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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所述种种，都是一些现象的描述，要透过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还须借助专业的理论视角。代际，最初是文化人类学者和社会学者所关注并研究的问题，并由此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今天在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不可能绕过社会学的相关经典研究及其理论成果而另起炉灶。故此，笔者将在此尝试梳理社会学领域关于代际问题研究的脉络，并简要介绍相关经典理论表述。
1.基本概念的介绍
要研究代际关系问题，我们首先要对其概念有一个清晰的把握。关于代际关系的基本概念，我们无需在此重新给出自己的界定，因为代际关系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命题，已有诸多学者对其展开细致的研究，而对其概念也早有界定。
首先，关于“代”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阐述。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辞典中关于“代”的名词解释：
代：社会——年龄范畴，名义上的群体。属于同一代的人，其年龄处于某一段，但也并非是不变的。确定代的界限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他的社会——生物标准众多和自相矛盾：青年在生理上的成熟期；结婚的平均年龄；劳动活动开始的时间——这是社会成熟的主要标准；最后，生活方式、行为和价值观的共同性。
或许大家看到这个名词解释，会生出与我相同的感觉，那就是这与其说是一个名词解释，倒不如说是诸多问题的提出，因为我们通过它更多的是看到“代”的复杂性，而并不能够对“代”的概念有直观形象的认识。事实上，如果再看其他一些研究者对“代”的解释，则更会让我们体会到其概念的复杂性。
应该说，作为理解代际问题的一个前提概念，“代”的涵义无论在流行话语还是在学术研究中都是比较纷乱的。比如，有的学者曾做过一项整理的工作，将这一概念概括为至少五种涵义
。
还有学者把“代”理解成父母亲及其孩子的平均年龄之间的时间距离。比如，格罗多特就指出一代为约三十年，而季立泰又强调“代”不仅是等于约三十年的时间间距，而且是生长在同一时期的人的精神的共同性。又有学者表示，如果“代”成了社会概念，就产生了“代”的长短的问题。例如，法国法律学家德罗梅利突出“政治代”的概念，认为一代的统治地位持续十六年，在这以后，权力就转移到下一代。还有学者指出，“代”在文化——历史的意义上，与通用的年表上持续的时间是不一致的。它持续时间取决于历史变革的速度，急剧的、革命的变革造会加深代沟的感受。
相对于“代”的概念的纷繁复杂，另一个基本概念——“代沟”似乎要清晰一些。代沟，从字面上理解，是指“代”与“代”之间的沟壑，一般也理解为代际冲突，也有很多学者理解为代际差异或代际隔阂。
在我国关于“代沟”的最经典的定义，当属社会学研究者周怡在其《代沟现象的社会学研究》一文中给出的界定，在此或可作为一个参考：
所谓代沟，是指由于时代和环境条件的急剧变化、基本社会化的进程发生中断或模式发生转型，而导致不同代之间在社会的拥有方面以及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的选择方面所出现的差异、隔阂及冲突的社会现象。
虽然关于“代沟”的定义，我们没有看到太多的争议，但是关于“代沟”的研究，却是汗牛充栋，并一度成为社会学界关于代际问题研究中着力最多、成果最丰的领域之一。而其中又以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研究最为人所推崇，她在自己的研究中曾经这样形象地描述“代沟”：
……这样的沟是不会弥合，不会变窄的。可以想象有一段深如美国大峡谷的深沟，它与大西洋平行，并缓慢地向大西洋运动，人们就站在两边。在这条大代沟的我的这一侧，人数在逐年减少——姑妄言之吧，当它到达大西洋时，四十年代前成长起来的一代的最后一个成员就已经故去，此时，也只有在此时，这条代沟才能成为历史。
从上述众多关于“代”和“代沟”的概念表述，我们不难看出：尽管我们一般认为“代”是一个年龄的问题，比如多少岁为一代云云，但是，实际上“代”在更多情况下不仅是年龄的问题，而是和其他众多因素结合在一起，成为社会的问题、政治的问题、文化的问题，等等，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代际的复杂性也随之体现出来。
2.经典理论：玛格丽特·米德的三种文化论
在介绍完基本概念之后，需要进入到理论体系介绍的层面，之前已经提到，关于代际问题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理论体系，而这其中最权威、最经典的理论，就来自于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 12. 16 ～1978. 11. 15）的研究。
