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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康有
亨廷顿说：“冷战结束后的几年中，人们的认同和那些认同的标志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全球政治开始沿着文化线被重估。”
由此看出，研究和推广中华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是多么的重要和紧迫。江泽民指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
江泽民在国防大学与军队高级干部座谈时又提到“河洛文化”，那么，这两者有什么联系呢？笔者以为，统一大业，不但包含了文化历史的认同，更谓指对这一文化核心观念不言而喻的默认和赞同。这表明，在思考祖国统一文化层面的重大问题上，又将人们的认识推进和深化了一步。我们先来谈一下何谓“河洛文化”。
河洛，就字面而言，指黄河与洛水。现在一般所说的河洛，是个地域概念，是个专有名词。大凡指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直到咸阳、长安，东至荥阳、郑州，直到开封、商丘，南越伏牛山，北跨黄河两岸，主要在河南境内，与陕西、山西、山东一部分区域相交。古称河南府，又叫河洛地。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左思在《三都赋》中也说：“崤函有帝王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而洛阳则处于这个摇篮之中心。千余年间，在邙山之南，洛滨沿岸，东西 30 公里之内先后创建了四座都城：夏都斟城、商都西亳城、周都王城、隋唐东都城。这是河洛文化的重要基地，也是河洛文明的象征。司马光有言：“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洛阳位于古代中国的腹心，故有“中国”之称。
第一个王朝夏代起于今河南省中部，正是所谓中原华夏之地。商民族居于河南、山东、河北三省相交黄河下游一隈之四圈，恰与夏民族居于河南、陕西、山西三省相交黄河上游一隈之四圈者东西遥遥相对。至周人则又起于西方（咸阳附近），仍循夏人形势，东侵征服殷人，而渐次移植于大河下流一带的平原。武王伐纣，把黄河东西两部更紧密地结合起来，造成中国古代更完备、更伟大的西周王朝。春秋时期，居于中原的诸夏与周围少数民族的杂处交融加强了。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文化思想在儒、墨主导下乃走向多元。秦人定都于咸阳，其统一为中国民族之抟成作出了贡献。两汉统一时期，代表中国政治中心而兼文化中心的地点有两个：一是长安，一是洛阳。长安代表的是中国东西部之结合；首都居在最前线（当时的挑战主要来自西北），领导着全国国力向外发展的一种斗争形势。洛阳代表的是中国的稳静状态，南、北的融洽；首都居在中央，全国国力自由伸舒的一种和平形态。唐宋以后，中国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慢慢由黄河流域向东、向南的长江流域转移和发展。总之，河洛之地，为中国东方与西方、北方与南方交融的中心地带。
河洛文化即指产生于河洛地区的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文化。
河洛文化在中华民族古文化的产生、发展和形成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华夏文化的源头，在中国几千年的古代社会中都处在正统的地位。《河图》、《洛书》，周易八卦，儒家经学，道家经典，释教佛学，老庄玄学，谶纬神学，伊洛理学，或肇始于斯，或兴盛于此。
《河图》、《洛书》，中华文明之光；周公居洛，制作礼乐，孔子继承其理念，中华儒学产生；老子在洛管理周王朝的文物典籍，后出游他地，著《道德经》，道学产生；18 岁就以“能诵诗书属文章”知名于家乡洛阳的贾谊，主张以仁义守天下，其思想与董仲舒一同奠定了西汉政治之规模；班固居洛著《汉书》，我国第一部断代史问世；蔡伦以最大毅力在洛阳造出了“蔡侯纸”；张衡不屈不挠，发明了地动仪、候风仪、浑天仪；左思构思十年，《三都赋》问世，便有了“洛阳纸贵”之说；洛州人玄奘西域取经，历经 17 年之久，才有御封的“三藏法师”之称；二程程颐、程颢用尽终生之力，创立了洛学，为中国理学奠定了基础……这一项项发明，一次次创新，无不体现了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根在河洛。建国以后，河洛地区成为国家考古的重点地区。1961年在河洛文化圈内的黄河北岸西侯度村发现了人类遗物 32 件旧石器，距今有 180万年，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旧石器文化遗址。距今 10000 年至 8000 年之间，河洛地区的农业已经产生。农业的出现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从此，人类开始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
