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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承认，在这里用“中国经验”这个词有点讨巧的嫌疑，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发展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和地位的变化，他国对中国的关注度日益增强，特别是中国在经济方面取得的积极成就，更使其成为他者研究和借鉴的对象，也因而使得“中国经验”成为热门词汇，频频出现于公众视野之中。然而这只是一个词汇在特定条件下被赋予特定意味而已，就其词性本身而言，应该说并没有褒贬的意味。
本书在这里使用“中国经验”这个词，只是想客观地表述基于中国的经验或者说中国的客观历史来讨论问题这样一层意思，而它主要是为了和西方的经验和历史来相对。因为正如我们之前已经提到的，现代学术中代际理论的生成，都是基于西方历史经验和语境的产物，而当我们在中国的语境中讨论代际理论的时候，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去寻找中国自己的代际问题是什么，而这不仅包括当代的问题，也应包括历史的呈现，两者是不能割裂看待的。
那么，什么是中国的代际问题，或者说哪些具体的事件可以被看做是中国自身的代际问题的呈现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因为事实上每个人心里都有对代际的理解和认识，只需做一些简单的提示，就能够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感受。而接下来我要做的基本上就是一个由近及远的举例，这里的例子并不求全面详尽，而仅仅只是择其要者，点到为止，因为具体的展开是后面几个章节的工作。而通过这些提示，相信已经能够让大家对中国的代际问题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整体印象。
1.从“八〇后”谈起
因为我本人是“八〇后”，所以还是从“八〇后”说起。事实上，也正是从我们这些出生于八十年代的人被冠以“八〇后”之名品头论足、指指点点开始，使我对代际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了自己模模糊糊的思考，我常常跟自己开玩笑，是否因为对“八〇后”的称谓有所执念，才有了今天这本书。我想这样说也并不为过，万事总需有一缘起，而年少时零星的思绪火花，最后能势成燎原，似乎是很能安慰自己的一件事。不过，这似乎已是题外话了，还是回到正题。
是否还有人清晰地记得，“八〇后”这样的称呼，到底是怎么由来的？即便是我们这些亲历其事的“八〇后”，大概也不能给出确切的答案。毕竟，就算是对我们这些被称作“八〇后”的人来说，各自对它的接受和理解也是千差万别，或许不同人有不同的对于“八〇后”何时进入自己意识的记忆。对于这个问题，今后写历史的人或许会取一个公认的标志性事件作为标准答案，在这之前我们给出的，只能算是个人的或者部分人的记忆和认识。因此当我给出我的回答时，也请不要把它当做标准答案。
在我的记忆里，“八〇后”似乎是这样出现的。时间应该是在本世纪初，最初进入人们视野的是“八〇后作家”这样一个群体称谓，而诸如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人则是这个群体的代表人物，对此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当时，这些“八〇后作家”频繁见诸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对他们作品的评价也褒贬各占其一，而其中批评的声音多来自前辈文坛宿将。“八〇后作家”或因年轻气盛，竟与宿将们针锋相对起来，起初，他们之间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引来不少看客围观。而其后，这场文坛的口水战逐渐蔓延到了更大的范围，以致引起社会上关于“八〇后”的讨论不断升温。而这场大讨论的特点是除了传统的媒体外，网络亦成为重要的阵地。在讨论中，大家的关注焦点很快从“八〇后作家”转向将对“八〇后一代”的普遍性讨论，内容涉及“八〇后”的世界观、个性、情感、事业等诸多方面，而“八〇后大学生”、“八〇后农民工”、“八〇后白领”、“八〇后海归”、“八〇后太太”、“八〇后英雄”等等各色名词，也继“八〇后作家”之后纷纷进入大众的视野。诸如此类的表述，迅速建立和加深了人们对于“八〇后”作为“一代人”的群体性认知。