1970年，在风起云涌的美国青年“大造反”运动结束之后，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她的《文化与承诺——论70年代各代人之间的新关系》
一书中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纷呈于当今世界的代与代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即“代沟”），既不能归咎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差异，更不能归咎于生物学方面的差异，而主要导源于文化传递方面的差异。
在该书中，米德首先强调的是史前文化、有史时期的文化和二次大战之后的当代文化之间的基本差异，即强调了文化进化中的间断性。其次，从文化传递的方式出发，米德将整个人类的文化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Postfigurative Culture（译作“前喻文化”或“后象征文化”）、Cofigurative Culture（译作“并喻文化”或“互象征文化”）以及Prefigurative Culture（译作“后喻文化”或“前象征文化”）
。
所谓前喻文化，是指在一个社会中，主要是晚辈向长辈学习的文化现象；所谓并喻文化，是指社会中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的文化现象；而所谓后喻文化，则是指社会中的长辈不得不反过来向晚辈学习的文化现象。这三种文化模式是米德创设其代沟思想的理论基石，也是本文讨论中国社会代际关系问题的一个基本理论依托，以下逐一简要介绍。
（1）前喻文化（后象征文化）
前喻文化，即所谓“老年文化”，是数千年以前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事实上也是一切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原始社会的生产工具十分简陋，劳动主要靠人力进行，加之自然环境的险恶，使人们缺乏酿就生产与社会变革的必要的物质手段，因而整个社会的发展十分缓慢。人们从未奢望、也根本不可能设想自己的生活能和父辈、祖辈的生活有什么不同，在他们眼里生活的意义是既定的，前辈的过去就是他们的未来，正如米德所说的，“他们的父辈在无拘束的童年飘逝之后所经历的一切，也将是他们成人之际将要经历的一切”。
在这种以前喻方式为特征的文化传递过程中，老一代传递给年轻一代的不仅是基本的生存技能，还包括他们对生活的理解、公认的生活方式以及简拙的是非观念。为了维系整个文化的绵延不断，每一代长者都会把将自己的生活原封不动地传递给下一代看成是自己最神圣的职责。如此，年轻一代的全部社会化都是在老一代的严格控制下进行的，并且完全沿袭着长辈的生活道路，他们当然也就成了米德所说的，“只能是长辈的肉体和精神的延续，只能是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和传统的产儿”。
在这样的文化中，尊敬老人自然成了一种最为基本的美德。与此相连，就构成了前喻文化能够得以保持的两个基本条件：缺乏疑问和缺乏自我意识。祖孙三代都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视为理所当然的。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就能够毫无疑问地接受父辈和祖辈视之为毫无疑问的一切。这种文化的传递方式从根本上来说排除了变革的可能，当然也就排除了年轻一代对老一代的生活予以反叛的可能，亦排除了代沟产生的可能。“在无知的山谷里，古老的东西总是受到尊敬。谁否认祖先的智慧，谁就会受到正人君子的冷落。”
下面这两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直观地感受米德所阐述的前喻文化的概念：
后象征文化有赖于三代人的实际存在。它完全是代代相传的。它的延续既依靠老一代的期望，又依靠年轻人对老一代期望的复制，而这种复制的能力几乎是根深蒂固的。它靠的是成年人能够理解养育他们的父母，正如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来养育自己的子女那样。
后象征文化社会中的代与代之间的关系不一定那么平静。在某些社会中，每一代都有造反的可能——蔑视老人所表达的愿望，从上面一代人的手中夺权。……可是，当这些小男孩长大成人后，也希望他们的兄弟姊妹用同样的仪式去管教自己的孩子。
（2）并喻文化（互象征文化）