公元前 5000 年左右，据传说，河图出土于黄河岸边的土层中，洛书出土于洛河岸边的岩层。古人将 1 到 10 的自然数排成“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的方位，即是“河图”；将 1 到 9 的自然数排成“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的龟形方位，即为“洛书”。其中，又有奇数（阳或天数）与偶数（阴或地数）之别。旧说以为伏羲氏得河图而画八卦，夏禹受洛书而演《洪范》“九畴”。这也就是《周易》系辞上传所说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意思。《河图》与《洛书》反映出的阴阳观以及衍生出的五行、八卦思想是中华民族原始文化的主要标志，奠定了传统文化的初基。这些古代文明所产生的数学、哲理观念，深深影响了后代。
上古三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在河洛地区诞生。河洛大地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夏商时期，音乐、舞蹈盛行。礼仪制度开始出现，每逢新王登基、庆贺朝内大事，便组织庞大的乐舞人员，按照夏商时期礼的规定载歌载舞。《管子·轻重》云：桀嗜好乐舞百戏，用“女乐三万人，晨嗓于端门，乐闻于三衢”。中国最早的礼乐产生于夏王朝，但它还没有纳入道德的范畴。东都洛邑建成以后，周公居洛，制礼作乐，编纂“五经”，并为周王制定了一整套典章制度，突出了“敬天”、“明德”、“保民”的思想和“以德治国”、“以道得民”的治国原则。在中国历史上，周公第一次对礼乐进行了加工和改造，纳入了道德的范畴，中华儒学产生。中国成为世界上的“礼仪之邦”从此开始。儒学即来源于西周的礼乐文化。
春秋时期，老子久居洛邑，曾任周王朝的守藏室柱下史，管理周及其前代的文物典籍，开创了中国最早的图书馆。老子掌握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终于完成了五千言的《道德经》，成为我国道家学说的经典，老子成为中国道学的创始人。
青年孔子向往周文化，不远千里“入周问礼”，在洛阳参观了周王朝的殿堂宫室，参阅了周守藏室的各种文化典籍，老子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孔子回鲁后，热衷于政治活动，周游列国，宣传周礼，但不被重用，晚年聚众讲学，继承和发挥了周公的“明德”、“保民”思想，提出了“礼治”和“仁政”的治国主张。战国时期，孟子又继承和发展了周公及孔子的学说，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论断。历史上曾有周公元圣、孔子至圣、孟子亚圣之称。
三代时期，河洛地区成为全国最先进的地区，儒学在这里产生，道学在这里形成，夏商周三股文化在河洛融为一体，河洛文化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促进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大发展。河洛文化远远超过了中国其他区域性的文化，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发展中的主线和核心。
汉魏时期，洛阳作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长达 300 多年的历史使其成为全国教育及学术活动的圣地。汉明帝永平十一年（68 年），在洛阳创建的白马寺是佛教传入我国后第一所官办寺院，是我国佛教传播及译经的中心。今古文经经过 200 多年的论战，到了东汉郑玄之时才在洛阳得到了统一。郑玄是马融的学生，马融又从师班固，他们对古文经都很精通，又兼注今文经，尤其郑玄能博通群经，以古文经学为宗，兼采今古文经两家之长，自成一家之言，创立了郑学。郑学成为官方儒经标本，从此，儒经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学说，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玄学作为魏晋时期的一种哲学思潮，主要是用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的经义，以代替两汉时期的经学。东晋以后，玄学与佛学趋于合流。这一时期，建安诗歌复兴，文人荟萃，学术思想活跃，神、佛、经、玄四学形成。河洛文化从此迈出了国门，远播东亚。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以东都洛阳为中心的河洛文化也出现了万紫千红的局面。隋炀帝时，将全国音乐、舞蹈、戏剧、杂技、魔术中的佼佼者会集洛阳，史称“百戏”，每年正月十五，在端门外公演，乐队⒈8 万人，演员 3 万人，偌大场面，历史罕见，世界少有。唐诗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高峰，在洛阳创作，或歌咏洛阳的传世佳作有 5000 余首。龙门石窟，始于北魏，盛于唐代。奉先寺就是武则天时所开凿，为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艺术价值最高的一窟，代表了唐代雕刻艺术的风格，为国之瑰宝。故唐代的诗歌、教育、石雕、书画成为河洛文化的主要内容。