而在讨论的过程中，同时也出现了不少试图归纳“八〇后”这“一代人”特质的论述。比如，有人认为“八〇后一代”是“娇生惯养的”、“依赖的”、“自我的”、“浮躁的”，更甚者认为“八〇后是垮掉的一代”。持这种看法的多为八十年代前生人，或者更确切点说是七十年代生人，他们将“八〇后”和自己那一代人作比较，并得出上述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在“八〇后”那里遭受到强烈的反弹，他们发出了“我们哪里惹你们了？”、“请别随意给我们扣上八〇后的帽子”等声音。当然，对“八〇后”的评价也有不同的声音，比如认为“八〇后是充满希望的一代”，又比如呼吁“请别误读这两亿青年”等等，持类似观点的，多为年岁更长的人群。无论如何，这样一场大讨论的结果，无疑使得“八〇后”这一群体概念，被鲜明树立起来，尽管社会对这个群体评价始终没有形成共识，而争论本身最后也不了了之，但这一过程本身，作为发生在两代人或者几代人之间的一桩公共事件，已足以被看做是一个反映代际问题的典型个案。
有意思的是，时至今日，当我们这些当年的“八〇后”逐步成年并走上社会，我们中的不少人似乎也同样是不能免俗地开始对比我们年轻的“九〇后”、“〇〇后”们指指点点，虽然我们使用着不断创新的网络词汇，但这件事情从性质上说完全还是老一套的重演，我们不可避免地陷入命运的轮回，从被批评者摇身一变成为批评者，这不是因为我们对之前经历的主动失忆，而恰恰是代际属性所带来的微妙的自我保护意识，让我们采取了一种本能的行动。当然，这并非绝对，也并非所有人都会陷身这样的窠臼，每一代人中，总有人能够扮演包容者和理解者的角色，而这些人往往都是能够正确认识代际规律的人。
2.从“七〇后”到“四代人”
“八〇后”这样一个代际的概念及其所带来的一些社会现象，只是对我们这代人来说相对熟悉一些，但它却没有什么特殊性和唯一性。事实上，在此之前，比我们年龄稍长的那一代人甚至几代人身上，都曾经有类似的情况发生。或许在一般人的感觉中，“某某后”这样一种用年代指称一代人的表述，似乎是近年来才开始流行起来，我们越来越频繁地看到大家都习惯性地用“我是某某后”来介绍自己的年龄，而在这背后，实际上也暗含着一些群体认同的意味，似乎相隔十年的两代人之间，总存在一些不同的特质可以用来加以区分，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微妙的代际意识。
之前我们谈到“八〇后”，顺着这个思路向前推，应该就是“七〇后”了，在这一代人身上，又有什么有意思的代际话题呢？这里，我们不再简单地把“七〇后”当做一个以出生年代区分人群的概念符号来对待，因为事实上在这样一种做法普遍流行起来之前，“七〇后”的概念就已经出现过了。那么，我们不妨来看看有关“七〇后”的历史。
大体来说，“七〇后”概念的出现，和“八〇后”的出现有诸多相似之处，最明显的一点，它们最初都是从文学界首先流传开来，这或许和文学界的喜用文字来进行高度概括和创造的特质有关吧。和“八〇后”的出现一样，“七〇后”最初也不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人群指称，而是那个时代对文学界一批新生代作家的称谓。1996年，《小说界》这份杂志推出了一个题为“七十年代以后”的作品专栏，借助这个平台，涌现出了魏微、戴来、金仁顺、赵波、周洁茹、卫慧、棉棉、丁天等一批七十年代出生的写作群体，其后众多文学期刊以及图书出版商的热捧，确立了这一群体的地位，而“七〇后”也由此作为其群体命名在合适的接受者那里获得相当认可。
而这些，大概就可以被看做是“七〇后”这样一个概念的来源。
不过，当时“七〇后”的概念出现以后，似乎并没有立即带来类似“八〇后”那样在社会上产生扩散性影响的局面，至少没有引发几代人之间的明显而激烈的观念碰撞，当然，这或许也和当时舆论和传媒途径和方式的局限有一定关系，一些思想观念的交锋没能像在网络时代那样淋漓地展现。
事实上，在“七〇后”概念最初出现的那个年代，社会上对于代际的区分意识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当时流行的并不是“某某后”这样的区分方式，而是有另外的表述方式而已。之前我们一直强调的都是以“某某后”来区分代际的观念，其实这背后有一个问题，难道代际的划分就是以十年为一代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其实，在最普遍的认识上，一般以父辈和子辈划分，即以约三十年的间隔为两代人的划分标准，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个时间间隔不断地被拉近，这主要是和人们对于知识和文化更新速率的感受有关，简单地说就是和什么样的人还能够有共同语言。因此，“某某后”的出现就可以理解，而并不以整数年代来表述的，比如“八五后”这样的说法，也都有其依据。也就是说，“某某后”绝不是代际表述的唯一形式。
比如，在“七〇后”、“八〇后”这些概念出现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发现另外一种代际的表述，即所谓“第五代人”。2002年出版的《当代中国青年研究》杂志的第三期，推出了一个以“第五代人研究”为主题的“特别企划”，收入其中的文章，集中反映了“第五代人”的问题。这里的“第五代人”，具体指的是“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群人”，这个界定看似比较模糊，既包括一部分“七〇后”，也涵盖一部分“八〇后”。而从当时的语境来看，它的提出只是想说明，新的一代人正走上社会，而他们与之前的几代人相比，有着不一样的特征。