并喻文化，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文化，它肇始于前喻文化的崩溃之际。米德列举了战争失败、移民运动、科学发展等导致前喻文化崩溃、并喻文化诞生的诸多历史原因。所有这些原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先前文化的中断使年轻一代丧失了现成的行为楷模。既然前辈无法再向他们提供符合时代要求的全新的生活模式，他们只能根据自己切身的经历创造之，只能以在新的环境中捷足先登的同伴为自己仿效的楷模，这就产生了文化传递的并喻方式。米德从文化的产生、表现及其影响等方面，为我们勾画了并喻文化的模型：
互象征性起初是对后象征系统的突破。这种突破可以有许多方式：或是经过一场大动乱后，全体人民，尤其是对领导地位十分关键的老年人死伤惨重；或是新形式的技术发展的结果，老年人对这些新技术不在行；或是由于迁徙到一个永远把老年人视为移民和陌生人的新国度；或是一次军事征服的后果，屈服的人民不得不学习征服者的语言和生活方式；或是改变宗教信仰的结果，成年的皈依者试图培养儿童去体现新的观念，而他们本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未曾有过这种经历；或是有目的地搞一次革命，为年轻人引进一种新的、不同的生活方式。
在所有互象征文化中，老年人仍然处于支配的地位，他们树立典范，规定限制范围，年轻人的行为中所表现出的互象征性不得超出这些范围。在有些社会中，对于新行为是否被接受，老年人的认可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也就是说，为了获得对变革的最后赞同，年轻人不仅要注重自己的同辈的态度，而且要看老年人的脸色。但与此同时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一代人中的每个成员都要以他的行为给同代人做出榜样，尤其是给青少年做出榜样；他们的行为应不同于他们的父母和祖辈，当每一个人成功地表现出一种新风格时，就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自己那一代人的典范。
在并喻文化的形成过程中，酿就了最初的代际冲突。对于年轻代来说，在新的环境中，他们所经历的一切不完全同于、甚至完全不同于他们的父辈、祖辈和其他年长者：而对于老一代来说，他们抚育后代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孩子们在新世界中的成长需要。米德借移民家庭中的情况，充分证实了这种由于老一代不再能够继续引导青年前行而产生的代表新与旧两种生活方式的两代人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必然性。
（3）后喻文化（前象征文化）
后喻文化是米德创设其代沟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构件。后喻文化，即人们所称的“青年文化”，这是一种和前喻文化相反的文化传递过程，即由年轻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他们生活在世的前辈的过程。
米德认为，后喻文化是社会的急剧变化所导致的，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的变迁具有“不可逆性”。特别是20世纪40至60年代以来，计算机的发明、原子裂变与聚变在军事和民用领域的成功应用、对行星表面的探险、知识爆炸以及无线电、电视的发展，促成了真正的“世界共同体”的出现。对新事物的接受与反应以及不同群体的自我认同，使老一辈越来越“边缘化”，同时新一代越来越处于新兴文化的主导地位。
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老一辈人在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上，越来越无法成为年轻一代的指导者，相反地，他们自己也需要不断补充新的知识以适应时代的变迁。而对青年人来说，他们不再完全依赖前人的传授，而是更多依靠自身的努力来完成对社会的适应，而且他们对新知识和新技能的掌握速度快于老一代人，所以反过来成为老一辈的“老师”。
在这全新的历史时代面前，年长者的经验不可避免地丧失了传递的价值。人类已经将自己所熟知的世界抛在身后，开始生活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新时代中，如米德所说：
现在，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的老年人都不懂得孩子们所了解的东西。过去，就一个文化系统内的经验而言，总是有一些老年人比所有的孩子都懂得多。现在这样的老年人没有了。不仅做父母的已不能进行指导，就是找遍国内、国外也没有领路人了。
后喻文化带来两种结果：一是在接受和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科技巨变中老一辈变得无能为力，而年轻人却游刃有余，并挑战传统价值体系；二是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反哺”，即老年人也向年轻一代学习，真正尝到了“落伍者”的滋味。
