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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康有
［主持人］：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国传统军事价值取向”，能否先简单说说什么是军事价值取向？
［答］：价值取向对于人类活动具有定向作用。如果一个国家的军事文化崇尚武力，视战争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根本手段，就会倾向于通过战争这种对抗性方式来消除外来威胁；如果认为战争是不得已手段，就会倾向于使用和平方式来解决争端。这就是军事价值取向的表现。
［主持人］：你这儿谈的是价值取向中所采取的手段，能否讲讲中国传统军事价值取向的目标？
［答］：在军事目标的设定上，我们追求大一统。也就是把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的思想。明确提出大一统观念的是《春秋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周文王的正月是什么意思？那是天下诸侯统一于周天子的表现）。历代统治者都极力追求一统天下，唐太宗提出的“王者视四海如一家”，也是这个意思。这对两千年中华民族的形成、融合和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中国在一次次分裂后能在更大的范围内达到统一。应当注意的是，大一统思想不是狭隘的民族观念，而是与兼容天下的广阔胸怀相结合，乃文化异质性共存下的统一，不含有排他性；实质是文化的统一和融合，主要不是靠武力征服。就像孔子所说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所以，中国人有“一天下”、“平四海”的理想，但采取的方式主要是以较高的文明程度来辐射和影响周围的民族。历史上，各个王朝争战的目的大都是为了建立大一统政权，即使是一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目的也都在一统华夏。如孙中山指出的那样：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中国历史意识之中。
［主持人］：以文化来融合达到统一目标，是否意味着手段上侧重采取和平的方式？
［答］：是的。重视和平手段，慎用战争手段，是中国军事价值取向的一个明显特征。历代战略家无一例外地将“天下太平，长治久安”作为最高战略目标。春秋时期楚庄王说：“止戈为武。”对“武”字作这样的结构分析，本身已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热爱和平这一特征。《管子》中最早出现了“和平”一词：“致德，其民和平以静”（施之以德，老百姓就和平而安定），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认为和平本质上是消除战争的一种安定平和的状态。比如，西汉王朝对匈奴的战争，其战略目标不是为了战争，而恰恰是为了和平。并且，一旦战争平定，汉武帝就在边境通过新设的郡、县和治所，把汉民族先进的农耕技术及文化向落后的“夷蛮”地区传播，充分遵循当地习俗，免除赋税，给予地方高度的自治权。中华民族历史上很少对外发动侵略性的战争，从而赢得礼仪之邦的美誉。明代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带往国外的是瓷器和丝绸，并没有利用当时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去建立殖民地。中国历史上战争不少，但大多是实现或维护国家统一、推动民族融合的手段，在近代又是反抗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合理产物。翻开中国民族史，很少看到哪一个民族问题是以单纯武力征服方式解决的，而代之以通婚、通商、互换人质等和平方式。昭君出塞的历史典故为历代所传颂。华夏文明得以源远流长，经久不衰。这与中国人历来追求和平，谋求统一的传统不无关联。在处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关系的过程中，儒家把“修身”与“平治天下”紧密联结在一起，主张走一条由“仁”而“和”的和平之路。杜甫的诗中说，“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列国分土，自有一定的疆界；只要能够抵御外来的侵略就可以了，不应当以多杀人为胜利有功），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对战争与和平的理性思考。由此可见，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是中国文化历史的“内生规定”。与此相关的，是西方主流战略文化对“强者法则”的推崇，以及对“暴力”与“强权”的价值的认同。