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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康有
现代所讲的“认识”在古代叫“知”。“知”论（或者说军事认识论）在孙子思想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综观《孙子兵法》十三篇，可以发现几乎没有一篇无“知”字，也几乎没有一篇不与“知”发生关系，由此可以显示孙子在思想方法中是如何重视求知。“知”字在《孙子兵法》全书中不仅出现次数相当频繁（共为 79 次。在十三篇中只有“势”篇和“行军”篇全无“知”字。此外，与“知”字密切相关的字也很多，例如“智”7 次、“计”11 次、“谋”11 次），而且在思想方法上也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无论是从十三篇的主要内容上看，还是从十三篇的总体逻辑上看，“知”字都是《孙子兵法》全书的“核”。下面，我们试图从八个方面来阐述孙子的军事认识论思想体系内容。
“知”在战争上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为“兵”关系到“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所以“不可不察也”，不能不做认真详尽的考察和研究。
“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情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用间篇）
孙子用数字说明战争对于国家是一个重大的消耗，这也正是他认为“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的基本理由。当双方相持（守）以求争取决胜的机会时，能否“知敌之情”实为关键。
按现代的看法，战争是在多维空间中展开的，包括了人的认知心理空间。在战争中，打击敌方首脑的核心认知，不失为“釜底抽薪”之计。所以孙子把“伐谋”列为战略中的第一等，“伐”的意义就是打击，换言之，最好的战略就是打击在敌方的战略计划（谋）上，使敌方的计划失效而根本不能应用，迫使其放弃原有的意图，于是自然能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即令不能直接打击敌方的计划，但若能打击敌方的同盟国或附庸，也足以削弱敌方的实力，并使其原定计划难于执行，故不失为次好的战略。事实上，伐谋与伐交往往不可分而必须联合运用，若能使敌方众叛亲离，则其原定计划自难实施，所以，伐交实乃间接的伐谋。
在战争实施阶段，孙子对于军事作战的一些重要因素，经常用“不可不察”、“必谨察之”来说明认识的必要性。如：
“故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凡此五者，将之过也，用兵之灾也。覆军杀将，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九变篇）
“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谨察之。”（行军篇）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地形篇）
“凡此六者，败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地形篇）
“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九地篇）
总之，“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作战篇）所谓“知兵之将”其意义即为“了解战争”的军事领袖。只有这样的将才，始有资格掌握人民的命运和国家的安危。
“知胜”即是知之目标。战争有规律可循，获胜有致知之道（孙子有所谓“战道必胜”的说法），只有认识和掌握了一定的必要条件，才能达到“知胜”的目标：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计篇）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于此观之胜负见矣。”（计篇）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与战不可以与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谋攻篇）
“知胜”是“庙算”的结果，而又是“谋攻”的先决条件。若非已能预知胜利在望，则又何必计划发动攻势。反而言之，在无胜算的条件下，贸然发动攻势，实乃轻举妄动，则鲜有不败者。“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谋攻篇）但“知胜”之道实非易事，尤其是“善战者”的“知胜”又自然能高胜一筹，“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形篇）。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形篇）