米德举例说，这一情形和当年那些开拓新大陆的移民们的经历颇有几分相似之处，所不同的只是，如果说那些新大陆的开拓者经历的是空间上的迁徙，那么，所有二次大战之前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所经历的则是时间上的迁徙；如果说开拓新大陆的移民只占世界总人口的极少的一部分，那么，今天由于时代巨变而经历时间上迁徙的则是整整一代人。鉴于此，米德三番五次地写道：“二次大战以前出生和长大的每一个人都是时间上的移民，正如他们的祖先曾是空间上的移民一样。”
米德这样形容后喻文化社会的情形：
如果说在前喻文化（即传统社会）中，社会化的对象是社会中尚未成年的个人，那么，借用社会学的术语，后喻文化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反向社会化”。“在这一文化中，代表着未来的是晚辈，而不再是他们的父辈和祖辈。”
然而，在时代发展的剧变面前，老一代不敢舍旧和新一代唯恐失新的矛盾，不可避免地酿就了两代人的对立与冲突，就像米德多次提到的一番对话所传达的一样：
就在前不久，老人还能说：“你要知道，我曾经年轻过，可你却从来没有老过。”可现在，年轻人可以回敬说：“你从来没在我的年轻时代里度过你的年轻岁月，你也不可能了。”
年轻一代既然已经摆脱了对前辈的依赖，并且在诸多方面已实际上成了前辈的知识传授者，他们自然希望自己的价值得到肯定，而老一辈却也不愿轻易放弃自己也已建立的权威，对年轻一代仍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于是以老一辈的压制和年轻人的反叛为表象的所谓“代沟”就不可避免地凸现出来了。
（4）“代沟”的无害化
米德通过对三种文化类型尤其是后喻文化类型的深入分析，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在急速社会变迁的巨大推动之下，新的文化传承模式（后喻文化）以及“代沟”问题出现的历史必然性。具体说，原先处于被教化者地位的晚辈之所以能够“反客为主”，充当教化者的角色，是因为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代能够像他们一样经历如此巨大而急速的变化，也没有任何一代能够像他们这样了解、经历和吸收在他们眼前发生的如此迅猛的社会变革。
当然，米德的贡献还不仅在于对世界范围内代沟产生的必然性给出了颇具说服力的阐释，更重要的是，她对如何解决两代人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同样给出了更为深刻的解答，即关于“代沟”的无害化的阐述。
以往，人们往往把代沟产生的原因仅仅归咎于年轻一代的“反叛”上，而米德却进一步把这种反叛归咎于老一代在新时代的落伍之上。以往，尽管也有人强调两代人之间应该进行交流，但他们往往把建立这种交流当成恢复老一代对新一代教化的手段；而米德却声明：真正的交流应该是一种对话。她同时认为，参与对话的双方其地位虽然是平等的，但他们对未来所具有的意义却完全不同，当代世界独特的文化传递方式（即后喻方式），决定了在这场对话中，虚心接受教益的应该是年长的一代。她指出，这种经历或许是惨痛的，但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你若不想落伍于时代，就只能努力向年轻人学习，因为今天正是他们代表着未来。“只有通过年轻一代的直接参与，利用他们广博而新颖的知识，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富于生命力的未来。”
这就是米德对解决代沟问题所给出的中肯回答。
米德对于代际理论的杰出贡献，当然是因为她通过三种类型说揭示了代际问题的根本属性，并为代际关系提供了精准的理论模型，与米德同时期以及继米德之后的很多研究者，对代际问题亦有相当多的讨论，但其新鲜之处几乎也仅在于各自研究的对象和个案的不同而已，已经很难再在理论体系上有所超越。
但除此之外，我更倾向于认为，米德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她所持有的代沟无害化的观点，这是在她看透了代沟本质的情况下得出的定论。然而，也恰恰是这一点，往往最容易被人所忽视。以当下而言，不管是学者还是大众，在面对代沟的问题时，看到的总是代与代之间矛盾冲突的一面，强调代沟的不可弥合性，认为代沟是“需要被解决”的问题。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觉得借着自己的这个研究重提米德的理论，有其现实的意义，为了创建和谐的社会，我们需要重新回到米德，需要重新建立起整个社会对“代沟无害化”的共识。
3.有关代际问题的国内外研究述要
代际的分化和更替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过程，它是一个基于生物学或人口学的自然事实，但当它与社会、历史、文化相连，从而构成一代人的共同经验和文化价值时，代际的划分和代沟的出现便更多的是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课题，也就成为社会学者和文化人类学者所关注的问题。那么，这方面的前任研究情况究竟如何呢？
