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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民利益思想的萌芽
农民的利益和贫困是马克思恩格斯农民问题理论里最早关注的两个问题。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评论文章中，马克思第一次从法律的角度讨论了农民利益的社会问题，愤怒地痛斥了那些对付穷苦农民的残酷措施，痛斥了那些把立法权变成了保护私人利益工具的省议会这些社会现实，要求为穷苦农民保留在森林里拾枯枝的习惯权利。而在1843年1月所写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从摩塞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的悲惨处境的社会现实出发，开始关注农民的贫困问题。他指出，这一地区农民的“贫困状况不能看作一种简单的状况，其中必须至少看到两个方面，即私人方面和国家方面”
，并重点批驳了普鲁士政府否认摩塞尔地区农民贫困同政府政策的联系这一谬论。他曾对恩格斯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沿岸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转向对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探索，从而走向社会主义。
（二）农民利益思想的形成
从世界范围来看，工人阶级为了夺取政权和人类的解放，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占人口很大比例的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了科学共产主义最伟大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对农民利益问题做了科学的分析。一方面他们指出农民从其自身的阶级立场来看，他们为自己的利益与资产阶级进行的斗争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至少是不革命；另一方面，他们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对未来可能产生的欧洲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和城市的中间阶层将日益破产和走向没落，他们为了将来的利益，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同工人阶级联合共同反对资产阶级，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1848年欧洲革命为马克思恩格斯剖析农民阶级提供了一个契机，他们在总结这次革命失败的教训后对农民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得出农民不仅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动力的结论，而且还得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得到“农民的合唱”的结论。这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农民利益问题理论的形成。
（三）农民利益思想的发展
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以后，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对失败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总结，指出主要是没有正确地认识工农联盟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意义，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再一次强调了建立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并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阐明了无产阶级对待农民的一些重要原理，不仅指出必须通过符合农民利益的有效措施来赢得农民群众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支持，而且提出了关于农民参加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实现从农民私有制变为公有制，从个体小经济转变为大集体经济的途径这样一些重要思想。另一方面，他们意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正由西方转移到东方。他们把视线由西方转移到东方，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关注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俄国、中国、印度、土耳其等国的农民问题，提出了许多关于东方农民问题的思想，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马克思主义农民利益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四）农民利益思想的完善
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城市化和商品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农场主阶级和他们所雇佣的农业工人阶级或农业无产阶级逐步取代小农阶级而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主体，与之相联系的小块土地所有制和小农业逐渐为地产的集中和大中农场的企业化经营所代替，大批农民破产，农民运动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工人党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在现实斗争中如何对待小农这支政治势力——是支持小农抵抗资本还是坐视大生产排挤小农？这就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所面临的新的问题。1894年，法国工人党南特代表大会决定支持小农反对“资本”，恩格斯随即发表了著名的《法德农民问题》予以反对。恩格斯深入研究了土地制度的历史，研究了现代德国农业发展的道路，分析了法德农民的状况，论述了农民失去土地遭受痛苦的根本原因，指明了近代农民的出路。这就是：只有采取社会管理和社会经营的方式，欧洲的农业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才有竞争力。农民只有在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工人的帮助下，由小农业向大农业过渡，实行社会管理，大规模地采用农业机器，利用蒸汽或水力来经营才有光明前景。而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充分保护好农民的利益，这些思想是对马克思农民利益思想的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