当然，乍一看到“第五代人”，首先联想到的就是之前是否应该还有“四代人”。的确，当时“第五代人”的提出，实际上就是在针对之前已经存在的“四代人”表述的一种回应或者说延续。那么，什么是“四代人”，它指的又是哪四代人呢？我们已经说过，代际的表述绝不仅限于“某某后”，而这里“四代人”的表述，就是在中国曾经出现过的另外一种代际划分模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代际理论传入中国，中国社会学界也有回应。当时关于二十世纪中国人群的代际划分，主要依据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是以政治人格为主轴的。1988年，《第四代人》一书的出版，固定了关于“四代人”的代际划分：以改变现代中国历史、战争年代成长的为第一代；五十年代“苏联时期”的为第二代；六十年代的“红卫兵”为第三代；六十年代之后出生的一代为第四代人。
可见，这样的划分不是按照出生年代为依据，而更近似于以“生活年代”为划分依据。而“第五代人”，也就是和这样一个脉络相接续的。
如果我们去细读一下当时的相关文字，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一点，不管是“第四代人”还是“第五代人”，其实都是希望通过一种代际划分，来确立自己这一代人在当下社会中的地位。当“第四代人”和“第五代人”表述出现的时候，恰恰都是他们各自即将作为新生力量进入社会之时，他们区分自己和前辈的不同，强调自己的优势，目的就是为自己这一代人立言，为进入社会做准备。而这一切，放到代际理论的视野中来考察的话，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人群行为表征。
至此，我们已经从“七〇后”谈到了“第五代人”和“四代人”。这无非是想表示，在现代中国社会发展中，可以找到诸多代际问题的表现。而且，对于代际问题的表述，也可以有形形色色的概念和符号。如果需要的话，我们还可以举出大量具有代际意味的词汇。比如：老三届、上山下乡一代、工农兵大学生、独生子女、新新人类、网络新生代，等等。每一个词汇背后，都代表了一个特定的人群和他们的共性。当然，到目前为止我们做的只是概要性的叙述，详细的内容在后文还将进一步展开。
3.晚清到民国的代际分野
对于代际现象的回溯，一定是越往前去越困难，这一方面是因为对于现当代的问题，我们或多或少还可以借助自身经验，有一种直观的感受和理解，然而当我们继续向前追溯，这样一种感同身受的优势或将逐渐失去，在理解上就需要花更多的工夫。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研究历史上的代际问题表现时，我们将不得不面临资料支撑越来越少的现实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找到一个恰当的研究切入点就显得至关重要。而我选择的切入点就是从历史资料中寻找有关代际的文字表述，并以之为线索扩展到相关的人物和事件。之前有关代际现象的叙述，总的来说都是从一些代际的概念和词汇入手，再进一步讨论其背后的问题，比如代际人群间的关系表现等等。继续向前回溯，这个方法同样适用。
在转述有关“四代人”划分的时候，提到第一代人所处的历史阶段基本上是新中国成立前后，那么要继续向前接续的话，差不多是要从民国开始。那么，关于民国时期以及之前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的代际表现，是否也有一定的线索可循呢？
或许很多人都曾经注意过李泽厚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文艺一瞥》这篇文章中有关知识分子“代”的划分的表述。他从思想史的角度划分知识分子的“代”，并认为“中国六代知识分子艰难悲惨地走过了五分之四的二十世纪”
。而其中的“戊戌一代”、“辛亥一代”、“五四一代”等用历史事件为知识分子命名的提法，在此之后逐渐流行起来并被广泛转述。这样的划分在李先生那里虽然只涉及知识分子的层面，但推而广之，又何尝不是一种具有普遍性意味的社会代际划分呢？事实上，很多代际的名词从某种程度说上都是被建构起来的，而建构的意义就在于我们需要某种归纳性的东西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历史。而诸如“戊戌一代”、“辛亥一代”、“五四一代”这样的划分，无疑是我们了解晚清至民国那一个历史阶段中国社会代际分野的有效路径。
