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耀州地区陶瓷烧造的历史沿革

一、唐代以前的耀州陶瓷烧造

古耀州地区文明起源较早，尤其是制陶技术在仰韶文化时期即已达到成熟。在此后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耀州的独特地理位置，距离古都长安只有100公里左右，所以一直处于古代文明的文化中心区域，一直保持着和古代文明的发展基本并行的状态。耀州瓷器的创烧生产虽然在全国范围内相对滞后，但在北方诸窑口中并不算晚，从其一开始创烧便具有多品种类型的包容性，以及其后较为迅猛的发展来看，其艺术成就与风格特征都是突出而又强烈的，尤其在五代、北宋之际达到了巅峰。

古耀州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环境条件，造成其境内分布的漆水、沮水两岸气候温和，四季分明，河岸坡地植被茂密，具有适宜于人类生存的天然环境。《铜川市文物志》中载：

铜川的自然生态环境可以分为两类：一为北部的低山丛林区；一为川原沟壑区。这种地形地貌特征，为不同时期人们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场所和条件。……这种地貌的特点是，原面宽阔平坦，沟壑发育，长期的浸蚀，使黄土原面形成川原相间，泉流交汇，沟壑纵横的独特景观，适于人类生存发展，史前和历史时期均为生态生活区。所以泉边、河岸、原头和沟凹，到处都可找到人们生活的住址。从八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兴起后，先民们一直在这块土地上采猎牧耕，繁衍生息，创造了仰韶、龙山等民族部落文化。

据考古发现，在六七千年以前，这里已有大量新石器时代人类文明的遗迹，分布有众多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庙底沟类型文化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分属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制陶技术，从遗留情况看已经相当成熟。其基本类型与风格和西安周边的半坡等的陶器相类似，属于同一文化圈风格类型。这一点可以从现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遗物情况得以证明。

在黄堡镇吕家崖新石器时代遗址，其南北长700米，东西宽400米，遗址出土有细泥红陶、泥质红陶、泥质灰陶、夹砂红陶，器型有缽、碗、盆、罐、瓶等。与半坡陶器属于同一期类型，证明这个遗址是母系氏族繁荣时期的遗留。 尤其是1937年在黄堡镇吕家崖遗址出土的人面几何纹彩陶葫芦瓶和1981年在前峁遗址出土的堆塑人首壁虎纹褐陶罐，为新石器时代罕见的彩陶制品。

人面几何纹彩陶葫芦瓶（图2-1） ：1937年黄堡镇吕家崖新石器遗址出土，属于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类型，器高36.5厘米、口径4厘米、底径11.2厘米。造型呈葫芦形，直口、束颈、鼓腹、平底。口沿周围饰黑色宽带纹，下饰四等距圆点和几何纹组成的人面纹图案，人面目、鼻、口俱全，为黑色彩绘，瓶底饰有蓝纹。

堆塑人首壁虎纹褐陶罐（图2-2） ：1980年王家河乡王家河村东约500米处的前峁新石器遗址出土，属于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类型，罐高17厘米、口径14.2厘米、底径9.2厘米，褐陶。侈口、束颈、小平底。通体饰粗绳纹，颈部贴10个饼饰，印方格纹。肩部饰二对称鸡冠耳。一侧饰人首蜥蜴浮雕，浮雕用泥条贴塑。人首面部及鼻梁高大翘起，眼睛被戳镌为双孔，躯体屈伸，四肢用力攀附于器壁之上，尾巴作摇摆之状，四肢与尾部饰方格纹。

从部分地层发掘的地层叠压关系研究分析，其早期制陶从新石器时期一直延续到商周时期。如丰邑遗址、贾曲河遗址、石柱村遗址、关家村遗址等都覆压有商周时期的文化层，并伴有商周时代的陶制遗物出土。 另外发现的商周时期的遗址有：南坡遗址、安家河遗址、古庄科遗址和河东遗址等。这些遗址都伴随有大量商周时期的陶器残片等遗物出土，尤其是安家河遗址的西南断崖发现明显的灰层，厚达120厘米，并有灰坑数处，内见大量的陶器残片，并且还发现一处陶窑作坊。为耀州地区商周时期的制陶文化的历史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参照依据。

秦汉时期耀州地区的制陶业基本上仍是承续着前代的制造工艺，目前发现的遗址主要包括铁王河遗址、青龙遗址、前河村遗址和宋家湾遗址等。出土的陶器如先秦“频亭”灰陶罐，（图2-3） 据学者考证“频亭”二字应为“频阳旗亭”的缩写。此器物当为秦代时耀州所隶属的频阳县的官方市场管理机构——市亭所监制的产品，可以在市场中合法出售。 同时，也是秦时要求“物勒工名”的管理制度的一个佐证，反映出秦代开始实行的对于制陶业等手工业的管理已进入制度化的时代，政府已参与到制陶的管理中来。从侧面也说明，秦代时期，耀州地区的制陶业已经进入相当规模化的生产阶段。

