》记载：

紧，耀州华原郡，感德军节度。……户主一万九千八百二，客六千一百八。土贡瓷器五十事。

这是文献记载的北宋中期宋神宗熙宁至元丰年间（公元1068～1085年）前后，耀州窑向朝廷进贡瓷器的记载。另，《宋史·地理志》记载：

耀州，紧，华原郡。开宝五年，为感义军节度。太平兴国初年，改感德军。崇宁户一十万二千六百六十七，口三十四万七千五百三十五。贡瓷器。

这是文献中对北宋晚期，宋徽宗崇宁年间（公元1102～1106年）前后，耀州窑向朝廷进贡瓷器的记载。

《中国陶瓷史》中有专门讨论宋代耀州贡瓷的章节，以1953年北京广安门外基建工地出土的瓷器标本为实物参照确认为：

这批贡瓷也当是烧于北宋中期。北宋末，金人攻陷汴京，典籍珍宝无不为金人搜刮殆尽。……北京广安门发现的耀州青瓷当是金人的胜利品。这批瓷器的出土使我们对耀州贡瓷面貌有所了解。属于这类贡瓷的完整瓷器，还有流散到国外的刻花凤纹枕、龙柄刻花壶及凤头壶等器物，通过这些瓷器可以看到耀州贡瓷的庐山真面目。

冯先铭先生主编的《中国陶瓷》中也提到：

1951年北京西郊曾发现一处专门储藏耀州贡瓷的窖藏，器皿为盘、碗之类用器，纹饰以龙凤为主，少数为花卉纹，窖藏地点在金代中京都城遗址之内。

耀州窑的考古发掘出土实物中也发现有带北宋神宗年号“熙宁”款，以及北宋徽宗年号“大观”、“政和”款的标本。耀州瓷专家认为：

特别是带‘政和’纪年款的印花斗笠型小盏（图2-12）， 其印花图案由凤凰衔牡丹组成，在盛开的牡丹花花蕊部位圈有长方形方框，在方框内端端正正地书有‘政和’二字。这种既有凤凰纹样又有皇帝年号的纪年款的图案，应该是专为贡瓷设计的。

同时，《中国陶瓷史》明确指出：

耀州窑产品以民用为主。由于具有独特地方风格，产品质量在北方民用青瓷之中，属于上乘。正因为如此，它被地方官吏所选中，以常年例贡形式，烧造贡瓷供北宋朝廷使用。

事实正是如此，窑址出土的宋代耀州瓷品种广泛而且相当繁杂，但不论何种种类的产品则皆以日用器皿为主项。但同时也指出，宋代的农村仍是封建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因为陶瓷制品的原料与烧造工艺与其他农产品加工的酿造、榨油、纺织等手工业的不同，作为农村的一种自然经济还难以自给自足。因此，“已发现的宋代瓷窑中也有不少是烧制粗瓷制品，应是为农村市场所生产。” 耀州窑便存在这种情况，尤其是宋代以后，大量的耀州瓷生产都是为当地以及周边地区的市场供应而烧制。所不同的是宋代由于耀州窑工艺的日益改进与成熟，制作的商品瓷更加品质优良，这是后世所难以比拟的。专家推论：

耀州窑所烧造的这些瓷器产品，绝大多数是作为民用商品瓷在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上进行贸易销售。……从目前考古资料可知，在全国各地和海外的很多遗址或墓葬中，都曾出土过不少的耀州瓷器，应是耀窑民用商品瓷广泛销售的证明。

历史文献中也有相关的文字记载，便是证明。《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元祐）八年正月……先是御史来之邵言俊乂知耀州日，遣子弟载陶器四车入京贸易，令户部体量是宝，故有是命。

北宋时期的城市人口增长幅度很大，10万户以上的城市增加到40多个。开封人口超过了百万。据研究，

宋徽宗时全国人口达2088万户，约一亿人。北宋国土虽小，但人口密度和垦田数都超过汉、唐，加上重视兴修农田水利和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生产达到了新的水平，为封建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的时期，为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准备了条件。

大城市手工业繁盛，突破了唐代时坊、市的界限，商业非常繁荣。《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从文字和图像都记录下了当时的盛况。成千上万的小镇、草市、墟市也因工商业的发展而纷纷兴盛起来。城镇经济的功能大为增强。城镇民间手工业则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商品生产。制作瓷器的每个家庭以作坊为单位，生产技术往往为家庭所保守，一般不传外人。出现了很多以某家命名的商品，如耀州瓷中就存在这类情况。这种就是当时烧造的较好的，已经具有品牌效应的耀州民间商品瓷。

可见，宋代耀州瓷是一种质量非常优良的民窑性商品瓷，销路极广。这从耀州窑系的分布情况就可以看出，其向东方向直接影响到汝窑的生产工艺和艺术风格；向南部方向一直影响到广东的西村窑与广西的容县窑、永和窑等诸多窑口，而这些窑口的产品一般都是为海外贸易而创烧的窑口。“据宋人笔记、话本记载，宋时的酒楼、茶坊都悬挂名人字画，以器皿精洁为号召。饭店用耀州青瓷碗，饮食担子也用定州白瓷瓶，可见那时的风气与瓷器的普及。” 亦足可见当时的耀州瓷器在当时是颇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并且耀州瓷也为官府看重而被选为贡瓷供奉朝廷，因而也兼具官窑瓷的性质。

