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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无产阶级是农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农民资产阶级、中等农民阶层在利益需求上不同，列宁在明确划分农民的三个不同阶级结构基础上，论述了农村无产阶级与农民资产阶级的利益对抗性，以及与城市无产阶级的利益共同性。
分清农村的阶级结构是区分利益同盟者和敌对者的前提。在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前后，列宁分析了俄国农村的阶级结构，“俄国的特点……分为两个方面。农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
“在农村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级之间有一个中等农民阶层，这个阶层在地位上具有上述两个对立阶层各自的特征。”
对于农民三个不同阶级结构的划分，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和所有社会革命党人并没能清醒地认识到三者利益的不同，而是试图去寻找一种适合一切场合的解决任务的办法，忘记富裕农民和中等农民的两面性，只注意到两个阶级：要么是地主和“农民——工人阶级”，要么是私有者和无产者。对此，列宁明确指出，“实际上却存在着三个最近目的和最终目的都各不相同的阶级：地主，富裕农民和部分中等农民，以及无产阶级。”
农民资产阶级当时已在劳动农民中占绝对优势，他们虽然有权获得劳动者的称号，但是他们不雇用工人就不行，他们已经掌握一半以上的农民生产力。毫无疑问，这个阶层是敌视农奴制度、地主和官吏的，它能够成为民主主义者，但是，更没有疑问的是，它是敌视农村无产阶级的。而且，“俄国农民知道——知道得多么清楚啊！——赎金究竟是怎么回事。在这个问题上，农民的利益和地主的利益界限是十分明显的。”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无产阶级的任务实际上就不能不是双重性的：同农民资产阶级一起反对一切农奴制和反对农奴主——地主；同城市无产阶级一起反对农民资产阶级和其他任何资产阶级，只有清楚了自身利益的阶级归属，才能保证划分自身利益的同盟者和敌对者的正确性。
农村无产阶级与农民资产阶级在利益上是敌对的。农村无产阶级作为农民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利益诉求虽然与农民资产阶级不同，但却并不一定真正清楚自己的同盟者和敌对者是谁。为此，社会民主党有责任向农村无产阶级说明它的敌对者是谁。列宁明确指出，农民运动向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一个双重任务：“我们应当无条件地支持和推进这个运动，因为它是革命民主主义的运动；同时，我们还应当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把农村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就像组织城市无产阶级一样，并把它同后者一起组织成为独立的阶级政党，向它说明它的利益和资产阶级农民的利益是敌对的，号召它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向它指出，要想摆脱压迫和贫困，把农民中的一些阶层变为小资产者是无济于事的，必须用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整个资产阶级制度。”
在1905年4月19日写的《关于第三次代表大会问题》中的“关于支持农民运动的决议案的报告”，列宁又再次重申要向农村无产阶级说明它的敌对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作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政党，“要时刻记住向农村无产阶级说明它的利益和农民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
向它说明，只有农村无产阶级和城市无产阶级进行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共同斗争，才能导向社会主义革命，而唯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把全体贫苦农民从贫困和剥削下真正解救出来。
工业无产阶级与农民在利益上是一致的。在利益的共同者问题上，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实际利益同旧政权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实际利益之间不仅是冲突的，而且“互相冲突的利益的性质本身推动俄国革命走上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进行公开斗争的道路”
。列宁非常赞同考茨基关于无产阶级与农民利益一致性的观点，在《无产阶级及其在俄国革命中的同盟者》中表达了他的赞同态度：“哪一个阶级能够帮助社会民主主义的无产阶级在当前革命中取得胜利，能够支持无产阶级确定立刻实行的变革的界限呢？考茨基认为这个阶级就是农民。只有农民‘在整个革命时期’才有‘经济利益的牢固的共同性’。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力量和它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就在于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有共同性，而这种共同性又确定这一胜利能被利用的界限。”
无论在和过去作斗争时，还是在和反革命作斗争时，“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意志的统一’是可能的，因为这里有利益的一致”
。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斗争目标》一文中，列宁又转引了考茨基的观点：“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力量就在于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的共同性”，“没有农民，现在我们就不可能在俄国赢得胜利”
。工业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利益一致性，不仅体现在革命中，而且体现在工人政党捍卫农民群众的利益方面。列宁在《关于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要让农民知道，我们也应该用事实向他们证明，不仅在捍卫社会主义的利益方面，而且在捍卫民主的利益方面，不仅在捍卫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方面，而且在捍卫反对农奴制剥削的全体农民群众的利益方面，都只有工人政党才是真正可靠的，始终如一的。”
由于“社会民主工党在世界任何地方从未背叛过破产的、贫困的、被剥削的劳动农民的利益”
，而是“能够更好地表达和捍卫真正革命农民的利益”
，所以，农民只有同觉悟工人携手并进，才能获得土地和自由。相反，“农民将向政府请教应当怎样理解自己的真正利益。……哥列梅金们和他们的仆从一只手痛打农民，摧残和屠杀农民，另一只手又用有关正确理解农民利益的‘通报’来堵住农民的嘴巴，这就很不好了。……哥列梅金政府却塞给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农民一份通报，说鞭打他们是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多么有益的通报啊！”
列宁以极其辛辣的讽刺语言表达了他对欺骗农民利益的政府的强烈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