其他在耀州地区的制陶遗址与遗物还有，王家河遗址：该遗址地表陶片遗存丰富，已发现的陶片有：

1、泥质红陶片，细绳纹，素面，可辨缽、盆、瓶等；

2、彩陶，鸟纹、圆涡纹，有盆、缽；

3、夹砂灰陶，绳纹、网格纹、附加堆纹，有罐；

4、泥质灰陶，有陶环、陶球；素面黑、白陶器。

前申河遗址：该遗址地表随见大量陶片，已发现的陶片有：

1、泥质红陶片，绳纹；泥质灰陶，有绳纹、弦纹，划纹、素面。可辨器型为小口平沿、鼓腹罐口沿、磨光之圈足等。

2、夹砂红陶，方唇、侈口，长颈罐沿；

3、夹砂灰陶，绳纹、鸡冠扳耳罐等。

五里镇遗址：该遗址属典型仰韶文化遗址。已发现的遗物有：

1、泥质红陶，素面、弦纹、方格纹；

2、彩陶，勾叶圆点纹、宽带黑彩纹、平行条带纹、三角纹等，可见器型重唇尖底瓶、三足器足、敛口缽、卷沿盆口底部；

3、泥质桔红陶等。

以及其他一些遗址、遗物。

两汉时期，耀州地区的制陶业持续发展。随着汉代厚葬之风的盛行，制陶业得到了更加蓬勃的发展。由于社会的大量需求，种类繁多的随葬品被不断生产、创造出来。出土于王益乡十里铺西村的灰陶房屋模型便是西汉时期随葬明器的缩影。这件灰陶屋高33.5厘米，胎灰质细，为歇山式屋顶，五极四面纹，出檐。檐口有瓦当，饰梅花点阳纹，山墙呈弦形。正面开有方窗两孔。 可以反映此时代耀州陶器的工艺技术及艺术水平。

更能够反映西汉时期制陶工艺水平进步的是汉代低温铅釉陶的出现。《中国陶瓷史》中认为：“铅釉陶制作的成功，是汉代陶瓷工艺的杰出成就之一。根据考古发现的材料，这种陶器在陕西关中地区首先出现。” 耀州地区在此时即已能够生产出这种低温铅釉陶，说明当时耀州地区的低温铅釉陶的烧制和关中地区基本同步，这在全国范围内当时是居于领先地位的。与上述“灰陶屋”同时同地出土的便有褐釉陶罐。这件褐釉陶罐通高22.3厘米、口径1.5厘米。有当时盛行的博山形器盖，饰有虎、豹、野猪等群兽浮雕纹。器身为直腹下收，外壁饰有三道弦纹。平底有三兽足，作托举状。通体外施褐色低温铅釉。 另外，出土的还有低温黄釉、绿釉及彩绘陶器，都具有典型的时代风格特征，反映出汉代特有的文化艺术特质。

上述情况说明，耀州地区的陶瓷烧造有着相当久远的历史渊源，至少在新石器时期耀州地区就已经出现了陶器的烧造，并逐渐发展、成熟。商周时期上乘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制作技术，在器型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鬲、簋等新的器型，和这一时期所具有的青铜时代的文化风格并行一致，也和中国陶瓷发展史的规律相吻合。秦汉时期耀州地区的制陶业更是和广大的关中文化圈的发展相一致，因当时的耀州地区即已属京畿之地的范围，其制陶业的发展受京都文化影响，在当时是属于先进行列的。

至于耀州烧造瓷器的历史开端，是有待进一步探索和研究的问题。根据陈万里先生当年在耀州窑遗址地区发现的《德应侯碑》文记载：“载柏翁者，晋永和中有寿人耳，名林，而其字不传也。游览至此，酷爱风土变态之异，乃于时人传火窑甄陶之术，由是匠工得法，愈精于前矣。民到于今，为立祠堂在侯之庙中，永报庥功，不亦宜乎！一方之人，赖侯为衣食之源，日夕只畏，曾无少懈。” 有学者据此认为，耀州窑烧制瓷器的历史应当远推至晋代永和年间（公元345-356年）。 其理由为：

（一）《德应侯碑》铭文中所记耀州窑的起始年代与我国瓷器正式形成的时代大致相符合。另外，陕西西安市张家坡西周时期居住遗址出土的青釉器，“经过鉴定，证明烧成温度达到摄氏1200度左右，基本烧结，吸水性很弱”，符合现代对瓷器的定义，说明陕西地区“瓷器早在西周时代已经出现。” 因此，黄堡镇在晋代应当有可能烧造瓷器。

（二）从我国瓷器发展的总状况看是先南后北，但依据耀州地区的陶瓷烧造历史渊源情况分析，完全具备在晋代烧制瓷器的可能性。

（三）根据瓷器品种的发展历史看，耀州窑早期的产品也相符合。

然而根据历年来对耀州窑遗址的大面积考古发掘情况来看，耀州瓷窑始于晋代的结论尚属假说，还不能成立，还有待更加确切的考古实物资料的发现证明。

二、唐代耀州窑的创烧与发展

根据历年来对耀州窑遗址的科学考古发掘得知，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都非常清晰地表明，耀州窑的烧造历史肇始于唐代。 考古发现，唐代文化层内出土有带有纪年的器物，如在足底墨书“元和□”年款的白釉敞口斜腹璧形足碗；肩部以茶叶末釉书写“大中”年款的白釉小口折腹提梁小罐；以及当时供拉坯使用的，刻有“咸通七年”年款的盘头等。另外，还伴随有唐代早期面背有肉好周廓的“开元通宝”；初至盛唐时期钱背的穿上或穿下有偃月纹的“开元通宝”；中唐时期的“乾元重宝”；晚唐时期的钱背穿上有“京”、“洛”、“昌”字号的会昌“开元通宝”等。这些资料为耀州瓷的历史断代无疑地提高了直接的证据。专家据此再结合研究各类出土器物自身的演变规律，将唐代时期的耀州瓷分别细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