总之，宋代时期的耀州窑生产达到了一个良性的循环过程，显示出了勃勃的生机与活力。即便是当时耀州的民窑生产也达到了很高的质量与艺术水平，几乎可以和官窑性质的贡瓷相伯仲，这是当时制瓷业蓬勃发展的大环境、大趋势决定的。

唐代后期到宋代时期是耀州窑瓷器的发展快速成长并臻及辉煌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进程正如学者所论及的那样，

唐代后期与在此之后的宋代（960～1276年）组成后来中国历史的最初阶段……这时的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证明是中国最典型的东西，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始繁荣。在唐代后期和宋代所达到的文化和制度的水平在以后的几百年中没有很大改变。

金元时期的耀州瓷已以民窑瓷的烧造为大宗，器型基本都是民间日常用瓷的碗、盘之类，器物形制相对较大，风格也更加粗犷。

但并不是说金代就只有民窑瓷的生产。据学者考证和研究发现，金代依旧烧造一定数量的贡瓷。作者所依据的文献资料，来源于现保存在铜川市耀州区药王山南庵的金元碑廊内的《耀州吕公先生之记》碑。碑中有记：

大定癸巳（即金大定十三年，亦即公元1173年）……是岁冬。耀州使效牛安国贡瓷器至滹沱河南路，逢先生（即吕公，吕中道）……牛生拜问：“先生何往？”曰：“吾久厌尘世，拉竹林寺长老南游天坛。汝至都下，传语张监史。”既至都……遂见张监史。

另外，作者还列举了实物与旁证进行了详细的论证说明。 因此，金代耀州窑在以大量民间商业用瓷的烧造的同时，也烧造一部分品质优良的贡瓷（图213）。 因而，具有以民窑性质为主，贡窑性质为辅的双重性质。然而，从大量出土遗物及研究资料证明，显然不同的是，金元时期的耀州瓷制作虽有很少部分的贡瓷性质的生产，但占绝对主流的无疑是民窑瓷的烧造，且烧造质量与艺术水平于宋代相比则显得粗陋、简单，已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至元代末期，耀州瓷享有盛名的青瓷制造已近尾声，取而代之的是完全民窑风格的磁州窑类型的黑釉画花瓷的生产，其艺术风格趋向已完全民间化和世俗化。

进入明代时期的耀州窑生产的主流已经脱离了其自身传统的轨迹，转向长期以来广受北方地区民众所喜爱和欢迎的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瓷的烧造。更大程度地显示为民间制瓷窑场的性质。只有在立地坡很小的范围内，也曾被王府看重而烧造过琉璃类建筑材料，如史料记载：“秦愍王樉，太祖第二子。洪武三年封。十一年就藩西安。” 乾隆本《同官县志》“琉璃厂”条下记载：“在县东南三十里立地镇，镇出白土可为瓷器，明初敕造琉璃厂以供奉王府盖造之用。” 但仅能说明的只限于明代立地坡窑场为秦王府烧制建筑用陶，对于耀州地区的整体民窑瓷器生产的性质与大宗的民间瓷器品种的制作相比已经没有多大的影响。因此，这一时期的耀州窑基本可以定为民窑的生产性质。

瓷窑的性质不同，决定其生产产品的方向的不同。民间瓷窑以民间的日常使用为主，首先注重经济耐用，对于装饰的要求不高。生产者为降低成本，不需精雕细刻，所以一般风格较为粗朴，纹饰装饰不求华丽、繁缛和精细。官窑或者贡窑的性质则决定了其制品的既注重实用又注重装饰的双重性特质。甚至为了取得理想的装饰艺术效果，可以不计工本。所以装饰的艺术表现力一般很强，在注重艺术表现力的同时，材料加工及烧造等诸多相互联系的工艺技术也都配套要求很高。虽然有时制作成本过大，但往往可以使先进的技术能马上运用于其中，由此便于先进技术的推广，有其有益之处。

但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情况与流行风尚也存在不小差异。比如宋代时期的民窑耀州瓷也能做的精美华丽，这时精良的民窑产品和贡窑产品是很难区分高下的，所以被誉为“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并形成为一个影响广大而深远的窑系。这种情况是有着特殊的时代性的。但从更广泛的历史角度分析，瓷窑的性质无疑是决定产品质量和艺术风格的一个主导因素。

由以上论述可见，耀州地区在仰韶文化时期陶器烧造就已达到高度的成就，历史延绵至唐代耀州窑创烧瓷器。耀州瓷窑的产生对于地处西北地区的陕西来说是一件大事，它确立和推进了陕西乃至西北地区的陶瓷文化的地位，填补了作为拥有辉煌灿烂历史与文化的陕西的一个空白。尤其是唐代时期作为都城长安的京畿之地，耀州瓷文化构成唐代文化与丝绸之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耀州窑自创烧之日起就显示出一种包容并蓄、积极创新的进取精神。在广泛吸收和学习其他瓷窑之长的基础上，积极发挥自身各方面的优势，取长补短。在经验不断积累的同时，不断试验和改进制瓷工艺和装饰技术。五代时期的转型标志着耀州窑已经完全具备了作为一个历史名窑所应有的势力和特征。宋代时期耀州窑各项加工、装饰与烧造技术的进一步改进和提高，使得耀州瓷从此一跃而成为一个风格鲜明、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名窑瓷，耀州窑也在此时跻身为八大窑系，成为北方刻花青瓷之冠。 Khg6RvHE162WcBS68NjoBInR4bR1CODNe9kGGo4a70QdKHpQ5L7o9Xcz+MPFtz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