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代沟”问题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更是一个深沉的历史问题。所谓“代沟”，一般是指两代人之间因为知识、经历等不同而造成的思想和观念分歧，这个问题不仅在当今社会普遍存在，在历史上亦多有表现。

当前，我们身处于一个知识迅速更新、思想剧烈变动的时代。尤其是近年来，社会上关于“八〇后”、“九〇后”乃至“〇〇后”的话题持续升温，而当今社会两代人之间的“代沟”，特别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代沟”再次空前地显现出来，这背后实际上都反映出一个代际关系的问题，它也成了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代际关系，和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首先，代际关系是一切人际关系的基础之一，从和父母、儿女、师长、后进的前后辈关系，到和兄弟、姐妹、同学、同事的同辈关系，都可纳入这一范畴。其次，代际更替也是关乎一个人的社会历程、人生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一个人在何年纪显现社会价值、人生成就达到怎样的程度，都和其所处社会的代际更替速度密切相关。此外，代际冲突和“代沟”的问题，也往往成为许多社会现实问题的根源所在。

而在历史上，代际关系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表现。特别是在近代中国社会表现尤为明显。晚清以降的中国，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剧烈变革，这一过程对人们的思想世界产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前后两代人之间的思想观念差异被成倍放大，形成了思想史上一个纷繁激变的时期，同时也造成了一个“代沟”空前显现的时期。可见，“代沟”问题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的问题，通过回顾历史，去寻找前人如何应对和解决“代沟”的经验，从而对我们在当下弥合“代沟”、消除代际冲突隐患、构建几代人和谐相处的社会提供有益的借鉴，就是本书重点关注和希望解决的问题。

正因为代际关系有着如此重要的影响，它历来都是学者关注的焦点，也产生出不少成果。关于“代沟”问题的研究，西方学者起步较早，最初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比如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早在1928年发表的论文《代际问题》，被认为是最早将代际关系问题纳入社会学轨道进行研究的标志。1970年后，“代沟”研究在西方学界迎来了一个发展的高潮期，产生了大量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文化与承诺——论70年代各代人之间的新关系》（Culture and Commitment： the New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Generations in the 1970s），她提出了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的理论模式来研究代沟问题，至今仍被奉为代际关系研究的圭臬。在西方学界，也有不少研究者从社会史、文学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来讨论代际关系问题。比如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从“传统——代代相传的事物”出发，提出自己对于代际关系的认识。又如莫里斯·狄更斯坦的《伊甸园之门——60年代的美国文化》和马尔科姆·考利《流放者的归来——20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这两部文学史著作，通过讲述“两个年代”、“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来讨论代沟问题。当然，对本书借鉴意义最大的，得数美国学者微拉·施瓦支的《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其中借用大量代际关系的概念，讨论五四知识分子与前代知识分子的微妙关系，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我国，关于代沟问题的研究肇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代际理论传入之后，主要也集中在社会学领域。李新华于1986年在《当代青年研究》上发表的《关于代际理论的手记》是较早的理论介绍性文章，随后1987年周晓虹和周怡翻译出版了米德的《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系统引入代际理论，1988年张永杰和程远忠出版《第四代人》一书，在新中国成立到1980年之间区分出“四代人”并进行论述，是运用西方代际理论讨论中国当下现实问题的一种实践。其后，我国社会学界对代际关系的研究稳步发展，并一度成为热点。近年来，有一些研究者开始意识到代际关系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同样适用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并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比如在传播学领域，有学者关注和研究网络传播方式的出现对代际关系的影响，产生一些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成果，如殷晓蓉的《网络传播文化历史与未来》、李双龙的《信息化时代下的大学生与家长之间的代际差异》等。