第一期，初唐时期，即唐高祖李渊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至中宗李显嗣圣元年（公元684年），约65年。此期耀州瓷的主要品种为黑、白瓷，兼烧青瓷、茶叶末釉瓷等，代表瓷器类型为黑釉瓷与茶叶末釉瓷，分别为各种类型的盒、碗、执壶、罐、盂等。

第二期，盛唐时期，即武则天光宅元年（公元685年）至玄宗李隆基天宝十五年（公元755年），约70年。此期的代表瓷器类型为白釉瓷、黑釉瓷、茶叶末釉瓷、棕黄釉瓷、赭黄釉瓷的，分别为各种类型的盒、碗、炉（有的学者认为是灯）、缽、执壶、瓶、罐、盘等以及唐三彩器等。其中唐三彩器有较大型的唐三彩龙头建筑构件与琉璃瓦等。

第三期，中唐时期，及唐肃宗李亨至德元年（公元757年）至文宗李昂开成五年（公元840年），约84年。此期的代表瓷器类型为黑釉瓷、青釉瓷、素胎黑花瓷、黄釉瓷、白釉瓷白釉绿彩瓷、茶叶末釉瓷、棕黄釉瓷、赭黄釉瓷的，分别为各种类型的盒、炉（有的学者认为是灯）、碗、缽（包括各式擂缽）、执壶、瓶、罐、水注、盘、盏托、盘、盅、杯等及唐三彩器等。

第四期，晚唐时期，即唐武宗李炎会昌元年（公元841年）至哀帝李柷天佑四年（公元907年），约66年。此期的代表瓷器类型为青瓷、白瓷、白釉绿彩瓷、白釉褐彩瓷、黑瓷、素胎黑花瓷、黑釉刻花填白彩瓷、茶叶末釉瓷、青釉白彩瓷等，已经烧造的相当成功。分别为各种类型的盒、炉（有的学者认为是灯）、碗（包括各式敛口、敞口、撇沿碗）、缽（包括各式擂缽）、壶（包括各式执壶、油壶）、瓶（包括各式双系瓶、盘口瓶、净瓶、长颈瓶、葫芦瓶、双鱼瓶）、水注、罐（包括各式单耳罐、双耳罐、提梁罐）、盘（包括各式圈足盘、敞口平底盘、敛口平底盘）、盏托、釜、渣斗、唾盂、盅、杯、洗等。

通过发掘研究可知，在生产工艺上，唐代耀州窑的工匠在瓷器制造过程中，基本上要经历原材料的制备、成型、修坯装饰、施釉、干燥、装烧、烧制等一系列工艺技术。从发掘出土的粉碎矿渣、大小石臼、石杵、淘洗池、沉淀池、盛放制备好的陶泥浆的大陶缸、成堆的胎泥、压制好的泥片、泥条等情况分析，唐代的耀州窑坯用原料较为单一，稍粗，烧成后呈灰白、黄白、青灰等色。工匠把原材料瓷土矿石开采回来以后，先要进行粉碎后，放进淘洗池漂水制浆，将溶解的细浆注入沉淀池沉淀制成备用的胎泥。制好的胎泥根据需要加工成型，成型工艺主要采用轮制、模制与捏塑三种方法。

据专家研究，唐代时轮制所用转盘、立轴皆系木质，在转盘与轴的连接部位已出现专门制造的生铁铸件和耐磨瓷质构件，转盘上安装瓷质盘头，以保证轮制拉坯时的质量和工效。模制则多采用合模技术。捏塑多为小型塑件，直接以手工捏成。修坯时发现有特制的玉石和瓷质刮板为刮泥修坯的专用工具。施釉工艺普遍采用先施一道化妆土然后上釉，上釉采用蘸釉法和涂釉法兼用的方式。装烧技术自盛唐始已采用桶形匣钵装烧。碗、盘类器物普遍采用三叉支垫垫烧。素胎黑花碗因不施釉，则可直接叠烧。烧成技术所使用的窑炉，据考古发现多为馒头形半倒焰式，以木柴为燃料。

唐代瓷器的造型装饰艺术手法，除了采用瓷器成型工艺运用的轮制拉坯、合模对范，手工捏塑作为主要的造型成型手段以外，装饰手法还有贴花、彩釉画花，并且出现了划花和戳印花工艺。另一方面，还充分体现在对瓷器色釉的运用上，即利用两种色釉之间的色差对比进行装饰。首先，唐代耀州瓷开发了非常广泛的色釉品种，几乎囊括了当时所见的所有品种，并且独创出适合自己条件的色釉品种，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如黑釉、茶叶末釉都可说是冠绝一时，唐代耀州瓷黑釉塔式罐就是这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此外，耀州窑的唐三彩制作除了缺少钴蓝色釉，其他方面也都达到了高度的水平，出土的大型建筑构件三彩龙头正是其代表之作。再者，耀州瓷的素胎黑花瓷也是其代表性的作品，在素胎底上以黑色釉为颜料所画成的大量纹饰，变化多样，朴素大方，反映出唐代耀州瓷独特的文化艺术魅力。在表现题材上，唐代的装饰题材已趋于丰富多样。包括有各种几何形纹及人物、动物和植物纹等，都能和器物造型风格相适合，达到实用与艺术的统一。

