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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函
［摘 要］ 黎族迁移在海南岛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由于与外界联系不够密切，至改革开放前，黎族很多部落依旧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父系家庭公社阶段，在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黎族民间音乐传承处于衰微状态。乡村城市化使黎族民间音乐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功能丧失导致传承断裂。增强黎族人文化自信心，发挥代表性传承人作用，强调对未纳入非遗名录的黎族民间音乐的保护和发挥非代表性传承人作用成为黎族民间音乐传承的关键。
［关键词］ 黎族；民间音乐；传承现状；对策
黎族主要聚居在海南五指山、保亭、乐东、琼中、白沙、陵水、昌江、东方、三亚等县市。黎族人民创造的民间音乐文化绚丽多彩、形式多样而又独具特色，是我国少数民族珍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海南卷》以及《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海南卷》收录了部分曲目。仅《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海南卷》收录的黎族民歌就有 402 首，占到收录民歌总数 959 首的 42％，可见黎族民间音乐是何等的丰富。其收录的多数为杞方言区内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五指山市、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民歌，收录其他方言区的并不多。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加快，外来文化因素的介入，黎族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传统的生活方式亦日趋现代化，黎族民间音乐在现代化过程中陷入传承的困境。黎族民歌和黎族器乐相继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社会各界已经意识到保护黎族民间音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对于黎族民间音乐的保护现状及措施并不是十分明确。学界对于黎族民间音乐的传承方式、现状鲜有探讨。笔者试图通过田野调查，揭示其在黎族民间及官方主导下的社会传承现状，探讨传承对策，以加强保护。
“传承”分为“传”与“承”。文化传承就是传承主体之间的代际承袭，它在既继承又创新的纵横两方面作用中运行，呈现为“传”与“承”交替演进的过程。传承为“传授和继承”之意，本质就是文化的延续。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一个人们共同体（如民族）的社会成员中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的过程。这个过程因受生存环境、文化背景的制约而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要求，最终形成文化的传承机制，使人类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等特征。”文化传承的方式主要有原生态传承、专业传承、教育传承、文本传承、媒体传承等不同的方式。一般说来，原生态传承属于民间行为的小传统模式，属社区传承。其余几种传承方式属于官方主导下的大传统模式。作为民间文化的黎族民间音乐，其传承方式亦不例外。
原生态传承主要是指在族群内部的传承，又称为社区传承。原生态传承与民俗密切相关。黎族人通过参加族群内部的各种民俗活动，自然而然地学会贯穿其中的民间音乐。在传统农业社会形态中，黎族居民砍山种植、行山放牧、打山狩猎均要唱敬山神歌；黎族青年恋爱到隆闺相会，或“三月三”传统节日里男吹唎咧，女吹鼻箫或男女对歌；婚俗中的说亲、定亲、出嫁、结婚各个环节都有音乐相随；祭祀请娘母或道公，要表演黎族歌舞；丧俗仪式中老人歌、祖先歌、丧歌的演唱，唢呐、锣镲的演奏。黎族民间的这些活动，为黎族民间音乐的传承提供了学习的条件和场所。如祖先歌传承，“这种宗教活动主持者是经过学习而成的，但不成为一种制度，只是当老人念鬼时从旁边听着记在心中便成。”
