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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际问题，目前而言更多的还是为社会学者所关注，但是代际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对其研究不应受到学科分野所局限。之前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到，我们对代际问题的研究应有更多历史的眼光。那么，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思考中国的代际问题，究竟有怎样的意义呢？
毋庸置疑的是，历史学向来关注所谓“代”的问题。历史研究中类似“戊戌一代”、“辛亥一代”、“五四一代”这样的区分，是以历史事件为一代人命名的提法，其除了具有符号的意义外，本就蕴含着依据社会文化特征对人群做出代际区分的意味。可以说，在历史学的研究中，“代”无论是作为一个生物学还是社会学的概念，都被频繁地使用着。此外，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归根到底还是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就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代际关系作为两代人或几代人之间的关系，正为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者所关注。目前，历史研究中对代际关系问题涉及比较集中的主要是思想文化史领域，而其中又以考察知识分子的代际关系居多，主要是研究知识分子代际更替中的思想文化传承或转变等问题。而其研究方式主要是通过对研究对象言论、思想的陈述和对比，以揭示其中的传承或转变关系。
既然历史学同样讨论代际的问题，其他学科关于代际关系的既有个案研究和理论框架，也是重要的借鉴，不同学科的方法论，能够帮助我们拓宽历史研究的视野。比如，代际关系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社会学的方法论就可以提示我们，历史学在研究代际的问题时，不必局限在思想文化的领域，还可扩展至对社会生活层面，进行一些社会史的研究。
事实上，对于代际关系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不是任何一门单独学科能分析透彻的。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已经能够隐约感觉，结合人类文化学、社会学既有的代际理论和历史学的研究视野和方法，通过对代际关系现象的建立一个全景式的把握，或可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当然，如果要进行这样一种尝试，必须做好两方面的基础工作。首先当然是理论准备，这在之前已经有所铺垫；其次就是建立研究的框架，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设定时间脉络，作为研究的基本线索；二是明确问题意识，也即提出研究所关注和希望解决的问题。接下来，笔者将就以上两个问题的回应做一些展开。
1.时间脉络：中国各历史阶段与“三种文化”的对应
米德在其代际关系研究中，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做出了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这三种文化类型的划分。那么，这样一种划分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这三种文化类型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不是有对应的体现？我的答案自然是肯定的，这也是本研究展开的一个基本预设。关于这一点，在本书中将会逐一展开详细论述，而在此之前不妨先做一个概要性的阐述。
首先，我们大致可以将中国传统社会形象地描述为“前喻文化”的时代，它具备米德笔下“前喻文化”的基本特征。从社会基础这一前提来看，在米德那里，“前喻文化”是一种处在社会发展迟缓状态下的代际传承文化。她如此描述这样一种社会状态：
祖辈的人把刚出生的孙儿抱在怀里，除了他们往日的生活外，他们想不出孙儿们还会有什么别的未来。成年人的过去就是每个新生一代的未来，他们早已为新生一代的生活定下了基调。孩子们的祖先度过童年期以后的生活，就是孩子们长大后将要体验的生活；孩子的未来就是如此造就的。
再让我们来看看梁启超是如何形象描述社会发展迟滞的中国的社会状态的：
中国者，世界中濡滞不进之国也，今日之思想，犹数千年前之思想；今日之风俗，犹数千年前之风俗；今日之文字，犹数千年前之文字；今日之器物，犹数千年前之器物。然则进化之迹，其殆绝于中国乎？
斯密亚丹《原富》，称“元代时有意大利人玛可波罗游支那，归而著书，述其国情，以较今人游记，殆无少异。”吾以为岂惟玛氏之作，即《史记》、《汉书》二千年旧藉，其所记载，与今日相去能几何哉？夫同在东亚之地，同为黄族之民，而何以一进一不进，霄壤若此？
在梁启超的眼里，中国近代的思想、风俗、文字、器物竟与两千多年前无多大差别，两千多年前成书的《史记》、《汉书》上记载的事物与两千年后的事物竟无多大变化，如此的社会发展速度，是否很符合“前喻文化”的社会属性定义呢？