晚唐时期耀州窑向越窑青瓷的学习和仿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尤其是对越窑秘色瓷的仿制进展较大。在对秘色瓷的仿制中耀州工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耀州独具特色的天青釉瓷器的创烧奠定了基础。故后来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

从上述可以看出，唐代时期耀州窑的多品种、多花色陶瓷生产经历了一个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制瓷工艺与装饰艺术已经趋于丰富、成熟，并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当中不断地总结和改进。制瓷工艺的成熟更加有利于耀州工匠积极探索和创新的瓷器品种和类型。自盛唐时期开始，耀州瓷的品种、类型大为增多，并且在唐三彩的烧制上也显示出耀州窑独特的艺术风格，各种装饰技艺在不断探索中持续丰富和趋向成熟。这一切，使耀州瓷逐渐显示出独特的文化个性和艺术风采，为以后耀州瓷文化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雄厚的基础。

三、五代耀州窑的成熟与创新

“五代黄堡窑出土的各种瓷器，集中反映了当时工匠如何把普通陶瓷粘土制成精美瓷器的诸多技术和方法。这些工艺和唐代相比，已有了长足的进步。” 五代时青瓷成为耀州窑的大宗产品，仅烧少量的白釉、黑釉、茶叶末釉等。青釉中烧制成了最值称道的我国最早的天青色釉，釉色青中泛蓝，色泽柔和，采取满地施釉的工艺，以支钉托烧，相当精致。并且为保证最佳的釉色品质，已使用了火照（图2-4） 。有些天青釉釉色温润肥厚如同堆脂，和宋代的汝官青釉极似。其他青色釉如淡天青、青灰色、青绿色等也都色泽柔和清雅。

“在王朝和社会变动的背景下，五代黄堡窑所生产的各类瓷器，其釉色、造型和纹饰与唐代相比发生了不少变化，同时，在该窑53年发展中，其自身亦有很多变化。” 从发掘出土情况也证明了五代时期耀州窑的瓷器类型转向了以青瓷烧造为主导，兼烧黑瓷、白瓷、茶叶末釉瓷、白釉褐、绿彩瓷为辅的整体格局。器物类型则以餐具、酒具和茶具为主，还有盅、杯、渣斗、盏与盏托、壶（包括人形壶、倒装壶）、罐、盆、缽、盂（包括唾盂）、瓶（包括短颈瓶、长颈瓶、五管瓶、盘口瓶、葫芦瓶、净瓶）、盘、碗（包括注碗）、碟、盒（包括套盒）、香薰、烛台、枕、拍鼓、灯、炉、玩具等，造型多样，日用生活器皿几乎应有尽有，其中倒装壶为五代时期所初见的耀瓷种类。

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在五代时期的文化层中有原料制备加工的淘洗池、练泥池、陶缸等加工设施，出土的五代时期的瓷器，胎色一般呈现灰白色，质地坚细，叩之则有清脆悦耳的金属之声。有些器物的胎壁已经能够加工得很薄，仅有0.1～0.2厘米。一件口径13.9厘米、高5.5厘米的瓷碗，仅有150克重量，且口沿还饰有很深的多折曲线。充分说明五代时期的胎泥加工练制技术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胎泥的较好的可塑性成为五代瓷器独有的剔刻花装饰艺术的物质基础和保证。

成型工艺上，五代时期的耀州瓷除了较大型的圆器主要在陶车上以拉坯成型外，很多小件的器皿常采用模制成型，圆器上的流、把等也采用模制成型的方法。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五代时期的模具制造技术得到了较大的提高，遗址出土了较多的贴花、贴塑的模具。

五代时期的施釉技术也有所改进，一般仍是先上化妆土再以蘸釉法施釉。五代耀州瓷多施满釉，器足上也裹釉；有些裹釉后再将底圈的釉擦去或刮去，烧成后足底留有一圈橘红色露胎。

在装烧技术上，五代耀州窑普遍仍以木柴为燃料，使用匣钵装烧（图25）， 比前代更加进步，匣钵形式更加增多，有盘形、缽形、桶形、漏斗形等多种形式，已采用一器一钵的烧成制度，相同的匣钵垒在一起形成一个匣钵柱，极大提高了瓷器品质。支烧技术也有改进，用作支具的有垫饼、垫圈（图2-6） 及三岔或圆形支垫。支垫上的支钉有的做得很尖细，烧成后的支钉痕小如芝麻粒。也有一些较粗的以三团细沙粒垫在圈足代替支钉。烧造技术仍以馒头形半倒焰窑，以木柴为燃料。烧成过程中为了检验火候情况普遍开始使用火照。这是五代黄堡窑工匠们的一项发明创造。这一系列更加严密的烧制工艺保证了五代时期耀州瓷的卓越质量。

五代时期耀州瓷的装饰艺术手法有划花、刻花、剔花、印花、贴塑、镂孔、画花等诸多形式，各种手法往往综合使用。其中以划花最多，而以剔花最具时代独特艺术风格。而装饰纹样应有尽有，比唐代更加丰富多彩。其中大量借鉴金银器等其他艺术形式的图案纹样，极大地丰富了耀州瓷的装饰艺术。