北宋结束了历史上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的战乱局面，社会出现了新的繁荣。北宋时，开封为东京，洛阳为西京。众多的逸老名臣、文人学士，云集洛阳，或著书立说，或讲学赋诗。司马光居洛 19 年，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为发展我国的历史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程颐、程颢二兄弟，洛阳人，又常在洛阳一带讲学，他们创立的理学被称为“洛学”。二程早年信奉佛、道，后来把佛、道学说中的一些观点糅进了儒学，创立了以三学合流为显著特征的理学。“理”或“天理”是理学的中心思想。到了南宋程颐的四传弟子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理学学说，故称为程朱理学。据考察，宋明理学的另一大派别陆王（陆九渊、王阳明）心学也与程颢的思想有关。程朱理学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思想文化的基本格局，登上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宝座，并定为官方的哲学。作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统治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长达 700 年之久，对于维护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长治久安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河洛文化在中华文化的产生、发展与形成中处于核心地位，以河洛文化为中心的中华文化的特点有：
即统一思想，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思想。首先来自儒家学说，孔子说：“管仲和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孟子提出“定于一”，荀子说“文王载百里，而天下一”。明确提出大一统观念的是《春秋公羊传》：“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并以周文王为一统的象征。董仲舒将它作哲理上天人合一的解释：“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历代统治者都极力追求一统天下，唐太宗提出的“王者视四海如一家”，也是这个意思。它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表现在文化价值观方面，提倡在主导思想的规范下，不同派别、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思想文化的交相渗透、兼容并包、多样统一，如儒道互补、儒法结合、儒佛相容、佛道相通，儒、佛、道三教合一等，并主张以文化为标准，华夏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化为华夏。这种思想对两千年中华民族的形成、融合和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中国在一次次分裂后，能在更大的范围内达到统一，这也与它的特点相关：（1）大一统思想不是狭隘的民族观念，而是与兼容天下的广阔胸怀相结合，不含有排他性。华夏与夷狄的区分主要在于“华夏文明”，即所谓礼仪上，汉化与夷化往往是双向或多向交叉进行，经过长期的接触交流，夷夏观念逐渐淡薄，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2）其实质是文化的统一和融合，主要不是靠武力征服。孔子：“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3）和施仁政及政治革新相联系。王安石就主张以此来达到大一统，以摆脱“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的局面。（4）清末康有为托孔子改制，以《礼记》所说的“大同世界”为变法维新的理想；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思想更是使大一统思想达到新的境界。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说：“以言民族，有史以来，其始一民族成一国家，其继乃与他民族综合博聚成一大民族，民族之种类聚多，国家之版图也随之愈广。”历史实践证明：宜和不宜分，合则兴，分则衰。
“中国政制常偏重于中央之凝合，而不重于四围之吞并”；“我民族国家精神命脉所系，固不在一种力之向外冲击，而在一种情之内在融合也。盖西方制为列国争存之局，东方常抱天下一统之想”；先秦时期，“诸夏结合之团体亦遂逐次扩大，为中国逐次形成中央大一统郡县国家之酝酿”；“中国古代文化孕育于北温带黄河两岸之大平原，以农业为主要生活，因此其文化特别具有‘著实’与‘团结’与‘和平’之三要素，不如印度之耽于玄想，亦不如波斯、希腊、罗马之趋于‘流动’与‘斗争’与‘分裂’”。
可见，和平、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心”的观念，乃中华文化一种深厚的历史意识。