五指山地区是杞黎居住腹地，所属乡镇散布着较多的黎村，其间蕴藏着丰富的民歌。笔者以五指山市为中心，对周边的番茅村、福建村、什勋村、太平村、番道村、牙畜村等全部黎族居民的村落展开调查。在被调查的黎族自然村落中，黎族民歌极少唱用。以什勋村为例，该村未婚青年男女大多外出打工，留守人口以妇女、儿童及老人为主。在笔者征集民歌过程中，村民推荐的歌手普遍在 45 岁以上。笔者对该村的村民以年龄分段进行调查，采取口头提问的方式，抽查了在场的黎族居民。从抽查的结果看，能够演唱黎族民间音乐的黎族居民在年龄上呈递减趋势，即年龄越小，越不会唱传统民歌，年龄越大，越不会唱通俗歌曲。45 岁以下的黎族人基本不会唱黎族民间歌曲，在笔者采访的太平村、番道村、番茅村等其他黎族村落也得到印证。通过对黎族村落的调查，45 岁以上的黎族村民都能唱几首本民族的民歌，而 45 岁以下民歌手则很难找到。据五指山市番茅村的民歌手黄埔蓉介绍，40 岁以上的人才“懂唱”，年轻人不会唱了。与黄埔蓉同村的黄慧琼说，20 纪七八十年代还有很多人晚上唱民歌，现在小孩子都说普通话，不会古老的黎语，也不会唱。她妈妈会唱很多黎族民歌，她自己会唱的少。
笔者参加了三亚市罗蓬村、五指山市什勋村、番茅村的多个黎族婚礼。在这些婚礼中，除番茅村男方娶亲代表在新娘家迎娶新娘的仪式上，特地为我们唱出了几首黎族传统的婚礼歌之外，其他婚礼均未唱传统黎歌。在参加的几个婚宴上，笔者提议大家唱黎族传统民歌，她们唱出了《美不过黎家三月三》《我们是五指山人》等创作歌曲，始终没有唱出一首黎族传统民歌。当问到她们还会不会唱较为古老的民歌时，她们说不会，老人才懂唱。
从对乐东、保亭、琼中、东方等县市黎族村落的调查情况看，黎族民间音乐的传承状况与五指山、三亚基本一样，35 岁以下的黎族人除了会讲黎语方言以外，很少会唱黎歌，他们更喜欢流行歌曲，娱乐方式与汉族差别不大。
在所考察的黎族村落，没有见到黎族传统竹木乐器。据五指山市文化局领导介绍说，在五指山市所辖较偏远的黎村尚有极少的吹奏黎族竹木乐器的乐手。在三亚市、乐东黎族自治县的哈黎丧俗中，有大量使用唢呐和锣镲乐的情况，唢呐乐的传承以有报酬的半职业化为生存依托，得到了较好的传承。这是因为黎族在与汉族的交流中，学会了汉族在婚丧嫁娶中使用唢呐器乐曲的习俗，以渲染现场气氛。部分黎族人看到这一技术能赚钱，就找人专习吹奏唢呐的技术。这一收取报酬的职业、半职业音乐活动，以专业教习为传承方式。黎族丧俗及婚俗中的汉化习俗使其器乐传承较好。从调查的情况看，不管是民歌还是器乐，黎族民间音乐的原生态传承出现了严重的断层现象。
黎族民间音乐在官方主导下的社会传承主要有文本传承、数字传承、场馆传承、教育传承、产业传承等几种方式。
1.文本传承。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小传统的黎族民间音乐，不仅在黎族民间得以传承，也曾一度融入大传统中，得到官方的大力扶持。20 世纪 50 年代，许多专家学者来海南对黎族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而翔实的考察与挖掘，收集、整理了大量的黎族民间歌曲、乐曲谱例油印本，并对部分成果予以出版。如《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海南卷》、《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海南卷》、《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海南卷》和《黎族传统民歌三千首》等。
2.数字传承。海南省民族学会、省博物馆、省民族博物馆、民族研究所等机构以及学者个人出于收集、展示、研究、演唱的需要，在田野调查、采风过程中采录了大量的黎族民间音乐的原始音像资料，成为可贵的数字化珍品。由各级政府牵头组织的每年“三月三”举办的黎族民间音乐表演活动和各地市开展的非物质文化展演等，被制成音像制品先后出版，如《五指山之歌》、《海南第一碟》、《海南音乐精粹》、《哒哒瑟》、《黎族传统对歌总决赛》，以及民间原生态歌手黄婷丹录制的《大地恩情》。有些音视频已经被上传到网站，广泛传播。
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笔者刻意留意了这些数字化音像制品对于黎族民间音乐的传承作用，但事实证明，数字化传承在黎族民间及黎族社区之外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好。