四、宋代耀州窑及耀州窑系的形成

耀州瓷艺术发展到五代时期，尤其是以剔刻花青瓷为代表，在当时全国的瓷窑生产中处于领先的地位，被公认为达到了耀州窑制瓷历史的成熟期。 因而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这一时期的瓷器烧制工艺与装饰工艺都为宋代耀州瓷所继承和发展，为宋代耀州窑系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积累了珍贵的经验。

北宋王朝自公元960年立国到公元1127年灭亡，前后历时一百六十七年。由于封建统治阶级采取了“抑武扬文”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使得社会环境相对安定，社会生产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这一时期也是耀州瓷艺术发展的黄金时期，耀州瓷在这段时间里形成了纵横南北，贯通东西的巨大窑系，达到了耀州瓷艺术的鼎盛时期。专家以为宋代的耀州瓷，“根据地层堆积的先后与器型、纹饰、胎釉对比分析，又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宋代耀州窑址》又进一步在大量考古资料研究的基础上将宋代耀州瓷的时期划分为北宋早期、中期、晚期及南宋期，每个阶段的耀州瓷发展情况又略有所不同。

北宋早期，自宋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公元960年）至真宗赵恒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共计62年。这一时期的耀州瓷艺术风格呈现出由五代向宋代过渡的文化艺术特征。仍以青瓷的烧造为主流，延续了五代时期的淡天青、灰青等色釉，多数呈现出青中泛灰或泛黄的色调，反映出这段时期烧成工艺上出现的变化。此期的耀州瓷器物种类有碗、温碗、缽、小盏和盏托、盘、碟、洗、杯、盅、渣斗、唾盂、壶、小水盂、罐、瓶、灯、炉、枕、盒等。专家认为，此期的瓷器器类虽为数不少，“但其造型却相对少得多，不仅与此后的北宋中期、晚期相比大为逊色，与此前的五代相比，各类器物的造型也有所减少。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与一个王朝创建初期，政治上主要是求稳定和统一，经济上主要是休养生息有关。”

宋代时期耀州窑的各项工艺技术普遍有所改进和提高。

宋代耀州窑的坯料制备工艺和唐五代相比，有了很多改进与提高。不仅有了一整套完整的瓷土风化、粉碎、淘洗、陈腐、炼制程序，而且具有了相当的规模。

宋代时期的耀州窑有着先进的制瓷工艺，生产规模庞大，已向大批量、规模化生产发展，号称“十里窑场”。 已发掘的遗址现场设有专门的原材料加工场、泥料池、成型室、晾坯场等流水作业的车间。原材料加工当时已经采用直径达7米的大型石碾槽（图2-7）， 以畜力驱动来粉碎矿石材料，很大程度地提高了工效。

通过对耀州窑的实地考查知道，唐、五代时期使用的陶钧的主部件转轮，由原先使用的木质材料改为石质，同时在转轮之下增设了更便于旋转的铁轴承，从而增大了陶钧的旋转速度、旋转时间和旋转中的平衡惯性，转动起来更加平稳厚重，利于工匠转轮拉坯制作出各种器型。这也和遗址中发现的宋代元丰七年（1084年）镌刻的《德应侯碑》所记载的“始合土为坯。转轮就制。方圆大小，皆中规矩”相吻合。

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一个窑场能同时生产像耀州窑这么多种类和造型的实属罕见。繁杂的器物种类和多样化的器物造型的成功制作，与其拥有先进的轮制工具和先进的成型工艺是密不可分的。 并且从燃料入手对窑炉及装烧工艺做出了巨大的调整，实现了以煤炭为燃料烧制瓷器的创举，一举解决了燃料供应日益紧缺的问题，这在当时尤为先进。

宋代耀州窑的瓷土淘洗工艺也相当先进，已具备了完善的粗淘、细淘、除渣、除铁、沉淀、陈腐等制备流程。专家认为，这在距今千年左右的宋代耀州窑中产生，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宋代淘洗工艺与千年之后的现代陶瓷的制备流程相比，除了没有使用电动机械之外，制备流程的工艺几乎是相似的。 因此，宋代的瓷泥更加精细，可塑性自然也更强，与唐五代时相比，屈服值更大，延伸变形性能更好。

不仅瓷泥加工得以很大提高和改善，宋代耀州瓷釉加工与配方也发生了变化。如将瓷土和药碱采取直接投放石碾槽中进行加工等方法。使得瓷釉的熔融度更好、更均匀，光泽晶莹。青釉配方也已相当科学和成功，融成玻璃相的效果非常好。突出的表现是，宋代青釉很少出现五代时尚且存在的流釉、堆釉、干釉等不足，也很少出现釉面无光泽或“橘皮釉”的现象。尤其是釉层和胎层之间还出现了一种俗称“白衣”的中介面，这是唐五代时期所无法达到的。这种介面层是在高温情况下，釉质和胎质之间相互渗入，相互咬合的结果，说明釉料的配方是非常科学的，在高温熔融条件下釉质的黏度与流动性恰好合适。

宋代耀州瓷的成型方法，很多沿袭于唐五代，有转轮拉坯、模制及捏塑等。瓷器成型以轮制拉坯为主，兼又发展了母模翻制子模的成型印花工艺。这种印花工艺使得批量化生产同一规格、同一花色、同一纹饰图案的产品制作成为可能。