不仅如此，当我们讨论晚清至民国的社会代际分野时，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其他材料作为支撑，比如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的相关论述即为一例。梁启超在文中把他所经历的中国社会巨变分为三个时期：洋务运动为第一期，维新变法运动为第二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第三期，并论述了每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和思想特点：
这三期间思想的进步，试把前后期的人物做个尺度来量他一下，便很明白：第一期，如郭嵩焘、张佩纶、张之洞等辈，算是很新很新的怪物。到第二期时，嵩焘佩纶辈已死去，之洞却还在。之洞在第二期前半，依然算是提倡风气的一个人，到了后半，居然成了老朽思想的代表了。在第二期，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排。到了第三期时，许多新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躺一躺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这种新陈代谢现象，可以证明这五十年间思想界的血液流转得很快。
关于这一段文字，有研究者认为，梁启超虽然没有明确用“代”的概念去分析晚清思想界的变迁，但他客观上却指出近代思想史上的“代沟”问题。
显然，这位研究者也将这段文字看作是对当时社会代际分野的一种侧写，而我认为其中更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所指出的三个时期代表人群之间的新旧更替的情况，以及他所用的“新陈代谢”这样一个带有社会进化论意味的词汇。它们分别可以被看做是代际问题的社会表现，以及身处其中的个人对于代际问题的意识流露。
无论是李泽厚的“戊戌一代”、“辛亥一代”、“五四一代”的划分，抑或是梁启超的洋务、维新、五四的划分，都只侧重于对知识分子或思想界的论述，而且两者在划分上也并非完全一致，将其任何一种简单等同于整个社会的代际分野，都可能存在不严谨的地方。然而，我在此处提到这两个例子，只是为了传递一个基本的信息，即就晚清民国这一历史阶段而言，中国社会确实存在代际分野的现象。而至于说精确的代际划分、代与代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些问题，都是需要透过具体研究进一步展开的内容。
不过，对于二者都提到的“五四”，似乎还有多说一句的必要。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五四”作为一个公认的思想变革剧烈的历史时期，对于我们考察社会代际问题具有标杆性的意义。社会思想文化变革越激烈，社会代际现象表现也越明显，这是有关代际问题的一条最基本理论。因此，在我看来，要研究中国代际问题的历史表现，“五四”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考察对象，而这也是本书选取“五四”时期社会代际关系作为核心个案展开深入研究的根本原因。
4.传统中国社会的代际表现
继续向前回溯中国社会的代际问题，就要进入清代及以前的封建王朝统治阶段，从社会层面来讲，大致可以用传统中国社会这一概念来表述。传统相对于现代而言，而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划出截然明显的鸿沟，基本上也是在“五四”的时候由部分知识分子完成的一项工作。传统中国社会，这是一个跨越几千年时间的笼统概念，在如此长时段的社会历史发展中，代际的问题究竟有着怎样的表现？
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有关代际的概念或表述来寻找线索，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相关的概念和表述并不是那么的丰富，特别是相对于那么长的时间段而言。我们最先能想到的是以“朝代”形式出现的“代”的表述。在古代中国社会，王朝统治的更迭当然是最重大的社会变革节点，这一点毋庸置疑，而朝代更迭所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变化当然也对身处社会中的人群有最直接的影响。如果说前朝与后朝之间可以算作是一种代际分野的形式的话，那么这大概是传统社会最基本的一种代际表现，不过这样的划分线条是不是显得有些过于粗线条？是不是应该还有其他的代际表现？
之前的讨论还给我们一个提示，即可以从社会思想层面考察代际的问题。很多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著作，都清晰地为我们勾勒出中国历史上思想层面变化的脉络，学术和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有的和朝代变更的脉络契合，有的则不完全契合，自有其发展的规律，一部中国思想史的复杂程度，绝对超过政治史，而我们从中所能够看到的思想精英的代代传承也好，创新建树也好，其中亦有代际更替的意味。当然，即使是从知识精英代际更替的角度来看传统社会的代际问题，依然还是会发现，其代际分野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代与代之间的关系表现并不总是激烈，而代与代之间的时间间隔也相对比较漫长。而这，应该就是传统中国社会代际表现的一个基本特征。