在黎族居住较为集中的五指山市、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昌江黎族自治县，音像社很少出售和出租黎族音乐光盘。在琼南各县市，电视、广播、超市、学校、车站、出租车上播放的，音响出租店、酒吧、卡拉ok厅消费的基本都是流行音乐，与大陆其他地方一样，很少有海南地方音调，更少听到黎族民间音乐。在笔者到过的许多黎族家庭，电视机、影碟机基本普及，但他们消费的音像制品很少有黎族民间音乐制品，而是与汉族家庭一样播放流行音乐及影视剧。
3.教育传承。教育传承又可分为家庭传承、社区传承、学校传承、场馆传承等。
（1）家庭教育传承。
在学校教育普及之前，家庭教育是黎族民间音乐传承的重要方式。通过儿歌、宗教仪式歌等民歌的传授，黎族人学会了很多本民族的知识。现在，黎族人从小接受了正统的学校教育，在学校学唱的是音乐课本上的歌曲，年轻的父母也不会唱黎族民歌，通过家庭教育传承黎族民歌已经不现实了。
（2）社区教育传承。
现在的黎族社区已经告别了过去那种白天牛踩田、刀耕火种种山栏，晚上串隆闺对歌的传统农业文明。传统黎族社区已经解体，生产生活方式与汉族十分接近，生活的改变使黎族民间音乐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社区已很少听到黎族民间音乐。
（3）学校教育传承。
学校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之一，理当成为中国各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承阵地。海南黎族民间音乐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其他许多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一样，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民族地区的学校对其本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状况，直接反映了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生存状态。笔者重点调研了黎族学生较多的五指山市第三小学、三亚市吉阳镇荔枝沟小学，同时调研了黎族居住区内的海南省第二中学、三亚市崖城镇过岭中学以及保亭县第一中学。通过对调研结果的分析，各学校的情况基本相似。在音乐师资方面，调研学校音乐教师的来源多为海南省内师范院校毕业生，在校未受到有关黎族民间音乐的专门教育。在问及是否懂黎族民间音乐时，不管是黎族还是汉族的音乐教师，均回答不懂。在他们的继续教育中，较少涉及黎族民间音乐方面的教育。在教材使用方面，所调研的学校均使用人教版音乐课本，内容无黎族民间音乐。所调研的学校均无海南乡土教材或黎族民间音乐相关教材。黎族学生基本不会唱黎族民歌，只会唱流行歌曲和音乐老师教唱的一些音乐课本上的歌曲，对音乐课及黎族民歌不太感兴趣。黎族学生对黎族民间音乐的认知与汉族学生基本一致。
（4）场馆教育传承。
场馆传承主要是指利用博物馆、文化馆以及相关培训机构作专门的音乐培训，以传承黎族民间音乐。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五指山市等少数民族市县开展黎族民间音乐培训活动，收到一定的效果。但鉴于人力、财力等方面的限制，该活动不可能形成长期有效的机制。博物馆对于物化遗产的展示更为擅长，而对于时间、声音艺术的民间音乐展示则显得力不从心，海南省博物馆、海南省民族博物馆的现有展示即是实证。
4.产业化传承。产业化传承是对民间文化较好的传承方式之一，黎锦产业开发的成功即是实例。但正如五指山市文化局有关领导所说，目前黎族民间音乐的产业化开发没有找到突破口。旅游景点表演的黎族民间音乐更多是偏向于展示，苛求其传承显然不太现实。相对于黎族民间原生态的自发传承，官方主导下的各种社会传承是民间音乐社会化传承的有益尝试，对黎族民间音乐的传承与保护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相对于浩如烟海的民间音乐文化，远远不够。黎族民间音乐正面临着严重的传承断层，传承危机迫在眉睫，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将面临失传险境。