（1）西方学界的研究
针对代际问题的研究，西方的学者的起步要比我国学者早得多。目前被认为最早将代际关系问题纳入社会学轨道进行研究的标志，是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于1928年发表的论文《代际问题》。
然而，代际关系问题真正成为世界性的社会问题，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为当时社会正处于急剧变迁时期，而代际冲突尤其明显。此时，美国人类学家杰弗里·戈若较早地研究了代沟现象，他在1948年出版的《美国人：一项国民性研究》中研究了这样一个个案：由于迁徙到新的环境中，美国的父辈丧失了欧洲的父辈所具有的权威性，他们常遭到更能适应新生活的儿子的排斥。
而在关于“代沟”的诸多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当数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在1970年出版的Culture and Commitment： the New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Generations in the 1970s（《文化与承诺——论70年代各代人之间的新关系》）一书。她在书中认为，代沟是现代社会的必然伴随物，她肯定了年轻一代在新时代中的历史作用，并提出了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的概念。她认为当今社会已步入后喻文化阶段，由此造成战前的一代人与战后的一代人在观念上和行为上的巨大鸿沟。米德的研究被奉为代沟研究的圭臬，关于这项研究，前文已有详述。
另外，美国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查尔斯·赖克在1970年出版的《美国的返青》一书也是西方关于代际关系研究的经典论著。
而莫里斯·狄更斯坦（Morris Dickstein）的《伊甸园之门——60年代的美国文化》和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的《流放者的归来——20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
，虽是两部文学史的著作，但其分别以美国50、60年代和20年代为背景考察，讲述的也是“两个年代”、“两代人”之间的冲突的问题，同样为代际问题的研究者们所关注。
相比之下，在笔者的涉猎范围内，所见到的与本书所研究的课题关系最为密切的一项西方学者的研究当属美国学者微拉·施瓦支（Vera Schwarcz，近译舒衡哲）的《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一书
，在这项思想史研究的工作中，作者区分出诸如保守的一代与激进的一代、五四师生两代人等代际划分，明确运用代际的概念来考察五四时期几代知识分子的相互关系。笔者认为，该书可以说是历史学领域引入代际关系概念讨论思想史话题的圭臬之作。
（2）中国学界的研究
再来看看中国学界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的代际理论传入我国，我国的各个领域的学者就分别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青年学和人口学等多维视角对代际关系和代沟现象进行了描述与分析研究，迄今已约有三十年的研究历史。
有研究者把我国代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大体上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十世纪80年代，被认为是我国代际关系研究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是二十世纪90年代，代际关系研究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第三阶段是2000年至今，代际关系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同时还对各阶段的特点及相关研究成果的情况进行了归纳。
做出上述划分的作者还认为：我国学界关于代沟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主要是因为我国社会一直比较传统而稳定，社会文化变迁比较慢，代际冲突也不明显。而近十多年来，伴随着社会转型、文化变迁，代沟在日常生活中日益明显，而其影响也从家庭领域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这一社会现象开始引起了社会科学者的关注，并由此催生了大量的研究探索及不少理论和实证论文。