唐代诗人孟浩然有《与诸子登岘山》一诗，这样写道：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孟浩然是唐代一位较有代表性的诗人，有很多名篇流传于世，这首《与诸子登岘山》亦算较为知名的诗篇。不过，在这里引用这首诗，主要还是因为其中流露出鲜明的代际意味。“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这句诗中不仅直接出现了“代”这个字，更是将“人事代谢”和“古今”这样的时间概念相联系，这就已经有了明显的代际意味。而诗中“我辈”一词，又是一种“人事代谢”中一代人的群体意识称谓。不仅如此，从整首诗的意境而言，诗人很明显地将人事的代际更替与一种漫长的历史感联系在一起，这又恰好与我们之前关于传统社会代际更替的基本特征判断相契合。
传统中国社会的代际表现，总的来说可以用稳定、缓和来概括，尤其是当它相对于现代社会的代际表现而言。事实上，要理解这一点并不难，代际的更替大体可以从生物学和社会学两个层面来理解，生物学层面的自然代谢式的代际更替是一种最原始最基本的代际表现，而社会学层面的代际更替则复杂一些，它在基本的自然代谢之上加入社会文化、思想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的直接作用，就是引发自然代谢速率的变化。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变革越激烈，代际更替表现越明显的原因。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会文化、思想的变化，归根到底是社会知识结构的变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知识结构相对而言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尤其是当科举制度把知识的内容和形式前所未有地固定下来之后，这种趋势越发明显。当一个社会中的人群所接受的知识具有极强的同质性，而其知识积累、人生阅历以至仕途精进，都基本遵循相同轨迹的时候，代与代之间产生观念差异和代际冲突的可能性自然也就降至最低程度。而在这样一种没有知识结构差异导致代际分野的时代，代际的表现实际上化约为一种简单的人际关系表现，比如我们知道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有诸如“天地君亲师”、“父慈子孝”、“尊师重道”这样一些社会伦理规范的表述，这其中涵盖的父子、师徒这样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当时最具代际属性的关系表现。而这些关系都是被很多道德伦理所规训的，所以更多地体现为传承而非对立冲突的关系。所以我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代际关系总体上表现为一种稳定的、自然代谢的状态。关于传统中国社会代际表现的问题，在后文还会有进一步的展开。
当然，对于传统中国社会代际表现的问题，也不能一概而论。所谓传统中国社会，本来就不是铁板一块，而在这里我仅仅是将传统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并且将它与近现代激烈思想变革的中国社会来做对比而得出上述的论点。同时，我也并不否认如果再将传统中国社会进一步细分并加以考察，将有可能得出更为精细化的论断，不过，这已经不是我在这本书中要去解决的问题。这或许也算是为自己以及同样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研究者留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吧。
5.无法回避的“代沟”
之前关于中国经验中的代际表现，从“八〇后”话题开始，一直谈到传统中国社会，总的来说都是点到为止，没有太多地展开论述，因为对于以上涉及的内容，后文基本上都会有进一步的讨论，而在这里只是勾勒一个简单的轮廓，让大家对于我所关注的问题有一个直观认识。那么，在谈了那么多代际表现的历史之后，还是让我们再回到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上来。
不难发现，在之前所有论述中，基本上都围绕一个关键词展开，那就是“代”。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代”这个词汇或者说概念，在中国的历史表述中向来有之。而在看过了那么多“代”的表述后，我们也反复提到了代际分野的问题，即怎么样来划分不同的“代”，甚或我们会进一步追问，中国历史上“代”的划分，是否有某种规律可循？对此，似乎有必要做一些简单的说明。