宋代时期的器物较为突出的造型特点，一个就是器口沿部位变化较大，花口器较多、较常见。其中碟类是此期变化最多的瓷器种类，有圈足、平底足、卧足等，配之以敞口、侈口、花口、翻卷荷叶口等多种造型。其余如碗有侈口圆腹圈足、敞口圆腹圈足、敞口斜腹圈足等不同形式。温碗有多曲花口圆腹圈足形式。小盏类以侈口圆腹圈足盏为数最多、最常见。盏托沿袭五代时的宽折沿浅腹内托型。盘类多为敞口和侈口圆弧腹圈足造型。渣斗以敞口束颈鼓腹矮圈足为造型。执壶仅见小口直颈瓜棱鼓腹单柄带流造型。瓶类多见小口鼓腹平底内凹造型。北宋早期的器物造型一个最为明显的特征在底足部分与五代时期非常接近，但早期前后也有所不同，后阶段呈现出向北宋中期过渡的演变趋势。

在装饰艺术上，早期瓷器纹样相对较少，多见划花流云、剔花缠枝花卉及刻划的多层仰莲瓣之类，而以素面无纹的居多。而艺术装饰手法中最堪称道的是五代时期出现的浮雕式剔刻花刀法向平面化的具有浮雕意味的刻花刀法转变。

北宋中期的耀州仍以青瓷为主，兼烧黑釉、酱釉和黑釉酱斑等瓷器品种。这时期的耀州瓷从胎质上有了更大的提高和改变，胎土原料的加工更加均匀细腻，铁质颗粒的去除更加彻底，因而胎色均呈现出高质量的浅淡灰白色，这种质量的胎泥非常适合耀州窑刻花刀法的艺术加工，而且抗变形性很强，烧制出来成活率很高，基本不受器壁厚薄不均所产生的应力变化导致的变形。因此，被认为是耀州窑自创烧至结束的整个历史时期中最好、最精细的瓷器胎质。因胎质的质量极大地提高，前期常用的化妆土工序已不再需要，也同样可以达到理想的要求。中期时段耀州青瓷的釉色呈现的相当稳定，几乎都是玻璃质很强的橄榄青色调，不同批次等因素造成的色差差别很小，基本上可以统一在一个大的橄榄青色范围之内。由于烧制的质量也同步提高，从这时期的出土瓷片标本可以看到，胎釉之间呈现一层白色的类化妆土层，专家研究发现，“这层白色介面是烧成过程中器胎和器釉相互向对方渗入的结果。由于北宋中期的青瓷的胎釉在烧造过程中可以相互渗入而形成一层中介面，所以其胎釉结合非常紧密。” 这种较好的胎釉结合，使得此期的耀州瓷彻底改变了唐、五代时期尚偶然所见的瓷器局部脱釉现象。因而，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耀州窑场出土的《德应侯碑》赞曰：“巧如范金，精比琢玉”，盛赞耀州瓷达到了相当完美的境界。因而，《宋史·地理志》记载了耀州瓷被皇室所看中而作为贡瓷例贡的历史情况， 这和耀州瓷高超的技艺水平与优良质量是难以分开的。

总体来讲，这时期的耀州瓷器型种类已非常繁多，可分成各种系列，如餐具、酒具、茶具、盛储用具、照明用具、化妆用具、棋具、乐具、药具、卧枕具、洁具、鸟食具、陈设具、供具、玩具等，几乎涵盖日常生活用具的方方面面。而且不仅所造器物种类繁多，每种器物中又细分很多类别。如茶具就有，盏、盏托、杯、托盘、擂缽、釜、香盒、水罐、水洗等。每一类中又细分不同的形式规格，十分丰富。瓷器类型与中期相比有增无减，且胎骨较薄，造型小巧瘦俏，整体风格更趋奢华、多变。如碗类发现有侈口削腹型、敞口削腹型、短直口削腹型、侈口宽折沿型等样式。小盏发现侈口削腹型、侈口翻唇削腹型、敞口削腹型、侈口宽折沿型等多种。盘类发现敞口斜弧腹型、敞口折腹型、侈口斜弧腹型、敞口卧足型和宽折沿卧足型等多种，并有分别呈现为四方、六方、八方的造型。碟类发现敞口圆腹型、敞口斜腹型、敞口折腹卧足型、花口卧足型、荷叶卷边口卧足型和敞口翻折沿圈足型等多种。洗类发现花口与多折花口型。杯类发现龙首八棱杯和单把杯。瓶类发现大口梅瓶和下腹凹收再撇出的内凹圈足花口瓶。执壶只发现流曲长颈鼓腹型和小口长颈鼓腹型。温碗和盖碗增多。炉出现一种复古式的平沿束颈鼓腹三足型鼎式，等等。宋代是耀州瓷艺术发展的黄金期，创造出许多独特的新的器型样式，如提梁壶、 葫芦式壶、 耀州窑青瓷荷叶盘等等 。

北宋晚期的耀州青瓷仍保持以橄榄釉青瓷生产为主线，兼烧黑釉、酱釉、黑釉酱斑及结晶釉瓷。胎质虽然不及前一时期精细，但也依然相当致密坚实，与其他窑瓷器相比仍然是保持有较高的质量，胎色一般呈灰白色与浅灰色，也有一些土灰色胎。

北宋晚期的瓷器装饰艺术，从手法上持续采用耀州刻花刀法，而印花工艺已逐渐趋多，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青瓷产品一般都装饰花纹，装饰纹样在前期基础上又有增加，如梅、竹、松、芭蕉、鹤、雁、鸳鸯、鹿等纹样，以及连钱纹、云雷纹等。这一阶段是耀州瓷纹饰图案最丰富的时期。