地处古代中国腹心的河洛地区，是个民族之间相互交流的中心地带。河洛文化是河洛人创造的，但是各民族的文化、各区域性的文化，也包括外来的优秀文化都融合其中。这是在大团结、大联合、大统一、大交流的前提下所形成的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河洛人为主体的中原人南迁，以致后来移居海外的现今共有 5000 多万人。即使经过数代之后，由于河洛文化的传统继承性，使他们“永怀河洛间，煌煌祖宗业”。
中国一词，根据出土文献，早在西周武王、成王时期已出现，亦早见于《诗经》、《尚书》。“皇天既付中国民”（《尚书·酒诰》），“惠此中国”（《诗经·大雅·民劳》），“哀恫中国”（《诗经·荡之什》）。它不只是指涉周王朝继殷商之后所统治的疆土和人民，并伴随相关的天命思想、方位观念、天下结构、政治关系和价值意识等在叙述中呈现的含义。之所以如此，应与“中国”一词的复杂悠久的渊源有关。
由于黄帝以降至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夏”，均在黄河中下游一带所谓中原的地方活动，并使当地成为相对优势的文化区。随着夏王朝的扩张以及中原地区认同于“夏”的各族群所凝聚共有的文化意识与价值观念，“夏”或“诸夏”成为中原民族与文化的代称，以区别于中原以外文化较低的夷狄苗蛮。商代以东夷的一支代夏后，中原列国仍沿称诸夏，并不因改朝换代而放弃对夏的认同及其所代表的优越意识。以京师为中心，以诸夏为外围，再以四夷为更外围的同心圆，古人这种中央——四方的方位观，成为后来中国人天下观的基本要素。
按此，中国的含义就不仅是指中原的土地和人民，也指居天下之中，受有天命（合理性）的执政中心，以及克绍夏业传承历史文化，实践人文理想的所在，具体说，是周人承继夏、商的土地、政权、文化和天下观并进一步赋以特定人文精神为内涵创衍而成的称号。此外，周人也以“九州”和“禹迹”称中国或天下。东周以降，夷狄交侵，激起诸夏列邦对“华夏”或“中国”强烈的认同意识。
到秦汉统一以前，“中国”已普遍成为诸夏列邦国土的共称，并代表上古文化一统观念的整合。
总之，中国一词有其悠久的渊源，乃历经夏、商、周三个氏族集团在政治上兴衰更迭，在文化上相互传承，在国土民族上交叠发展的结果。它是具有天下意识和历史文化意识的执政中心或国家政体的代称，也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广袤连绵的疆土、长期复杂的民族抟凝的结晶，以及延续华夏历史的文化体。这是“中国”基本含义的原型。
有人还分析了后来正史中有关分裂时期“中国”一词的含义，指出：无论是何民族、在何种时代、情景之下使用中国一词，皆认定“中国”不受时空变化而影响的一贯词义：（1）代表天命所在的执政中心——即象征国体或政权；（2）代表具有道统意识的历史文化民族的整体；（3）代表在天下结构中与四方往来互动的中心或主体。可见，中国一词实际包含了政治、文化、地理诸复杂意义。
必须认清，在现代全球体系中若按传统以文明的优势来诠释中国的内涵，不切实际，也不具意义；因为在价值多元的今日世界中，无宁更须着重于自身政治、经济、文化价值与特色，才能突显“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定位。传统中国之为天命所在，为执政中心的含义，今日不难在意义上转化为：具有民意基础的政权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毕竟在西周之初，周人即以“民命”重新解释商人的“天命”思想，开出了两千年中国的民本政治观；由民本进一步走向民主，应是中国历史长期发展的合理一环。此外，传统中国在天下结构中作为中央之国的含义，应转化为：自觉并维持“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乃为一主体而非附庸的地位。
民族意识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凝聚力是指民族主体以他独特的山河风貌、民族历史、传统文化以及卓越的成就使民族成员产生的依恋情及亲和力。民族意识就是一种民族认同感和对本民族命运前途的看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民族精神，它是一个民族心理素质最集中的反映和表现。它是在民族共同地域、共同生活及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有的还与宗教信仰有密切关系。
就内容而言，民族意识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该民族共同体成员对自己的民族归属的共识，并由此产生对养育自己的祖先和乡土的依恋，对本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的热爱及民族自尊心。二是在民族交往中，意识到本民族的历史地位，关切本民族的命运和前途，以及为维护本民族整体利益而应负的责任。三是在民族长期发展中形成自己特有的民族精神——一个民族政治文化思想、民族性格、传统道德观念的升华，是维系和支撑着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民族魂。文化上的认同是民族自认性一致的根基，它包括思想观念、哲学理论、语言文字、道德伦理、典章文物、文学艺术、风俗习惯及科技教育等，甚至衣食住行也渗透着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最突出的特色是以儒学为主，兼容并蓄，融合其他多种学说而形成的，强调个人道德修养，注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和。