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认为：“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古希腊军事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关于“和平不过是两次战争的间歇”的论断，成为西方对和平本质的经典论述。近代思想家尼采甚至认为：“人若放弃了战争，也就放弃了高尚的生活。”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找不到像日本《明治遗训》、德国《德皇雄图秘著》、俄国《彼得一世遗嘱》那种具有侵略扩张传统的文字依据。
［主持人］：中国传统军事文化重视和平，那么我们古人又是怎样对待战争的？
［答］：“慎战”作为中国兵家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贯穿于中国几千年的军事思想发展过程之中。因为战争对“民生”有巨大破坏。继承了道家思想的兵书《三略》中说，“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知何处吹羌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等诗词，代表了一种厌战、反战、非战的心态和价值取向。曹操诗中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反映了生灵涂炭的人间惨象。这背后都渗透着浓重的人本价值取向。
［主持人］：的确，战争是太残忍了。“战争是政治手段的继续”，我们通常说这是西方的著名观点，我们古人是怎么认识军事本质这个问题的？
［答］：将军事问题政治化是中国古代军事一个非常显著的取向。兵书《尉缭子》里说：“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文”是政治，“武”是军事，即以军事为骨干，以政治为根植；以军事为表象，以政治为实质。兵书《司马法》又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古人以仁爱为根本，以合乎情理的政治方法处理国家大事就叫“正”。当用政治达不到目的时就使用“权”。“权”就是特殊的手段与方法。《战国策》说：“虽古五帝、三王、五伯，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在上位者都想垂拱而治，但形势发展不允许这样，只好用战争继续解决问题。而且，战争胜利的根本因素也在于政治，《淮南子》就认为，“兵之胜败，本在于政”。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政治必须以军事为后盾，军事必须以政治为基础；战略和政略结合，比较少有单纯的军事观。
［主持人］：把军事本质归结为“文”，归结为政治，是否意味着我们古人重文轻武？
［答］：可以这样理解。汉代以后出现的士大夫集团，成为中国两千年社会的统治阶级。他们主张以“文”和“德”治国，而“武”只是当社会机体出现毛病时，施以治疗的一剂药，不可常用。武力只掌握在皇帝一人手里，是维护其统治的最后条件，直接治国则由士大夫担当。文武官的地位犹如天壤，甚至一些武官只能做同品文官的侍卫、仆从，所谓“治世文胜于武”。宋朝的武将子弟都“耻于习弓马”，有秀才如带兵器外出，便会遭乡人耻笑。宋朝的文人政治最为彻底，文人出任国防部长（枢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现的新鲜事，但在 1000 多年前的宋朝却是一个常例。“宰相须用读书人”、“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正是当时文人重用事实之生动写照。各个朝代虽不乏像岳飞、戚继光等这样的英才，但只是少数，且命运多舛，他们在军事上的能力和主张受到重文轻武制度的抑制，无法营造出一个遍及整个社会的风气。
中国人的和平主义给历史上那些曾经深入过中国社会或对中国传统社会有过较深研究的西方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马可波罗将南宋度宗皇帝描绘成“和平和正义之友”，说他“既不重视军事，又不鼓励百姓从事军备训练”，并宣称“世界各民族的旅游者，经过这个王国的任何一部分，不分昼夜，都可以自由自在地通行无阻，并且不必担心有什么危险。”明朝时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从旁观者的角度，发现“军事科学在这个国家不受培育和重视”，甚至发现一般中国人“宁愿做最低等的哲学家（即儒生），也不愿做最高级的武官”的奇怪现象。的确，人们习惯于把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文人、品德高尚的君子，作为心中的理想人格和憧憬的偶像，而很少把行伍从军之人作为榜样。“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等俗语都是这一价值观念的生动反映。在著名的《颜氏家训》中，告诫其家人决不可从戎当兵，因为这对士家来说是取祸灭亡之道。有时士兵的地位比罪犯还要低，“谪兵”就是将当兵作为对罪犯的一种惩罚。人们还往往将“兵”与野蛮、残暴、粗鲁、堕落联系在一起，甚至相等同。清军军官对自己的职业也丝毫没有自豪感，甚至比别人更嫌弃军人职业。淮军统领周盛传官至直隶提督从一品，可谓武官权位之极，但他却在自己的《年谱》中表示：“予以战功起家，良非得已，不可为子孙训。”他发誓不让自己的子孙再入营伍，而要他们“抑方刚之气，读有用之书”。