让我们再试着从米德特别强调的知识传递的角度来看。米德认为，在前喻文化中知识传递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经验和知识都是长年积累起来或由传统继承下来，并由长辈传递给晚辈的，而长辈所传递的知识和经验足以解决晚辈在生活中遇到的所有问题。而再观中国传统社会，不正是如此？持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是最为鲜明的写照，在科举制度下，从所学知识的内容看，每一代读书人都逃不出四书五经的窠臼，而从知识传授来说，更是一成不变的师生相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科举作为一种制度性存在，空前地巩固了传统中国社会知识传递的稳定性和代际关系的稳定性。
及至晚清，在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后，之前相对稳定的状态被打破，中国被强行纳入世界体系，受到了来自西方的知识、技术乃至思想、文化的影响，此后，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下，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都开始发生转变。米德指出，“并喻文化”是在社会迅速巨变、传统文化发生断裂或人们赖以依存的象征性价值体系受到破坏、受到怀疑的时代条件下出现的。对中国历史而言，将晚清作为这样一个分水岭和时代坐标，应该是恰当的。
在并喻文化中，年轻一代所置身的社会生活环境已与父辈祖辈有很大的不同，晚清中国社会的情况确实如此，八股取士与新式教育并行，皇袍马褂与西装革履同行，君主专制、三纲五常与民主、自由、人人平等观念共生，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并存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老一代过去的经历中所不曾有的。
在并喻文化中，当两代人同时面临全新的世界，他们各自根据自己的经验发展新的形式，并向同代人提供榜样，因此此时的知识传递模式是无论长辈和晚辈，都向自己的同辈学习。而晚清的情况恰恰正是如此，老一辈人倾向于向中国自身传统寻求解决之道，新一代人则倾向于求诸西方，两代人各自保持自己的理想，且各自拥有同辈的拥趸。正因如此，也就产生了米德所说的，产生于并喻文化时期的最初的代际冲突。
米德指出，并喻文化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文化类型，其在同一社会中不会持续几代人以上，其后便会被新的文化类型——后喻文化所取代。巧合的是，从中国历史看，似乎又被米德言中，大约在“五四”之后，后喻文化模式便逐渐显现出来。
米德对后喻文化的界定是：由于社会疾速变迁，老一辈人因对新事物的接受和反应相对较慢而逐渐“边缘化”，年富力强的新一代逐渐在新的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老一辈为适应社会不可避免地向新一代学习，从而出现了所谓文化反哺现象。“五四”时期的中国正是如此：社会巨变不必赘述，在对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掌握上青年一代已无疑整体超越了他们的前辈，知识从青年一代向老一辈的传递几乎已成必然，青年一代占据社会主导地位也成为大势所趋。
不仅如此，按照米德所言，代际冲突在后喻文化类型中表现最为显著。“五四”时期的代际冲突不仅仅体现为青年一代与老一辈为争夺支配地位而产生的冲突，而且青年一代本身也不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也产生了诸多冲突，究其原因，无外乎随着剧烈的社会变迁，原先的新一代亦无可避免地成为了新的老一代。而社会上显著表现出来的那样一种代沟年龄差距不断缩小的现象，也再次从另一侧面展现出这一时期鲜明的后喻文化的特征。
而在“五四”之后，中国历史相继经历了战争、新政权建立、改革开放等一系列历史阶段，这些历史阶段无不属于社会文化急剧变迁的范畴，且其变迁程度也多不亚于“五四”。因此从理论模型来推论，我们基本可以判断，“五四”之后的中国主要还将继续显示后喻文化的基本特征，而从当下的社会现实中体现的代际状况来看，绝大多数现象都是可以支撑这样一种判断的。
以上从三种文化类型的视角出发看中国历史，仅仅只是描述了一个简单的轮廓，后文还将有具体分析。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出于严谨的态度，笔者倾向于采用“某一时期具有某一文化类型特征”这一提法，而避免使用“某一时期属于某一文化类型”的提法。这主要是出于如下两点考虑。
其一，如米德所说，任何时期都不可能只存在一种文化类型模式，一般都是多种模式同时存在，只是何种最为主要的问题。换句话说，在中国历史上的某一时期，完全可能同时存在前喻、并喻或后喻中的两种乃至三种文化特征的表现，而在这里我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粗略地判断：在一段时期中，哪种文化类型模式的显示度最高。可以肯定的是，任何简单地将某个历史阶段确定为某种文化类型的做法，都是犯了绝对化的错误、有失偏颇的。
其二，将中国历史上的连续几个阶段与三种文化类型一一对应，容易造成一种错误的理解：即三种文化类型随着历史的演进呈线性状态发展。更直接一点来说，就是可能引导大家形成“中国历史以后都将处于后喻文化阶段”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事实上，从宏观角度看，三种文化类型的出现，是没有先后顺序的，也不存在前者为后者取代，然后前者便会消亡的问题。不同文化类型的出现仅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态有关。打个比方，一个当前主要表现后喻文化特征的社会，一旦其进入长时间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前喻文化特征也可能再度显现。