由上述可知，耀州瓷到北宋时期制瓷工艺、质量与艺术水平等都达到了成熟的巅峰阶段，特具耀州风格的刻花艺术手法犀利流畅，五代时期开创的天青色釉渐为宋代的橄榄青色釉所取代，显示出宋代耀州瓷高度成熟后所具有的自信。宋代耀州瓷以其高品质，和多样化的品种类型、装饰纹样、独特的刀法与印花技艺达到耀州瓷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一个影响广泛的历史名窑以自身的魅力独树于世界陶瓷名窑之林，耀州青瓷成为中国北方青瓷的代表，并形成了影响广大而深远的耀州窑系。

五、宋代以后耀州窑的烧造

宋代之后的耀州瓷分为金代、元代和明代三个历史时期。陶瓷学家指出：

金人南侵，这个事变对于中国瓷业的直接后果是北方熟练窑工逃亡、南迁，造成北方瓷业的衰落。北方几大窑区入金以后，不久虽又恢复烧造，但产品粗劣，战乱之余，人们也以享用粗瓷为满足，同时因战争和商路的断绝，市场大大缩小，已失去了发展的势头，而且产品也失去了精彩。

根据目前发现的带有纪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土瓷器，有……大安二年耀州窑青瓷片标本、……但很少发现金大定以前的产品。显然它是中原地区的陶瓷业在大定年间得以恢复和发展的反映。

根据发掘和调查，金代中原地区在大定年间及其以后发展起来的陶瓷窑就有陕西铜川的耀州窑。这种情况和金代及其以后的耀州窑的命运是完全相符的。然而由于战争的创伤和长期以来资源的消耗殆尽，金元以后的耀州瓷渐渐失去了往日“十里窑场”时的辉煌，趋于衰落。

金代时期由于生产的逐渐恢复，这时期耀州瓷的胎泥淘洗仍然较细，但胎骨总体呈黄白色。从遗址发掘情况看，金代的原料加工采用的适合宋代相似的石碾槽来进行材料粉碎，（图2-8） 但加工工艺不及宋代细致。因此胎釉烧结的烧结度和致密度不及宋代。

金代色釉烧制的最好的当属月白釉，宋代虽已开始创烧月白釉产品，但最好的月白釉出现于金代。金代的月白色釉比宋代青色减弱，白度增强，说明金代时期在月白釉的烧制上是成功的，对宋代有所发展。金代较有代表性的色釉品种是姜黄色釉。

近年来，学者对金元时期的耀州瓷器以黄堡镇为代表，并对其周边的陈炉镇、立地坡、上店、玉华宫及旬邑县安仁窑进行了窑址的调查、发掘研究认为，黄堡窑址的六座金元时期瓷窑，从总体规模来看，布局合理，从原材料加工到烧制成品呈“流水线”生产。其中遗存较为完整的2号窑，在东西2.16米，南北宽3.36米的窑床的底层，遗留下曾一次放置70个匣钵的痕迹，证明当时每窑一次的烧造量相当巨大。 但对大量的出土的出土标本等研究发现，金元时期的耀州瓷器从制作加工到成品烧造技术都已与宋代相比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直接原因都与提高产量，降低成本有关，从大量遗存不难发现，金元时期的耀州瓷已以民窑瓷的烧造为大宗，器型基本都是民间日常用瓷的碗、盘之类，器物形制相对较大，风格也更加粗犷。

在上述黄堡窑金元时期的作坊遗址中，还发现了大量的挂有青色釉的火标与瓷窑壁设置的排烟小孔等，证明当时制瓷工匠有着丰富的烧瓷经验和操作技术，烧窑时以火标控制窑内的还原焰气氛，调节排烟孔以掌握窑温的变化。

从制造工艺上看，大多数产品改为采取砂圈叠烧法。（图2-9） 即在器胎施釉入窑焙烧之前，在器物的内底（尤以碗、盘类居多），先刮去一圈釉面，使其露胎，然后将一起叠烧的器物底足置于其上，以避免器物之间的相互黏结。金代时期的定窑、淄博磁村窑等也采用这种烧制方法，“据此可以推知，这种叠烧新工艺，大概是金代窑工的创造。因为它产量高、成本低，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 这种工艺影响深远，直到今天某些地方瓷厂仍有沿袭使用。可谓金代制瓷工匠的历史贡献。

耀州地区的瓷土成分，经化验得知宋代色釉含铁量在1.69～2.725％之间，大部分在2％以上，故釉呈黄绿色；胎的含铁量宋代在2％左右，故胎骨多呈青灰色；而金元时期色釉含铁量为1.493～1.886％之间，故呈姜黄色，胎中含铁量在2％以下，故多呈土白色。 这说明，金元时期的材料加工技术还是得到了改进，对瓷土和釉料的淘洗加工更加精细，更多地去除了含铁的成分。这点应该是金元时期耀州窑技术上的一个进步。而颗粒加工则显不足，呈现出的胎质颗粒比较粗大，但依然均匀致密，特点和北宋晚期大体近似，区别是原材料的加工更显粗糙。这时期的釉色已很少能见到北宋时期耀州窑传统的橄榄青色釉，代之的是较为多见的姜黄色釉、灰青色釉和月白色釉。此外，也兼烧少量的黑釉和酱釉瓷器。