这段话暗示一个非常重要而常为人所忽视的观念问题，那就是战争是一种相对行动。战争一定有敌我两面。战争认识非同对自然的认识，而是互为主客体的认识。双方都是有意识主动性的人的集合体，故能动性最大，也极易变化和捉摸不定，假象丛生而往往现象掩盖了本质。换言之，战争中任何人所能确定的只有他自己方面的行动，而对方的行动则是他无从确定的。如克劳塞维茨所云，战争是机会的领域。因此，孙子才会说“胜可知而不可为”，换言之，可以知道在何种条件之下即能获胜，但无法制造（“为”）一个胜利，因为“可胜在敌”。反而言之，所能为者仅为“不可胜”，所以也就必须“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这个“待”字非常重要，在诡谲万端的战略领域中，必须待机而动，而绝不可轻举妄动，但一有机会又绝对不可错过。“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形篇）
为了达到“知胜”的目标，必须详细认识某些要素。而孙子所说的“知”，绝不只是单纯的认识活动。要深切地了解战争规律，只有亲身参加过战争实践。作为“真知”，只能是从实践中而来。但实践并不一定能出“真知”，还需要思维的提炼和智慧的总结。在《孙子兵法》中，知与不知的矛盾在军事认识中被突显出来：
“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虚实篇）
“凡用兵之法……君命有所不受。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九变篇）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易、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地形篇）
“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地形篇）
对军事活动的主体双方以及时间、空间等要素，为将者不仅要一般地“知”，而且要“必知”：
“凡军必知五火之变，以数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火攻篇）
如果我方将领“不知”，则根据“不知”的不同情况，会产生“败”或“胜之半”等一系列严重后果。“君”和“主”如无知，干涉军事行动，就会给敌人造成胜利机会，所以必须以熟知情况的一线将领指挥为主。但是，对于一般我方的士兵则无需让其“知”，而是让其“无知”、“莫知”：
“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若驱羣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将军之事也。”（九地篇）
不但让一般的人对我方的意图和制胜方法“莫知”，捉摸不透，猜测不清，而且对于敌人来说，即有意让其“不知”、“难知”、“不可知”、“不可测”：
“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虚实篇）
“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军争篇）
“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虚实篇）
“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虚实篇）
“凡为客之道……运兵计谋，为不可测。”（九地篇）
所以，知与不知的军事认识矛盾，不仅表现在我方内部，还体现在敌我双方上。正确处理好这对矛盾，对于“知胜”也好，真正取胜也好，都有重要的意义。
“先知”、“尽知”是孙子对军事认识提出的极为严格的要求和标准。在很多情况下，军事认识的速度和彻底性往往是决定性的制胜因素（现代的“发现即摧毁”更是把这一理论推向了极端）。
“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军争篇）
“军争之难者”是由于必须遵循“以迂为直，以患为利”的总指导原则。如何实际行动？就是“迂其途而诱之以利”，而其所能获致的结果即为“后人发，先人至”（军争篇）。能如此，孙子就认为即可谓已经能了解（知）“迂直之计”，而能抢先一步知迂直之计者，则也可能就是军争的成功者。
“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篇）
“先知”是孙子提出的最重要观念之一，而且他更确认其为“动而胜人”的先决条件。明确指出“明君贤将”，足以显示孙子知道情报不仅限于军事层次，而更延伸到国家层次。如何能够先知？孙子认为要有三不可；从正面来讲，孙子的答案非常简明扼要：“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唯一的途径就是人。什么样的人？能知敌情的人，即为情报专家。情报专家（即所谓的“间”）对于敌情能提供正确的信息，所以，以其为依据，遂能对于敌情的演变趋势作正确的判断。用间始能先知，而先知又是一切战略计划和战略运作的基础。若欲建立适当的情报体系，则必须要有第一流人才。今天先进国家的情报体系（例如美国的CIA）所拥有的各种专家真是多得不可胜数。因此，孙子主张“以上智为间”实乃一种超时代的远见。良好的情报体系、优秀的情报人才，实为国家安全的必要基础。