社会变迁——乡村城市化是导致黎族民间音乐传承断裂的关键因素所在。城市化指社会经济关系、人口、生活方式等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过程。黎族所处的乡村城市化主要是指由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社会现代化过程。“导致文化变迁的原因大致有两种：一是因一个社会自身内部的发展变化而出现，通常是源自发明和发现，二是由两个不同社会之间的接触而引起。”现代社会日益频繁的物质交换与文化交流，使黎汉两族的融合加快，具有先进生产力的汉族自然对黎族具有涵化作用。改革开放的中国，使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各地迅速加入到现代化的行列。在这场现代化的革新中，“不论少数民族是否选择现代化，它们都会被动地卷入现代化潮流。由于没有像第二种现代化发挥过滤机制的那种政府和知识分子队伍，在现代化过程中吸收或排斥哪些外来因素、保持并发挥哪些固有因素，少数民族往往表现出极大的被动性、偶然性、随意性。”处于弱势文化与落后生产力的黎族乡村社会完全被动地被汉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是指人们利用近现代的科学技术，全面改造自己生存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过程。”随着物质与精神条件的现代化，黎族社会逐渐远离传统文化，融入城市现代化生活方式。
黎族民间音乐具有封闭、阴柔的农业文明属性。与现代音乐相比，其音乐形态具有节奏自由、速度缓慢、音域相对较窄、音量不大等特征。黎族传统民歌用词较为古老，年轻人听不懂，也不喜欢学。黎族民间音乐所表现的也多是农业文明的生活形态，距离理论上的黎族民间音乐的承接者——青少年所处社会环境较远。与上辈所处的较为闭塞单一的农业生态文化环境不同，在新的生产生活方式面前，年轻一代已经不可能在“今天的村庄，唱着过去的歌谣”。
进入 21 世纪以来，受城市化影响，海南省与全国绝大多数乡村一样，大批乡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只留下老弱妇孺勉强支撑，大量黎族青年离开黎村，告别祖祖辈辈传统的生活方式。这就意味着黎族民间音乐失去承袭的对象，直接导致黎族民间音乐的传承出现断裂。民间音乐活动的主体由中老年群体组成，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很少参与，甚至无暇也无兴趣关注。在还不富裕的黎族村寨，黎族人更多关注经济生活，无暇顾及精神生活。国家虽然加大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但无论是经费的投入还是重视程度都还远远不够。同时，黎族民间音乐尚未能像黎锦那样实现产业性保护开发，也就得不到经济上的资助。黎族民间音乐文化随时代的变迁，被新时代的新音乐文化所替代。黎族民间的审美由过去的本民族“小传统”审美，渐渐变为主动向“大传统”现代审美观靠拢。正如黎族民族服饰渐渐被现代社会的新潮服饰取代一样，黎族民间音乐在黎族民间渐渐被现代流行音乐取代。
民间音乐作为一种民俗文化，是普通民众物质生产与社会生活方式最直接的反映，黎族民间音乐也不例外。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科技的发展，现代数字化电子设备的普及，许多旧有的生产、恋爱、娱乐方式消失了，音乐民俗事象随之消失，传承自然断裂了。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海南卷》将黎族民歌分为吞喀（山歌）、吞挖（仪式歌）、吞闷（苦闷歌）、吞召（娱乐歌）、吞弟奥（儿歌）、吞波烟（故事长歌）六大类。黎族传统民歌主要集中于山歌和仪式歌两大类。
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劳动歌首先失去了功能。如封山育林，砍山种山栏的生产方式消失了，砍山、打猎前祭山神的歌失去了功能不再传唱。年轻一代找对象不再像过去“主要是看对方是否能说会唱及说唱的合不合自己的情意，”而是通过打工相识相爱，缔结婚姻。情歌及运用于谈情说爱的器乐功能消失。仪式歌的生命力相对旺盛，但也濒临失传。传统酒歌、婚嫁歌更多被流行歌曲所取代。
全球化的社会变迁导致黎族传统文化生态环境的变异，以至于黎族民间音乐的功能消失。失去功能的黎族民间音乐被釜底抽薪，犹如无源之水，直接导致了黎族民间音乐传承的断裂。
传承优秀的民间音乐文化是社会各界探讨较多，也是十分热门的话题，学界有了较多的探讨并达成共识。笔者以为，政府加强引导、给予资金投入、保护前提下的产业开发等不失为好的措施。政府拥有民间文化所不具备的资金、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处于主导地位。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对于黎族民间音乐的传承与保护举足轻重。除了以上共性以外，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加强。