这个时期的耀州瓷器生产数量大为下降，种类和器型也相应地减少。所见产品中的陈设器数量锐减，所见多为日常生活所用的实用器皿及部分宗教用具，如香炉等。总体造型趋势一扫北宋时期的繁缛华丽、秀美精巧，转向了质朴、实用的新风格。较为具有代表性的器物类型有，碗有侈口翻唇削腹型、敞口斜腹型和敞口圆弧腹型等几种式样。小盏有和北宋晚期相近似的斗笠型与敛口型。盘有侈口浅腹圈足型、敞口浅腹圈足型与宽折沿厚底小卧足型。洗有花口多折腹型和花口瓜腹型。盖碗仅见直口直腹矮体型。温碗有小侈口翻唇削腹型。罐有小直口鼓腹内凹足型。盆类出现一种前所未见的宽折沿圜底造型。灯类出现一种底座为狮子造型的浅盘灯盏。

金代青瓷的装饰手法仍以传统印花和刻花为主，装饰图案与前期相比大为减少，素面和纹样者兼而有之，纹饰风格“从原来的秀丽转向两个极端，或简洁洗练，或繁缛多层” 。从立地坡和上店耀州窑遗址发掘情况看，当时成型工艺“大体承继了耀州窑的黄堡窑场，以使用陶钧拉坯轮制为主，同时还采用了模制、捏塑，以及几种制作方法相结合的成型工艺。” 装饰手法有刻花、印花、划花、贴花、绘画花、捏塑等。装饰纹样则可分为植物、动物、人物、边饰以及其他等。其中牡丹花纹样依然是最常见的装饰纹样。“金元时期有折枝牡丹、卷枝牡丹，花头造型也丰富多彩，有花头高耸、偏头，也有松散形的，另外也有一些已变得极为简化的牡丹。” 另外，菊花纹和莲花纹也是大量使用的题材，连花纹的使用仅次于牡丹纹。动物类的鹿纹是金代时期一种特殊的纹样，鹿的造型均为卧姿，鹿首回望，口衔仙草。还有具有特色的天鹅纹。鱼纹作为传统的动物纹样在金代依然是瓷器上出现最多的动物题材纹样。人物纹仍以婴戏纹为多见，活泼可爱。其他尚有不少种类的题材纹饰页颇具时代特点。

学者从金代陶瓷的总体来看认为，“金代陶瓷继辽、宋窑业而又有所发展，它推广了耀州窑印花，并大量生产了白釉黑花瓷器。” 说明金代时耀州窑的印花工艺对国内制瓷业的影响是有所贡献的。

元代时期前段耀州瓷以姜黄釉青瓷为主，黑釉瓷的烧造有明显增多。青釉瓷多以印花手法进行装饰，纹饰以荷花纹、牡丹纹等为常见。胎质较疏松，以浅灰白和土黄色胎为常见。器物类型以碗、盏、缽、盘、洗、盆、罐、鼎、香炉和灯类为主，品种相对较多。元代碗型有敛口型和直口型两类，唇多为方唇型。盘为敞口斜弧腹型。洗为平折沿直弧腹型盆为直口圜底型。罐多为双耳罐。鼎式炉为浅口盘、双耳、圆鼓腹型。灯有直口和敛口两种型式。

元代后期瓷器种类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器物种类有大碗、小碗、温碗、盏、盘、洗、盆、瓶、罐、鼎式炉、盒、灯、烛插、枕、臼、釜等。大碗的胎体浑厚，多呈敛口型。小碗则有浅斜弧腹型和深斜弧腹型两种。温碗为弇口型。盏有圆唇和尖唇两种型式。盘有敞口和直口两种型式。洗为折沿型。盆有平折沿型和弇口型两种。瓶有梅瓶、玉壶春瓶和双耳瓶。罐有直筒型和鼓腹型罐。鼎式炉仍为浅口盘、双耳、圆鼓腹型。灯有敛口灯及省油灯。烛插为工字型。

元代耀州瓷的仍以青釉和黑釉瓷为主，其他色釉品种很少。装饰手法以传统印花为常见，饰以牡丹、菊花、莲花等植物纹样以及鱼、天鹅等动物纹样，此外还有较少量的龙、凤、狮子等纹饰。刻花手法常见的则以简化的莲花纹为最多。 但其中有了向黑釉画花风格转型的端倪，艺术风格趋向于磁州窑艺术风格。

明代时期以黄堡镇为中心窑场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耀州地区耀州瓷的烧制中心已经转向了据黄堡镇原中心窑场十五公里外的上店、立地坡和陈炉镇等地。在立地坡发现了明代秦王府的专用琉璃厂遗址，出土了琉璃筒瓦、琉璃脊兽、琉璃滴水等建筑用材料。

明代耀州窑的主流产品已不再是长期以来最具代表性的青瓷产品，已经改为宋金以来长期受北方民众欢迎和喜爱的磁州窑系的白地黑釉画花瓷。陈炉镇的制瓷曾有过一时短暂的复兴，留下“炉山不夜” 的诗话，但终究无法挽回耀州瓷衰落的宿命。

这样，耀州瓷经由创烧、发展、成熟、鼎盛、延续，历经千年之后，最终走向了衰落。 fu6Q1UuFPo4nWxfvVD8t9aipgJGdZCZbDEPQoSqHrnCWDqVeLZyJyUdYiVmdG7F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