故孙子不仅求知，而且也求先。但孙子所求的先又非仅限于先知，还有较复杂的意义和较广泛的范围。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来分析。其一是不仅为先知，而且还有先行。其次是狭义言之，是比敌人领先，广义言之，是比时代领先。因此，在分析求先的问题时，必须重视这些差异。
战争不仅要争空间，而更要争时间。孙子不仅要求先知，而更强调先行——先处战地，后人发先人至。孙子在所有一切的求先工作中，最重视先知；必须能够先知，然后始能先行（包括一切行动在内）。不过，仅凭先知还不够。先知对于先行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足条件。要想在行动上领先，还需要主动、速度、果敢等因素来配合。
孙子十三篇无处不在讲军事认识的方法。从狭义上说，如何达到“先知”，即如上所言，用上智之间始能获得对敌方真实情况的了解；其次在取得情报的基础上，应认真加以比较、研究、分析，此即所谓“庙算”；再者，作了国力评估之后，应优先考虑从经济上积极备战；最后，军事战略艺术上要考虑如何攻守，并运用奇正、虚实等手段，并透过精密思考形成“形人而我无形”的计划。在临战之前，还可以用四种步骤来知敌情：
“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虚实篇）
这四种步骤在层次上是由浅入深，在时间上是由远而近。“策”为策度，即理论分析，由此可知双方的大致形势。“作”为激动，也就是采取某些行动来探知所不能策度的动态。“形”是以伪形示敌，以测验其反应，由此也就能确定其弱点之所在。最后到了即将发动攻势的前夕，采取现代军事术语中所谓的“火力搜索”来核实和掌握敌方兵力部署上的有余不足之处，此即所谓“角”，其意义即为较量。必须经过这样审核的研究判断，然后始能达到下述的理想：
“故形兵之权，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虚实篇）
由于认识和实践的紧密关系，认识方法往往依靠实践的手段，不能脱离实践抽象地谈论认识方法。同时，由于军事认识对象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任何认识方法和手段也不能穷尽认识对象，认识本身也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所以，受军事认识主客体以及其他客观条件的限制，军事认识要达到掌握规律的程度，只有在实践中反复和不断地总结，这就好像孙子在谈到“奇正”关系时所说的：
“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哉！”（势篇）
根据钮先钟先生对战略研究四层境界（历史、科学、艺术、哲学）的说法
，孙子军事认识的境界已经达到认识领域较高的境界——艺术和哲学境界。
孙子的著作一向被人视为艺术。西方人将其译为《战争艺术》（ The Art of War），足以显示此种认知。读《孙子兵法》的人常会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感觉，这也正是暗示其艺术境界的高超。譬如说，他在书中一再强调“无形”的观念，例如“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微乎微乎，至于无形”、“形人而我无形”。凡此一切都表现出一种远较微妙的境界，令人有悠然神往之感。另外，《孙子兵法》十三篇在卷帙浩繁的兵法中，能长期流传，其盛不衰，这与孙武驾驭语言的卓越才能和超群技巧直接相关。
孙子的军事认识也达到了哲学境界（这也是我们能够谈论孙子“军事认识论”的理由）。他的书虽然简短，但其中却含有极深奥的哲学思想，这也是其深受后世景仰的最重要理由。冯友兰先生对于《孙子兵法》曾作下述的简评：“它是古代一部优秀的兵书，也是一部出色的哲学著作。”
加夫利科夫斯基认为，孙子思想中含有一种“斗争哲学”，那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理论，在西方找不到与其平行的思想。他同时又指出，这是一种高度抽象性的观念，其所能应用的范围并非仅限于战争，而可以推广及于任何其他的情况。
哲学认识毋宁说它不是知识，而是智慧之学。孙子十分重视和崇尚“智”。他列举了作为将才选拔评估的五个字标准，即“智、信、仁、勇、严”。此种排列具有深意。他把“智”列为第一位，而“勇”则屈居第四位。这表明孙子充分了解战略的本质即为斗智。在其书中只提到“智将”而从未提到“勇将”。这一思想与孔子非常接近：“智”、“仁”、“勇”的排列完全一样。
智是知的结果，有智能的人遂被称为“智者”。智是一种最高的理想境界，在现实世界中，人不可能全知，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智者。孔子对于这一点有非常合理的解释，他说“好学近乎智”。好学，即对于知识有一种追求不舍的热情，所谓“爱智”是也；好学仅能近乎智，换言之，智乃知的极限。