“实际上，传统文化在被暴力破坏时尚可挽救，但当它被整个民族、整个社会都视为‘落后’而急于摆脱的时候，才真正面临釜底抽薪式的最大的危机。”黎族民间音乐正是面临着被当代黎族青年人视为落后而要摆脱的危机。本应该传授本族文化的黎族中老年群体产生自卑感而退出民间音乐舞台，“传”者缺位；年轻一代主动远离甚至抛弃黎族音乐，转而崇尚所谓时尚的现代流行音乐，“承”者缺失。在笔者参加的五指山市什翁村婚礼上，一位来自畅好乡 40 来岁的黎族妇女在离开时才给我们用“陵水调”唱了一首传统黎族民歌，而后匆忙离开。在三亚市罗蓬村婚俗晚上举行的卡拉OK活动现场，笔者试图鼓动来看热闹的老年黎族妇女上台唱黎歌，她们说黎歌没有年轻人唱的流行歌曲好听，不敢登台。如果媒体、公共场所大肆宣扬多元文化，播放黎族民间音乐，会增强黎族人的民族自信心，以及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自豪感，进而促进黎族民间音乐文化的自我传承。“当传统音乐的保存只成为一批遗老遗少的呼救声时，它是苍白无力的；只有当它转化为社会性自觉行为，它才能发挥更大效用”。
民间音乐代表性传承人是指被国家列入非遗名录，有备案的人员。黎族民间音乐传承人并不多，目前仅有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黎族民歌传承人王妚大、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黎族竹木器乐传承人黄照安等为数不多的几位。对于这些传承人，政府应视为国宝高薪聘养，让其安心传承原生态民歌，使黎族民歌后继有人。对于优秀的黎族原生态民歌手、乐手，政府必须给予必要的资金、物资，为他们传承创造条件，让他们走出家门，走向社会，走进大中小学校园，传承黎族民间音乐。
对于已经纳入“非遗”的琼中黎族民歌为代表的歌种，其保护得到了政府应有的重视，如杞方言区流行的陵水调、四亲调等。但白沙润方言区的少年娃调、东方市美孚方言区的奥奥调，哈方言区的千家调，赛方言区的五弓调等民间音调却被忽视了。《黎族民歌三千首》已经统计出黎族民歌至少有 76 种旋律音调，实际蕴藏的远远不止这些。对于这些尚未列入非遗名录的黎族民间音乐，必须同样给予足够的重视，并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传承和保护。
对于黎族民间音乐的代表性传承人，评审只注重个人，忽视了群体传承和团体传承。且评出的代表性传承人年事已高，身体条件限制了其传承能力。有限名额的传承人也不利于更加广泛地传承。在黎族民间，有大量的歌手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传承作用。每年“三月三”各县市举行的黎族苗族对歌赛上各乡镇推荐出的众多民歌手就是例证。
因此，重新审视未列入“非遗”名录的民间音乐和非代表性传承人，进一步挖掘黎族民间音乐遗产，充分发挥非代表性传承人的作用，是传承黎族民间音乐的又一关键所在。
黎族民间音乐传承断裂是其现状的真实写照，是黎族乡村城市化进程的结果。当然，对于活态的黎族民间音乐，要区别对待。既不可任其自生自灭，也不可人为地复古。对于已经失去生存土壤的黎族民间音乐可以采录其原生态形式的音像作为文化“标本”保存起来；对于尚有生存环境的民间音乐予以政策性保护，积极创造条件以更好地在民间传承。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核心标志。维护民族的文化寄希望于传承。鉴于此，黎族民间音乐的传承任重而道远。
［1］赵世林：《论民族文化传承的本质》，《北京大学学报》，2002 年第 3 期。
［2］王学萍：《中国黎族》，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4 年版。
［3］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国外文化人类学课题组：《国外文化人类学新论——碰撞与交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
［4］高丙中，纳日碧力戈：《现代化与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5］王雪梅：《社会学概论》，北京出版社 2005 年版。
［6］中南民族学院本书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卷，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2年版。
［7］蓝雪霏：《论传统音乐的社会化保存》，《人民音乐》，2005 第 11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