因此，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设定的时间的脉络，只是基于叙述的方便而做出的一种模糊性的划分，更没有任何“断代”的意味。
2.问题意识：不同学科的共同话题
对于同一话题，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都会共同关注，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以代际关系为例，在中国传统社会为何没有出现明显的“代沟”现象这样一个问题上，历史研究者给出的观点是这样的：
中国传统社会由于封建专制制度、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价值观、传承下来的风俗习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一切都被固定下来，成为整合社会的巨大力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切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于年轻一代而言，只要习得并遵从这些圣训和祖上的教条，就可以适应社会、开辟自己的人生道路。因此，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代际之间的冲突是隐性的。
而社会学者用代际理论分析这一问题所给出的答案则相对扼要一些：这是社会变迁和知识传递的相对稳定性所致。显然，两者是因为分析的角度不同，所以得出结论也不同。但是，对于读者而言，综合两者的观点，却无疑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这一问题。
所以，这就促使我在开展本研究的时候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所做的这个研究，可以在哪些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上，在哪些多学科共同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上，通过历史学的研究，给出足以去补充大家的认知，提供给他人参考的成果，而不仅仅只是一个揭示历史事实，就事论事的研究。从这样一种问题意识出发，我认为这本书大致在如下几个问题上可以有所贡献。
其一，关于“代”的话题。
之前曾不止一次谈到历史研究者对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做出“代”的划分的问题。“代”的划分，实际就是一个多学科的共性话题。不同之处在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者对“代”的划分往往是宏观的、对社会全体做出的划分，而历史研究中的知识分子“代”的划分，相对属于微观的划分。同时，后者划分的微观“代”也可以被看做是前者划分的宏观“代”在社会某一领域的具体表现。那么，既然知识分子只是社会群体之一，那么对历史研究者来说，既然注意到了知识分子的“代”的问题，对历史上社会其他领域或者其他社会群体的“代”的问题，是否也可以予以关注和研究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此外，“代”的更替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代”的更替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但其频率并非始终如一，其中既有基于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的更替，也有因社会剧烈变迁导致的频率较高的更替，这一现象已为代际理论所揭示。那么，不同频度的代际更替表现在社会层面有怎样的不同？这需要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进行考察和对比才能了解，因此也是历史研究才能更好地回答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对我们把握代际关系及其影响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关于“代沟”与青年的话题。
“代沟”是社会学中形象地指代代际冲突的名词，而“代沟”发生在处于同一时代的两代人，即青年人和老年人之间。在代际关系研究中，青年的概念本身就是作为代际冲突中的一方被提出来的。青年在不同文化类型中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在前喻文化中，青年是顺从的、弱势的，只有当青年成为老年才能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在并喻文化中，青年是觉醒的、努力的，它们中的优秀者有可能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在后喻文化中，青年人是反抗的、强势的，他们具有超越老年并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明显趋势。
近十余年来，青年研究日益成为国内外学界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可以说，青年研究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本身就从一个侧面显示出青年群体在当今社会中日益重要的地位。在这样的大趋势中，也有不少历史研究者投入到青年研究的队伍中，他们主要以历史上的青年群体、青年思想等为研究对象。比如就中国历史而言，“五四”就首当其冲成为其关注的焦点。