［主持人］：是不是可以说，中国历史上都缺乏尚武精神？
［答］：也不尽然。春秋时代以前，上至卿相，下至一般世族子弟，自幼受文武两方面的训练。就连春秋末期以宣扬文教为己任的孔子也精通射御之术。战国时代，文武分化，“文士”出现，才出现我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总的来说，每个朝代开创之初，都还有强烈的尚武精神和积极的进取意识，但承平日久，武备废弛，社会尚武精神不断弱化，代之而起的是日益浓厚的安享太平思想，军队战斗力不断下降。清末兴起了尚武主义思潮，主要代表有蔡锷、梁启超、陈独秀、黄兴等人。一部分爱国人士明确提出，中国民众应具有“军国民之精神”，但这股思潮主要体现在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中，蕴藏在普通百姓之中的深厚的军事文化传统并未彻底改观。
［主持人］：那么，古人是如何看待军事活动价值、军人价值的？
［答］：中国古代军事特别强调战争的道义价值。战争性质对胜负有重要作用，就像《左传》说：“师直为壮，曲为老”（如果军队是为正义而战，士气就会旺盛而富有战斗力，军队如果站在不义的一面，就会士气衰落而软弱无力）。“诛暴保民”是中国古代兵家普遍接受的观点。强调“义兵”、“义战”，这与传统文化主流——儒家思想确立的以道德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影响是分不开的。王道是“以德服人”，霸道是“以力服人”，两者很难相容。《吕氏春秋》指出：“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战争如果是正义的，那么进攻讨伐也行，救护自守也行。战争如果是不正义的，那么进攻讨伐不行，救护自守也不行）。武力是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民族统一受到侵犯和威胁时的最后选择。“安国保民”是衡量军人价值的最高原则和最终标准。《孙子兵法》中有“唯人是保”的说法，从本国集体性的人道关怀出发重视军人的价值，把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生死存亡问题放在养兵用战的首位。支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这使得中华民族有着强烈的是非观念，对于培育民族气节无疑是一种正面的价值导向。
［主持人］：运用军事武力，古人看重的是“义”，是不是有点重义轻利了？
［答］：可以这么认为。在西方的传统军事思维中，则较少考虑道德因素，更多考虑的是实际利益。这是由于西方传统的军事思维产生于海洋商业文明。通过主动发动战争掠夺土地、资源和财富，是西方军事思维的主导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我们这个以农耕为本的大陆文明则满足于固守已有的自然疆域，求得自我发展与完善，强调的是“道德”的判断而不是“利害”的判断，是“是非”的逻辑而不是“强弱”的逻辑。这种泛道德倾向的影响在于，它确立了维持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文化与社会秩序，而非富国强兵在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在宋明思想家那里，不注重富强目标的实现，又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用朱熹的话说，是“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于威强，而在于德业”。近代开始了从现实的力量对比与利害分析的角度，来反思战争失败的原因。正是在这种现实的对比之中，有着敏锐危机意识的仁人志士，对“富强”目标越来越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主持人］：一提到古人打仗，我们就会想到文学作品中对姜子牙、张良、诸葛亮等谋士形象的描写，这是为什么？