从该研究者对第三阶段的论述我们不难感受到，我国的代际问题研究在经历了80年代至90年代的发展高峰期后，近年来逐渐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代际关系的研究逐渐流于对表面现象的描述，而少了深入的理论挖掘和开创。这或许是由于研究者深感前人理论的难以逾越所致，因为即使在西方学界，代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也还基本停留在70年代的状态止步不前，至今谈及代沟即言必称米德。理论似乎没有了发展的余地，这种感觉直接导致研究工作步入一个尴尬的发展阶段，始终只在原地踏步。
不少社会学研究者都感觉到了中国学界代际关系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如有研究者就在其研究中表达过如下的意思：“80年代传入中国的代沟研究，曾经为研究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代际互动提供了绝好的开端。但综观国内学者的诸多论述，我们发现，人们对代沟观的‘破’和‘立’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有关的实证研究也极为少见。”
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希望突破能这一瓶颈。有研究者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当前，代际关系问题的研究面临良好的契机，仍然有着可预见的广阔前景。一则当今时代迅速发展正带来史无前例的社会剧烈变动，这一背景下必然催生与以往不同的代际问题，成为全新的研究素材；二则在研究方法上可以通过多学科综合、交叉的途径开拓思路，要在理论上形成新的突破，也并非全无可能。
中国社会学界关于代际关系研究的情况从上述介绍可见一斑，而同时笔者也看到一个可喜的趋势：近年来，不少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也从本学科研究的视角出发，将目光投向代际关系研究的领域，多学科综合交叉的研究局面似乎有了隐约的开启。此类研究，如笔者所见的就有：章清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代际意识”的萌生及其意义》、焦润明的《代际理论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耿传明的《在“新”“旧”对峙的背后——从林纾看“五四人”与“晚清人”的代际文化心态差异》、严海建的《浅析梁启超父子两代知识分子的代际转型》等。
其中，章清教授的一文，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代际冲突的情况有诸多细致精深的分析和论述，他的研究可说是笔者本书的一个缘起，对笔者诸多观点的形成也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
综上，我们看到，我国的代际关系研究，在起步落后于西方的情况下，花去近三十年的时间追赶，现在可以说已基本与西方学界站到同一水平面。同时，我们也不难想见，以目前的研究趋势看，代际问题研究今后的发展，应该会展现出一派多学科交叉，各施所长、彼此争鸣的景象，实在值得期待。
（3）研究的特点和局限
目前的代际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领域，而其具有两大明显的特点，概括起来说：一是关注当下，二是理论完备。
所谓关注当下，是指社会学中代际关系研究的对象一般是当下发生的代际关系问题，这和社会学的学科特点不无关系，其研究主要表现为分析并给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应对策略。因此，不难发现，社会学领域对代际关系问题的研究高潮，往往都出现在社会上代际冲突的凸显程度较高的时期。于是就造成了这样的现象：代际冲突越激烈，代际关系研究就越热门，产生成果也越丰富，反之，代际冲突不明显，代际研究就进入相对的冷却期。
所谓理论完备，更是毋庸置疑，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已经了解到，经过几代社会学和人类学者的努力，特别是米德的关于三种文化类型的代际理论奠定之后，社会学领域关于代际关系问题的研究也已形成一个固定的经典理论模型，之后发生的任何代际关系问题，都可以用这样一个模型来做出充分的解释。后来的研究者所做的工作，只需要将社会上出现的新的代际关系现象做出归纳，归并到这一理论体系中去，形成其案例素材罢了。
然而，这两个特点的背后，却也恰恰体现出社会学代际关系研究的两个局限，一是因为关注当下，人为制造研究断层，忽视代际关系的延续性，不利于对代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形成整体性把握；二是因理论完备而导致后续研究者研究积极性不高，不利于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关于这两个局限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下图形象地认识：
