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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梦瑶
［摘 要］ 格尔兹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修辞家、符号人类学和阐释人类学的创立者，也是“深度描写”和讲求背景（context，即本文）研究的践行者。
［关键词］ 格尔兹；阐释人类学；本文；深度描写
格尔兹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修辞家、符号人类学和阐释人类学的创立者，也是“深度描写”和讲求背景（context，即本文）研究的践行者。他于 1926 年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50 年获哲学学士学位。后受人类学家克拉克洪经验主义思想的影响，并于 1956 年进入哈佛大学社会关系学系。在哈佛的研习中，接触了社会学家帕森思及其思想，开始对克拉克洪的文化理论进行批判。后于 1952—1954年间参与了印尼社会学人类学考察计划，开始从事系统的人类学田野工作，深入研究当地的文化形态。1960 年后的 10 年，格尔兹任芝加哥大学新兴国家研究所人类学副教授。在此期间，他对印尼的巴厘和爪哇等地进行了广泛的田野调查，为他的人类学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他的主要代表著作有：《爪哇的宗教》、《旧社会与新国家》、《作为文化系统的意识形态》、《作为文化系统的宗教》、《文化的诠释》等等。
格尔兹创立阐释人类学的目的是要求人类学应该借助社会话语对文化做符号形式的“理解”，应该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出发，以文化持有者的概念和语言区构筑其世界，进而达到阐释其社会心理、思维方法、价值观和审美观。那么，何为阐释人类学呢？我们有必要对阐释人类学这个学科或者理论的历史进行一下梳理。
“阐释”这一术语源于拉丁语interpres，意为在两方面之间的一个中介体（或中介人），即二者间的掮客或谈判调停者。因而，阐释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传译和沟通的行为。阐释学最早期的代表应是禅经学，它的鼻祖是圣奥古斯汀（354——430A·D），阐释学的本原是阐释宗教的经典和本文（ text），试图以历史和逻辑为依据，来解决宗教和哲学本文中的晦涩难解的含义。 ［2］
阐释学对现当代产生影响则渊源于近代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对哲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震撼。它的近现代的学术代表是德国学派。而在当代人类学领域，阐释学理论则在批判十九世纪以来的各种人类学理论，在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文化人类志的文化系统研究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现代阐释学真正兴起是十八世纪末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施莱艾玛赫，他开创了圣经阐释批评学。他阐发了在深层意义上对圣经本文能动性的主观诠释化理解而不仅仅局限于本文的字面义。他把对本文的理解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书写材料的语法学意义上的理解——从语义学本源去探讨字、词、句章去对本文进行解码式的研究；二是施氏在此强调一种心理感知性的理解，这种理解允许阐释者从跨文化、跨历史乃至超验的本质方面去阐释叙述的本质。该学说虽然没有直接影响后来的阐释人类学，但其在方法学上对后来的启示于此已可略见端倪。
对阐释人类学有着较为直接影响的是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和二十世纪早期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把阐释学理论推向文化和社会学研究上，狄尔泰和韦伯对阐释功能更进一步的重要界定是“理解”（这距当代阐释人类学的金言“在解释之上的理解”仅差一步之遥）。他们认为，“理解可以察知并重塑别的个体的精神世界并发见别人主观世界的概念以及其行动的原动力”，可以“在你中再次发现我”，置你入我，设身处地，这已不仅仅是理解，而且是分享或感知到了别的人们的生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不同时期的阐释学都共同借用了“理解”这一术语，但“理解”的本质却略有不同：神学阐释中的“理解”专注于语言学并强调其“语法知识”，意在通过先验的、跨越历史的、符号及象征、转义的研究来阐释经典，为宣教服务。对狄尔泰而言，其“理解”的目的在于重构本文作者的心灵世界。而格尔兹认为，阐释学的目的即从高层次的普同化和人类学的细节的往还中借助社会话语而臻至对复杂组结在一起的符号形式的“理解”。而达成这种理解的关键在于，理解者对被理解的客体应持有“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马林诺夫斯基）。格尔兹认为，在阐释中不可能重铸别人的精神世界或经历别人的经历，而只能通过别人在构筑其世界和阐释现实时所用的概念和符号去理解他们。 ［2］
格尔兹的学术成就和贡献以及对学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新对本文和文化进行了解释；二是确立了“深度描写”及其显微法的审察意义；三是提倡重新认知，对地方性知识的重试。