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化是民族精神、民族认同和民族凝聚力的源泉。中国人之所以具有恋土归根的本根意识、华夏族类的共同信念、内聚凝合的情感心理，皆因中华文化的精神纽带在起作用。例如，作为一种地方文化，台湾赫赫有名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长滨文化，新时代早期的大岔坑文化，新时代晚期或金石并用期的圆山文化与风鼻头文化，据考证，无不笼罩在祖国中华文化灿烂光环之中。海峡两岸实际存在的语言、民俗、血统、信仰的共同性与渊源性（这是比社会政治制度更为深层的东西），构成了维系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
中华文化也发挥着打击“台独”的巨大作用。“台独”活动向来以割断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联系为己任。老牌“台独”分子史明所著《台湾人四百年史》，讲的是“台湾人四百年的文化传统”；“台独教父”彭明敏诡称“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同”；民进党“文化会议”则要“把‘中国’从台湾文化字典中连根拔除”，来“凸显台湾文化的自主性”；还有屡屡发生的教科书事件，企图给台湾青少年一种错误的导向。“台独”理论家更制造出“台湾人有自己的语言”、“台湾人有自己的历史”、“台湾人有自己的血统”等“理论”。这些天方夜谭式的怪论，一经中华文化的检验，便显露其无理和无知、背宗忘祖、分裂祖国的嘴脸。过去人们常说，亡人亡国，必先亡其历史；我们也可以说，分人之国，必先改其历史。现在那些闹分裂的人，很怕讲历史，也讳言历史上的传统文化，因为历史的真实有强大的说服力，是他们抗拒不了的；优秀的文化有惊人的凝聚力，是他们不能改变的。
中华文化的统一性，核心是全民族共同意识的精神情绪，它来自于共同的历史背景，共同的忧患经验，共同的荣辱记忆，以及共同的人文创建。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炎黄为人文共祖，以华夏文化特别是河洛文化为中心，同时融合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正是这统一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根基深厚，风泽光被，拧成一股强劲的凝聚力、向心力与认同感，成为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力量。
中华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多元一体的文化。当代考古成果证明，在中华文化的生成期，中国境内并存着三大文化区：河洛文化区、海岱文化区和江汉文化区。这一多元的文化存在，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交流、融合，共同构成了中华原始文化。进入文化发展期后，居住于河洛地区的华夏族由于特殊的优越地理位置，容纳、吸收了周边地区的民族文化特长，构筑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河洛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产生、发展和形成中处于核心地位，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因此，在学术界有“中华文化，根在河洛”之说。河洛文化，润泽中华。它与其他区域性文化相互撞击、融合、补充，共同创造了和而不同、多元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它与佛、道文化长期并立，求同存异、互相渗透、取长补短。居住于周边地区的各民族接受了“融于一体”的文化理念，使中国境内许多不同的族群都笼罩于“多元一体”的文化主旋律中。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华夏族为主体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化是一个以河洛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体系。
多元一体文化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培育了中华文化的和合精神；反过来，和合精神促成多元一体文化的诞生。从特征上讲，中华文化是一种和合文化。“和合”是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独创的哲学词汇与文化理念，它贯穿渗透于儒、释、道及其他各派的学说之中。早在先秦时期，“和合”二字连用并提，构成“和合”范畴。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即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和价值标准，他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既承认差异，又和合不同的事物，通过互补互济达到和谐统一。中国古代先哲们讲的“和合”，大陆学者张立文教授在其创立的“和合学”体系中把它归纳为三个要旨：“和”，指异质因素的共处；“合”指异质因素的互补互济；“和合”指异质因素由此而形成合力，呈现出和谐统一的局面。