［答］：这说明我们传统军事在战略和策略上，偏好用谋略手段。战争是一种流血的暴力行为，是以激烈的外部对抗形式解决矛盾的最高方式，非万不得已，一般不采取。最理想的是通过伐谋、伐交等间接手段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用非流血手段与方法，达到战场上所要达到的目的；或者在战场上以最小的代价换取全局性的最大胜利。“兵者，诡道也”。“谋略制胜”的观念深深融入中国军事思维之中。这些谋略有的侧重于军争，有的侧重于政治，有的侧重于外交，有的侧重于经济，有的侧重于心战，是多方面多手段的综合运用。公元前 17 世纪商汤灭夏的战争是“伐谋”、“伐交”、“伐兵”、“用间”全面应用并取得成功的一个最早战例。中国历代描写战争的作品，往往是在运筹帷幄的谋略上浓墨重彩，精雕细刻。至于战争的经过，从战场到部署，从开始到结束，从战绩到伤亡，常常是惜墨如金。所塑造的往往是一大批神机妙算的谋略家的高大形象，而对那些能征善战的勇士形象则书写较少。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年间，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中国出现了以“重力尚争”为特征的新型军事文化思潮。
［主持人］：重谋略，好像不费什么力气就赢得胜利。中国古人似乎并不看重对武器装备的改进。
［答］：对。打仗要靠力量，需要有“器”来配合。但我们这个民族从哲学思想到军事科技思想都表现出重道轻器的价值取向。根据《中国兵书知见录》提供的资料，从先秦至今，中国共有存世兵书 2308 部，但其中论述兵器的只有《火龙神器阵法》、《火攻絜要》、《火龙经》、《武经总要》等为数不多的几部，尚不到存世兵书的 1％。这也从一个侧重反映了传统军事文化对军事科技的漠视。清初火器专家戴梓发明了“连珠铳”，威力颇大，但并没有流传到社会，连样品也早已失传。囿于“道”的层面之上，不去关注军事科技、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战法的创新。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召唤下，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观念，承认自己在“技”上落后于西方，突破了重道轻器的价值观念。洋务派掀起了以“练兵、制器、求富”为内容的军事自强运动。曾国藩还提出了“师夷智以制敌”的思想，除“坚船利炮”的物质层面外，还包括算学及机械制造、绘图测算等近代文化科学知识。
［主持人］：这个“道”实际上就是儒家的军事观、战争观。“兵儒合流”、“以儒统兵”贯穿在古人军事活动中，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答］：在古人宗法式的“天下一家”中，“德化”成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以义止战”来源于儒家的仁爱观。孔子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看做是“亲亲”的关系，自然十分反对国与国争战这种“亲者痛”之事。在战争不可避免时，一定要合乎道义，就是要“师出有名”。“以道取胜”进一步把伦理和战争胜负联系起来。“礼义”、“道义”直接就是一种战争中的力量。孟子认为，如果仁义通行于天下，就可以“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拿着棍棒可以还击秦国的强军，“德”的作用要比“力”的作用大。受此影响，兵家认为，取胜可分为三个层次：“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伤害最小的“道胜”是取胜的最高境界，而死伤严重的“力胜”则是不得已而为之。一场战争结束了，对战争的评价却远未盖棺定论。“以理评战”，道义的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能够把战争限定在有限的范围内。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任何战争都要经受不断地反复“拷问”。这些兴衰成败的道义评价，无疑对于帝王来说具有极强的警示作用。“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战争道义评价反过来强烈地影响着双方对于战争手段、规模、后果等方面的抉择，从而制约着战争的整体面貌。
［主持人］：我们的人文伦理制约着战争活动，这是否意味着传统军事重防轻攻？
［答］：对。在农耕文明下，保护已有的生存环境不受破坏，自我发展进程不受干扰，就成为中国传统军事思维的出发点。因此，防御成为自古以来中国军事活动的重心。虽然传统军事也没有忽略进攻的作用，但历次对外战争中的进攻并不是以分裂或占领其他国家为目的，而是为了巩固本国的军事防御态势。象征中华文明的古长城，本身就是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为保卫农业文明成果而修筑的规模宏大的军事防御工程，充分体现了注重防御的中国传统军事思维。
［主持人］：根据朱教授的介绍，我们对中国传统军事价值取向有了一个大致轮廓的认识。我们面临的世界，显然和古人是有很大差异的。从今天的现实情况来看，自然其中既有汲取的精华，也有一些该纠正的偏颇。相信网友们会作出正确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