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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论中，我已经就“中国传统社会具有鲜明的前喻文化特征”这一观点做了简要的论述，实际上也就是将中国传统社会与米德的三种文化类型之一建立联系，将其纳入了代际理论的框架中。
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的基本依据是社会发展状态的一致性，即：米德所指“前喻文化”是一种处在社会发展迟缓状态下的代际传承文化，而中国传统社会因封闭而停滞不前的缓慢发展状态与之恰好契合。为形象地说明中国传统社会停滞不前的状态，前文引用了梁启超的两段话：
中国者，世界中濡滞不进之国也，今日之思想，犹数千年前之思想；今日之风俗，犹数千年前之风俗；今日之文字，犹数千年前之文字；今日之器物，犹数千年前之器物。然则进化之迹，其殆绝于中国乎？
斯密亚丹《原富》，称“元代时有意大利人玛可波罗游支那，归而著书，述其国情，以较今人游记，殆无少异。”吾以为岂惟玛氏之作，即《史记》、《汉书》二千年旧藉，其所记载，与今日相去能几何哉？夫同在东亚之地，同为黄族之民，而何以一进一不进，霄壤若此？
诚然，近代的思想、风俗、文字、器物竟与两千多年前无多大差别，两千多年前成书的《史记》、《汉书》上记载的事物与两千年后的事物竟无多大变化，这不能不说是社会发展太过迟缓了。
既然中国传统社会和“前喻文化”能够从理论上建立某种联系，而相关研究者对“前喻文化”类型社会中的代际关系状态又已经有许多具体的描述，我们就不难做出这样一种推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代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应与这样一些描述有相似之处，进而推断出其在理论的应然上大致可能呈现的状态。我们不妨先看看如下两段米德对前喻文化中代际关系状态的描述：
祖辈的人把刚出生的孙儿抱在怀里，除了他们往日的生活外，他们想不出孙儿们还会有什么别的未来。成年人的过去就是每个新生一代的未来，他们早已为新生一代的生活定下了基调。孩子们的祖先度过童年期以后的生活，就是孩子们长大后将要体验的生活；孩子的未来就是如此造就的。
在前喻文化中，老年人无法想象变化，所以只能把这种持续不变的意识传给他们的子孙。根据现有的证据，这种文化具有那种已有千年历史或可回溯到文明起源时代的人类社会的特点。由于没有文字记载或碑录，因此，每一次变化都必须与已知的东西相似，都必须根据每一代老年人的记忆和运动模式进行。孩子的基本训练开始得很早，这种训练难以言传，但却十分确定。他们的长者表达了这样一种意识：事情就该是这样。孩子是长者身体与精神的后代，是长者的土地与传统的后代；兹事体大，不容混淆，孩子的身份意识和命运意识都是不准改变的。
米德的这些论述大致可以概括为：由于经验和知识都是长年积累起来或由传统继承下来，并由长辈传递给晚辈的，而长辈所传递的知识和经验足以解决晚辈在生活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所以长辈对晚辈有着绝对的权威，晚辈不断重复长辈走过的道路，延续他们的经验并将其传授给下一代。而这都可以看做是中国传统社会代际关系的可能状态。
在这种情况之下，两代人因严格的复制杜绝了变化产生的可能，他们之间几乎没有差异，彼此认同对方，互相将对方看作过去或未来的自己。因此，代际关系的表现就是两代人之间平稳传承、没有冲突。
当然，三种文化类型的理论框架，并非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代际关系的唯一理论视角。同样是社会学研究者，在揭示代际关系问题的时候，也有从不同社会形态的角度展开分析的，比如认为在农业社会中，由于耕种与收获方面的丰富经验是构成社会成长的决定性因素，而老年人永远是拥有这些经验的核心群体，因此老年人构成社会的中心。但是，尽管这一观点的理论出发点不同，在代际关系的表现上却仍是回归到与三种文化类型理论相同的认识层面。
因此，我们可以说，从理论的视角看，中国传统社会代际关系的基本状态应是和谐的、无冲突的。这就解决了理论应然的问题，那么现实又是如何呢？曾有研究者从历史的角度讨论过中国传统社会的代际关系问题，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由于封建专制制度、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价值观、传承下来的风俗习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一切都被固定下来，成为整合社会的巨大力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一切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于年轻一代而言，只要习得并遵从这些圣训和祖上的教条，就可以适应社会、开辟自己的人生道路。因此，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代际之间的冲突是隐性的。
可见，从历史学研究角度得出的“代际冲突是隐性的”这一观点，和之前的理论推断具有一致性，可见理论的应然与历史的实然或许是可以互相印证的。当然，更全面的认识还是要在对更多具体历史事件的考察中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