中华民族讲和合，主要用来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民族关系、国家关系，强调要使这些关系保持和谐统一，形成整体的系统合力。因此，中华和合文化精神，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当代中国倡导“一国两制”，是对“多元一体”文化观的继承和在新时代的发展。“一国两制”在文化观上，要求从一元的社会主义文化变为多元并存、多枝同根、共生互助的中华大文化。这一统一的中华大文化，不但有大陆社会主义文化，还包括港台在内的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自由的爱国主义文化。同时，它也正是继承和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和合精神，其顺利实施，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当今人类提供了和合的范例。“一国两制”既不否认海峡两岸存在着差异，同时认为两岸可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和平共处，互补互济，互惠互利，从而使中华民族形成新的活力，焕发出新的生机。
“‘一国两制’不光具有政治上的意义，它本身是一个不同的东西能不能相容相处的问题，所以它还有文化上的意义。……我们应当这样去理解这个事情，看到在世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制度有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可以出现对立面的统一，再进一步去看它的来源，有一个中国文化的本质在里边，它可以把不同的东西合一起。没有这样一个本质，那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也不会出来‘一国两制’”。
钱穆说：“大陆喜欢合，台湾亦喜欢合，乃至……全世界的中国人都喜欢合。”
和平统一，并不是我吃掉你，你吃掉我；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正是“和而不同”的最好运用。既是在“一国”即中国主权上的“和”，又是“两制”的“不同”；既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其他党派）在实现国家统一之上的“和”，又是以各自奉行的“主义”上的“不同”。也就是说，为了实现“一国”之“和”，可以允许“两制”之“不同”。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思想渊源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政治家提出这一构想的重要依据，就来源于海内外的中国人有着共同的文化精神“纽带”，这个“纽带”的“结”，就在于无法割断、同源同祖的深层意识之中，就在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中。无论是大陆，还是港澳台以及其他海外华人社会，主要分属于当今世界上的两种基本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尽管存在着这样的差异，但他们却有着比政治制度更为深层的共同性，这就是由长期历史积淀而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深藏在炎黄子孙的心中。他们无论走到哪里，就把中华文化的这些传统带到哪里，在那里生根开花。无论经历多少岁月，他们都无时无刻不怀念祖国、怀念家乡。这种精神“纽带”使他们不会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都热切盼望祖国的统一与强盛。
“一国两制”构想直接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它植根于中华文化深厚的土壤之中。没有这一伟大构想的巨大感召力，没有海内外同胞对精神“纽带”的认同，中国的和平统一、港澳台的回归是不可想象的。历史一再证明，中华民族对文化传统的认同，能够超越时空限制，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中华民族文化上的统一，使政治、地域上的分裂不可能持久。世界应该是多元而又互补的，冲突而又融合的。在这方面，中华文化可提供解决冲突、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共同发展的理论思想，可提供反对霸权主义的价值评判标准。
和合精神并不否定必要的斗争，凑合、捏合、离合都不属于和合的范畴，与和合背道而驰。现在世界上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要自己的文化模式强加给其他国家，是在搞捏合；中国的台独、藏独势力企图分裂祖国和民族，是在搞离合，他们都是在破坏和合，必须坚决地与之斗争。
当然，大陆与台湾的文化认同虽然历史深厚，但这是以政治上一个主权国家为前提的，否则，文化认同就会架空。任何外来强迫因素或殖民化意识只能使文化支离破碎。这也是必须从经济、文化交流过渡到政治谈判、合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