历史学研究中国青年问题，之所以自然而然地从“五四”进入，从代际的角度是可以得到佐证的，通过之前讨论过的“五四”时期的后喻文化特征，不难了解那一时期正是青年作为一个群体在中国历史上显示度最高的时期。那么，除了“五四”之外，历史学是不是就没有其他进入青年研究的入口了呢？不然。代际理论提示我们，“五四”之前并非没有青年问题，只是其表现程度不同。如果我们从青年与老年的关系这样一个角度去思考青年问题，就不难发现，历史学领域的青年研究，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还大有可为。
其三，关于“代”的自觉与一代人的反叛的话题。
代际冲突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有的相对温和，如青年对老年不再言听计从，但仍有起码的尊重，有的则相对激烈，如青年与老年分庭抗礼、互不相让。当代际冲突达到极致，有可能就表现为一代人对上一代的集体反叛，并诉诸实际行动，米德在研究中提到的上世纪60年代全球范围内的学生运动高潮，便属此范畴。
维持社会的相对稳定，避免产生过于激烈的代际冲突，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各代人的共同使命。那么，如何才能避免过激的代际冲突产生？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对代际关系的深入把握寻找对策，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向历史寻求经验。
首先，代际冲突的产生，前提是“代”的意识的产生。两代人通过对各自的认识，发现彼此之间存在除了年龄之外的差异，于是两代人都产生了“我们这一代如何”、“他们那一代如何”的想法，这种“我们”和“他们”的区分，可以看做是一种“代”的自我意识，或者说“代”的自觉。正是这种自觉酿成了最初的代际冲突，其强烈程度则与代际冲突的激烈程度成正比。“代”的自觉，首先是一个认同的过程，即同一代人完成对“我们”的认同，同时在自己和“他们”树立起一道屏障。而有一点很明显，那就是这一认同过程最初都是在思想领域完成的。因此，密切关注思想领域的细微变化，通过及时地沟通疏导，当能起到缓解作用。
其次，古今中外历史上发生的“代沟”现象不胜枚举，其中有的已为研究者揭示，但仍有更多的需要我们去发现，特别是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代沟”现象，目前研究还有相当欠缺。通过揭示中国历史上的“代沟”现象，一方面总结“代沟”如何得以消解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从“代沟”加剧导致消极影响的事例中吸取教训，定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当今乃至今后社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代际冲突问题。
其四，关于代际与传统的话题。
代际与传统，无疑是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所谓传统，简单地说就是被一代代人所传承的东西，可以认为，传统是以代际传承为前提的。代际传承有两种模式，一是以前喻文化为代表的完全继承模式，二是以并喻和后喻文化代表的选择继承模式。在前一种模式中，传统的保留和继承是相对完整的。而在后一种模式中，就可能出现传统的断裂的问题，原因是在代际冲突的背景下，晚辈在对前辈文化的继承中无可避免地摒弃了一些自己所不认同的东西。
当然，即使是在代际冲突最为激烈的时候，晚辈也不可能完全摒弃前辈的文化。希尔斯（Edward Shils）在论及代际与传统的问题时就曾经提到：尽管代与代之间存在着无可置疑的区别，但却没有那一代人能创造出他们自己的信仰、机构、行为规范和各种制度，即使生活在传统空前分崩离析的时代也不例外。所以，代与代之间不仅存在连续性，而且还存在许多重要的相同点。
这些所谓的相同点，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传统。希尔斯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传统有其固有的生命力，不会在代际的更替中发生完全的断裂。
正因为代际与传统存在如此密切的关联，无论哪一个学科在讨论传统时，都无法回避代际关系这一基础性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思考中国的传统的传承抑或断裂，是不是也应把代际关系作为一个因素纳入考虑范围呢？此外，在应对代际冲突（代沟）的问题上，传统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筹码。传统作为两代人或几代人所应共同尊重的东西，将会成为建立代际间的理解和共识的基石，从而在缓和代际冲突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代际关系是一个深邃的理论问题，是一个深沉的历史问题，更是一个深远的现实问题。在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之后，就让我们试着进入历史，看看是否能够找到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具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