当然，从本书的研究角度出发，最关注的是国内历史学领域的研究，同样有不少研究个案，比如章清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代际意识”的萌生及其意义》、焦润明的《代际理论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耿传明的《在“新”“旧”对峙的背后——从林纾看“五四人”与“晚清人”的代际文化心态差异》、严海建的《浅析梁启超父子两代知识分子的代际转型》等，这些文章或从理论阐述的角度，或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试图在社会学代际理论和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最后，对于本课题聚焦的对象——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五四知识分子群体，国内学界相关的研究用汗牛充栋来形容都不为过，在此只能择要介绍，比如罗志田的《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桑兵的《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章清的《“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等等，都是其中重要的代表性著作，应该说，以上这几位学者提出的很多关键性的论述，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都是十分重要的参考。

本书的研究框架大致如下：首先是理论的建构，即参照和引用米德提出的以前喻、并喻、后喻文化模型为基础的代际理论体系，将中国社会的情况纳入这一理论体系中加以分析，并指出这一理论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中国，以及中国的情况在哪些方面具有其特殊性。其次，进入历史层面的论述，一是将问题放在连贯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加以观察，首先涉及对传统社会、晚清两个时代的论述，旨在为其后的核心论述即五四时期的问题进行铺垫。二是对五四时期社会代际关系的论述，分为“代际意识萌生”和“代际冲突呈现”两个层面展开。在论述“代际意识萌生”时，通过界定“新”、“旧”、“青年”、“老年”等一些和“代沟”密切相关的关键词，从当时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中去寻找相应的表述来展开；而论述“代际冲突呈现”则通过界定“三代人”，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以及五四后一代，逐一分析发生于这三代人之间的思想“代沟”的具体表现，这部分主要是从知识分子的思想言论和社会活动两方面材料中去梳理。在考察“三代人”的问题时，还选取一些代表性知识分子作为考察对象，如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作为晚清一代的代表，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作为五四新文化一代的代表，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创造社”群体作为五四后一代的代表。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文本分析法，以五四时期的报纸杂志如《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新潮》、《创造》季刊、《创造周报》、《文化批判》等，以及所涉人物的书信、日记、回忆录和著作等为主体资料展开研究。同时，在论述知识分子群体的问题之外，还运用统计学的方法，选取当时一个或几个社会行业，对其从业人员年龄做数据分析，进而讨论占社会主导地位群体的代际更替问题。最后，本书将问题的讨论向现当代进行一个简单的延续，谈一些对于当今社会代际关系问题的理解。

本书希望表达两个核心观点，其一，“代沟”的产生与知识转型有着内在联系。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代沟”的产生，源自20世纪初激烈的社会震动，尤其是发生了知识样式的转型。那个转型年代塑造了初步接受现代型知识训练的一代人，由于在许多方面都显示出他们与前辈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自然萌生出代际意识来。由于知识转型而诱发的新一代人的代际意识，在其后直至今天的社会中，始终都是引起代际分化最鲜明的因素。随着知识转型速度的加快，代际问题产生频率也不断提高，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这一“知识爆炸”的时代后，不难预见因知识转型而引发的代际冲突将接踵而至。其二，对知识的包容可以弥合“代沟”，进而实现代际和谐。在倡导和谐社会的今天，代际和谐作为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指标越来越引起各方关注。要实现代际和谐，关键是要形成对知识的包容心态。所谓对知识的包容，一是对知识的接受，二是对知识的尊重。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转型年代，新老知识分子同时面对知识转型的问题，总体上他们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尽管前期发生的冲突势所难免，但难能可贵的是，到了最后，双方都能够尊崇知识成长的规律，彼此都表现出同情的理解，从而消弭了冲突，对知识的尊重和接受在两代人身上都得到了较好的体现。这对我们如何应对今天的“代沟”问题不无启示。

代沟，在社会大众的认知心态中往往被认为是一道横梗于两代人之间的巨大鸿沟，而这样一道心理上的沟壑，也被学者们认为是只能无限缩小而无法真正弥合的。当“代沟”成为一个时不时就会从我们嘴里蹦出来的高频词汇，这个概念本身所包含的复杂逻辑已不再为人所关心。本书之所以用了“人间鸿壑”这样一个耸动的标题，某种程度上也是希望唤起一些注意，或许，稍许深入的认知，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和对待我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的“代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