孙子思想的极高部分固然已经进入哲学境界，但他并不玄想，抽象地空谈，其一切观念又都以现实为基础。他重视经验，重视数量，其书中到处都表现出务实的态度。例如，伐谋、伐交在春秋时代是一种成功的经验，并非空洞的理想。孙子的思想深受此种传统的影响。
孙子的军事认识思想具有科学性的特点
，主要表现在：
理性主义精神。孙子指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所谓“智者”也就是现在所讲的有理性的“决策者”。任何决策者（包括主和将都在内）在作决定时的考虑必然会包括正反两面，既要争利又要避害，而利害之间的关系又非常复杂，往往利中有害，而害中又有利，所以一切的考虑也就必然是“杂于利害”。孙子提出了三项原则：“非利不动，非得（有所获）不用（兵），非危不战”（火攻篇），并发出其最严厉的警告（“亡国”和“死”）。这一段名言可以证明孙子是一位标准的理性主义者，他完全了解在战略领域中唯一的考虑即为利害，而绝无感情用事之余地。
量化评估方法。在认真考虑战争问题时必须作精密的计算、计划、分析和评估。以第一篇为例。“经之以五”就是首先对权力因素作必要的分类。然后再来对每一种权力因素进行评估。“校之以计”即为量度，“而索其情”即为判断。两者综合起来即孙子所谓“庙算”，用现代术语来说，即为对国力的“纯净评估”。在结尾处又强调“多算胜”的观念，更显示其对“精密分析”的重视。此种力求慎重，力求精密的治学精神实为孙子给予后世的最重要的思想遗产。
孙子的军事认识思想还具有辨证性的特点，主要体现在：
一般矛盾思维的方法。通贯全书，处处可发现诸如经权、常变、攻守、奇正、虚实、强弱、众寡、迂直、利害、劳逸、治乱等等，无一不二，无二不一。故中国传统哲学一般将先秦孙子和老子的辩证法并提。试随便在《孙子兵法》中撷取一二句：
“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势篇）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
战争的奇正相变方法。从《孙子兵法》经常使用“凡用兵之法”的口气来看，孙子无疑十分重视一般用兵常法，但他更注重军事认识的“变法”，因为他深知“兵者诡道也”（计篇）。“诡道”者，非一般而言的欺诈或阴谋，而是表示毫无常规、随机应变的形式而已。欺诈的确是诡道，但诡道却非限于欺诈。“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计篇）否则，单按常规，就有可能失败。“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势篇），把特殊战法和一般战法结合起来才能取胜。这条定律，对于所有一切的“战”都适用。这也正是以万变来应万变的认识方法，而“变”无非是“常”之“变”，无“常”也就无所谓“变”了。
扩展视野功能。孙子说的“胜敌而益强”有其更进一步的意义。说明他的眼光已超越了战争而一直看到战争结束之后，具有大战略的视野。“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就是赢得战争而未能赢得和平。换言之，战争目的不仅为赢得胜利而更是要获得较好的和平。假使不能在战后赢得较好的和平，则只是徒然浪费国力。孙子的理想是希望既能击败对方而又能避免造成损毁。此一原则从最高的国家战略层次到最低的战斗层次都同样适用。要尽可能使用非军事手段来追求国家利益。由于所追求的是总体利益，而非仅为战争中的胜利，故所使用的工具包括各种因素都在内，并非仅限于武装部队。
引领导向功能。孙子的思想不仅重视现实，而且也具有明显的未来导向。他深知战略家所要考虑的重点不是现在，而是未来。所以，必须先知，亦即所谓先见之明。“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九变篇）此处所用的“待”字，不是等待而是期待。换言之，即对于未来的发展有所准备。因此，也就必须有赖于先知。孙子把“计”篇放在其全书之首，可以证明他是如何重视计划。所谓“察”者就是深远的考虑，其对象不仅为现有的情况，而必然包括未来的发展趋势在内。战略家不仅要能先知，能对历史的未来趋势作合理的推断；而且更要及早采取必要的行动，以期能够影响历史的发展，引导未来的走向。
先知先行功能。西方有名言“战略无知实为我们送命的错误”，认为一切的失败归根究底，其最后的原因即为无知。此种观念与孙子所云“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几乎完全符合。孙子在其全部思想体系中最重视的观念之一就是知，因为不知即不能行，当然也更无胜之可能。现代的信息优势在冲突领域中有支配全局的潜力，要比孙子所要求的“知彼知己”还更进一步。“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的重要性不亚于武器和战术。虽然孙子不可能梦想到今天这样的高科技世界，但其重视求知，而尤其是先知的教训，在今天不仅完全适用，而更给予我们中国人以极大的鼓励。今后，对于“脑力”的输入和输出更应特别注意。人才外流将是国家最严重的损失。先知是先行的前提，先行是先知的目的。有了知识之后还必须“处理”，必须转变为能力。这种步骤必须迅速，然后始能收“先知”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