此图建立的是代际关系的二维模型，这一模型的建立基于一个基本认识，即代际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不断起伏的状态。图表上以曲线A至G代表代际关系发展的大致呈现脉络。在代际关系的发展中，特定的阶段会形成代际冲突的高峰，图表中以曲线段BC、DE表示两次高峰形成的过程，而标记点I和标记点II所指代的即是其冲突顶点；另外，在即虚线以下部分的曲线段CD、EF，指代代际关系演变过程中代际冲突不明显的阶段。此外，对这个图还需要说明的是，A至G不是封闭的区间，在A之前以及G之后，都是可以按照相同趋势无限起伏延伸的。
如此，从图中所示来看，社会学中代际关系研究的模式可以被描述成：以I或II为直接切入点，对该点前后的区间段展开分析，即分别以曲线上的BC区间段或DE区间段为考察对象展开各自的研究。这样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从I现象的研究进入的人，往往只关注到BC区间段的问题；而研究II的人，在关注DE之外可能还会同时关注到BC，因为那属于前人研究的内容，但除此之外也不会再关注其他。
于是一个明显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曲线上的CD及EF区间段都被研究者所忽视了。事实上，这两个区间段所指代的，是前一次代际冲突现象逐渐消弭到下一次代际冲突缓慢酝酿的阶段。我们可以想象，如果研究中缺失了对这两个区间段的研究，我们看到的代际关系当然就是断裂的。此即前面谈到的第一个局限的问题。
要突破这个局限，形成对代际关系问题的完整把握，理想的研究模式应是：必须以整条曲线（AG）为研究对象，对其间任意一点的考察，都应放入整条曲线的大背景下之下来认识和分析，也即要有一个整体性和历史性的视野。
从这个意义上说，米德的研究就体现出积极的价值，她的研究以60年代全球范围内的学生运动所折射的代际冲突为出发点，向前追述到了传统社会（前喻文化类型），向后则谈到如何应对70年代的代沟问题，而其对三种文化类型的概述，即可看作是对代际关系的整体性的把握，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符合前述理想研究模式的研究，也正是这一点成就了其作为经典的价值。
但是，米德之外，类似的研究却是乏善可陈。当然，这一现象并不难解释，因为多数研究者会认为，既然米德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三种文化类型说作为代际关系的理论模型，接下去我们能做的自然就是将在其研究之后发生的新现象作为具体研究纳入到这一理论大框架中去即可。因为理论已十分完备，无谓再做重复劳动。此即前面所说的第二个局限，理论完备导致研究积极性不足的问题。
那么，这些局限又该如何突破？我认为，要突破这些局限，并非一定要求研究者能够立即创造出新的理论，而只需要能够突破目前研究工作的瓶颈，找到新的研究增长点，即可以继续推动研究的可持续发展。这样一种寻求突破的意识，大致可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当今社会文化正处于传承与断裂的剧烈变动过程中，尤其是面对网络文化对传统社会的冲击，更是形成了与以往迥然不同的代际关系新现象——代与代之间隔阂加深、冲突加剧，而新一代的内部，“代”的间隔时段日益缩短、代际差异越发明显、代际更替明显加快。这一现象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还无法估量，这就要求研究者们再次关注代际关系这一重要的课题，并通过研究共同给出答案。
另一方面，关注新问题的同时，还有大量拾遗补缺的工作需要有人来做。具体来说，人类历史上的各个发展阶段都有代际关系的问题，也有应对代际冲突的经验和方法。但是，在代际理论成形、成熟之后，学界大量的工作精力集中在对新发生现象的研究上，而极少有对过去现象和历史经验的分析和总结。事实上，此类研究的参考借鉴价值，对我们理解和应对当下面临的问题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前述第二方面的内容对中国学界的意义更为重大。中国代际关系研究从其肇始便是以一种理论引进的方式出现的，其后机械性地用理论指导现实的痕迹尤为明显。西方学界在理论建筑过程中尚对自身历史中的代际现象有一定的涉及，相比之下，中国学界这方面的工作则显得极为匮乏，除了曾经有《第四代人》一书将代际关系向前追溯到共和国建立前后外，对此前历史阶段的代际关系的研究几乎没有。虽然目前经典的代际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普遍适用的意义，但对于中国问题来说，基于西方历史背景所形成的这些经验理论，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适用或者说还能适用多久，是一个需要中国学者直面的问题。回到原点，从中国自身历史中去寻找线索，补上缺失的一课，或许能够找到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