关于“代”的划分，从其最初的生物学概念上说，一般是以父子两代人为标尺，即就年龄差距来说，大致就是二十至三十年为一代人。可是一旦进入具体的社会现实，人们就不难发现，“代”不可能靠如此单一的定义来进行划分。仅就之前我们提到的晚清以降的代际分野而言，如戊戌、辛亥、五四的划分，大概就不能再完全套用这样的规律，相应的是表现为大约十年、二十年即为一代人。再往后去，“七〇后”、“八〇后”是十年一代人。更有甚者，可能间隔五年就可以分出两代人。
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再继续有关“八〇后”的讨论，通过不少言论表达我们可以感觉到，“八〇后”本身也非铁板一块，即使是在“八〇后”内部也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有些出生在八十年代初的人认为，社会上关于“八〇后”的很多评价并不适用在自己身上，并认为应区别出“八五前”和“八五后”，得到不少同龄人的追捧，他们认为：“八五前”还是继承不少优良传统的，“八五后”就“实在有点弱了”。
而“八五后”们对此还未来得及反击，就已被席卷而来的“九〇后”的声浪盖过。“九〇后”的异军突起，最初是借助网络平台以一种哗众取宠的方式——“火星文”开始的，这种方式让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便是皱起眉头。何谓“火星文”？试举一例：
火星文：莓兲想埝祢。‘巳宬s′1.种漝惯。’
现代汉语翻译：每天想念你，已成为一种习惯。
当时，如果你在网络上搜索，甚至可以发现“火星文”的辞典、语法介绍、例句等等，俨然一套新的文字系统呼之欲出。这不免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在我们的印象中，有“五四”时期胡适的倡导白话文和“新文化运动”，难道今日又要爆发一场“新文字运动”不成？这分明就是新的一代人为标榜自己的不同，为了将自己一代人与上一代进行区别而进行的努力嘛。“火星文”的出现，遭受到的更多的是口诛笔伐，但在这一过程中“九〇后”却在人们脑海中留下了印象。然而，今天又如何呢？“火星文”早就过时了，“九〇后”也已经OUT了，现在是“〇〇后”的时代！
从“八〇后”、“八五后”到“九〇后”现象，可以说浓缩反映着两个有关代际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之前提到的关于“代”的划分的问题，从十年一代变成了五年一代，而这种社会代际间隔的时间不断缩短的趋势，是代际问题中至为关键的一种现象。而回到我们之前提出的代际划分有怎样的规律可循的问题，一个基本的回答就是，社会的代际分野，和一个社会中的思想文化变革、知识更新速率相关联，变革和更新地越快，代际分野的间隔相应越短。
当然，这还是只是落在了现象的层面上。进一步深入下去，代际分野反过来对社会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就要涉及之前提到的“八〇后”、“八五后”、“九〇后”现象所反映的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代沟。“八〇后”的出现，最初来自他者的命名，主要是前代人的命名，而在他们对于这样一个被赋予的称呼，甚至还有些抗拒和不满。而到了“九〇后”那里，新一代的出现更多的则变成以一种“自我标榜”的方式达成，前者最初是被动地与前代人区别，后者则从一开始就主动在自己和前代人之间划出一条界线。后者的“自我标榜”所体现的，其实是新的一代人急于进入社会主流的迫切心情，从这一点来说，其心态和表现与“五四”时期的新青年更为接近，尽管两者终究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其结果都是在社会上的两个人群之间人为地挖掘出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此即“代沟”之所指。
代沟是一种关于代与代之间关系的形象的表述，而它侧重反映的是不同代人之间在思想上的差异和心态上的隔阂。代际理论认为，代沟是客观存在于两代人之间的，是不可回避的，它没有存在与否的问题，而只有程度深浅的问题。同时，代沟可以通过努力加以一定程度的弥合，但永远不可能消失。代沟的问题处理不好，结果可能是导致两代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因此，如何弥合代沟，往往是所有有关代际问题的研究最终关切和指向的目标。而本书立足于讨论中国社会代际问题的历史，归根结底也希望对当下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走向提出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