格尔兹对阐释人类学思想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他重新阐释了本文的观念。他倡导本文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描写的系统，它既可以是文字的，亦可以是行为学意义上的——“文化即本文”，即本文并不仅仅是符号本身，它是人类的文化与文化语法，是人类社会文化或认识论的深层结构。 ［1］ 在格尔兹的概念中，本文已远不是符号本身，而是一部“以行动描写和揭示着的文化志”，是立体文化之渊源，对这一本文的阐释就是对文化的最深刻的阐释，也就是文化人类学者工作的终极目标。他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是多种本文的综合体，而这些本文自身又是另外一些本文的综合，人类学家则需倾尽全力去确切的解读本文的本质。” ［2］
格尔兹在界定文化及文化研究时采用的都是诠释学的观点。这带有两方面的意味：其一，人类文化的基本特点是符号的和解释性的；其二，作为文化研究的人类学也是解释性的。关于文化的定义，格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说：“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它将传承的观念表现于象征形式之中。通过文化的符号体系，人与人得以相互沟通、绵延传续，并发展出对人生的指示及对生命的态度。” ［3］ 对于文化概念，格尔兹承认“文化概念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学（semiotic）概念，”但他又反对把文化当作纯粹的符号系统来对待。在它的概念里，“本文已经远不是符号本身，而是一部‘以行动描写和揭示着的文化志’，……对本文的阐释就是对文化最深刻的理解。”格尔兹强调文化的关联性与背景性，在他看来，文化是处于文化之网的人们之间交往的符号。阐释人类学就是要解释这些由众多的、具有意义的符号编织的文化之网。要在一定的文化环境的基础上进行阐释，要阐释符号活动背后的观念世界，要真正从相关背景中去研究阐释文化，揭示文化的差异性与多样性。
格尔兹如所有的人类学家，他的描述是一种以地方性参与观察为基础的民族志。但是，他认为人类学的描述不能停留于制度性素材的堆砌，而应该构成一种深描说。 ［4］ “深度描写”的阐释人类学观念是缘起于格尔兹拯救人类学文化志描写的原始动机的。深描说的宗旨是理解他人的理解，即“对别人阐释的阐释。”站在一个异文化的位置上体察人类学家自身的本文化。对格尔兹而言，“描写”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描写来“解释”。民族志是深描，不是浅描。深描不是建立在一大批未经解释的极浅资料的描述上，而是建立在有联系的科学想象力上，这是衡量我们的解释是否有说服力的依据。深描并非取决于作者能否捕捉住原始事实，而是取决于作者能否说清在那些地方发生了什么。格尔兹的深度描写强调以小见大，以此类推的观察和认知方式。
1.区分可观察的行为、现象性观察和“浅度描写”，强调描写和观察方式的特定化、情景化、具体化，并确立了长期的、小范围的、定性在上下文背景中的理论前提要求。
2.重申文化是积累的总体型符号系统，是可以被条分缕析、分层探讨的。
3.暗示符号是模糊的传承的，符号的融混驳杂不断组合的特征使其具有晦涩性，它们携带的意义势必需要阐释。
格尔兹的阐释学是在认识论意义的基础上对阐释论的发展。这种新的认知方式不仅体现在他的民族志“深描”上，也体现在他的“地方性知识”上。“地方性知识”是指地区性的知识，是指某一地区的人们的独特的观念系统。不仅巴厘人的知识是地方性的，其他国家人的知识同样是地方性的，“地方性知识”不具有普遍的意义。格尔兹在这里所指的“地方性知识”不再局限在某一地理范围，它指的是一种比较的结果，即任何知识系统如果与它包含范围更广的知识系统相比时都是地方性的。他提倡的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视角，认为任何主题在认识过程中都要受到特定立场的局限，任何认识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格尔兹对“地方性知识”的强调是在承认各种文化都自有其价值的前提下进行的。他提倡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而绝非试图说明“地方性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他力图表明，地方性知识系统是一种多层阐释的结果。认知只能通过阐释的方法进行，只有通过多元的阐释和比较研究才能达到跨文化的沟通。
格尔兹的阐释文化理论带来了完全原创并充溢激情的文化观和方法论，打破了文化研究作为实验室中寻求规律性科学的观念，成为可以专注于文本分析和意义诠释的解释性科学，因而在他的时代是具有解放性或说革命性的。但解释人类学并不可以发展出一种普遍适用的方法，对此格尔兹也有清醒的认识，阐释的经验性、局限性和不完善常常是理解活动中的内在必然。即使是深描的民族志仍然是不彻底和可争论的，可以被过去或未来的事实所倾倒，并总是可能被更深的解释所怀疑，被更加复杂的概念所解释，他所追求的阐释本身也需要被阐释。也有研究者批评解释人类学缺乏预见性、复现性、可证实性及形成规律的能力，有主观、唯我甚至过度阐释之嫌。但是这种犹如“在深描中冒险”的阐释人类学分析，却是他在建立自己独特的文化观、方法论之外带给人类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又一深刻启示，他对主体能动性的发现和重视仍将为打开人类文化的研究思路提供有用的帮助。 ［5］
［1］师占成：《对克利福德·格尔兹阐释人类学的解读》，载《内蒙古大学学报》，2008 年3 月第 2 期。
［2］王海龙：《对阐释人类学的阐释》，《广西民族研究》，1998 年第 4 期。
［3］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阐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 1999 年版。
［4］王铭铭：《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教学与研究》，1999 年第 4 期。
［5］李静：《深描的文化及其阐释——格尔兹文化研究方法论评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7 年第 5 期。